引言

英国导演肯尼思·布拉纳在花甲之际创作了半自传体作品《贝尔法斯特》，他将生身之地和童年记忆作为其艺术底色，借助电影的视听语言完成了个人书写。个人书写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是人们用符号形式对其经验的深思熟虑的排序，并从中有意识地提炼意义产品的过程。个体通过讲述私人故事，可以实现与他人的情感共享。倾听者也可以借助他人的讲述知晓自身，获得关于自我形象和态度的回馈。以私人化面目出现的《贝尔法斯特》并未沦为导演的“私人产物”，而是通过对“现代性焦虑以及童年的消逝”等全人类问题的解构，勾连起影片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将个人书写激荡出更广阔的意义。

一、梦幻中的故乡对抗现代性焦虑

故乡，按照词典里的解释是指个人及家庭祖祖辈辈的居住地。通常情况下，故乡是一个具有地理空间性质的中性词。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故乡早已超越了地域的概念，熟悉的乡音、醇厚的乡情、可口的乡味及可亲可敬的故人等，都是游子心中最深最沉的惆怅。乡愁（nostalgia）一词原是医学术语，指因强烈思念家乡而导致患者身体上的极端不适反应和痛苦状态，后来渐渐用于描述在外漂泊者怀念故乡的心理情绪体验。对故乡的怀念是《贝尔法斯特》中最迷人的部分。导演肯尼思9岁时随父母离开贝尔法斯特迁居英格兰，影片以其搬家前一到两年的时间为叙事背景，虚构小男孩“巴迪”作为童年的自己。当时正值北爱尔兰问题激化期，以爱尔兰共和军为代表的势力在北爱尔兰地区频繁掀起动乱、爆炸等极端恶性事件，并且恶意挑动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矛盾。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下，巴迪的童年生活并不“安稳”，可他从未缺少过爱的包裹。母亲的无微不至、父亲给予的保护和祖母祖父的怜爱都为巴迪的童年平添几多珍贵的色彩。通过巴迪的眼睛，我们可以窥探到北爱尔兰质朴的人文风情、家人之间的相处日常以及肯尼思对故乡的真挚情感。

乡愁作为人类社会上最普遍的情绪体验，是文艺创作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海内外优秀文学著作以及电影戏剧均有不少抒发乡愁的名篇佳作，然而“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就连乡愁也转变为一种无处安放的乡愁。现代性通常是指伴随科技进步、工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崛起，当代人所特有的生活状态与体验，是对传统经验的否定与超越。现代化背景下，故乡成为被现代城市淘汰的废墟，它能够提供给人们的安稳感和归宿感消失了。这让游子内心深处的乡愁变得无所依托，于是“现代性的无家可归”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社会焦虑。

肯尼思在《贝尔法斯特》中对故乡的影像加工为这种现代化焦虑提供了解决的办法。影片开篇展示了贝尔法斯特的城市现状，它托生于现代文明之下，整洁干净、井井有条。镜头随即切换到1969年，画面变成黑白，通过主人公巴迪的主观视角展示上世纪六十年代贝尔法斯特的街道、学校、医院，带领观众感受另一个时代的新鲜气息和人文风情，黑白的色彩设置没有让故乡在现代性城市的对比下黯然失色，反而更衬托它的迷人与难忘。海德格尔认为“‘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曾经沸腾喧嚣的故土被工业化扬起的尘烟掩埋在废墟下面，却依旧留存着各种辉煌年代的蛛丝马迹。面对这些遗迹，肯尼思没有让之随风消逝，而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当下新生的影像家园，让人们在冰冷的城市中重新体味故乡的温暖。

贾樟柯导演在《朗读者》节目的访谈中提到：“今天也许我在这里接受访谈，明天或许我又和哪一国的元首见面，但故乡永远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辘辘把街5号的那个小贾。”正如汾阳之于贾樟柯、贝尔法斯特之于肯尼思，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名叫故乡的城。肯尼思通过黑白的色彩设置以及童年假想体“巴迪”的人物设置，实现了对故乡的再度凝望。贝尔法斯特在影片中以个体故乡的面貌出现，但依然用温情的影像以及真挚的情感在现代社会中搭起一座可以避世的精神家园。经过电影语言加工后的梦幻故乡足以对抗现代性焦虑，将游子们从“无家可归”的漂泊情绪中解救出来，抚平了人类世界上最普遍的思乡之愁，提醒着人们在这世上并不孤单。

二、想象中的童年扬起超域性共鸣

成年人的世界是一个形象缺失的世界，电视、电影的出现以及新闻、报纸的发行以直观的方式冲击着人的视觉，使人减少了思维的过程，童年的世界则是充满形象的世界。关于童年，巴什拉曾建议“应该重新对我们的整个童年进行想象，从而在孤独孩子的梦想生活本身之中再发现这一童年。”《贝尔法斯特》是导演肯尼思站在花甲之年的路口对童年的重新想象，在创造性的影像中，街头的暴乱、父母的争吵、学校的日常，漫长的晦暗与动荡局势下的分裂没能掩盖住无忧童年的明亮底色。

儿童热爱探索，好奇陌生的自然万物，他们了解世界的方式是自觉地“看”。影片以巴迪的儿童视角书写贝尔法斯特的那段时光，以此窥见历史、展现家庭：社会暴乱在巴迪眼前爆发，一个360度的镜头展现他的震惊和懵懂；当街道中的新教徒以威胁拉拢巴迪的父亲，一个仰角彰显了父亲可靠、威猛的形象；面对父母的争吵，巴迪常常利用视野死角进行偷看……这些都是落入巴迪眼中的童年碎片。另一种层面的“看”是巴迪观看电影和舞台剧的动作，当巴迪一家去到电影院观看肯·休斯的《飞天万能车》，电影色调由黑白重回彩色，甚至有一块彩色画面从电影银幕反射到巴迪奶奶的眼镜片上，那色彩不光是飞天的汽车、正午的决斗，更是影像世界传递给巴迪，更是导演肯尼斯最朴素的善恶观与道德教化。

当观众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下观看这部影片时，童年的一致性可以暂时超越文化、地域的限制，引发共鸣。对于肯尼思的童年假想体“巴迪”来说，他不关心历史的变迁、不审视世道的荒诞，重要的是玩得开心、吸引心爱的女孩以及看最新的电影。《贝尔法斯特》大量呈现他在街道玩耍以及观看影片的画面，回望我们的童年，过家家、跳房子、动画片这些童年细节与巴迪的童年经历形成了同构。这一刻，观者在日常生活中用自身经历与体悟构建的社会记忆在此刻与影像记忆同频共振，引发对电影的强共鸣。

需要注意的是，当《贝尔法斯特》在引发“回忆杀”的同时，现代社会之下的童年主题是否依然清晰可见？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认为“童年正在消逝，而且飞快地消逝”，印刷时代的文字将成人与儿童区别开，创造出一个存在“阅读门槛”的成人世界。在现代媒介的冲击下，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使所有人通过图像就能理解与掌握电视内容，儿童早早接触到本该成年人才能知晓的各种秘密，成人的行为、服饰、生活方式等也以微妙而又迅猛的方式向儿童靠拢。在这种没有文化壁垒的世界中，两者之间“隐形的墙”被推倒，最终致使童年消逝于成年之中。肯尼思在《贝尔法斯特》中所传递出的最质朴无华的童年岁月，又何尝不是对童年消逝的呼唤。

讲述童年，不需要复杂的叙事，无论是对童年的追忆，还是对童年消逝的呼唤，肯尼思抛弃了一贯使用的宏大叙事，转用个人叙事进行叙述，其结构看似朴实无华、平铺直叙，却在普世情感上用功。在情感共振的作用下，《贝尔法斯特》真实地将导演的个体生命情感与电影的接受者相联系，使得看似小众的“小历史”“小情感”“小生命”在全世界扬起了超越文化、地域、年龄、性别的共鸣。

三、作者化笔触下的影像日记本通往自我真相

记忆是一种阉割和遮蔽，庸常的生活场景由于过多地重复和无趣，已被潜意识暂时或永久地选择性遗忘，而依然能够被不断唤起和说出的，则经过了时间的重重过滤，凸显出生命的痛苦和高光时刻。对书写者来说，记忆是对抗遗忘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不同的个体记忆，可以将消弭在时间尘埃中的社会事件细节以及个人生活情感的方方面面进行复原。肯尼思用影像书写回忆，以诚挚的感情为故土、童年以及家人谱写了一首缅怀诗。

约翰·麦登在《诗电影》中阐述了其所谓的主观性，他认为“电影是服从于‘诗人’，即导演的、电影中出现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属于导演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当作者在影像中抒写脑海中的记忆时，记忆同样是有选择的，会经过叙述者的主观选择和理性思考。《贝尔法斯特》是肯尼思对个体经验的私人化书写，但并不是完全忠实的自传体电影，而是“半自传体”。他以阿莫多瓦的《痛苦与荣耀》举例阐释了这种书写——虚构自传，即作品以创作者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为底色，在保持剧情细节“真实可信”基础上，进行极有成效、富有活力和韵律的艺术加工处理，以确保个体叙事的影像所必需的日常真实感。肯尼思在《贝尔法斯特》避免对往事的完全复刻，将经过自主选择和艺术加工的童年汇编成影像，使电影成为作者笔触下的影像日记本。

人类对自我的探索由来已久，心理学家詹姆斯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自我概念的学者，他相信人类能够符号化自身，形成自我感觉和自我态度，并构成对自身的反应。通过个人书写，人类可以整理出自我意识的碎片，从而了解其内心的本质，把握关于自我的真相。《贝尔法斯特》是一部纯粹的作者电影，肯尼思将个体经验观照进影像，绝不仅仅是对过往的追忆，更是在通过影片告诉观众巴迪的童年岁月对成就后来的肯尼斯·布拉纳是多么的重要，隐藏在个人书写中更深层的意蕴是对自我意识的探索。年幼的巴迪作为童年的隐喻，很多剧情和场景揭示了肯尼思的未来，预告着他成为导演和演员的人生。电影一开始，巴迪在游戏中扮演的中世纪战士形象与肯尼思未来自编自导的《亨利五世》有着某种必然的连接；闲暇时光中，巴迪总沉浸在光影世界中，这为肯尼思踏上导演之路埋下了种子；糊里糊涂地混在了激进分子队伍中，又惊慌失措地“抢劫”了商店，还莫名其妙被当作了人质，这些奇遇对肯尼思成为演员有非常大的意义。通过个人书写，观众可以窥见肯尼思走向电影道路的必然，而他也在自我探索中进一步把握内心，实现自我肯定。

个人书写是个体用来留存自己生活的建构，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去行动和体验。《贝尔法斯特》是一部导演自己去回忆，去缅怀，去穿越时空，与童年的自己交流的电影。留不住的，终将离去，而那份浓浓的乡愁，对故土的依恋，对往事的回忆以及电影带来的幸福感，却永远不会褪色，成为治愈内心的灵药。童年时期的巴迪亦或是肯尼思，在影片中1969年的贝尔法斯特街道上，迎合着母亲那一声声“回家”的呼唤，一往无前地走在人生大道上，如同影片插曲唱的那样，“从黑暗的一边，走向光明的一边”。

《贝尔法斯特》以童年之名、以故乡之名，借助人类世界中最普遍的追忆之情，将这部电影献给所有留下的故人、所有离开的游子以及所有那些迷失的人，观众可以通过这部电影重新体会到故乡的纯真气息，获得继续行走在路上的力量。这部半自传体电影是肯尼思写给故乡的情书，是他对童年的回望，更是他在这个分裂混乱冷漠的世界里，送给我们最真挚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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