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人类世语境下，生态恶化与物种危机不断加深，艺术对“自然”的关注亦从景观式再现转向对生态系统过程与多物种关系的探讨。以蘑菇为媒介的生态艺术因其分解循环、菌丝联结与生成性特征，能够突破人类中心的创作逻辑，使作品在不确定的生命过程与材料变化中生成。本文以具体案例为线索，考察蘑菇媒介如何在感知经验、展陈叙事与社会介入层面激活“共生与联结”的观念，并讨论其对当代生态伦理与艺术实践路径的启示。

一、生态艺术

（一）生态艺术概念

在谈论生态艺术创作与实践之前，我们应该就“生态艺术”概念进行辨析，此处的“生态”脱离了科学背景，呈现在艺术当中。关于“生态”（Ecologie）或是“生态的”（Ecologique）一词的定义，可以追溯到德国动物学家、生物学家恩斯特·哈克尔（Emst Hackel）于1866年所创的术语，并于1867年在其著作《创作的自然故事》中首次使用。1910年刊发的“第三国际会议会刊”中提到，“生态”一方面表达植物个体或集体之间存在的所有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代表居地。生态一词“Ecologie”的前缀“eco”更强调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生态是人类社会秩序与内在逻辑的体现，是一种“家园”学说。

20世纪中叶，伴随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各种艺术创作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例如大地艺术（Land Art）、环境艺术（Environmental Art）、贫穷艺术（Arte povera）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部分艺术家基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进行艺术实践，将环境作为他们艺术作品的一部分，试图探索自然材料。基于以上实践，生态艺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这种创作活动既是一种社会生态学的介入方式，也折射出了当代所面对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于2004年创立的艺术家生态艺术网络，联合拟定了“生态艺术”的界定：“生态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种包含社会伦理的艺术实践，以激发人性的关怀和尊敬，推动人的‘对话’和‘存在’，从而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它常常表现为社会参与、各种行动、基于社区的恢复或者干预主义艺术。”由此，生态艺术旨在通过艺术手段保护、补救或激活地球生态系统。它将生态学原理应用于岩石圈、大气层、生物圈及其生物栖息地，涵盖荒野、农村、郊区和城市。与传统艺术不同，生态艺术具有明确目的和规划，从介入自然开始，逐步融入日常生活，倡导生态生活方式。

（二）生态艺术发展

1. 从人类到自然

20世纪60年代，生态艺术逐渐兴起，人们开始清晰地认识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共生的重要性。在没有任何环保概念之时，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全美掀起生态环保的讨论，该书细致地讲述了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给我们的环境所造成的巨大的、难以逆转的危害。至此促使艺术家们纷纷转向对自然环境的回归，用自然材料来呈现大自然之美。这一时期美国兴起的大地艺术也被广泛认为是生态艺术的最初样态。

大地艺术作品往往在场址的选用上远离美术馆、画廊等封闭空间，作品与自然地景联合在一起，艺术家们往往作品取材于自然，将土地、山谷、江海、公共建筑作为画布，拉近人类与自然的距离，让公众重新关注、回归大自然。比如克里斯托夫妇（Christo and Jeanne-Claude）的《包围岛屿》（Surrounded Islands）、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son）的《螺旋形防堤坝》（Spiral Jetty）、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的《双重否定》（Double Negative）。大地艺术通过将自然转换为艺术，使得人们重新关注自然。同一时期在意大利出现的“贫穷艺术”，主张“回归自然”的反抗精神，用日常中随处可见的“低劣”材料进行创造，让人关注到这些材料的属性，同时通过这些无任何文化材料去反抗艺术商业化，摆脱市场逻辑，让大众能够直观地接触到这些自然的艺术作品。

2. 从自然到生态

随着首个“地球日”的设立，《洁净空气法》《洁净水法》、美国环境保护署等法规的陆续颁布，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时期，“生态学派”强调环境协调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初见雏形，同时，随着生态学的发展，滋生了不少跨学科生态体系，如“生态经济”（Ecological economy）、“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等。在此社会环境下，为艺术家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概念框架。

60年代的大地艺术让人们注意到了自然环境，并通过自然体验使人关注自然。进入70年代之后，人类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与人类本为一体，人类皆为其一部分，因此，艺术家的创作，并不局限于对自然的感知，而是在去人类中心视角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作出一系列艺术实践。海伦·梅尔·哈里森（Helen Mayer Harrison）和牛顿·哈里森（Newton Harrison）1972年的作品《礁湖循环》（The Lagoon Cycle）是一个以生态为基础的研究计划。在这个项目中，他们收集锯齿礁湖的寄居蟹，并用它们来进行一系列的实验，并在实验中发现了以前养殖者与生态学家所忽视掉的生物生存因素。在他们的所做项目里，可以看到他们试图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进行对环境的介入，并为生态破坏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以此来支持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 从生态到家园

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在其《生态学与紊乱宇宙态》（The Three Ecologies and Chaosmosis）中将生态学立足于人类世时代语境下人与自然关系中。在生态危机的影响下，人类是始作俑者也是被反噬对象，“可持续性”是一项在人类层面上实施的环境保护策略，是早期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力倡导的绿色理念，但生态危机伴随人类自身危机，可持续发展也为人类发展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在此情境下，作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早已走出单纯的从自然中寻求平衡的阶段，而应从人类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直面当今时代的症候。瓜塔里提出，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和审美实践，自我与他人、外国人和陌生人的新实践，通过新时代的发展、瞬息万变的社会以及正在被重塑的环境来摆脱当今社会的致命危机。

约瑟夫·博伊斯在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中完成了其公共项目《7000棵橡树》，以造林的方式唤起生态意识，其“社会雕塑”计划将人类与都市、大自然密切相连，强调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通过栽植树木和生长的过程，将人与自然互联，完成对家园的重塑。

（三）生态艺术转向

随着生态学的发展，随着艺术家对生态系统理解的不断深化，艺术家所从事的生态创作已不再局限于单纯地以保护生态为目的，而是以修复生态系统为目的，其创作目标具有多样性，表现形式多样性，表现语言多样性，任何出现在生态环保中的问题都能成为创作对象。从以“形式生态艺术”为主导的“景观审美”到自然力量，打破了视觉艺术范畴，并且受到生态学科的影响，呈现出生态艺术实践新面貌。9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物派体现了尊重自然、对生态关怀的倾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态美学在经济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以徐冰、尹秀珍、宋冬等为代表的艺术家用装置艺术或行为艺术活动将生态艺术带入公众视野。尹秀珍行为作品《洗河》也被认为是中国生态艺术的发端。不同于西方所经历过社会运动背景展现出的生态作品样貌，中国生态艺术受到了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将传统哲学与美学精神进行结合，作品中体现出“山水”意象与“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以徐冰的山水装置《背后的故事》系列为例，徐冰运用各种植物、纸张以及废弃物，再现中国古典山水图像，利用灯箱光效揭示真实的存在状态，既是自然生存环境的危机，亦是精神信仰的危机，作品生动诠释着自然、人与文化景观，环境、生命与生态美学间的复杂关联。

二、以蘑菇为媒介的生态创作特征

“研究黑暗的土壤王国中生存的众多生物是有趣的事情。”《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森在书中写道。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人类学家安娜·罗恩奎特·辛格（Anna Lowenhaupt Tsing）在《末日松茸》里，以松茸为线索，探索多物种相互缠绕交织的关系。近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蘑菇在艺术创作、哲学、生态环境和经济活动所衍生的意义及发挥的作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讨论生态艺术中的“蘑菇”材料之前，笔者认为当代艺术中“蘑菇”带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自然性

蘑菇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物，它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蘑菇的生存方式不同于动物和植物，它的自然性体现在生长过程中，蘑菇在死亡中繁衍新的真菌繁殖，自孢子形态繁衍并实现自我繁殖，最后形成常见的蘑菇体，生长过程非人为干预，这个过程完全依赖于自然环境的条件，比如温度、湿度、光照和营养物质等。

蘑菇是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角色，它们是分解者，能够分解死去的有机物质，将营养物质返回土壤，从而为其他生物（如植物）提供了必要的营养。此外，许多蘑菇与植物形成了共生关系，即菌根共生，蘑菇帮助植物吸收水分和营养物质，而植物则为蘑菇提供糖和其他有机化合物。

艺术家、摄影师史蒂夫·阿克斯福德（Steve Axford）在他的作品中展示了真菌的自然性。数百种真菌进入了史蒂夫镜头的焦距范围，数十年的时间里，史蒂夫·阿克斯福德拍摄了超过10000张照片，甚至发现了很多从未被生物学家发现的新物种。他的摄影作品揭示了蘑菇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过程，展示了蘑菇如何从孢子发展到成熟的菌盖。作品强调了蘑菇作为自然生物的角色，表现出它们的生长、繁殖和衰老过程。

（二）随机性

蘑菇的生长和分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气候条件、土壤类型、孢子的分布等。一些蘑菇只在特定的季节（如雨季）或特定的气候条件（如适当的温度、湿度）下生长。此外，蘑菇的分布也受到它们的共生伙伴的影响，例如一些蘑菇只在某些树木（如松树或橡树）附近生长，这些因素都具有随机性。这种随机性使得蘑菇的研究充满了挑战和未知性。

美国艺术家克拉丽·瑞思（Klari Reis）在她的“Petri Dish Paintings”项目中，使用有机材料（包括各种菌类）在培养皿中创作。这些有机材料的生长模式和色彩变化都是随机的，无法预测，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即使在相同的条件下，每次生长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三）审美性

蘑菇的形状、颜色和纹理都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有些蘑菇的颜色鲜艳，形状奇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蘑菇则以其简洁的形状和自然的色彩吸引人们的注意。这种多样性使得蘑菇在艺术和摄影中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外，蘑菇的形态和颜色也是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部分学者研究蘑菇如何利用它们的形态和颜色来吸引传播孢子的动物。

蘑菇的生长过程同样不可忽视，它们从孢子生长为成熟的蘑菇的过程，就像是自然界中的一场生命奇迹。因此，蘑菇的审美性不仅仅体现在它们的外观上，也体现在它们的生命历程中。

来自加拿大的艺术家吉尔·布利斯（Jill Bliss）其“Nature Medleys”系列展示了蘑菇的审美性。她的作品中，蘑菇的形状和颜色被用来创造出美丽的图案和设计。她的作品强调了蘑菇的多样性和美感，展示了蘑菇如何可以成为视觉艺术的一部分。

三、蘑菇在生态艺术中的跨界合作

针对全球变暖、物种濒临灭绝、高温预警等生态危机，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艺术领域的人文知识结构已经不足以重新认知世界的变化，于是新一代艺术家开始将目光从自然社会与自身转向真菌、植物、动物等更广阔的宇宙社会，企图建立跨物种交流，以自身肉体与其进行联结，探索艺术的多样性。

（一）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

探索新兴议题的艺术家往往需要多重的知识框架，因此在展览“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中，参展艺术家们往往具有多重身份与知识架构。郑波先后学习过计算机与艺术理论；程新皓在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后转行从事艺术创作；曹舒怡的教育背景则综合了法学、公共管理和纯艺术；王一一修读过营养学与艺术。他们综合性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视野对视觉艺术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展览中，能看到多维度呈现的生态艺术实践作品。

1. 自然与生命的再现

约翰·凯奇（John Cage）曾说过：“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透过钻研蘑菇，人可以学习到许多音乐知识。”凯奇对蘑菇的研究起源于大萧条时期，作为艺术从业者的凯奇远居加州，那时食物匮乏，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凯奇进入到家附近的森林中觅食蘑菇，以此维持生命体征。20世纪50年代初，凯奇搬回纽约居住，但他对蘑菇的兴趣只增不减，于是凯奇便踏入密林深处，采集蘑菇样本。1972年凯奇与植物学家亚历山大·H.史密斯（Alexander H. Smith）、插画家洛伊丝·朗（Lois Long）合作出版了《蘑菇书》（Mushroom Book）。书中，各种诗歌、涂鸦、手稿及音乐符号相交叠。凯奇所创造的“菌类世界”，就是从真菌的生长规律中得到了启发，他所注重的，则是蘑菇的随机性与偶然性。本次展览中也展出了他生前朗读诗作《蘑菇与变奏》（Mushrooms et Variationes，1983）的影像作品，这首诗每行的中心字母连接起来可以拼出12种蘑菇的拉丁名。

张晓刚在他当时的笔记中说：“病魔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当我们被遗弃在生与死的交会的白床上时，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梦……”

《黑白之间的幽灵》系列是张晓刚在住院期间所画，当然这系列的图和蘑菇没有直接的关系，住院也不是因为误食毒蘑菇。我们仅能看到的是如同致幻般的一幕幕场景，画中线条构成的图像几乎无法辨识，这些梦魇式的场景带来浓烈死亡意象，人之将死之际，肉身消弥，生命循环，恰如蘑菇的生长轨迹，带来生命的往复。在这幅作品背后，我们更能看到的是艺术家如同菌丝网络般地生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2.生态修复与自然之力

在云南长期从事真菌研究的科学家彼得·莫蒂默（Peter Mortimer）发现一些真菌能够消化塑料和乳胶。艺术家曹舒怡被这种真菌所吸引，因此本次作品与中科院昆明实验研究所形成跨学科合作，探索生物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共生。

这件作品包括一组3D打印的菌丝雕塑和一件影像作品。3D打印的菌丝雕塑在展厅墙体上弥散，作品仿佛与空间融为一体，这种蔓延扩散的样式正是菌丝的特征。

曹舒怡通过图像传导，用人工智能模拟真菌的变形动画，最后形成作品。通过自然菌丝体与智能科技之间建立联系，这件作品也引出对生命和科技的跨越式想象，同时在人类中心视角下，观察菌丝的自然之力。

由加拿大华裔艺术家闫晓静创作的《灵芝女孩》，是一组真人等身的年轻女性半身像，其表面冒出了大大小小的灵芝，灵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长寿乃至永生寓意。这种神话与自然结合，更能彰显万物有灵，引发观者对自然生态的深入思考。《灵芝女孩》是将灵芝的菌丝和消毒好的木屑放在一个特殊制作的模具中生长而成。菌子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自己本身生长与变形，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并未插手，由菌子本身去生长，创造新生物。在这件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蘑菇及真菌的修复能力，但在蘑菇平静的表面下，内里或许早已是满目疮痍。

（二）蘑菇：菌类的艺术、设计与未来

长期以来，蘑菇一直是世界各地艺术家灵感的来源。除了植物学和艺术外，蘑菇在技术、建筑、科学，甚至时尚领域都已出现，因此弗朗西斯卡·加文（Francesca Gavin）以“蘑菇”为主题，设计展览，展览共有三个主题：“蘑菇爱好者”（Mycophilia）、“有魔法的蘑菇”（Magic Mushrooms）、“菌类的未来”（Fungi Futures）。通过展览，加文想使蘑菇的叙事变得有意义。

蘑菇对人类的吸引力，不止于美食与植物体，在设计领域，它正在成为一种有魔力的百变材料。菌丝的存活时间长、生长速度快、生产成本低，是一级棒的可持续材料。设计师Sebastian Cox和Ninela Ivanova从林地废木中培育出真菌，用菌丝做成可生物降解的灯罩；比利时鞋履设计师Kristel Peters用菌丝代替皮革制鞋；荷兰织物设计师Aniela Hoitink则将蘑菇切片织成衣物；建筑历史学家/材料技术专家Mae-ling Lokko用菌丝和生物聚合物结合起来，生产出高性能的低碳材料。她的“砍根”（Hack the Root）项目，采用菌丝砖取代混凝土，以此可以用来建造房屋。

在这些卓越的创作中，有幸一窥蘑菇的多元性和潜力，它们并不仅仅限定于自然界和生态修复的角色。蘑菇独特的生物力量，无论在生物学、建筑学、设计艺术，还是科技领域，都有着广泛且深远的应用前景。这些领域的创新实践，充分挖掘和利用了蘑菇的独特能力，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融合自然和人工智能的未来世界。

四、结语

生态艺术家以自然生态意识为基础，将自然之物融入作品中，从而使作品观念更加符合生态环境的要求。以蘑菇为媒介的生态艺术实践，直观地表达出了深层次的生态思考。纵观艺术作品中，不难发现一方面人类用自然媒介宣扬自然生态，另一方面却又在人为干预自然物的生长轨迹。当人类习惯于用人类生命的时间尺度去理解万物，将自然想象成对于人类的无限馈赠时，正如同人们仅仅将蘑菇作为某种食物一般，便不经意地掉入了自身浪漫的陷阱。因此艺术家在创作时应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态观念，以去人类中心化视角探索生命之力。通过蘑菇，可以看到艺术、科学和自然之间的交叉和融合。蘑菇作为极具生命力的生物，可以作为万物的连接者与修复者，将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生命经验与尺度连接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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