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在《无声的语言》中首次提出“跨文化交际”概念，将文化与交际紧密关联，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正式开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文化交际场景日益多元，对个体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也愈发迫切。跨文化交际能力并非单一维度的能力，而是涵盖语言能力、文化知识、批判性文化意识、交际策略等多要素的复杂体系，各要素相互关联、协同作用于交际过程。

通识课程尤其是文学通识课，作为高等教育中传递文化精髓、培养人文素养的核心课程，其教学内容天然承载着不同文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是长期被忽略的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优质载体。如何在文学通识课中实现语言能力、文化知识、价值意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协同提升，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历程与挑战

从上世纪末进入中国大学本科教育，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四十年间，先后经历了从理论奠基到实践拓展的演变。在初创奠基阶段，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教学以“文化知识传授”为主，强调学生对目标文化的认知。主要采用的教学方式是在语言课程中融入文化对比，通过语言讲授、文化讲座及相关文化材料阅读培养文化敏感性。在之后的实践拓展阶段，教学目标逐渐从文化认知转向了文化意识，强调对文化不平等和刻板印象的反思。教学方式也从单纯语言技能转向文化综合能力培养。很多大学开始开设独立的跨文化课程如跨文化交际、跨文化阅读等，尝试通过真实的文化冲突案例分析（如商务沟通误解），提升跨文化交际意识。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新时代，跨文化交际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然而，当下无论是依托语言学习的文化渗透，还是专门开设的跨文化课程，都难以充分满足新时代对高层次跨文化人才培养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价值体系、教学方法以及评价体系三个关键维度的不足。

价值体系的缺失是一大突出问题。在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学习中，教学重点往往聚焦于语言技能的提升，如词汇、语法、听说读写能力等，而对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念挖掘不足。学习者虽能掌握语言技能和基本的文化习俗，却未能深入探究不同文化习俗背后的道德观念、思维模式，这使得学习者在实际跨文化交流中，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观念冲突时，缺乏足够的理解和应对能力。自成一体的跨文化课程，更多的是关注跨文化交际的理论脉络，课程可能提及了不同文化的现象和特点，但在价值体系构建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很难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背景、相互关系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融合与冲突。更重要的一点是，现有的跨文化教育中，缺乏不同文化的对话机制，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视角，这导致学生难以形成正确的跨文化价值观，无法在复杂的国际交流中坚守自身文化立场的同时，尊重并理解其他文化。

此外，教学方法的单一也严重制约了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养。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方法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课堂上主要围绕教材进行讲解、练习，缺乏跨文化交际场景创设。即使有口语练习，也多是设定好的对话。这使得学生在实际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对象时，无法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有效沟通。跨文化课程方面，同样存在教学方法陈旧的问题。多以理论规则输入为主，案例分析则多为商务谈判和固有的文化习俗场景，如宴请、节日、教育等，学生难以将抽象的跨文化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无法真正掌握跨文化交际中的技巧和策略。

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则进一步削弱了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的成效。以语言学习为导向的文化学习评价，主要侧重于语言知识的考核，如考试中的词汇、语法运用、阅读理解等题型，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考核占比极少。这就导致学生只注重语言知识的记忆，而忽视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跨文化课程评价中，也多以考试成绩作为主要评价依据，评价方式单一，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实践能力、态度情感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尤其是对文化敏感度、创新批判思维以及全球视野下冲突处理能力等方面缺乏引导和科学评估，无法准确反映学生真实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也难以激励学生全面提升自身的跨文化素养。

二、“跨文化+通识”课程建设路径的探索

面对新时代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的困境，本研究尝试构建“跨文化+通识”的培养方案，以经典阅读通识课程为基础，开展跨文化教学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实践，为跨文化能力培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事实上，经典阅读通识课程与跨文化能力培养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两者在培养目标、能力要求、课程内涵乃至课程逻辑上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无论是经典阅读通识课程还是跨文化能力课程都旨在引导学生突破单一文化或学科的局限，通过接触不同文化、历史或思想体系，形成开放包容的思维模式。通过知识整合与人格塑造，帮助学生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形成对自我、社会及世界的深层认知，进而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互动与社会问题，思考如何在多元文化中承担责任、推动文明对话。

迈克尔・拜拉姆（Michael Byram）是较早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研究的学者。在其专著《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与评》（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1997）中，拜拉姆构建了一个融合语言技能、文化知识、态度倾向与实践能力的多维度理论框架，成为全球跨文化交际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范式之一。拜拉姆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Model, ICC Model）突破了传统第二语言教学偏重语言能力的局限，将跨文化能力拆解为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文化知识、批判性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往能力五个维度。这一模型与文学通识课的教学目标高度契合：文学文本的解读过程天然涵盖语言解码（语言能力）、文化背景挖掘（文化知识）、价值内涵思辨（批判性文化意识）等环节；而课堂讨论、文本改编等教学活动则能直接锻炼学生的跨文化表达与交往能力。

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拜拉姆模型为基础，针对莎士比亚经典阅读课程构建起“文化知识—技能训练—态度塑造—批判反思”的内容体系，进而形成“文本阅读—文化认知—思辨探究—实践转化”的四阶段教学模式。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四个层面实现跨文化教育的融合设计。

（一）锚定模型要素，分层设定课程目标

在目标设定方面，课程以模型要素为考量，细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价值目标三个层级。知识目标包括莎士比亚经典作品的核心内容，作品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等。例如，欧洲文艺复兴、英国历史、文学传统、科学发展等，帮助学生积累丰富的跨文化知识。能力目标旨在培养学生跨文化分析能力，能够从经典阅读中洞察文化差异，并运用批判性思维剖析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提升学生跨文化沟通表达能力，使其能够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准确、得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价值目标则重在培育文化自信，同时激发学生对文化差异性的包容与尊重，通过经典阅读中的情感共鸣，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树立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适应性和认同感。

（二）重构教学内容，实现要素与知识点的精准匹配

在教学内容方面，课程摒弃传统通识课程“文化知识罗列”的模式，围绕模型要素设计出模块化教学内容，形成“文化知识—技能训练—态度塑造—批判反思”的体系化结构。

课程选取莎士比亚不同类型的作品进行跨文化视角解读，以便学生更好文艺复兴对伊丽莎白时期英国乃至欧洲的影响。同时鉴于莎士比亚作品的跨时空全球传播性，课程也努力将经典剧作还原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不同形式的改编，展开对比分析帮助学生实现从文本解码到文化认知，乃至价值表达的技能提升。此外，因为莎士比亚经典作品及评论涵盖艺术、哲学、历史、科学等多个领域。课程也纳入《莎士比亚与早期现代科学》《莎士比亚的医学：文艺复兴时期的身体与疾病》《悲剧的产生》《文明与疯癫》等多学科领域的经典，让学生从多维度了解人类文化的智慧结晶，同时培养多角度系统性批判思维。

（三）创新教学方法，推动能力要素的协同培养

在教学方法方面，课程构建起“文本阅读—文化认知—思辨探究—实践转化”的四阶段教学模式，采用体验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方法，避免单向知识灌输，实现学生能力的全方位提升。其一，围绕经典作品阅读设置专题讨论：引导学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针对“东西方爱情观在经典中的体现”“不同文化经典中的英雄形象比较”等主题深入研讨，形成文化认知。其二，课程注重东西方观照，将不同文化视角下的文学书写进行对比。引入中国文学作品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中西方在命运书写、人物塑造、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异同。使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树立文化担当意识，推动东西文明的互鉴与交流。其三，注重以PBL形式开展实践学习，布置跨文化主题的项目，如“制作经典作品的对比宣传册”“策划一场跨文化经典戏剧表演”等。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项目，在收集资料、分析研究、展示成果的过程中，综合运用经典阅读知识，锻炼跨文化合作与实践能力。通过跨文化模拟表演，让学生亲身体验不同文化对人物塑造的影响，将经典作品与现代社会的跨文化交流现象相结合。讨论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化传播的关系，帮助学生理解经典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四）构建多元评估体系，实现能力培养的闭环反馈

在考核体系构建中，课程基于模型要素设计出过程性评估+终结性评估、定量评估+定性评估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全面衡量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采用自我评价、互评，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有机结合的方式，从知识、能力和价值三个维度对学生的跨文化学习实践展开全过程、综合性评估。

在平时学习中，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要求学生深度反思学习进程中跨文化能力的提升状况，具体涵盖对文化差异敏感度的变化、沟通技巧的改进与优化、跨文化思维模式的形成等关键方面。同时，有序组织学生开展互评活动，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共同进步。通过细致考察学生在课堂讨论、小组项目、线上学习等各类学习场景中的参与度和实际表现，包括发言的逻辑性、创新性以及深度，在团队协作过程中的贡献度、协调能力，以及对不同观点的接纳程度与包容态度等，多角度地评估学生在跨文化学习中的成长轨迹与发展态势。定期检查学生的读书笔记、阅读心得，从对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文化内涵挖掘、跨文化联系思考等方面，精准评估其对经典作品的理解深度和跨文化思考能力。

在期末考核环节，课程设置了多样化的考核形式。其一，要求学生依据课程内容，自主选择题目，从当代视角展开诸如莎士比亚作品分析、不同作品间人物对比、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等主题性研究，重点考查学生跨文化的综合理解程度、分析能力以及书面表达能力，以此检验学生对经典作品的深度把握和跨文化知识的灵活运用。其二，提供真实或模拟的跨文化交流案例，要求学生运用经典阅读所积累的知识，深入剖析案例中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旨在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三，设置创意考核，鼓励学生创作与经典作品相关的跨文化作品，如诗歌、故事、短视频等，从创意构思、文化融合呈现、表达形式创新等多个角度考查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人文通识课程在培养跨文化意识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构建“文本解码—文化认知—思辨探究—实践转化”的四阶段教学模式，将语言能力、文化知识、价值意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深度融入教学全过程，课程实现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方位提升。这一培养路径的核心在于以经典文本阅读为媒介，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对比分析、思辨探究与实践创新，帮助学生打破文化壁垒，建立跨文化共情与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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