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传统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已成为国际共识。企业作为资源配置和污染排放的重要主体，其环境行为和环境绩效直接关系到区域乃至国家层面的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水平。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快速演进深刻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决策逻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企业中的广泛应用，使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应对不确定环境、提升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经济绩效，还可能通过强化治理约束和创新激励机制，对企业的环境行为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企业并非在“真空”中推进数字化转型，其资源禀赋、组织结构和战略目标会随着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发生显著差异。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在融资能力、风险偏好和治理需求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作用机制和效果也可能因生命周期阶段不同而呈现出明显差别。基于此，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界定与研究进展

（一）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界定

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界定。早期研究多从技术应用视角出发，强调信息技术在企业运营中的赋能作用。Westerman等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通过部署数字技术以提升运营效率和客户体验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信息技术对既有业务流程的改造。随后，部分学者开始从组织和战略层面拓展这一概念，指出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涉及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和商业逻辑的系统性变革。Valdez-De-Leon强调，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围绕数字技术展开的一系列战略重构活动，其最终目标在于实现价值创造方式的持续更新。

国内研究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通过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生产经营和管理决策过程，实现业务流程再造和价值创造方式重构的过程。部分学者进一步指出，数字化转型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特征，其效果依赖于企业原有技术基础、组织能力以及外部制度环境，这为后续从异质性视角展开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治理与创新效应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绩效。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信息获取和处理成本，缓解了企业内部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管理层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从而有助于缓解委托代理冲突。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企业绩效提升提供了新的动力来源。

在创新层面，相关研究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技术不仅拓展了企业获取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渠道，还强化了组织内部的知识共享与协同机制，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同时，也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并非自动实现，其发挥程度取决于企业治理结构、激励机制以及所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为理解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企业环境绩效的内涵与测度

（一）环境绩效的内涵

环境绩效是衡量企业环境管理成效的重要指标，其内涵随着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部分研究将环境绩效理解为企业在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所取得的客观成效，强调结果导向；也有研究从管理过程视角出发，认为环境绩效应当涵盖企业在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环境风险控制和持续改进等方面的表现。

综合既有研究，环境绩效通常被视为企业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对环境影响程度的综合反映，既包括污染排放、能源消耗等“硬指标”，也包括环境管理体系、环境信息披露等“软约束”。这一多维度理解为后续实证研究在指标选择和结果解释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环境绩效的测度方法

在测量方法上，现有研究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主要采用环境评级指数、排污数据和环境投入指标等方式。排污数据和环境税费指标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企业的环境影响，但在实践中往往面临数据缺失和可比性不足的问题。相较而言，基于第三方机构构建的环境或ESG评级指数，因其覆盖面广、可获得性强，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相关研究。

不同测量方法所反映的环境绩效侧重点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既有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因此，在解释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关系时，有必要结合具体测度方式，谨慎对待研究结论的外推性。

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

在既有研究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主要从治理改进、信息透明度提升以及绿色创新促进等方面加以解释。

从治理机制看，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系统集成和数据实时监控，强化了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减少环境违规行为的发生。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不仅能够约束管理层短期行为，还能够将环境目标嵌入日常经营决策之中，从而提升环境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从信息机制看，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和披露能力。一方面，数字技术降低了环境信息披露成本，提高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增强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力度；另一方面，更高的信息透明度也会通过资本市场和社会舆论压力，倒逼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投入，从而改善环境绩效。相关研究表明，在信息披露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从创新机制看，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数字技术通过促进跨部门协同和知识整合，降低了绿色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和试错成本，有助于推动节能减排技术和清洁生产工艺的开发与应用。绿色创新不仅能够直接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还能够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协同改善。

上述机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企业具体情境中相互作用、共同发挥影响。不同企业在资源禀赋、治理基础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可能导致数字化转型环境效应的发挥程度存在显著差别。这也为后续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影响环境绩效的作用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及其环境效应研究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内部资源配置以及战略目标存在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会深刻影响企业的决策行为及其绩效表现。经典生命周期理论通常将企业发展过程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不同阶段在资源获取能力、风险偏好、治理结构和长期战略导向等方面具有显著不同，由此导致企业在环境投入和环境治理行为上的表现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从环境效应的角度看，生命周期理论为解释企业环境绩效差异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既有研究普遍认为，成长期企业受制于资金约束和规模扩张压力，其环境行为更多表现为合规性导向，即以满足最低监管要求为主，环境投入具有一定被动性。在这一阶段，企业往往优先配置资源以支持主营业务扩张，环境治理和绿色创新活动易受到挤出，其环境绩效改善空间相对有限。

进入成熟期后，企业经营模式趋于稳定，现金流和资源禀赋相对充裕，治理结构也更加规范。在此阶段，企业更有能力将环境目标纳入长期发展战略之中，通过持续环境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环境绩效。相关研究发现，成熟期企业的环境绩效与其内部治理水平、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创新能力之间的关联更为显著，环境责任履行逐渐由外部约束驱动转向内生战略选择。

相比之下，衰退期企业面临盈利能力下降和生存压力，其环境行为往往呈现出收缩性特征。一方面，资源约束加剧使企业更倾向于削减非核心支出，环境投入和绿色创新活动容易被视为成本负担；另一方面，组织惯性和路径依赖可能削弱企业对新环境要求和新治理模式的响应能力，从而制约环境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多数研究认为，衰退期企业环境绩效改善难度较大，生命周期约束在这一阶段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

总体来看，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揭示了企业环境绩效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系统性差异，也为理解各类影响因素作用效果的阶段异质性提供了重要视角。将生命周期理论引入环境绩效研究，有助于突破静态分析框架，更加动态、深入地解释企业环境行为的演化逻辑，为后续将生命周期视角与数字化转型等因素相结合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数字化转型、生命周期与环境绩效的综合评述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生命周期与环境绩效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技术赋能—组织调适—阶段约束”相互交织的复杂作用机制。从整体上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内部控制、提升信息透明度和促进绿色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引入显著提升了企业对环境信息的采集、整合与分析能力，使环境风险识别和环境治理决策更加及时和精细，从而降低环境违规和资源浪费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生产过程和管理流程的绿色化升级，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为企业实现环境绩效提升提供了内生动力。

进一步结合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可以发现，上述作用机制在不同阶段的企业中呈现出明显差异。对于成长期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为一种“能力培育工具”，其通过提升组织效率和信息处理能力，为企业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兼顾成长目标与环境责任提供支持。但由于成长期企业往往面临资金和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不确定性，部分研究甚至发现其短期环境效应并不显著。相比之下，成熟期企业在资源禀赋、治理结构和管理能力方面相对完善，更有条件将数字化转型与环境战略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协同提升，因此该阶段往往被视为数字化转型环境效应最为显著的时期。

对于衰退期企业而言，生命周期约束对数字化转型环境效应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一方面，衰退期企业面临盈利能力下降和生存压力，其数字化投资和环境投入容易被视为成本负担，从而限制了数字化转型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空间；另一方面，组织惯性和路径依赖也可能削弱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和治理改进的推动效果。因此，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甚至可能因资源错配而产生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在肯定数字化转型环境效应的同时，也逐步揭示了企业生命周期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调节作用。然而，不同研究在生命周期划分方法、变量测度以及样本选择上的差异，使相关结论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这种结论分化并非研究缺陷的体现，而是反映出数字化转型环境效应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对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有助于深化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协同路径的理解，并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更加清晰的理论逻辑。

六、结语

现有研究为理解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但仍存在若干不足。首先，在概念层面，不同研究对数字化转型和环境绩效的界定存在差异，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比性。其次，在方法层面，部分研究仍停留在相关性分析，对作用机制的识别有待进一步深化。再次，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异质性研究尚不充分，尤其是对不同阶段企业内在行为逻辑的刻画仍显不足。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加以拓展：一是进一步细化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式，区分不同类型数字技术的环境效应；二是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特征，构建更加系统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影响环境绩效的内在机制；三是引入制度环境、行业特征等因素，拓展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通过上述努力，有望为企业数字化与绿色转型的协同推进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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