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5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国家围绕基础教育教育信息化出台了系列政策，但政策工具的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环境型工具依赖度高、供给型工具内部结构失衡、需求型工具应用不足等问题，制约着政策效能的充分释放。基于此，本研究以2015–2025年国家层面基础教育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构建“政策工具—时间维度”分析框架，通过内容编码与量化统计，剖析政策工具配置的现状特征与演进规律，旨在为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提升政策精准性提供理论依据，助力基础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政策文本工具概述

政策工具理论指出，政策工具是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与手段，其本质是通过工具的组合与配置将政策理念转化为实践行动。政策工具的科学组合不仅是实现政策价值的核心路径，也是政策文本分析的基本单元。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化，政策工具因其对政策执行效能的强大解释力，已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科技创新、教育变革等领域。聚焦教育信息化领域，国内外学者通过多维分析框架对政策工具展开探索：例如，张双杰（2020）基于“政策议题—工具”框架解析教育信息化2.0系列政策；刘瑞儒等（2021）构建“政策工具—政策要素”模型对《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进行量化分析；毛子骏等（2020）则通过“政策工具—创新价值链”框架对比国内外人工智能教育政策。这些研究为深化政策工具理论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应用提供了重要范式参考。

研究设计与分析框架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2015年至2025年期间国家层面发布的26份有关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政策文件主要来源于中国教育部官网公开发布，为确保样本的官方性与时效性。样本筛选遵循以下原则：政策文件选自国务院、教育部等中央部门公开发布的专项政策，排除地方性文件；政策内容聚焦基础教育信息化领域，剔除涉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非相关文本。在时间跨度方面，覆盖“十三五”（2016–2020年）至“十四五”（2021–2025年）近十年来的相关政策文件，用以更突出研究政策工具的动态演进特征。

从选取的26份国家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文件中，细分为规划类、行动计划类、专项政策类三类：规划类6份（如《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体现国家战略导向与中长期目标；行动计划类11份（如《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具体任务与实施路径；专项政策类9份（如《关于加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网络空间建设与行动指南》），针对特定领域提供精细化指导。

分析框架构建

借鉴Rothwell政策工具分类理论，结合基础教育教育信息化特点，构建“政策工具—政策时间”二维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维度

(1)供给型：直接提供资源与服务，推动信息化建设，包括基础设施（网络/终端建设）、数字资源（课程/平台开发）、教师培训（能力提升工程）、经费保障（财政投入）。

(2) 环境型：营造政策环境，引导信息化应用，包括目标规划（分阶段目标）、制度标准（技术规范/评价机制）、组织协调（跨部门合作）、考核评价（应用督导）。

(3)需求型：激活市场需求，拉动信息化创新，包括应用试点（智慧教育示范区）、购买服务（资源/服务采购）、交流合作（国际/区域交流）、用户反馈（师生需求调研）。

政策时间维度

时间维度有助于呈现国家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变迁过程，因此本研究选取教育信息化“十三五”（2016–2020）与“十四五”（2021–2025）发展规划发布的时间节点，作为分析国家教育信息化文本“政策时间”维度（分别用 Z1、Z2 表示），以窥测政策工具的演进规律。

研究方法与信效度保障

内容分析法

本研究通过编码单元的方式，以“政策条款”为最小分析单元。流程操作中，使用 Nvivo12 软件建立矩阵图，每条政策条款标注工具类型（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通过语义分析识别政策工具关键词（如“建设”“规范”“试点”），辅助分类决策。

双人独立编码与信度检验

在编码一致性过程中，由两名学者分别独立完成编码，通过 Kendall’s W 系数检验一致性，信度检测分类结果具有较高可信度。对于部分有歧义的条款分类，通过与导师及同门讨论并参照《政策工具编码手册》达成共识。

效度强化措施

（1）三角验证：将政策文本分析结果与教育部年度报告、第三方评估数据进行比对；（2）专家评审：邀请3名教育政策学者对编码框架与结论进行背对背评审，修正逻辑偏差。

政策工具配置的现状与特征

政策工具整体分布与演变趋势

通过对2015–2025年国家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见表1），政策工具的配置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与动态演进规律。

1. 环境型工具：主导地位稳固，但结构性调整显现

环境型工具在“十三五”时期（2016–2020）占比高达52.5%（频次196次），主要聚焦于目标规划与制度标准建设。例如，《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三通两平台”全覆盖目标，并通过《基础教育信息化管理规范》等文件强化制度约束。进入“十四五”时期（2021–2025），环境型工具占比降至44.8%（频次212次），但绝对使用量仍呈增长趋势。这一变化反映出政策重心从“环境搭建”向“应用落地”的倾斜。具体而言，政策文本中宏观愿景类表述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量化指标（如“2025年智慧校园覆盖率达90%”），同时制度标准进一步细化，如2024年发布的《教育数据安全管理规范》。然而，跨部门协作机制仍显不足，联合发文占比仅18%，导致部分政策执行碎片化。

2.供给型工具：从“基建驱动”到“服务赋能”

供给型工具占比从“十三五”时期的34.2%（频次128次）提升至“十四五”时期的39.1%（频次185次），增幅14.9%。其内部结构呈现显著转型，基础设施投入占比下降，从“十三五”时期的43.8%降至“十四五”后期的22.4%，反映“硬件普及”目标基本完成。数字资源与教师培训成为核心，两者合计占比从“十三五”时期的38.5%跃升至“十四五”时期的71.6%。经费分配失衡问题仍存，2025年教育信息化经费中，硬件采购占比仍达45%，软件与服务投入不足30%。

3.需求型工具：缓慢激活与生态短板并存

需求型工具占比从“十三五”时期的13.3%（频次49次）提升至“十四五”时期的16.1%（频次76次），增幅12.8%，但整体仍处于辅助地位。其应用呈现两大特点：试点项目主导但连续性不足（如“粤教云”试点未在“十四五”延续，经验推广机制缺失）；市场机制初步激活但用户反馈薄弱（2024年《教育数字化服务采购指南》发布后企业参与度提升至25%，但“用户需求调研”相关条款仅占需求型工具的7%），师生实际诉求（如农村地区个性化资源需求）未充分纳入政策设计。

4.结构性矛盾与政策启示

工具配置的演变揭示了“行政主导强、市场活力弱”的深层矛盾。环境型工具过度依赖目标规划与行政指令，需求型工具中市场化激励（如政府采购、税收优惠）占比不足8%，抑制企业创新动力。未来需通过动态调整工具配比、强化制度执行效能、完善需求侧生态，推动政策工具从“单一驱动”向“三维协同”转型。

工具类型	“十三五”时期（2016–2020）	“十四五”时期（2021–2025）	变化趋势
供给型	频次：128，占比34.2%	频次：185，占比39.1%	↑14.9%
环境型	频次：196，占比52.5%	频次：212，占比44.8%	↓17.7%
需求型	频次：49，占比13.3%	频次：76，占比16.1%	↑12.8%

注：数据来源为26份国家政策文本编码结果，频次统计以“政策条款”为单元。

供给型政策工具：从“基建优先”到“能力并重”

1. 内部维度分布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时期，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发生显著转型（见表2），体现从“基础设施驱动”向“资源与能力并重”的政策导向。基础设施在“十三五”时期占主导地位（56次，43.8%），至“十四五”时期下降至48次（25.9%）；数字资源占比由25.0%（32次）提升至33.0%（61次）；教师培训由21.1%（27次）提升至33.5%（62次）；经费保障由10.1%（13次）微降至7.6%（14次）。

2.发展特征

（1）从“基建主导”到“能力并重”：应用驱动导向凸显；（2）经费分配失衡：重硬轻软并存；（3）政策启示：未来需在供给型工具中强化“软硬协同”，优化经费结构，设立“数字资源创新基金”，推动师资培训与教学场景深度融合。

指标	Z1频次/占比	Z2频次/占比	典型政策案例
基础设施	56 (43.8%)	48 (25.9%)	“三通两平台”建设、千兆校园网覆盖
数字资源	32 (25.0%)	61 (33.0%)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升级
教师培训	27 (21.1%)	62 (33.5%)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
经费保障	13 (10.1%)	14 (7.6%)	生均公用经费倾斜、“银龄讲学计划”

注：数据来源为26份国家政策文本编码结果，Z1为“十三五”时期，Z2为“十四五”时期。

环境型政策工具：从“宏观规划”到“制度细化”

1. 内部维度分布

2015–2025年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呈显著分化（见表3）：目标规划从“十三五”时期的45.4%（89次）降至“十四五”时期的29.2%（62次）；制度标准从34.2%（67次）跃升至46.2%（98次）；组织协调由16.3%（32次）增至19.8%（42次）；考核评价由4.1%（8次）提升至5.7%（12次）。尽管制度标准数量增加，考核评价更注重形式而非实效，评价指标对应用深度关注不足。

2.发展特征

在目标规划上更加精细化，从政策愿景向量化指标转变；制度标准法制化程度提升，尤其在数据安全、技术规范等领域；但考核评价机制较薄弱，难以反映实际教学应用效果，体现评价机制与教学实践的脱节。

3. 政策启示

应强化制度落地与协同效能：推动标准实施配套化，明确地方细则制定时限；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建议在国务院层面设立“教育信息化统筹办公室”，整合教育、工信、网信等多部门资源，制定联合行动路线图。

指标	Z1频次/占比	Z2频次/占比	典型政策案例
目标规划	89 (45.4%)	62 (29.2%)	“三全两高一大”“五个新突破”
制度标准	67 (34.2%)	98 (46.2%)	《教师数字素养》《教育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组织协调	32 (16.3%)	42 (19.8%)	“5G+智慧教育”合作机制
考核评价	8 (4.1%)	12 (5.7%)	教育信息化政府履职评价体系

注：Z1为“十三五”时期（2016–2020），Z2为“十四五”时期（2021–2025），数据来源为26份政策文本编码结果。

需求型政策工具：从“试点探索”到“机制创新”

1. 内部维度分布

2015–2025年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呈“试点主导、市场初兴、反馈薄弱”的特征（见表4）。应用试点在“十三五”时期占比63.3%（31次），在“十四五”时期占比降至53.9%（41次），但绝对数量增长；购买服务占比由22.4%（11次）提升至30.3%（23次）；交流合作稳定在14%–16%；用户反馈在“十三五”时期缺失，“十四五”仅1项政策提及师生需求调研，占比1.3%，反映政策制定与基层诉求脱节。

2.发展特征

（1）试点项目主导但连续性不足：创新经验难以沉淀，试点多依赖专项资金且缺乏“评估—优化—推广”闭环；（2）市场机制初步激活但生态薄弱：企业参与度低且集中于头部企业；（3）用户反馈机制缺失：政策设计与实践需求脱节，仅少数政策提及需求调研且未明确实施流程。

3. 政策启示

未来需在需求型工具中构建“试点—市场—用户”联动生态：试点长效化（建立“国家—省—校”三级试点管理平台并要求可推广性评估报告）、激活市场活力（出台扶持办法、提供中小企业补贴与税收减免）、用户需求制度化（在政策制定前开展需求听证并将师生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

指标	Z1频次/占比	Z2频次/占比	典型政策案例
应用试点	31 (63.3%)	41 (53.9%)	“智慧教育示范区”、人工智能教育试点
购买服务	11 (22.4%)	23 (30.3%)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资源采购
交流合作	7 (14.3%)	11 (15.8%)	“一带一路”教育数字化合作
用户反馈	0 (0%)	1 (1.3%)	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师生需求调研

注：Z1为“十三五”时期（2016–2020），Z2为“十四五”时期（2021–2025），数据来源为26份政策文本编码结果。

政策工具配置的问题分析

1. 工具结构失衡：行政主导与市场活力的矛盾

（1）环境型工具依赖明显（占比超40%），主要通过目标规划、组织协调等行政手段推进，市场激励工具（如税收优惠、政府采购）不足，导致企业创新动力受限；（2）需求型工具发展滞后，用户反馈机制缺失（仅1份政策提及），政策制定与学校实际需求存在脱节。

2.供给型工具“重硬轻软”：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偏差

（1）基础设施投入占供给型工具比例虽下降，但经费分配仍向硬件倾斜（2022年硬件采购占比58%，教师培训与资源开发仅22%）；（2）财政支持政策缺乏执行细则，导致社会资本引入动力不足。

3. 环境型工具“重标轻本”：制度效能的发挥局限

（1）制度标准存在“拿来主义”现象，配套培训、考核、认证机制尚未完善，导致一线教师难以落地；（2）跨部门协调机制不健全，联合发文比例低，执行中易出现资源碎片化问题。

4.需求型工具“重试轻推”：创新生态的培育困境

示范工程多以“项目制”推进，缺乏后续推广机制；购买服务监管机制缺失，导致部分地区出现“重采购、轻评估”现象，数字资源使用率不足30%。

政策工具优化建议

1. 构建“三维协同”工具体系，提升政策组合效能。
2. 供给—环境—需求工具联动：例如，在数字资源建设中通过供给型工具（资源开发专项经费）、环境型工具（资源质量标准）、需求型工具（学校定制化采购）的组合，解决资源供需错配问题。
3. 动态调整工具配比：在“十四五”后期，可将需求型工具占比提升至20%–25%，增加购买服务、用户反馈等工具使用，逐步形成“环境型引导—供给型支撑—需求型拉动”的协同模式。
4. 优化供给型工具结构，强化“软件”与“服务”供给：促进师资培训精准化，建立“AI+教师培训”平台；推动经费分配科学化，明确教育信息化经费中“软件与服务”占比不低于30%，设立“数字资源创新基金”。
5. 深化环境型工具创新，完善制度与协同机制：制定《教育信息化标准实施指南》，细化考核细则；建立由教育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教育信息化联席会议制度”。
6. 激活需求型工具效能，培育多元参与生态：试点项目长效化（建立“示范工程—经验萃取—全国推广”机制）；购买服务多元化（拓展至教育大数据分析、教师虚拟研修社区并引入第三方评估）；用户需求制度化（在政策制定中增加学校需求听证环节并将师生满意度纳入考核）。

结论与展望

研究结论

1. 国家基础教育教育信息化政策性工具以环境型为主导，供给型工具从“基建”向“师资+资源”转型，需求型工具稳步增长但仍处于辅助地位。
2. 政策工具配置存在结构失衡、执行细则缺失、市场活力不足等问题，需通过系统化设计、供需协同、制度创新等路径优化。

研究展望

本研究局限于政策文本分析，未来可结合实地调研进一步考察政策工具的执行效果。此外，随着生成式AI、元宇宙等新技术的普及，需动态跟踪政策工具的适应性调整，为构建“技术赋能—政策驱动—多方参与”的教育信息化新生态提供持续支持。样本选取也存在部分局限性，尽管覆盖主要国家政策文件，但部分早期文件表述较笼统，且部分非公开文件可能未被纳入，后续研究可通过访谈补充。

参考文献：

1. [1] 黄忠敬. 教育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策略[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08):47-51.
2. [2] 黄红华. 政策工具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 社会科学,2010(04):13-19、187.
3. [3] 张双志. 教育信息化2.0:议题构建与路径选择——基于政策工具分析的视角[J]. 教育学术月刊,2020(09):57-63.
4. [4] 刘瑞儒, 陈冲.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量化研究——基于2013–2020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的文本分析[J]. 中国教育信息化,2021(09):1-5.
5. [5] 毛子骏, 梅宏.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国内外人工智能政策比较分析[J]. 情报杂志,2020(04):59+74-81.
6. [6] Rothwell R, Zegveld W. An Assessment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Policies[J]. Palgrave Macmillan UK,1988.
7. [7] 肖锋, 马娟, 等.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省级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分析[J].现代教育技术,2023,33(06):64-72.
8. [8] 胡钦太, 王姝莉, 郭锂.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审思[J]. 电化教育研究,2024,45(01):61-67+99.
9. [9] 郭日发, 刘英群, 韩锡斌. 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现状、问题及建议——基于95份政策文本的分析[J]. 电化教育研究,2023,44(04):57-64.
10. [10] 周德青, 杨现民. 我国推进因材施教的政策分析、发展脉络及问题——以2001–2021年间提及因材施教的72份国家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J].现代教育技术,2022,32(06):1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