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代作为上承接隋、唐、宋，下衔接元、明、清的特殊朝代，虽金国政权仅存在一百余年，但放眼整个历史视域，其对我国古代礼乐制度的总结、完善及创新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首先，金代乐制的诞生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有着紧密关联。据史书《金史纪实本末》中记载，“有生女真、熟女真之别。……在江南者入辽籍，号熟女真。在江北者不入辽籍，号生女真。”因此，当时的金国（金朝的前身）是由未入辽籍，生活在江北的生女真部落建立的国家政权。公元1127年，彼时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正式完成灭辽、宋的使命，并逐渐形成与南宋对立的政治局面。此时的金朝刚刚平定战乱，国家内部的礼乐制度基本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据《金史·乐志》中记载，“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大備。’金在灭北宋后，才开始有了金石之乐。而此时金的乐制也尚未完善，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其乐制吸收宋、辽两朝的经验并经过长期修缮才达到完备的状态。”

其次，金代乐制的特征也与其政权性质、民族特征有着相当大的关联。由于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其乐舞都存在游猎、渔猎民族原始狂野的歌舞风格。“凡是女真人的婚嫁节令，聚会宴饮、萨满祭祀、朝廷礼仪都离不开歌舞，而且不分君臣贵贱、男女老幼，皆可同歌同舞。”所以在金攻辽、宋之前并不存在乐制，他们大多数是采用群体同歌共舞的方式进行节庆和战争等的歌舞庆祝。《金史·乐志》曾记载，“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簨，挈之以归。”也就是说在金太宗攻下北宋时，便得到了北宋的仪仗乐队、钟磬乐器及乐谱等等带回金朝，就此沿袭宋时的礼乐制度。

此外，金朝所提出的文化政策对其乐制的构建也有直接影响。由于金朝属于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因此为了拉近与汉人的文化差异，促进民族团结，巩固政权统治，金朝非常重视汉族文化，积极吸取汉朝的乐舞文化，并直接采用“用而不改，重新命名”的乐制政策，而这种“用而不改”的乐制最后也导致女真乐舞文化几乎完全被汉化。《金史》中记载的“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金世宗的这段话也深深地表达出在当时金代乐制构建下，对女真乐舞被汉化的伤感和怀念。

一、金代的乐制管理机构和职能划分

据《金史·乐志》记载，金代的乐制管理机构主要由太常寺和教坊司两大部门组成。明昌五年，金章宗曾效仿唐、宋两朝乐制设立专门的讲议所，讲议金朝的礼乐制度，但讲议所并不直接对金朝的宫廷乐舞进行管理，仅是给金朝乐制改革提供建议。

（一）太常寺

“其隶太常者，即郊庙、祀享、大宴、大朝会宫县二舞是也。”也就是说，太常寺在建朝之初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当时的祭祀、祭庙、宴会、朝会等祭祀活动的郊祀乐歌。此外，《金史·百官一》中也详细记载了“掌凡礼乐、祭祀、燕享、学校、贡举、仪式、制度、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医卜、释道、四方使客、诸国进贡、犒劳张设之事。”这里也指出了太常寺作为金代最为正统的宫廷礼乐机构，其所承担的职能除了祭祀活动以外，还包括金代具体礼乐制度的制定、乐工教习、图书编撰、会客使臣，接待外宾等职务。而太常寺具体的职能管理分类和人员职能划分，则如表1所示。

太常寺官员职能划分表
职能	名称	品级	人数	主要作用
主监管	太常卿	从三品	1人	总领、监管太常寺事务，主持国家所有重大礼仪活动，参与编撰国家礼乐法制等等
副监管	太常少卿	正五品	1-2人	辅助太常卿处理日常事务和监管工作
属官	太常丞	正六品	1-2人	分管具体事务，包括祭祀、礼乐、天文历法、吉凶仪仗及陵庙管理等事务的协调有序。
	太常博士	从七品	2-4人	主要掌管礼仪制度的制定、实施、研究和指导
	太祝	正八品	若干	主要负责祭祀仪式中祝文的宣读和仪式的实行等
	奉礼郎	从八品	若干	主要负责掌握祭祀时祭祀仪器的陈设和排放
	协律郎	从八品	1-2人	主要负责乐律的协调和乐舞排练
	录事	从九品	1人	主要负责文书档案的管理

由此可以看出，金代太常寺的主要职能、官员配置以及官员的主要职能划分与唐、宋两朝太常寺的主要设置相差无二，可以说是承袭前朝的机构配置。除此之外，金代太常寺还沿袭唐宋旧制，细致地划分了诸多附属机构，包括太庙署，此署也设置令、丞等官员职务，主要维护太庙建筑、神主牌位及日常清理、宗庙祭祀的执行等；大乐署兼鼓吹署，主要负责仪仗、朝堂的鼓吹音乐及宫廷乐舞的教习与排练；太医署，最初也隶属于太常寺，后被独立为太医局，主要负责医药事务等；廪牺署，负责管理祭祀专用的牲畜、谷物等；郊社署，掌管天地祭祀、宗庙祭祀活动等事务，还有诸陵署、园陵署等等都隶属于太常寺的管辖范围。

（二）教坊

除太常寺外，金代教坊也是其主要的音乐管理机构之一。金代教坊主要负责宫廷仪仗、宫廷燕乐及民间娱乐音乐三大类。“隶教坊者则有铙歌鼓吹天子行幸卤簿导引之乐也。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史录其一其俚者弗载云。”因此，金代教坊的主要职责是“饶歌鼓吹”：帝王出行时的仪仗军乐、“卤簿导引”，车驾仪仗的引导音乐，同时也包括散乐（民间娱乐性音乐）、渤海乐（渤海国和辽国音乐）及女真民族的传统音乐三种，金世宗也曾尝试将女真的传统音乐改编成符合宫廷雅乐标准的音乐，以此来提升女真传统音乐的文化地位。而纵观整部金史，最初由于金代乐制尚未完善致使太常寺人员缺失，教坊曾多次援助太常寺参与宗庙祭祀、外汇使臣演奏。《金史》也曾记录过自金宣宗南迁，金代雅乐体制崩坏，教坊则完全替代了太常寺的机构职能。因此，教坊可以说是金代最为重要的音乐管理机构。

从金代教坊的发展溯源来看，教坊最初在唐建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与宫廷雅乐形成区分，后经宋代发展，教坊的官职、功能划分也越来越细化。金代教坊可以说是对于唐、宋两代的沿袭，所以其基本职责和功能与唐、宋二代相比并无很大差异，但因金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政权、经济发展的缘故，金代教坊所要承担的职责相比于唐宋两代要更多、更杂，官职、机构部门的划分也简单许多，又因金代属于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此时期的教坊的发展尤其是民间音乐的发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的鲜明特征。

从金代教坊的主要人员构成和官职划分来看，金代教坊的乐工主要来源于辽、宋教坊伎人，也因此教坊的乐人在金代地位非常低下，直到金章宗时期，金代政权发展到巅峰的时期开始对乐制进行重新改革，教坊乐人的地位和待遇才逐渐提升，得以入朝为官。金章宗时期教坊的官职划分，如表2。

从四品	正五品	从五品	正六品	从六品	正七品	从七品	正八品	从八品	正九品	从九品
云韶大夫	章德大夫	景云大夫	庆善大夫	肃和郎	舒和郎	比音郎	典乐郎	掌乐郎	司音郎	和音郎
仙韶大夫	长宁大夫	云和大夫	四嘉成大夫	纯和郎	调音郎	司乐郎	协乐郎	和乐郎	司律郎	和节郎
成韶大夫	德和大夫	协律大夫

由此可以看出，金代对于教坊的管理并不成熟，官职划分也稍显粗糙。从其宫廷职能方面来看，教坊音乐的娱乐功能是其当时最主要的职能，它在传统宋代宫廷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了女真族的民族音乐以及渤海乐和契丹乐极大地丰富了宫廷燕乐的表现形式；但从其民间娱乐功能来看，教坊融汇吸收了辽、宋、契丹、渤海国、女真族的音乐，形成具有统一的、多元的、过渡的特色文化。例如，金代杂剧、戏曲艺术（金院本）、说唱艺术（诸宫调）、“二人转”蓬蓬歌、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等一系列民间艺术，为后世元、明、清几代艺术的繁荣夯实了基础。

（三）讲议所

讲议所是金章宗时期才设立的乐府机构，此时金朝政权正处于繁荣时期。金章宗受唐代“集贤院”和宋代“翰林学士院”的启发，所设立的专门负责讲议大金礼乐制度、制定文化政策的场所。“明昌五年，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这里所说的机构便是讲议所。讲议所建立之时正面临着女真旧制与汉制相冲突的境况，也因此讲议所的主要成员是由汉人与女真两族共同构成的，他们当时的主要职责便是帮助统治者将汉文化和女真文化进行有效融合。讲议所提出“雅乐自周、汉以来止存大法，魏、晋而后更造律度，讫无定论。……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择其谐者而用之。”建议金章宗采用“用而不改，重新命名”的具体管理策略，为金代的雅乐名称、乐器规格、舞蹈编排、音高校准、钟磬制度等做出具体规格标准。

因此，可以说讲议所在对金的礼乐制度方面和女真汉化做出过巨大贡献，但由于其机构在金章宗以前属于非固定性机构（因具体事物而设，人员不固定，事物解决后解散），章宗以后才形成常态化机构的缘故，在史书中的记载较少，因此并不能完全了解讲议所的全部人员和职能。

二、金代乐制管理的基本特征

金代的乐制管理主要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分别为融合北疆辽文化、推行宋制汉文化及宣扬女真金源文化。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金源文化的特殊性质及金代政权性质有着内在关联。

（一）融合北疆辽文化

金朝本就是由属于“生女真”一族的完颜氏部落所建立的政权，其部落虽不像“熟女真”一样受辽朝统治，但也在辽周边一带活动，这就造成金代统治者自诞生便受辽文化的影响。据《金史》记载，“神隐水完颜部、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具来归（按出虎）”。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居地，也就是完颜部落的前身，分别位于今延边的海兰河、图们江，为辽经略的中心地带。因此，这也就证明女真文化本就在诞生之初就受到过辽的影响，后经过完颜祖先的不断迁移、发展，才建立起女真部落。

其次，当生女真部落逐渐成熟，形成一定的政权统治时期，曾作为辽的附属国，受到辽的统治和政权影响。“辽主召见于寝殿，燕赐加等，以为生女直部族节使”“既为节度使，有官属，纪纲渐立矣”。金代前身的完颜部落曾受辽的管辖统治，在政治上要求女真部落每年纳贡，在经济上设置榷场开辟贸易通道，通过如此的交往贸易，女真族可以用采集来的各种食物及各种产物到辽的榷场换取粮食、布帛及手工业品等等。因此，在女真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辽文化与女真文化的沟通交流从未终止，这也为后来金在乐制的管理、统治和金、辽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积淀。

最后，由于辽代政权的腐败，女真族建立了金政权并于天会三年完成了灭辽的任务，金灭辽后是其融合北疆乐制最为明显的阶段。在音乐机构的设置上，金吸收了辽的教坊机构和辽的整个宫廷燕乐机制，“鼓吹乐，马上乐也。天子鼓吹、横吹各有前、后部，部又各分二节。金初用辽故物，其后杂用宋仪。”同时其保留了辽的“鼓吹署”并效仿辽的仪仗规模，设立了金朝的仪仗规格；在乐工和乐器上，金将辽的宫廷乐工编进教坊，直接为金所用；在乐谱和乐器上，也多直接采用辽的乐谱和乐器，仅仅只是采用改词不改曲的乐制管理政策。

（二）推行宋制汉文化

据史书记载，女真人对宋的朝贡最初可追溯至太祖建隆二年，“女真国遣使温图喇来贡名马”。从此开始了女真人对宋朝近60年的朝贡活动，到真宗天禧三年十二月，女真向北宋王朝的朝贡活动，有明确纪年的共25次，直到天禧三年女真才停止对宋的朝贡。这足以证明在金政权建立以前，女真族与中原汉族的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但此时的文化交流依旧是裹挟在政治交往的目的之上，两者地位的不平等也致使在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之中宋朝汉制占据主导地位，女真族受汉制的影响较大，金熙宗就曾言，“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普，不可不勉。”如此便得以证明，金代统治者对于中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礼乐之道）非常认可，这也为金在伐宋以后大力推行汉乐制有着直接关联。

“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美也。”这表明金在建国之初的音乐非常简陋，直到伐宋以后得到中原大量的金石乐器才开始有金石之乐，且此时的金的乐制及金石之乐都尚未修缮。“腰鼓下手太阔，声遂下；而管笛声高，韵多不合。”这也证明了在金初得宋之乐器之时，金代乐人的演奏技巧多数并不精通。“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簨，挈之以归。”除金石乐器外，金初的仪仗、乐谱、乐书、乐章等全部都沿用了宋代旧制，大批宋朝宫廷乐人、钧容班（军乐队）等等都被带进了金国，也就是说金最初的宫廷雅乐系统，包括乐器、乐工、乐制甚至是乐曲都是沿袭宋代乐制。

“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有司以钟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讳，皆以黄纸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议「历代之乐各自为名，今郊庙社稷所用宋乐器犯庙讳，宜皆刮去更为制名」。于是，命礼部、学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名之曰「太和」。”这说明了金朝在沿用旧制时期所采用的具体音乐政策即改名直接沿用，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中展示的《大晟南吕编钟》便是此段史料中所说的“钟磬刻「晟」字”的代表。

“明昌五年，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于是，命礼部符下南京，取宋旧工，更铸辰钟十有二。又以旧钟姑洗、夷则皆高五律，无射高二律，别铸以补之，乃协。”无论是礼乐机构还是乐律、乐曲，金代都沿袭汉制只对内容稍作调整，乐曲更是采用改词不改曲的方式。直到大定十一年，金世宗时期金代乐制才彻底完备，而正是在乐制管理过程中对汉制的大力推崇，到金中后期对女真族本身的音乐文化造成了流失。

（三）宣扬女真金源文化

金在政权统治的过程当中为了彻底融入汉民族多年推行汉制，海陵王时期更是直接将金代都城从上京（哈尔滨阿城）迁移到燕京（今北京），从乐制管理的角度上分析金主要采取彻底沿用旧制，且用而不改的政策，使得女真金源文化与汉代乐制未形成有效融合，导致部分女真传统乐舞遗失的结果。大定十三年，金世宗逐渐意识到女真过度汉化的现象，感慨道：“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也因此，金世宗开始尝试在汉制音乐中融入女真族音乐，“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史录其一其俚者弗载云。”但由于部分女真音乐特色过于明显，《金史》中仅仅只是记载了被“雅化”后的女真音乐，部分女真特色音乐内容尚未被记录在册且已经被汉化遗失。

因此，金世宗时期为了放缓女真汉化的脚步，开始倡导“本国旧曲”，金代本曲通常是具有女真粗犷、豪迈的民族特色宫廷乐曲，主要包括皇帝亲制乐曲和大臣所制乐曲两种。据记载，大定九年，金世宗在其皇子生日宴上曾与大臣共同创制一首《君臣乐》被记录在金代宫廷乐舞之中，以表达太平盛世下君臣共乐，百姓安康的盛世景象；大定二十五年，在金世宗故地重游上京时，也曾与大臣、亲眷合唱女真的传统乐曲，“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来歌颂先辈的丰功伟业与对女真文化遗失的伤感。此外，大臣所制乐曲的宫廷乐曲《睿宗功德歌》等都在教育女真后代对金源文化的珍视，唤起后代的民族意识，发扬本族文化。

三、金代乐制的影响及价值意义

金代作为上接辽宋，下接元明的朝代，虽只存在一百余年，但其对辽、宋乐制的吸收、传承和自身面临汉化困境的改革对后世（元、明、清）乐制的建立和完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金代乐制虽为沿袭宋、辽乐制，但由于其政权的特殊性，更多地表现为多元民族融合的整体趋势，金代在辽、宋乐制体系上融汇了女真族的特色民族风格，为本身庄重严肃的宫廷乐曲增添了诸多独属于少数民族的豪放与粗犷。其次，在金章宗、金世宗时期，金代的乐制已趋于完备的阶段，其对于乐律的改革、乐制机构的设立、乐人职能的分配、乐器的规格、乐曲的制作等也形成了系统化的体系，这对后世的乐制建设来说无疑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元灭金以后，元便直接吸收了金的乐制体系和乐制管理的经验，设立太常寺、教坊等乐制机构，沿用金代音乐机构的官员设置，在祭祀活动也沿用《大成乐》作为主要参考。除此以外，元代的宫廷音乐也发展了金代雅俗区分的音乐体系、富有民族气息的敲击乐器及豪放、热情的演奏风格。此外，明清时期也继续沿用金代的乐曲结构和乐器规格，金代制定的乐谱规范和音乐机构的主要职能沿用到了明清两朝，并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尤其是清朝同样作为女真建立的政权，金在祭祀上的礼乐制度同样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代作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其文化根源来自白山黑水间的金源文化，可以说金代乐制甚至是整个金代的音乐文化，以金源文化为底蕴，以汉文化为纽带，将各民族文化融汇在一起，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进程，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其乐制的建设和完善和热情、豪放的民族音乐特色，为中国礼乐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四、结语

金代虽仅存一百余年，但其朝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远不止于此。从乐制机构分析方面来看，金代虽沿袭前朝的乐制机构但在其功能划分层面较前朝相比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和细化，设置专门负责宫廷雅乐的太常寺、负责宫廷俗乐的教坊及专门研究礼乐制度的讲议所来共同管理金代音乐文化；从其乐制的管理特征来看，金代整体呈现出吸收辽文化、袭承汉制及宣扬本族文化的三大特点；最后，本文深刻探讨了以金源文化为根基的金代乐制的作用和意义，一方面它对后世的乐制建构提供了范本；另一方面，它又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进程，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礼乐制度的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金代乐制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1] （清）李有棠. 金史纪实本末（卷一）[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 [2] （元）脱脱. 金史（卷39）[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2020.
3. [3] 李秀莲, 彭传怀, 张雪, 等. 金源春秋: 女真社会文明的演进及其流变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8.
4. [4] 薛培. 金代音乐文化研究[D]. 郑州大学,2021.
5. [5] （宋）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下[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2020.
6. [6]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7. [7] 程妮娜. 金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8. [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 [9] （宋）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卷20）[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