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经济向低碳化转型的背景下，交通领域正经历着以能源结构转型为核心的系统性重构。新能源汽车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技术载体，其产业演化已超越单纯的技术替代，正形成涵盖政策规制、市场响应与技术创新的复杂协同系统，实现了汽车产业的生态重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单一市场，根据中国汽车乘用联合会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949.5万辆，市场渗透率为31.6%；2024年这一数字提升至47.6%，同比增长12%，印证了政策和消费理念变革对产业发展的深层驱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场制度性赋能与需求侧牵引协同作用的系统性变革，消费者的角色从能源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能源生产循环与消费的参与者，绿色消费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22年，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绿色消费理念将深入人心，并明确了市场占有率提升与公众行为转变等目标。202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消费者在绿色转型中的核心作用。《2023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显示，73.8%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绿色环保产品或品牌，90后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溢价接受度最高。所以探究消费者低碳偏好对汽车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对释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潜力、推动汽车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大作用。

一、研究背景

绿色消费本质上是消费者环境责任感与低碳偏好的外在表现。早期研究主要关注绿色消费行为的个体心理机制，发现消费者的环境责任感通过道德认同和认知规范来驱动消费决策。中期研究拓展至低碳偏好的多维性，包括技术敏感性、品牌认知效应和社会规范内化。例如，消费者对汽车产品的燃油效率和碳排放水平等环境属性存在显著偏好差异；绿色品牌通过构建消费者的环保身份推动可持续消费；教育水平的提升使消费者的选择从经济理性转向价值理性，从而增加新能源汽车的购买量。近期研究转向系统视角，在研究主体上，夏克郁和陈迎突破传统生产端减排逻辑，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通过重构消费端碳责任分配体系揭示收入阶层间的碳不平等问题。研究者们发现，绿色消费对市场的低碳促进作用日益显著。消费者通过参与绿色生产实现了偏好的动态强化。综上所述，研究者们从绿色消费心理的形成、特点及其对市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阐述了政府政策的作用，主要聚焦于消费者购买决策阶段与政策规制。然而，对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动态形成机制及其具体的市场传导路径关注不足，缺乏对“消费者—企业—政府”绿色协同的系统性解构。本文致力于破解以下核心命题：（1）微观低碳偏好如何通过市场需求信号牵引企业技术路线选择与市场竞争格局；（2）中观供应链层面如何通过上下游协同实现绿色溢价传导与低碳技术创新扩散；（3）政府政策在二者间的协调作用。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理论上构建需求牵引—供给响应—政策协同三维模型，揭示政府政策在技术市场的递增效应与供应链网络的适度性，深化计划行为理论在绿色消费领域的解释边界；实践层面通过偏好传导机制分析，为政策工具组合优化及企业产品分层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二、理论假说与模型提出

（一）低碳背景下消费者低碳偏好与汽车产业低碳转型的联系

消费者低碳偏好是在消费者心理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绿色情感，这种情感通过绿色消费行为逐渐形成，对推动绿色生产模式至关重要。本文所探讨的消费者低碳偏好并非单一维度的情感倾向，而是消费者在绿色情感驱动与理性判断共同作用下的综合决策结果。从情感维度来看，在个人道德规范和政府政策的共同引导下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知得以塑造，绿色情感得以加深，进而提升了其绿色消费意愿。从理性维度来看，消费者通过对新能源汽车的成本收益分析，形成对其价值的客观判断，这种理性判断进一步巩固了低碳偏好的可持续性。在全球气候治理深化的背景下，消费者低碳消费偏好的显性化正加速汽车产业向新能源技术范式的结构性转型。生产与消费是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关键两端，消费者通过重塑市场中的供需关系为构建绿色经济体系提供了社会基础与行动共识。绿色叙事性成为产品价值的新维度，当消费者感知到企业的绿色创新努力时会增强自身环保责任感，进而更倾向于购买绿色产品。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呈现的利基开发、中高端渗透、高端引入的动态演化规律就体现了消费市场扩张与升级在汽车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消费行为与期望的转变反映了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深层认知从而促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故本文提出假说：

H1：消费者低碳偏好正向显著影响了汽车产业低碳化转型。

消费者低碳偏好对汽车产业低碳化转型的传导路径

消费者的低碳偏好对新能源汽车市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偏好提升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支付溢价，重构了市场需求曲线和价格弹性机制，增强了燃油车与新能源车之间的替代弹性，从而拉动了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当消费者的低碳偏好达到一定水平时，会触发供需双向的绿色选择。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支付意愿与产品价格和需求量呈显著正相关。另一方面，低碳偏好通过重构消费者的心理账户，强化了绿色品牌的黏性。环保群体通过碳足迹可视化技术建立了认知框架，从而提升了对绿色汽车的品牌忠诚度和支付意愿。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显著提升，购买意愿通过市场信号引导资本配置，将隐性的消费偏好转化为显性的市场数据。销量的增加为企业带来了充足的现金流，同时也提升了资本市场对企业ESG绩效的关注度，这倒逼汽车厂商重构生产函数，形成“销售扩张—融资优化—研发投入”的正反馈机制，不同的市场需求对汽车企业的激励呈现梯度特征，具体表现为：政府采购>私人乘用>商业运营。同时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上升会逐渐形成群体性消费共识。这种共识通过主观规范内化环保价值观，使低碳选择从个体行为演变为社会消费习惯，从而形成持续性的市场选择，故提出假说：

H2：消费者低碳偏好通过提升绿色购买意愿对汽车产业低碳转型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

消费者的低碳偏好促使他们对绿色生产等全链条绿色消费提出更高要求。在传统燃油汽车时代，汽车企业已在垂直供应链中确立了核心竞争力，并通过技术壁垒固化了供应链的层级关系。然而，绿色消费的兴起打破了传统供应链的线性传导逻辑。企业供应链的利润和绿色水平与消费者低碳偏好系数呈显著正相关。从纵向维度看，低碳偏好通过支付溢价形成市场倒逼机制，迫使车企将环境绩效纳入供应商评估体系。从横向维度观察，领军车企的绿色实践推动了供应链认证标准的趋严，使中小企业被动合规。消费者的低碳偏好已成为推动供应链成员采取绿色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链主企业主导技术标准的制定，上游企业通过碳账户体系实施绿色采购，下游企业则建立材料闭环回收网络。此外，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是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与利润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促使企业加强环保行为、实施绿色运营模式的重要动力，故提出假说：

H3：消费者低碳偏好通过提升汽车行业的供应链低碳化水平对汽车产业低碳转型产生正向影响。

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不仅使其更愿意接受新技术，同时也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发展。这种偏好通过影响汽车企业的研发资源配置和技术标准迭代，重塑了汽车产业低碳技术的演进路径。消费者的需求和素质对行业技术变革具有显著影响，其偏好强度与市场规模形成正反馈，进而触发研发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增。在技术扩散的初期阶段，消费者需求通过技术验证与政策协同降低了市场不确定性，加速了技术锁定。此外，消费者偏好引发的知识传播网络增强了其对技术指标的辨识能力，促使车企加速技术路径标准的竞争与创新，以在市场上展现出良好的绿色技术形象。典型表现为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的研发投入随里程焦虑显性化而激增，以及碳化硅器件技术成熟度因快充需求扩张而加速提升。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产品质效、优化了供需结构，更驱动了产业绿色转型，促进了生态文明发展，故提出假说：

H4：消费者低碳偏好通过提升企业低碳技术水平对汽车产业低碳转型产生了正向作用。

（三）政府政策的调节效应

政府是引导消费偏好与驱动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在市场主导模式下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保障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在需求侧方面，政府通过社会宣传和政策引导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消费选择范围等举措，推动城市层面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显著提振了新能源汽车消费。政府政策可以通过降低绿色产品价格和提供相关优惠补贴来降低消费者的支付门槛，使得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显著提升，从而增加低碳偏好转化为购买行为的概率。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能效标签与认证体系减少信息不对称，帮助消费者识别绿色产品并增强对其的信任，推动消费者购买。在供给侧，政府依托补贴机制激发企业研发活力，优化企业创新系统并推动技术升级。政府政策通过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迫使供应链进行低碳技术改造。例如，国家的双积分政策不仅提升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认知度，还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传统车企进行产品革新。因此，政府政策在消费者与企业间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不仅引导了消费者的选择，也为企业提供了一系列支持，促进整个汽车产业向低碳、环保方向转型，于是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5：政府政策在消费者低碳偏好和绿色购买意愿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H6：政府政策在消费者低碳偏好和企业供应链低碳化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H7：政府政策在消费者低碳偏好和企业低碳技术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框架模型，见图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问卷调查基础性分析

1.问卷数据回收情况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本文研究变量如表1，借鉴前人成熟量表、和专家意见，从相应维度进行测量，采用李克特五度量表编制并修订了问卷。数据收集通过问卷星软件进行线上采集，同时在线下发放纸质问卷。共发放问卷365份，剔除35份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30份，回收率达到90.4%，符合预期目标。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简写	含义	测量维度
自变量	消费者低碳偏好	CLP	对环境友好型、低碳产品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认可	情感倾向和绿色认知
因变量	汽车产业低碳化转型	ALDT	汽车制造和使用过程中实现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产业结构性变革	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前景
中介变量	绿色购买意愿	GPI	消费者为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支付溢价或优先选择的行为意向	支付溢价和购买次数
	供应链低碳化水平	SCDL	供应链网络在整个生产和应用环节的碳减排效能	供应链上下游溯源和行业标准水平
	低碳技术水平	LTL	支撑碳减排的核心技术能力	研发强度和技术成熟度
调节变量	政府政策	GP	政府出台的支持消费者购买和汽车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近年出台的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相关政策

2.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中，所有变量的信度均大于0.7，表明研究量表和变量具有较高的信度、稳定性和一致性。在效度分析中，本问卷的KMO值为0.935，所有变量的因素负荷量介于0.650至0.874之间，组合信度在0.855至0.910之间，平均提炼方差（AVE）均大于0.5，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每个因子的载荷均大于0.5，且未出现变量混淆，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此外，模型潜变量与误差变量的测量残差变异量估计值均为正，且变异量的标准误估计值较小，表明模型界定无误。本文利用Amos软件研究的模型拟合度指标CMIN/DF值为1.912，TLI值为0.934，CFI值为0.941，RMSEA值为0.053，各参数均达到优秀标准，说明研究的理论模型与研究数据相配，模型总体适配度较好。

（二）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Amos软件对各变量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图2所示的中介模型参数如下：CMIN/DF值为2.554，TLI为0.913，CFI值为0.922，RMSEA值为0.069。这些模型参数达到合理标准，表明模型拟合度良好，可以接受。表2显示，三条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因此假说H2、H3、H4成立。消费者低碳偏好对汽车企业低碳转型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当消费者的低碳偏好提升一个单位时，汽车企业的低碳转型进度将相应提高0.719个单位。进一步分析发现，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高达81.92%，这不仅体现了中介机制的显著作用，更揭示了市场机制在促进低碳经济转型中的强大潜力。

效应路径 Effect SE			Bootstrap95%CI		P
			Lower	Upper
CLP-GPI-ALDT	0.194	0.073	0.069	0.359	0.003
CLP-SCDL-ALDT	0.213	0.057	0.127	0.363	0.000
CLP-LTL-ALDT	0.182	0.072	0.060	0.348	0.005
CLP-ALDT(总)	0.719	0.103	0.539	0.945	0.000

（三）调节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消费者低碳偏好通过三条中介路径传导至汽车企业低碳转型，但是在中介效应作用过程中最大的干扰因素就是政府政策。因此分析中介效应在不同调节程度下的情况有助于揭示在不同政策环境下消费者低碳偏好如何更有效地驱动企业低碳发展，对于全面理解市场动态和政策效应至关重要。

1.政府政策对绿色购买意愿中介路径的调节

根据表3的数据，政府政策在消费者低碳偏好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B=0.210，置信区间未包含0），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H5。在不同政策强度（低值、均值、高值）下，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表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具体而言，政策强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中介效应值相应增加约0.058个单位，呈现出严格的线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高政策强度下，中介效应的方差有所增大，这意味着绿色购买意愿提升带来的市场销量增长需要配套完善的充电设施和电池回收系统，以降低市场变动产生的摩擦成本。此外，政策强度对绿色购买意愿中介效应的弹性系数为0.49%，表明政策对市场机制具有中度的弹性调控能力，并对绿色消费产生0.49%的边际驱动力。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1SD	0.178	0.049	0.092	0.281
Mean	0.236	0.037	0.166	0.310
1SD	0.294	0.043	0.212	0.380
(CLP*W)1	0.210	0.094	0.020	0.386

注：(CGP*W)1为此链条中调节效应的大小。

2.政府政策对供应链低碳化水平中介路径的调节

表4显示，政府政策在消费者低碳偏好和企业供应链低碳化水平之间并无显著调节作用（置信区间包含0），因此假说H6不成立。调节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合作网络，政策影响在不同企业间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协调困难。其次，现行补贴政策多采用“前段生产补贴”而非“后端消费引导”，这使得企业在获得低碳认证后即失去持续创新的动力。此外，三者之间存在决策周期错配导致政策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然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依然存在，其中政策上升的增益为0.201，在政策高值时供应链的降幅为0.03，供应链的损耗抵消了14.93%的政策收益，说明强政策干预可能引发合规成本上升、跨企业协调困难等负向调节。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1SD	0.227	0.050	0.137	0.330
Mean	0.212	0.035	0.148	0.286
1SD	0.197	0.041	0.124	0.284
(CLP*W)2	-0.055	0.107	-0.270	0.150

注：(CGP*W)2为此链条中调节效应的大小。

3.政府政策对企业低碳技术水平中介路径的调节

根据表5的回归分析结果，政府政策在消费者低碳偏好与企业低碳技术水平之间表现出显著正向调节效应（B =0.235，置信区间未经过0），假说H7成立。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策强度与技术创新的关联呈现显著正向线性关系，当政策干预强度提升一个标准差时，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值产生72.3%的边际增幅，这验证了政府政策对技术创新存在持续增强的激励效应，凸显出制度驱动对创新要素配置的杠杆作用。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1SD	0.159	0.046	0.080	0.259
Mean	0.217	0.038	0.147	0.296
1SD	0.274	0.043	0.193	0.364
(CLP*W)3	0.235	0.093	0.051	0.417

注：(CGP*W)3为此链条中调节效应的大小。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了消费者低碳偏好对汽车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重点研究了绿色购买意愿、企业供应链低碳化水平以及企业低碳技术水平三条中介效应路径，同时考察了政府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在消费者低碳偏好向企业低碳转型的传导过程中，存在三条显著的中介路径，其累计效应量在不同水平下均占总效应的80%以上，表明中介机制在整体影响中占据主导地位。（2）随着政策强度的提升，绿色购买意愿与低碳技术水平呈现单调递增趋势，中介效应增幅分别达到65.17%和72.33%，这说明政策可以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加速技术迭代来增强低碳化程度。（3）由于供应链网络的复杂性和政策时滞效应，政府政策对消费者低碳偏好和供应链低碳化水平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且供应链中介效应因政府政策的变动而存在不稳定性。

本研究的结论为政府和企业在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对于政府而言，在政策设计上应强化需求侧激励与供给侧技术扶持的双向协同，并设计差异化政策工具。（1）在市场绿色消费方面，由于二者间存在线性递增关系，政策设计需保持连续性，且后补贴政策的减弱应渐进实施，以避免政策大幅变动引发市场震荡。大力培育绿色消费，政府可通过宣传手段凸显绿色产品与常规产品的差异，加强绿色产品认证标准的统一。同时，建立碳足迹可视化平台，实行绿色消费积分并链接到个人碳账户，从而培养可持续的消费习惯，构建以绿色消费为导向的市场生态体系。（2）在技术创新领域，实施高强度政策时需同步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和风险投资机制，以降低政策单边驱动的系统性风险。（3）对供应链网络应采取引导性而非强制性策略，避免政策刚性带来的供应链效率下降。（4）与企业建立紧密联系，实现供需之间的灵活互动与反馈，共同优化产业需求侧的培育模式。对企业而言，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逐步扩大和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企业应将市场反馈和用户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以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为核心，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升级。同时，企业应保持绿色供应链的长期投入，避免过度依赖短期政策红利，注重提升整个供应链的绿色管理水平。在新能源后市场发展模式下，政策协同通过刺激需求和驱动技术创新路径，有效提升绿色转型效率，但需警惕对绿色供应链的潜在抑制效应，未来需要构建“需求牵引—技术供给—柔性政策”的动态平衡机制，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向更高层次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的绿色转型和智能升级。

参考文献：

1. [1] 江剑平,校伟杰,黄妍伊.中国式现代化与消费经济动能：一个综述[J].消费经济,2023,39(01):98-102.
2. [2] 盛光华,岳蓓蓓,解芳.环境共治视角下中国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驱动机制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9,34(01):109-116.
3. [3] 夏克郁,陈迎.基于消费的碳公平：内涵、测度与政策含义[J].消费经济,2024,40(02):51-62.
4. [4] 陈漫,刘思,徐依.消费者参与对制造业企业双元服务创新的影响——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J].现代管理科学,2022(01):69-78.
5. [5] 潘娅.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意愿影响因素及绿色消费机制构建[J].商业经济研究,2019(15):57-59.
6. [6] 叶楠.绿色认知与绿色情感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61-74.
7. [7] 李稚,刘晓云,彭冉.考虑消费者接受度的制造业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博弈分析[J].软科学,2021,35(06):132-138.
8. [8] 杨瑾,朱焱斌.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何以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资源行动与动态能力的交互效应[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41(18):87-97.
9. [9] 周敏,付霞.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定价策略——考虑政府补贴与消费者双重偏好[J].商业经济研究,2024(05):104-107.
10. [10] 熊勇清,王溪.新能源汽车异质性需求的创新激励效应及作用机制——“政府采购”“商业运营”与“私人乘用”需求比较的视角[J].财经研究,2021,47(07):48-62.
11. [11] 王芹鹏,赵道致.基于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异质产品竞争的两级供应链研究[J].价值工程,2015,34(20):66-69.
12. [12] 王进富,李婷婷,张颖颖.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提升产业链韧性路径研究——以比亚迪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41(21):151-160.
13. [13] 田一辉,常琦,夏楠.我国汽车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驱动因素分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01):59-64.
14. [14] 谭洪波,郑江淮,张月友,等.需求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拉动作用研究综述——兼论需求和创新对产业结构演变的作用[J].华东经济管理,2012,26(05):134-139.
15. [15] 欧阳峣,汤凌霄.大国创新道路的经济学解析[J].经济研究,2017,52(09):11-23.
16. [16] 陈素梅.需求引致低碳创新的动态效应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为例[J].当代经济管理,2024,46(07):28-37.
17. [17] 李礼,杨楚婧.财政货币政策联动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影响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13):30-35.
18. [18] 赵晓露.市场一体化与居民消费提升：来自城市层面的证据[J].消费经济,2024,40(05):38-51.
19. [19] 孙健夫,贺佳.财税支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研发效率的效应分析[J].软科学,2021,35(01):56-61.
20. [20] Chowdhury M, Salam K, Tay R. 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green car market[J].Marketing intelligence & planning,2016,34(06):810-827.
21. [21] Cheng W, Wu Q, Ye F, et al.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and consumer green preferences 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green and nongreen supply chains[J].Sustainability,2022,14(10):5893-5893.
22. [22] Hashim Z, Yasmeen H. Green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driven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s[J].Marketing intelligence & planning,2022,40(05):624-638.
23. [23] Ramayah T, Lee J W C, Mohamad O. Green product purchase intention: Some insights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J].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10,54(12):1419-1427.
24. [24] Shafie-Khah M, Neyestani N, Damavandi M Y, et al. Economic and technical aspects of plug-in electric vehicles in electricity markets[J].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2016,53:1168-1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