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项目研究对象为川籍打击乐作曲家赵思智所创作的中国民族打击乐作品，以及其背景中蕴含的中国历史背景和巴蜀艺术特色。旨在以中华民族音乐瑰宝打击乐器为手段，通过赵思智老师的原创作品，究其在文化历史背景下的影响，以及从其演变出的巴蜀文化符号。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研究赵思智打击乐作品中打动人心的音乐艺术理念，探究未来通过音乐创作的手段不断继续发扬巴蜀文化的路径。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赵思智，四川省宜宾市人，当代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指挥。著有百余首作品，代表作有：《蜀鼓》《金沙江赞》《烽火羌声》《簇锦之川》《祀礼·太阳神鸟之舞》《赤水》《炎黄》《光明峰传说》《三江欢歌》《白鹤滩》《江娃》等。从打击乐角度来看，西洋和流行打击乐器的演奏和写作领域在国内外的发展都已趋于相对成熟，而中国民族打击乐器的发展依然面临着缺作品、缺观众、缺老师等诸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赵思智老师投身台前幕后，将巴蜀文化以中国打击乐的独特形式展现出来，传播到全中国至世界范围。从作曲领域来看，赵老师代表着川籍作曲家中，中国民族打击乐作品的顶尖写作水平。因其不负使命感，带着对家乡巴蜀文化的深爱，深耕于打击乐领域。这使得赵老师在作曲领域也成为无可替代的“独一份”。打击乐充满激情的节奏讲述了一幕幕巴山蜀水的感人故事，各文化背景和年龄段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这些作品鼓励着更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爱好者，激励出更多聚焦巴蜀音乐的文化传播者。蜀人奏蜀鼓，讲中国故事，展民族气节。

在赵老师的热情欢迎之下，笔者一行来到了赵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赵老师为笔者展示了炫目的技巧和铿锵的鼓乐，娓娓讲起了这个他与中国打击乐紧紧相依的故事。本次访谈预设的理论框架，从“音乐创作”与“文化背景”两个核心维度切入进行问题设计。在音乐创作层面，访谈问题主要围绕作曲技法、创作逻辑，以及众多过往作品中核心的音乐理念展开；在文化历史层面，则从赵老师的成长和音乐学习经历入手，着重探寻巴蜀地区的地域文化、历史传统如何具体地影响其创作，并最终凝练为独特的音乐符号。以下是本次访谈记录的归纳整理。

二、从演奏家到作曲家的转型

笔者首先请赵思智老师分享其从打击乐演奏家转向作曲家的契机。赵老师的主要动机源自当前中国打击乐作品的数量匮乏。赵老师表示在求学时期便深切感受到，西洋打击乐作品数量丰富，无论是引进的经典还是国内改编之作都很多；而中国打击乐的作品来源却相对有限，主要集中于老一辈音乐学院教师的改编作品以及部分民间创作。这种匮乏与作曲家对打击乐，尤其是中国打击乐的理解不足有关。中国打击乐不仅需要作曲技巧，更要求对乐器性能、演奏方式和音色特点的深入把握。当时许多作品因此显得不够成熟。作为演奏者，我们既有责任，也有需求去推动创作。于是，赵老师开始尝试自己写作品。初期创作颇为艰难。若沿用传统模式，难以超越已有的经典——那些作品虽节奏未必复杂，但艺术完成度很高。因此，必须寻找新的创作路径。

赵老师在本科期间并未专修过作曲课程，在从事写作之前曾师从四川音乐学院的前院长易柯老师。对于打击乐演奏家来说，编写节奏本身并不难，但难在将有限的节奏型组织得生动、可听且易于上手，并能打动听众。这关乎思维，而非纯粹技术，这种作曲思维的核心在于不能完全套用以和声、曲式为主的传统作曲理论来创作纯鼓类作品。在没有音高的情况下，节奏变化空间有限，过于复杂反而不易被接受。复杂不等于动听，它可能只是技术的堆砌。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复杂与美感结合，让音乐有效传达作品的内涵。总的来说，赵老师的打击乐作品分为“写实”与“写意”两类。中国打击乐尤其如此：写实作品常有具体画面、场景或故事，如《将军行》《筵》等，每一段都有固定情节，创作重点在于用打击乐手段表现这些情节；写意作品如《鼓语》，则无特定场景，重在表达内在意境或抽象概念，例如通过中国大鼓与排鼓的对抗贯穿全曲，展现二声部间的张力。无论写实或写意，所有节奏与音乐形式都须贴合所要表达的情绪。例如，愤怒、抗争的情绪需用强音量表现，而非弱奏，这符合基本的逻辑认知。创作应从思想出发，结合技巧，最终融入作品。若听众能从中领会创作者的意图，作品便是成功的。赵老师从不推崇纯粹的技术堆砌，作为专业打击乐演奏者，编排复杂节奏并非难事，但意义有限。其作品的写作逻辑追求的是以简驭繁——用简单的谱面表达丰富的节奏内涵，使音乐听起来既复杂又优美，这才是真正的功力所在。

三、代表性作品的创作解析

笔者请赵老师分享了两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其中的创作过程、背景与灵感。

赵老师答：“近些年我常演的两部作品是《山响》与《四风》。《山响》的灵感源于我常去青城山放松的经历。我喜欢在山中农家乐静处，放空自我。城市生活的束缚在那里得以解脱，山中的感受无论心情好坏都独特而深刻。我自幼便对山充满幻想——是否有精怪妖魔？《白蛇传》的故事更添神秘色彩。艺术需要感性思维与幻想，《山响》正是这种幻想的产物。作品分段呈现：第一段用建鼓、中国大鼓等低频乐器表现山的宏伟巍峨；第二段描绘山雨骤至、雷电交加、小动物穿梭的场景，以及躲雨时的仓促与雷声在山谷中的回荡；第三段则幻想闯入游人止步的小径，或许会遇见超乎常识的景象；中间一段solo则表达面对山中未知的混乱思绪。山不仅是风景，更蕴含复杂体验——旅游区风光旖旎，但深山可能意味着困顿与迷失。《山响》并非特指青城山，而是寄托了对山中万象的想象。”

“《四风》同样写山，聚焦于风——风吹山林、穿洞穴、暴雨中的呼啸。灵感常在我开车时涌现，那时思绪放空，易于捕捉转瞬即逝的念头。创作需要投入的心境与适宜的环境，而非机械完成任务。《山响》经多次修改，有多种版本，因其动人而广受欢迎。动人之处在于每个音符、节奏都经过精心设计，以准确传达意象。正如《梁祝》，了解剧情后再听，感受便远超“好听”，而升华为一种精神共鸣。故事是打动人心的根本。小说之所以比散文诗歌更令人难忘，正因其叙事力量。”

四、创作题材与文化根基

对于今后的创作方向和类型，赵老师表达其目前重奏的创作较多。原因有二：其一，各类学校团体及其团队对重奏作品需求量大，而现有重奏曲目有限，赵老师正努力填补这一空白；其二，打击乐本质上是群体性艺术，重奏在舞台表现上比独奏更具冲击力与感染力，更受观众喜爱。音乐虽是个人创作行为，但本质是集体艺术。若作品不受观众欢迎，创作便失去意义。不过，未来赵老师仍希望多写独奏作品。当前国内缺乏的不是高难度组合性曲目，而是适合初中级学习者的好听之作。吸引人们喜爱一件乐器，需从低龄基础阶段入手，通过大量优美作品引导兴趣，才能为后续高阶学习奠定基础。近年来，赵老师持续为中国大鼓与排鼓创作独奏曲，如《端阳记》《夔牛》《四风》等，但数量仍不足。在今后的创作上，赵老师希望能用现代思维为排鼓、中国大鼓创作更多作品，为后来者提供思路与参考。赵老师认为，创作如同接力，若无王一东老师的《鼓上飞舞》《赛龙舟》等作，难以写成《鼓语》；若无李民雄老师的《龙腾虎跃》《渔舟凯歌》，排鼓独奏也恐难发展。

关于在写作中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赵老师称，他的创作根植于传统，是从传统中来，其中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二者同源，必有相似与相异之处。传统中国打击乐多属民间音乐，侧重表演性或表达单一情绪，因创作者缺乏系统理论支撑，手法相对简单。随着中国的优秀演奏家越来越多，能力的提升、技巧的丰富以及对中西方优秀体系的学习借鉴，我们在传统基础上发展创新。当然不应照搬西方，但必须吸收其精华，融入自身传统。许多演奏技巧并非完全在赵老师的作品中首创，而是前辈在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来。我们将其系统化并进一步发展。发展是必然的。例如，传统作品可能使用8种节奏型，我们能否拓展至10种？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在此基础上，我们力求使音乐更好听、更有趣，这样的发展便是良性的。

笔者同样对赵老师的成长环境表示浓厚兴趣，请其分享作为四川孩子，在巴山蜀水的孕育下对他的创作有何影响？赵老师表示生长环境对其影响是深远的。例如《山响》的灵感便源于家乡宜宾的翠屏山，那是他童年常去玩耍的地方。山上时光孕育了许多最初的想象。赵老师自幼每周末乘通宵火车往返宜宾与成都学习专业。夜行经过乡村，见过所谓“鬼火”，恐惧与幻想交织，这些体验都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后创作。在此过程中，父母的支持也至关重要。赵老师童年时期的普通家庭经济条件普遍不富裕，学艺往往是耗费巨大的——从九岁起每周奔波，车票、住宿皆是开支。父母未必料到其日后会专业从事音乐，但他们始终鼓励支持着赵老师的艺术之路。直到高二，赵老师在学校舞台演出中体验到被关注的快乐与掌声的满足，才让他坚定地走上专业道路。舞台让他找到了自身的优势与价值，通过努力练习后在舞台发光的这种感觉，带给其自信与非凡的享受。

五、创作类型与未来方向

关于作品的选题和内容题材，赵老师往往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故事等，中国悠久的历史与神话传说本就是取之不尽的宝库，这些故事大多耳熟能详，易于引发大众共鸣。例如打击乐协奏曲《光明峰传说》取材自彝族故事，讲述了三位姑娘战胜夜猫精、恢复和平的事迹。这类相对冷门的故事同样值得通过音乐让更多人了解。赵老师认为，在我们的历史与神话体系中，尚有大量未被挖掘的精华。每个朝代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湮没于宏大叙事中。赵老师创作了以《山海经》为灵感来源的作品，正是因为它是中国首部志怪典籍，充满奇崛形象与故事。西方音乐常取材其文化体系，我们虽奉行唯物主义，但本土神话体系中的精彩人物、妖怪传说同样可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赵老师有意深入挖掘这些题材，曾计划创作《山海经》系列，目前尚未全部完成，赵老师坚持每部作品都需有独特的表现形式与审美新意，避免批量复制。他希望，每部作品都能实现某种突破——不一定是技术上的，而是表现力与感受层面的创新。

最后，笔者提问：“作为四川人，巴蜀文化对赵老师的中国打击乐创作有何特殊影响？”

赵老师答：“四川有深厚的鼓乐文化底蕴，如彭州有‘彭人击鼓’的历史记载，虽实物不存，但文脉犹在。四川因较少经历战乱，文化遗产保存相对完好，如三星堆、金沙遗址等，均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巴蜀文化中，四川人泼辣直爽的性格特点也影响我的创作。例如作品《光明峰传说》中的女性形象常具英武之气，而非柔弱之感，这反映了四川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地域性格自然会体现在音乐中。

目前，我正着手创作与三星堆、金沙遗址相关的作品，比如将由民乐团来演奏的以太阳神鸟为主题的协奏曲。比如我也曾为古筝创作独奏《母亲河锦江》。为四川、成都本土文化题材创作，使作品有根有源，对我而言更具意义与吸引力。”

六、结语

在这次访谈中，笔者深受触动，获益良多。赵老师作为一位打击乐演奏家，不仅展现出精湛的技艺，更让人感受到他对打击乐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执着。然而，比技艺更打动人的，是他作为巴蜀儿女对四川历史与文化符号的深刻认同，以及将其传承与发扬的强烈使命感。作为一位造诣深厚的艺术家，赵老师不吝于分享。他将自己在作曲与演奏方面的“秘诀”倾囊相授，这种无私的背后，看到的是一种宽广的艺术胸怀——他并不担忧被模仿或超越，而是真诚地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爱上打击乐，期待更多同行者能够共同推动这一艺术形式向前发展。这种在艺术道路上的纯粹与慷慨，正是赵老师高尚品德与艺术境界的生动写照，也是对“德艺双馨”这一理念最为真切的诠释。

此次访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幕后的窗口，得以窥见一位艺术家的真实轮廓。在他身上，有川人的直爽，有音乐的纯粹，也有鼓点的铿锵。赵思智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巴蜀文化滋养下音乐家的地域认同与艺术使命感，其作品在技法与意象层面的探索，为中国民族打击乐的当代发展提供了重要个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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