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研究
Journal of New Economic Studies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416(P)
- ISSN:3079-9589(O)
- 期刊分类:经济管理
- 出版周期:月刊
- 投稿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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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三角与粤港澳城市群比较分析
Assessment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s
引言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要夯实基础,稳步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主体工程重中之重。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新发展理念的准确贯彻,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总体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先行地区,创新能力强,协调程度高,开放最早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样本模范先行先试的地位。两大国家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科学准确评测,对于理性认识全面把握城市经济底色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之上对于蕴含在内部深刻影响其发展水平的因素研究有利于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有清楚认识,同时对于全国各个规模各种发展特色模式城市群发展有发现共同问题的作用,对于城市群发展中的区域协调问题提出具有切实可行的针对性建议具有参考意义。
一、文献评述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众多研究。金碚从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二重性出发,推理出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在于对人民不断增长的动态变化的真实需要进行满足。任保平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微观层面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宏观层面的质量经济理论确定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张军扩等比较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点,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目标是“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史丹等、赵剑波等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场质量变革,体现在宏观经济、产业、企业三个层面。基于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已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测度。由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非常丰富,单一指标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学者们一般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来测度高质量发展水平。已有文献结合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特点,构建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但一些体现新时代特征的重要指标未被纳入测度指标体系。鉴于此本文在对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理解之上,结合城市群发展区域经济良性发展角度出发构建了全面具体的评测两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对2012-2020年我国两大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之上对其内涵原因和核心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与仔细分析。
二、理论内涵界定
(一)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界定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系统全面的角度,从新发展理念的多个组成部分出发是对具体现实的经济发展优劣程度进行的全面价值判断,是对单纯追求粗放经济增长数量,不顾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只追求量的提升的修正和升华,是经济增长中实现数量与质量辩证和谐统一的最有效途径。经济高质量发展包含了经济发展的条件、过程和结果,这些过程决定了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素多种多样。因此,从经济发展的多个环节、多重影响因素出发去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应有之义。进入新时代,对于长期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急需解决,高质量发展是决定着经济的新发展方位,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再仅对量的盲目追求,更注重质的提升。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的界定,不仅有社会的高效率还有治理之路的高水平,这投射到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就需要及时转变发展思路的惯性,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更加多维的发展视角要求。具体来说需从经济发展的条件、发展过程中影响因素特别是关键核心要素,需要从与之相关的创新、生态、社会共享等方面来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从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出发来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界定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指在特定地理空间内,由多个具有内在经济联系的城市构成的城市群,通过打破行政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产业协作、完善协同机制等方式,实现各城市优势互补、功能协同,进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在质与量上实现整体性提升的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目标协同:以提升城市群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为共同目标,各城市在发展规划、战略布局上保持一致性,避免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要素协同:促进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市群内部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例如,建立统一的人才市场,推动跨城市技术合作与成果共享;产业协同:基于各城市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构建互补共赢的产业体系。有的城市侧重高端研发,有的专注智能制造,有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设施协同:加强交通、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比如,建设一体化的轨道交通网络,实现城市群内城市间快速通达;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提升区域信息化水平;生态协同:共同应对环境污染、生态保护等问题,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协同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标准,联合开展环境治理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这五方面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实现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需要健全的协调机制作为保障,包括政府间的协商机制、市场主体的合作机制以及社会力量的参与机制等,从而凝聚发展合力,提升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研究区域、方法和数据
(一)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以“十四五”规划为宏观背景,考虑地域单元的完整性、数据可获得性以及区域对比科学性,选取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各城市群组成见表1)。
| 城市群 | 组成 |
|---|---|
| 长三角 | 上海市、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镇江市、常州市、南通市、扬州市、泰州市、盐城市、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宁波市、绍兴市、金华市、舟山市、台州市、合肥市、芜湖市、安庆市、宣城市、池州市、滁州市、马鞍山市、铜陵市 |
| 粤港澳 | 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东莞市、惠州市、中山市、珠海市、江门市、肇庆市 |
(二)研究方法
1. 熵权法
本文选取熵权法来评估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先通过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再通过法确定评价对象的排序。该方法的应用旨在减少赋权过程中的主观偏差,保持指标之间相对离散的特征,使得评估结果更加客观和合理。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能有效合理绿色全面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让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的同时量实现合理增长成为现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容维度多样,经济高质量发展涉及内容多而丰富,基于少量平面指标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不能够准确科学系统地概括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很多研究成果评价体系评价与测度方法具有一定的误差,对于水平真实的反映还存在偏差。由此本文从新发展理念的5个维度出发构建新时代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测度指标体系。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人才、创行产出、数字经济4项指标构建城市科技创新指标,反映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协调来看,对于两大城市群这方面采取了产业协调与城乡协调两方面进行评测。产业协调可以充分反映城市产业高级化、合理化程度。城乡协调可以评测出城市群发展中的发展的均衡水平。绿色方面根据可得性等选用了空气质量与废物利用率两个方面来进行评测。评测城市经济开放水平采用了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两个方面。共享方面对人民生活中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三个方面进行了评测。并运用Topsis法确定了指标的权重(具体见表2)。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属性 | 权重(%) |
|---|---|---|---|---|
| 创新驱动 | 创新投入 | 科技投入水平 | 正向 | 4.245 |
| 创新人才 | 每万名就业人员人数 | 正向 | 10.321 | |
| 创新产出 | 专利授权数 | 正向 | 17.706 | |
| 数字经济 |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 正向 | 4.381 | |
| 协调发展 | 产业协调 | 规上工业产值 | 正向 | 2.805 |
|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 正向 | 3.616 | ||
|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 正向 | 2.18 | ||
| 城乡协调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正向 | 4.699 | |
| 绿色环保 | 可吸入细颗粒浓度 | 负向 | 1.102 | |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 正向 | 0.536 | ||
| 对外开放 | 外贸依存度 | 进出口额占比 | 正向 | 9.471 |
| 外资依存度 | 实际直接利用外资 | 正向 | 5.066 | |
| 共享福祉 | 教育 | 教育投入水平 | 正向 | 14.62 |
| 医疗 | 医疗卫生水平 | 正向 | 6.467 | |
| 社会保障 | 年末参加养老保险人数 | 正向 | 12.073 | |
|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 正向 | 0.713 |
2.影响因素模型
为了分析各类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解释力,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本文测算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介于0和1之间,属于有限制的变量,因此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模型设定如式(1)所示。
其中,代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由上一部分综合评测体系评测得出,与分别代表城市群和年份,和分别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为常数项,、、、为变量系数,为随机干扰项。从新发展理念出发,选择以下4个解释变量作为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创新创业水平()、环境规制()、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12-2020年,以各地区《统计年鉴》统计数据为基础,从可得性,可操作性,科学性出发加工处理获得最终评价数据,缺失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拟合进行补充(由数据可得性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数据不涵盖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
四、结果与分析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特征
我国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变化情况见图1,发现2012-2020年这两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高显著。2020年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粤港澳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长三角城市群。从城市群内部来看,粤港澳城市群最高的深圳是最低的肇庆的4倍。长三角城市群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池州的近5.5倍,但上海的综合得分略高于深圳市,分析可以见得城市间的发展水平和粤港澳城市群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长三角城市群更加的接近,粤港澳在较小的范围中有着更协调一体化程度更深的发展进程。
动态上来看,对比开始时的2012年到结束的2020年两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粤港澳城市群由2012年的0.250到2020年的0.266提升了6.4%,长三角总体则由2012年的0.167提升到2020年的0.190提升了13.7%,粤港澳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更高,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更快。从城市角度来看,上海在观察期间一直都是两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从这可以看出上海作为中国城市的龙头,其经济发展水平评测得分较长三角第二的城市综合得分高于珠三角深圳与广州的比值,从经济高质量发展首位度来看长三角较粤港澳更高,极核效应更明显。城市群内部,粤港澳2012年最高的深圳与最低的肇庆比值接近4,2020年最高最低城市未发生改变比值大小也接近4。而长三角2012年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宣城比值约为6,到了2020年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池州比值缩小到了5.3。可以看出这几年间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经济发展增速快于粤港澳城市群,城市群内部差异与粤港澳城市群差异变化不大,而长三角城市群组成的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也进一步减小。综合分析是粤港澳城市群组成城市群较为稳定内部发展序列较为稳固,而长三角城市群原只由上海、江苏、浙江部分城市构成,在这一基础之上加入了安徽的部分城市,故长三角城市群初始的差异更大,而随着江浙沪皖的协同发展,城市群内部差异逐渐减小,城市发展序列向着更加稳定的状态发展。就测算期(2012-2020年)经济发展的平均值来看,粤港澳总体(0.263)高于长三角(0.186),可见样本测算期内,两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没有发生改变,粤港澳城市群领先地位在测算末期较测算初期有所降低。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解析
对于两大城市群做Tobit回归,结果见表3。
回归结果表明,创新创业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也是重要的量化考核指标,各城市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但是创新需要持续的时间投入,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还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质”的提升还未能达成,有成果“量”的扩张并不足以对经济发展起到质量的提升。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作用,验证了新型城镇化道路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正确性,城市使得资源要素更加密集,提高经济活动的强度,有效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产业结构更高级显著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负面效果。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也显著有负向影响,回归系数为负数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环保要求短期内会使得经济转型一些传统产业的转型对于经济水平提升有阻碍作用,阵痛期内会抑制经济发展。市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要素流动更高效,经济发展更为顺畅,高质量发展动力更充足。交通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为0.00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水平提升也将传导到经济方面,高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将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对新发展理念的分析,理解后构建了两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Topsis-熵权法对我国长三角、粤港澳两大城市群2012-2020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研究了影响因素。结合评测结果与实证分析后得出了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两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各异但均在提升的过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粤港澳优于长三角。两大城市群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升态势,并且差异趋向缩小,分析原因在于粤港澳范围更小,长三角包括三省一市,其中长三角的安徽省得益于协同带动发展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迅速。
第二,两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各有优势和短板。长三角优势在于创新发展上,在协调和绿色方面则处于劣势;粤港澳在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创新发展则有所不足。合理的城市化,扩大开放提升开放水平质量将有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产生负向影响,分析原因在于高质量发展还处于前期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因素影响正负将有可能发生改变。针对两大城市群的不同特点与现阶段发展基础,服务于两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的建议:长三角和粤港澳应积极整合一切有利的要素资源,借助有利区域条件,促进区域极核城市发挥带动作用,对于科技创新能力重点突破以求得提升。
第三,长三角较粤港澳覆盖范围大小更大,人口更多,两个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与最低城市均为长三角城市,协同带动较粤港澳城市群还有一定的距离,可以在协同发展区域战略上下功夫,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核心。以一体化破除行政壁垒,强化上海全球资源配置与科创策源功能,推动江苏先进制造升级、浙江数字经济引领、安徽新兴产业崛起,形成“三极引领、四带联动、多圈协同”的空间产业格局,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与创新生态。通过借助上海这个龙头,南京、杭州、合肥作为各自省份内的重要支撑去带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成立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委员会,统筹跨省规划编制与交界地区协调,强化规划传导与考核。
第四,粤港澳则需持续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大湾区一体化建设,促进城市群内部要素流动,降低区域间物流成本,有效提升效率。创新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要根据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特征,整体谋划创新发展思路。珠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构建“双引擎引领、三圈联动、轴带支撑、节点协同”格局,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引擎,联动港澳,推动内地九市差异化分工与高效协同,锚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一体化治理,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构建“双引擎引领、三圈联动、轴带支撑、节点协同”格局,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引擎,联动港澳,推动内地九市差异化分工与高效协同,成立珠三角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统筹跨市规划编制与交界地区协调,强化规划传导与考核。
第五,两大城市群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高水平开放的样本区域,在新时代的开放中更新开放模式进一步提升开放能级,实现更好的开放带动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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