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晋江既是全国知名侨乡，也是民营经济高地。“晋江经验”形成过程中，华侨以侨汇、侨捐、侨资企业等方式为地方基础设施、教育和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在产业高端化、国际化背景下，晋江对技术、人才、品牌与跨国网络等“高端要素”的需求愈发突出。所谓“新生代华侨”，主要指1980年后出生、在境外完成教育或职业起步、活跃于跨国企业和新经济领域、具有多重法律与文化身份者。“代际差异”则是指不同世代华侨因社会化环境与资源禀赋不同，在认同结构与行动策略上呈现出的系统性差异。随着代际更替，传统以“侨资”为核心的物质性侨力正向以知识、网络为载体的关系性侨力转变，这一转变对侨乡治理现代化提出新挑战。本文将以晋江为案例，通过政策文本分析，系统考察新生代华侨资源开发的代际转型问题。

一、历史与制度视野下的“晋江侨力量”演进

（一）晋江华侨形成与“侨力量”的历史脉络（1950s-1990s）

晋江华侨的形成与“侨力量”的积累，植根于闽南地区“下南洋”的历史传统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环境。截至1949年，晋江籍华侨华人已超百万，主要分布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从事商业、零售业与手工业。这一迁徙潮在新中国成立后因政策调整有所放缓，但通过亲属团聚、留学等渠道延续，为后续侨力量储备了跨国网络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1980s-1990s），侨汇与侨捐成为激活晋江经济的“第一桶金”。1978-1990年，晋江累计接收侨捐超12亿元，80%用于学校、医院、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侨领凭借“跨国身份”与“乡土威望”，在乡村治理中扮演非正式权威角色：通过调解宗族纠纷、牵头公益项目，填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基层治理空白。这一时期，“侨力量”的核心形态是物质资源输入+社会网络整合，为晋江民营经济萌芽奠定了物质与社会基础。

（二）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华侨参与地方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治理逻辑

晋江华侨对地方发展的参与，始终嵌套于市场化改革与侨务政策创新的制度框架中。1990年代“晋江经验”提出后，地方政府以“市场化+外向型”为导向，将侨务工作与招商引资深度绑定，形成“政策引导—侨商响应—制度固化”的治理逻辑。

市场化与地方政府行为层面，晋江市政府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将侨务资源转化为产业动能。1992年设立的“晋江经济开发区”专门划出“侨资工业园”，制定税收减免、土地优惠等政策吸引侨商回归。此后侨务政策从“情感动员”转向“利益协同”，1995年明确“侨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标志着侨务治理的制度化转向。

政治—经济—社会三重嵌入机制，进一步强化了侨力量的结构性地位。侨领普遍身兼多重角色：既是企业主（如陈永栽的菲华银行、施文博的安踏集团），又是侨团领袖（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世界晋江同乡会），同时通过政协、人大等渠道参与公共决策。这种“政—商—侨”三位一体身份，使得侨务关系超越经济范畴，成为地方治理的隐形纽带。例如，2000年代晋江鞋业面临危机时，旅意侨领通过欧洲福建商会游说当地政府，促成关税减免。

（三）从“侨捐”到“侨商”：传统侨力量的基本形态与限度

传统侨力量（1980s-2010s）以“侨捐”与“侨商投资”为核心，形成“资金密集型+制造业导向”的参与模式，其特征与局限共同构成新生代侨力量转型的历史背景。

传统侨力量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资源类型集中于资金与实物。1990-2010年，晋江侨资项目中75%投向纺织、制鞋等传统制造业，技术密集型项目占比不足10%。其二，关系逻辑依赖宗族与乡土信任。侨商投资多通过“宗亲牵线—实地考察—政府落地”路径，如龙湖镇施氏宗亲依托“施氏公会”网络，在2000年代引进12家纺织企业。其三，行动动机混合情感回馈与利益追求。早期侨捐以“光宗耀祖”“回报桑梓”为核心，如旅菲侨胞吴奕辉累计捐建公益项目超2亿元，其自述“捐建学校是为了让家乡孩子不再像我一样没书读”；后期侨商投资则兼顾市场机遇，如安踏、七匹狼等企业通过侨商网络拓展海外代工业务。

综上，传统“侨力量”通过物质资源输入与社会网络整合，支撑了晋江工业化初期的跨越式发展，但其“资源单一化、关系人格化、参与领域局限化”特征，使其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技术、人才、国际网络的复合型需求。这一结构性矛盾，为新生代侨力量的崛起与侨务治理转型提出了必然性要求。

维度	核心特征	主要局限
资源类型	资金、土地、传统制造业设备	技术、品牌、国际网络等无形资源开发不足
关系逻辑	宗族信任、侨领个人权威	依赖非正式关系，稳定性弱于制度契约
参与领域	基础设施、公益慈善、劳动密集型产业	高端服务业、社会治理参与度低
驱动机制	情感回馈为主，市场机会为辅	经济下行期投资意愿波动大

二、新生代华侨群体画像：身份、认同与跨国实践

（一）晋江新生代华侨的界定与分类

晋江新生代华侨的出现，是在全球化与中国快速崛起双重背景下，传统“下南洋”移民结构发生代际再造的结果。与20世纪上半叶以谋生为主的华侨不同，新生代华侨多出生于1980年代之后，成长于改革开放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其人生轨迹往往贯穿本地—全国—全球多个空间。

从代际划分依据看，一种是时间维度，一般将1980年以后出生、成年后活动期主要集中在21世纪的华侨视为“新生代”；第二种是社会化环境，新生代多在相对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广泛接触互联网与全球流行文化；第三种是教育与职业路径：与传统华侨相比，新生代普遍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不少人完成中学后即出国求学，或者在国内一流高校毕业后再赴海外深造。晋江市侨办2020年调研显示，近20年出国的新晋江籍华侨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68%，远高于传统侨代。

结合晋江实际，本文将新生代华侨大体划分为以下三类。回流型新生代，他们多为在欧美、港澳台地区接受高等教育或有若干年工作经验后，选择回晋江或泉州地区创业、任职者。他们往往具备专业技术或管理经验，如回乡创办跨境电商公司、参与本地龙头企业的品牌国际化，兼具“全球经验”与“本地嵌入”。跨国职业型，他们长期在境外跨国公司、科研机构、国际组织工作，与家乡保持“弱联系”。他们通常通过探亲访友、节日返乡、校友会活动等维持与晋江的情感和信息纽带，参与家乡发展多以项目合作、顾问咨询或定向捐助的方式实现。平台型/创客型，这批华侨多活跃于互联网、文创、数字贸易等领域，以线上平台和社交媒体为主要行动场域。比如，有晋江籍青年在新加坡创办跨境直播电商平台，为本地鞋服品牌提供海外市场推广；还有人通过文创IP、短视频等方式讲述“晋江故事”，以“文化出口”联通家乡与海外。

这三类群体并非截然分割，而是具有一定流动性与交叉性，例如部分回流型新生代在国内创业后仍保持海外兼职或项目合作，兼具“回流型+跨国职业型”的特征。

（二）代际差异一：迁移路径、教育背景与行业嵌入

传统晋江华侨的迁移多是出于“生计驱动”，通过亲属链式迁移前往东南亚，从事小商贩、餐饮、建筑、五金等行业。他们往往文化程度不高，初中及以下学历占绝大多数，其在海外的成功主要依靠吃苦耐劳和族群互助网络。

相比之下，新生代华侨的迁移路径更具“发展与机会导向”。一方面，中国高校扩招与出国留学渠道拓宽使得“留学—就业—定居”成为重要路径。2020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中，福建籍学生约占全国的3.5%，晋江籍学生占泉州市留学人数的近20%，其中不少在毕业后选择留在当地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咨询等专业领域。另一方面，一些新生代通过公司内部调派、跨国项目合作等方式实现“职业型迁移”，其迁移决策更多基于职业发展规划，而非单纯的生计压力。

行业嵌入方面，传统华侨集中在餐饮、小商品贸易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而新生代则进入金融科技、文化创意、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例如，访谈中一位出生于1988年的晋江籍新加坡华侨，硕士毕业后进入全球知名咨询公司，后以合伙人身份参与家乡一家运动品牌的国际并购项目；另一位“90后”华侨在加拿大从事游戏开发，利用远程协作模式与晋江团队共同开发面向海外市场的文创产品。这些案例表明，新生代华侨在行业嵌入上的专业化与多元化特征，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资源接口。

（三）代际差异二：国家认同、地方情感与文化认同方式

在国家认同与地方情感方面，新旧侨代呈现出明显不同。传统侨代在战乱与贫困时期离乡，长期身处民族主义冲突较为突出的环境，对“家乡”和“祖国”的情感往往带有“落叶归根”“光宗耀祖”的强烈色彩。他们通过修桥铺路、捐资办学等方式回馈家乡，也希望借此巩固宗族地位与家族声望。因此，传统侨代的认同模式可概括为“乡土—宗族”轴心下的单一认同。

新生代华侨则多在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中成长，具有多重身份与流动认同特征。一方面，他们普遍接受现代民族国家教育，对“中国人”的身份有更自觉的认知，但同时又因长期生活在海外，形成对居住国制度与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们与家乡的联系不再主要依靠宗族，而是通过同学、同事、兴趣社群等网络维系，与晋江的情感联结呈现出更为弹性和项目化的特点。

从实践方式看，新生代维系家乡联系更多依靠短期停留、线上互动与项目合作，而非长期定居或一次性大额捐赠。例如，每年春节返乡期间，他们参加同学聚会、行业沙龙、创业论坛，借此了解家乡发展机会；平时则通过微信群、视频会议参与家乡项目的远程讨论。有新生代受访者表示，“我不会像父辈一样捐一座大楼，但如果有一个能真正改变本地教育方式的项目，我愿意投时间和经验”。这种认同方式从“静态的归属”转向“动态的参与”，更强调在具体实践中的价值实现。

（四）代际差异三：跨国社会网络与数字化社群实践

传统晋江华侨的社会网络结构以宗族、同乡会和行业公会为主，其组织形态多为餐会、祭祖、义诊等线下活动，信息传播主要依靠面对面交流或纸质会刊。新生代华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参与传统侨团，但其日常交往和资源获取更依赖职业网络、校友网络与兴趣社群。例如，世界各地的“福州大学海外校友会”“厦门大学北美校友会”等，都有相当比例的晋江籍新生代会员，成为他们链接家乡和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

数字化转型则极大改变了新生代的跨国实践方式。通过微信、WhatsApp、LinkedIn、小红书等平台，他们可以实时分享行业信息、对接项目需求、共同策划活动。一些晋江新生代华侨自发组建“晋江青年创客群”“晋江跨境电商交流群”等线上社群，围绕具体议题（如跨境支付、海外仓布局、品牌出海）进行高频互动。当地侨办也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云联络”“云招商”机制，即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实现数十位海外新生代与本地企业家、干部的在线对话。这种以数字社群为载体的跨国网络，打破了传统侨团在空间和组织上的限制，使新生代华侨可以以更低成本、更高频率参与家乡发展。但同时，网络的松散性与流动性也增加了地方政府识别和持续维护关系的难度。

三、晋江新生代华侨资源的“被看见”：地方政府与本地社会的再认知

地方政策话语是理解“侨力量”认知演变的重要窗口。通过对晋江市政府1990-2023年工作报告、侨务专项文件的文本分析可见，“侨”字的出现频率与语境呈现显著阶段性特征：1990s-2000s，“侨”多与“资金”“捐赠”“投资”关联（如“引进侨资”“侨捐项目”占比超75%）；2010s后，“侨智”“侨界人才”等词汇逐渐出现，但政策重心仍未脱离“招商引资”框架。“新侨”“留学人员”“海归”等概念的政策引入始于2015年后，但政策文本仍隐含着传统侨务想象：例如，认定标准中“在晋工作年限”“创办企业规模”等要求，与新生代华侨“跨国流动”“项目制合作”的特征存在张力；扶持措施多集中于一次性创业补贴，缺乏对知识转化、网络对接等长期需求的支持。这种“能回乡、愿回乡、长期在乡”的预设，难以适配新生代“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实践逻辑。

传统侨务关系模式以“政府主导—侨商响应”为核心。政府通过“华侨恳亲大会”“招商推介会”等活动“请侨回家”，侨商则以捐资、建厂等方式回馈家乡，形成“政策优惠—资源输入”的单向互动。近年来，“与侨共创”的新模式开始萌芽，但实践仍面临瓶颈，即政府部门对“非实体投资”（如技术授权、品牌合作）的风险评估机制不完善，以及传统侨商主导的商会对新兴产业认知不足，新生代华侨常因“缺乏圈子资源”而难以深度参与决策。在更微观的社区与乡村层面，对新生代华侨的认知存在“情感认同”与“资源期待”的错位。老一辈村民仍习惯以“是否回乡盖房、捐建祠堂”衡量新生代的“乡情厚薄”，对其从事的“数字贸易”“远程咨询”等职业缺乏理解。某镇某村支书坦言：“年轻人在国外搞‘网上卖东西’，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不如捐个老人活动中心实在”。

晋江新生代华侨的潜在资源与地方社会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供需错位”，可概括为“上游资源多元化—中游认知传统化—下游机制单一化”的结构性矛盾，即新生代华侨掌握的知识（如跨境电商运营、国际知识产权）、网络（如海外高校研发团队、细分市场分销商）、品牌（如海外小众设计师品牌合作机会）、技术（如工业4.0解决方案）等“软性资源”，与晋江产业升级需求高度契合。但在中游，地方政府与社会仍倾向用“捐资金额”“投资规模”“厂房用地”等传统指标衡量侨贡献。多个“侨商回归贡献奖”类评选中，获奖项目多为制造业投资，而数字服务、文化创意类合作则难获提名。同时，下游的合作机制偏单一，现有侨务合作平台仍以“捐建仪式”“项目签约会”为主，缺乏适配新经济的常态化对接机制。例如，新生代提出的“跨境直播电商培训”“海外社交媒体营销”等合作设想，因不符合传统“项目落地”标准而难以获得政策支持。这种“看不见、接不上”的困境，导致新生代华侨多采取“观望式参与”。

这种结构性落差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侨资源形态的“代际跃迁”与地方治理体系“路径依赖”之间的矛盾。激活新生代侨力量，需从认知更新、机制创新与平台重构三方面破解这一困局。

四、晋江新生代“侨力量”开发的路径：机制创新与治理重构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侨务实践，晋江和大多数东南沿海侨乡一样，长期采取典型的“工程式引侨”模式：以重大经贸洽谈会、华侨恳亲大会、周年庆典为节点，通过集中签约、集中奠基来“展示政绩”和“统计侨资”。这一模式在20世纪末对吸引制造业投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突出“单次项目”“形象工程”的短线逻辑，难以承接新生代华侨碎片化、知识型、网络型的资源。已有研究指出，单纯以“资金规模”衡量侨贡献，会忽略跨国知识转移和制度学习的长期价值。

在新阶段，晋江需要从“工程式引侨”转向“生态式用侨”。所谓“生态式用侨”，是把侨资源看作地方开放创新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强调营造稳定、透明、包容的营商与社会环境，通过长期关系维护、规则建设与多元合作方式，实现侨资源与本地产业、社会治理的深度嵌合。这意味着政府不再仅仅关注“签约额”“到资率”，而是需要衡量知识溢出、网络链接和制度创新等“慢变量”。例如，晋江可以将“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牵线海外品牌合作”等指标纳入“侨务工作考核”，从考核体系层面推动观念更新。

新生代华侨在教育背景、职业结构、认同方式上都与传统侨领存在明显差异，若沿用“一套政策管所有侨”的做法，不仅难以形成激励，还可能产生代际隔阂。因此，有必要在侨务治理中嵌入清晰的“代际维度”。首先，政策工具要分层设计。对传统侨领，可继续通过荣誉表彰、公益项目、家族基金等形式巩固其与家乡的情感纽带；对新生代华侨，则更应提供知识产权服务、跨境税务咨询、创新创业辅导等“专业型政策包”。其次，侨务组织与统战工作方式需要创新。相较于大型会议，新生代更偏好“小而精”的深度交流场景，如行业圆桌、闭门工作坊、主题沙龙等。晋江可在市侨联等内部设立“新侨工作专班”，定期举办“新侨青年思享会”“产业前沿闭门会”，邀请海外青年专业人士与本地企业家、政府官员对话，形成以议题为中心的互动机制。再次，要适度“放权于社会”，赋能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社工组织等中介力量。实践表明，由政府直接撮合的新侨合作项目，若缺乏专业服务支撑，往往难以持续；而由行业协会牵头的技术合作、由高校和校友会共同发起的创新项目，则更具专业性和黏性。晋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资助等方式支持这些中介组织开展“侨资源对接”“跨境法律服务”“跨文化培训”等专业工作，从而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侨务治理格局。

在跨国迁移与数字化背景下，新生代华侨的“侨力”往往体现为资本、知识、人才和制度经验的复合体。要把这种复合资源转化为晋江发展的动力，需要搭建兼具线上与线下、在地与跨境双重属性的协同平台。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晋江侨务政策演变与新生代华侨实践的考察，揭示了华侨资源开发中的代际转型困境及其破解路径。研究发现，晋江侨力经历了从1950s-1990s“情感动员”（侨汇侨捐）、1990s-2010s“利益协同”（政-商-侨三位一体）到2010s至今“认知转型”的三阶段演变。尽管2017年前后政策话语已向“侨智”转变，但“在晋工作年限”“创办企业规模”等硬性要求，仍使新生代华侨陷入“能回乡、愿回乡、长期在乡”的传统预设，与其“跨国流动”“项目制合作”的实践逻辑产生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集中体现为“上游资源多元化—中游认知传统化—下游机制单一化”的供需错位。究其本质，这是侨力形态的代际跃迁（从物质性向关系性转型）与地方治理的路径依赖之间的深层矛盾。理论层面，本研究突破了将“侨力量”视为均质资源池的传统视角，提出“物质性侨力→关系性侨力”的范式转型命题。新生代华侨的认同机制已从“宗族制认同”转向“项目制认同”，其价值实现在于具体项目周期而非地理在场，要求治理逻辑从“吸引回归”转向“赋能共创”。

侨乡可持续发展必须超越“叶落归根”的传统思维，构建以关系资本为核心的跨国发展共同体，让侨力从输入源转型为关键节点，才能使侨乡治理真正融入全球化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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