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正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国家战略的关键增长极，近年来在交通、产业、开放等方面成效显著，但仍面临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不足、传统动能转换缓慢、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强、绿色转型压力凸显等挑战，反映出传统生产力体系支撑力不足，亟需通过新质生产力破解发展瓶颈。新质生产力以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通过技术突破、要素创新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为区域经济实现内涵型增长提供新范式。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分析，针对新质生产力在成渝等具体区域的赋能机制与路径的研究仍较薄弱。

本文立足成渝经济圈现实，旨在剖析其新质生产力培育面临的问题与制约，从理论层面阐释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跃迁、效率提升和绿色引领等多维机制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并结合区域实际，提出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成渝经济圈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可行路径，以期为区域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成渝经济圈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强力推动下，成渝经济圈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经济总量持续攀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已成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然而，对标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这一战略目标，成渝经济圈在产业基础、创新能力、要素配置与区域协同等方面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与挑战，制约着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形成与有效赋能。

(一)产业结构存在路径依赖，新兴动能支撑不足

首先，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面临路径依赖与创新瓶颈。成渝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传统优势产业根基深厚，但部分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的广度与深度有待加强。例如，在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窗口期，本地产业链在高端芯片、先进传感器、车用操作系统等核心领域的自主配套能力仍显薄弱。其次，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能级与引领作用有待提升。尽管成渝地区在电子信息、网络安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已形成一定集聚态势，但整体上仍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多数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和品牌影响力尚未充分显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和标志性产品偏少，新兴产业的本地根植性与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对区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优化支撑有限。最后，产业同质化竞争与协同不足问题依然存在。成都与重庆两大核心城市在部分重点产业领域发展规划存在重叠，区域内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机制尚不健全，未能完全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梯度产业生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分散和内耗，影响了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二)创新体系离散化与成果转化效率偏低

一是高能级创新平台与顶尖人才相对短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先进地区相比，成渝地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的数量和能级存在差距，从事前沿探索和颠覆性创新的顶尖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总量不足，“人才东南飞”现象尚未根本扭转。二是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产出效率亟待提升。近年来，成渝地区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长，但整体强度（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明显。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和投入意愿有待进一步激发。同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通道不畅，“纸变钱”的能力偏弱，大量专利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未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协同创新生态体系尚不完善。“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的机制不够健全，技术转移机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熟化平台等中间环节薄弱，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对早期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有限，导致从“科学发现”到“技术突破”再到“产业应用”的创新链条存在断点与堵点。

(三)区域空间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协同发展受阻

成渝经济圈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呈现出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成都、重庆两个超大城市（“双核”）在经济总量、人口集聚、高端要素、创新资源等方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在特定阶段仍然显著。相比之下，绵阳、德阳、宜宾、泸州、万州、涪陵等区域性节点城市的发展能级和承接“双核”辐射带动、参与产业分工的能力有待加强，广大中小城市及县城产业基础薄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这种发展落差导致要素资源过度向核心区域集中，而外围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短板，难以有效承接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制约了经济圈整体的承载能力和均衡发展水平。区域间市场壁垒和行政分割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统一的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建设滞后，影响了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

(四)数据要素与生态约束双重挑战凸显

数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生产要素，其价值在成渝经济圈的释放尚不充分。尽管两地均在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但在数据要素的确权、流通、交易、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高效的制度规则和市场体系。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不高，数据壁垒现象仍然存在，制约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实体经济，特别是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应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础尚需夯实。成渝地区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部分传统产业能源资源消耗强度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绿色产业占比有待提升，清洁能源的供给保障和高效利用体系尚在构建之中。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绿色金融产品供给相对不足，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路径仍需进一步探索和拓宽。

(五)跨区域协同壁垒与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

培育新质生产力根本上要靠深化改革。当前，成渝经济圈在跨行政区协同治理、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涉及利益协调、规划对接、政策协同、标准互认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需要更高层面的制度创新和更大力度的改革突破。此外，营商环境虽持续改善，但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仍有差距。在市场主体准入、经营、退出等环节，仍存在一些隐性壁垒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针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有待完善，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服务体系仍需加强，特别是对民营企业、中小微科技企业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和融资支持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影响了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创新型企业投资兴业、发展壮大的信心和活力。

综上所述，成渝经济圈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正面临来自产业结构、创新体系、空间格局、要素供给及体制机制等多维度的复合型挑战。系统梳理并深刻认识这些问题，是科学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精准设计有效实施路径的前提与基础。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成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核心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非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一个通过多重复杂机制交互作用、系统性重塑区域发展逻辑的动态过程。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而言，厘清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赋能机制，是探寻其从传统增长路径向创新驱动、内涵式发展跃迁的关键。本部分将从四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维度，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赋能成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作用机理。

其一、以核心技术创新跃迁驱动产业价值链系统性攀升的“动力转换”机制

新质生产力的本源在于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与渗透。成渝地区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与丰富的科教资源，其赋能机制首先表现为通过聚焦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技术等战略性领域，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发展需求深度融合。这一过程不仅直接催生如工业软件、精密仪器、新材料等新兴细分产业，更通过“技术赋能”与“技术替代”双重路径，对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进行全链条、深层次的改造。其核心机理在于，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通过强烈的知识溢出效应与产业前后向关联，引领区域内产业链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跃迁，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的“质态”与竞争力结构，实现从要素规模驱动向创新效能驱动的根本性动力转换。

其二、以数据要素全域渗透与优化配置触发效率变革的“系统重构”机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数据要素的充分流动与价值释放。对成渝经济圈而言，构建统一规范、安全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与流通体系，促进政企、企企、区域间的数据合规共享与融合应用，能够有效破解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分割问题。其赋能机制体现在：数据要素的深度渗透，能够以近乎实时的精准性，引导资本、人才、技术等传统要素突破行政边界与行业壁垒，向创新活跃度高、产出效率强的领域与主体集聚。这不仅极大优化了区域内的要素配置效率，更能通过数据驱动决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催生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从而在微观层面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在宏观层面重构经济系统的运行模式与效能基准。

其三、以“双核”功能互补与梯度协同重塑区域空间格局的“结构优化”机制

成都与重庆作为两大核心极核，其关系从“竞争为主”转向“协同共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空间体现。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创新型产业生态，需要超越单一城市的承载极限，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实现功能互补与集群网络化布局。其机制在于，推动“双核”从传统的产业同构竞争，转向基于创新链与价值链深度分工的协同。例如，成都可强化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软件服务的研发与源头创新优势，而重庆则侧重在智能制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与先进制造。通过共建国家实验室、协同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共建共享产业中试与转化平台，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功能在“双核”之间有序流动、高效链接，并向绵阳、宜宾、万州等区域节点城市梯度扩散，从而构建起“核心引领、多点支撑、网络联动”的产业空间新格局，缓解“中心—边缘”结构矛盾，提升区域发展的整体韧性与竞争力。

其四、以绿色低碳技术融合与产业生态化转型培育可持续增长的“范式引领”机制

新质生产力内在地要求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本质上是绿色生产力。对于肩负长江上游生态屏障重任的成渝地区，此机制尤为重要。其作用路径表现为：一方面，通过清洁能源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循环经济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创新，直接催生新能源装备、节能服务、环保产业等绿色增长点；另一方面，通过绿色标准、碳足迹管理、生态设计等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绿色化”改造，将生态约束内化为产业升级的技术门槛与创新动力。这一机制不仅能够帮助区域产业突破日益严格的资源环境约束，更在全球绿色转型大趋势下，率先塑造以低碳、循环、高效为特征的产业发展新范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经济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有机统一。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对成渝经济圈的赋能，是一个通过技术跃迁转换动力、数据要素重构系统、空间协同优化结构、绿色转型引领范式的复杂系统工程。这四大机制相互支撑、彼此强化，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升，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局部增长转向全域协同，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跃升。深入理解并协同推动这些机制的有效运行，是成渝地区将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的战略核心。

三、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成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涉及创新生态、产业结构、要素配置与治理体系等多维联动的系统工程。为将前述赋能机制落到实处，有效破解成渝地区现存的结构性矛盾，需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基础上，立足区域实际，构建一套系统、精准、可持续的政策与行动框架。其实施路径应聚焦于以下四个相互支撑的战略方向。

（一）聚焦创新策源与产业跃迁，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生态

首先，实施“强链筑基”与“前沿孵化”双轨战略。针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等万亿级产业集群，需由政府引导组建“链主”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等短板，开展协同攻关，提升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智能化水平。同时，在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氢能等前沿领域，依托西部科学城、两江协同创新区等高能级平台，设立“未来产业培育示范区”，采用“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吸引全球顶尖团队进行原创性探索。其次，推动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演进。 超越物理集聚，着力构建以知识流动、技术扩散和风险共担为特征的创新网络。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共享中试熟化平台、检验检测中心和行业数据平台，降低中小企业创新门槛。鼓励龙头骨干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行融通创新，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的有机循环。

（二）重塑协同格局与空间载体，优化全域联动的发展布局

破解“双核独大”的关键在于构建功能互补、梯度合理的多层次空间体系。首要任务是编制《成渝地区创新共同体与产业协同发展规划》，明确成都、重庆及各节点城市在区域创新链与产业链中的差异化定位与重点方向，形成“研发在核心、转化在节点、制造在周边”的协同网络。其次，共建共享战略科技力量。联合争创国家实验室或重要基地，共建大科学装置、大型科研仪器共享网络和超算中心。探索建立“成渝科技创新券”跨区域通用通兑机制与联合基金，引导创新资源按市场规律高效流动。再次，创新跨行政区利益协调机制。针对联合引进的重大项目、合作园区产生的经济收益与统计指标，设计科学合理的共享与补偿方案，激发地方政府深度协同的内生动力，推动产业与创新要素在都市圈内有序疏解与优化配置。

（三）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率先破除要素自由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 在数据要素方面，应共同争取国家数据要素综合改革试点，联合制定数据产权登记、评估、交易、安全治理的统一标准与规则。优先推动交通、医疗、环保、普惠金融等领域的公共数据资源跨地域授权运营与深度融合开发，培育专业数据商和第三方服务生态。在人才要素方面，推行高层次人才评价互认、服务共享，共建一体化人才数据库与“人才驿站”。设立成渝青年科技人才联合资助计划，支持其开展跨区域合作研究。在资本要素方面，积极争取设立“成渝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推动银行机构创新知识产权证券化、研发贷、选择权贷款等产品。联合组建超百亿规模的“成渝新质生产力发展基金”，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科技”。

（四）创新制度供给与治理模式，营造适配新型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最终依赖于与之匹配的治理体系与营商环境。首先，强化一体化制度型开放与法治保障。推动两地人大、政府开展协同立法，在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企业合规等领域出台一致性的法规或指引。建立新业态、新技术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对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等领域实施“监管沙盒”试点。其次，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联合制定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与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共建区域性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最后，塑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生态。通过设立创新奖、广泛宣传典型案例等方式，弘扬企业家精神与科学家精神，营造敢于探索、崇尚合作的区域创新氛围，为新质生产力的萌芽与壮大提供深厚的社会土壤。

通过以上路径的协同推进，成渝地区有望在产业核心竞争力、区域协同发展水平、要素配置效率以及制度环境软实力上实现系统性提升，从而切实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转化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现实动能。

四、结语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新时代背景下突破结构性约束、塑造竞争新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路与战略抉择。本文研究表明，成渝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虽面临产业结构、创新协同、要素配置与区域失衡等多重挑战，但其通过“技术跃迁—要素重构—空间协同—绿色转型”的复合机制，能够系统性地为区域经济注入全新动能。所提出的构建现代产业生态、优化区域协同布局、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创新制度供给等路径，是一个相互支撑、循序渐进的实践体系。未来，成渝经济圈需以坚定的战略定力与务实的协同行动，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内化为区域的核心战略议程，不仅关乎区域自身能级的跃升，更对探索中国内陆地区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唯有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方能将成渝地区真正建设成为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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