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今的时代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跟上世界步伐，融入世界发展的机遇，也存在着局部冲突和各国壁垒的挑战，中国始终致力于努力寻求一种既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也能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贡献的途径。加入RCEP区域合作组织，是中国融入东盟经贸合作的新起点，更是开拓RCEP成员国新市场的重要契机，随着经贸合作的深入和了解，中国企业应当对RCEP成员国的国家风险以及投资时遇到的问题有所防范，将风险防范前置化，就现有文献来看，既有成果多数研究重点集中于投资便利化，关于投资风险管控的研究成果则较少涉及。投资风险管控的概念较新，涉及过程较多，既要进行直接投资风险测算又要提高投资风险防范水平，是一个企业直接投资决策的前端检验和后续防控的决策选择。本文对投资风险管控方面的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围绕RCEP的研究背景，着力于分析中国对RCEP国家投资情况及其风险管控程度，希望能够对未来中国与RCEP国家进一步投资合作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首先从投资风险评价指标角度进行分析。黎绍凯将东道国不同阶段的投资风险划分为12个二级指标，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权重的选取均基于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所发布的基础数据。Laura Alfaro研究了GDP和金融市场稳定性对东道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数据表明，东道国的GDP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邵予工根据国际生产的折中理论，从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个角度，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为七大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交易风险、要素禀赋风险、政治风险和东道国市场风险。

其次从RCEP机制本身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杨莲娜指出，RCEP的签署将提高区域内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程度，从而对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大影响。申玉泓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东道国的经济形势、基础设施水平和开放程度的影响。南楠和崔日明指出，RCEP区域国家的反腐能力和政府效率是影响中国企业是否对其进行投资的重要因素。赵翊钧通过研究分析中国企业对RCEP区域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得出结论：政府稳定性、投资和贸易成本以及市场发展潜力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其重点集中在国家风险和直接投资关系的相关研究。但是缺乏在RCEP框架下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的相关研究，同时，针对风险的测度和多种风险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

二、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现状概况

（一）中国企业对RCEP成员国投资现状分析

1.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中国和RCEP贸易壁垒持续下降，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2009至2022共14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在不断扩大。2009年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流量为54.9亿美元，最高在2017年上升至566.19亿美元，占据我国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35.77%。2009年至2022年，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存量逐年上升。2009年仅为174.39亿美元，2022年，RCEP正式成立，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上升至2048.89亿美元，较2009年翻了约9倍，投资存量上升趋势明显，合作成效显著。

2.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较为集中

在图1中可看到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两国，2022年中国对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734.50亿美元和357.88 亿美元，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仅为对新加坡的一半左右。此外，2022年中国对菲律宾和文莱的直接投资存量最少，分别为0.11亿美元和1.04亿美元。对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迅速，2010年仅为11.5亿美元，但2022年增长至247.22亿美元，翻了约21倍。

（数据来源：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出）

（二）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根据整理数据得出2011年至2022年部分年份中国对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分布状况，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和采矿业六大行业，其中制造业在多数年份所占比重都为最大。从流量行业构成情况看，投资第一目标行业是制造业，在2022年制造业占据44%，主要流向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除2015年外，批发和零售业基本位于第二，2022年为22%，同时批发和零售业成倍增长10%。

三、RCEP国家直接投资环境指标构建与评价

（一）构建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参考ICRG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选取的指标均为的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风险越低），政治风险占比百分之五十，经济风险和文化风险分别占百分之二十五。其中政治指标选取政治稳定性、外部冲突、腐败控制、政治军事保障、法律与秩序、民主问责、政府机构效率七个指标衡量一国政治风险大小以及治理状况，经济指标选取社会经济状况、投资概况、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汇率稳定性五个指标来表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因素主要选取种族紧张度、内部冲突等来表示该国的文化接纳以及稳定程度。

（二）对RCEP十二国投资环境评价

1.各一级指标得分情况

（1）政治风险

通过熵值法测算后，得到政治风险测算得分最高的国家是新西兰，而最低的国家是缅甸；在11年里政治风险波动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其波动最大跨度为0.09379，而澳大利亚是11年里政治风险波动最小的国家，其波动最大跨度仅为0.01189。

（2）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测试得分综合排名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和韩国则是依次位于第二至第四，而缅甸则位于最后一名；就各国经济风险变化率而言，经济风险变化率最大的国家是越南，其经济风险降低了59.33%，相对的变化幅度最小的国家是韩国，其经济风险则是降低了3.30%；其余RCEP国家经济风险增加的国家有新加坡、泰国、文莱、日本、马来西亚和缅甸，分别增加了13.55%、6.41%、6.42%、7.07%、11.26%、22.16%，而新西兰、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风险都减少了，分别减少了11.34%、34.94%、13.23%、6.91%。

（3）文化风险

文化风险测试得分综合排名最高的国家是韩国，并且几乎没有文化风险波动，其余RCEP国家文化风险增加的国家有新西兰、澳大利亚、文莱、日本和马来西亚，分别增加了2.23%、7.71%、5.80%、7.48%、4.53%，而越南的文化风险则是减少了3.56%。

2.RCEP十二国综合投资风险得分情况

对2011年到2021年十一年评分加权后，RCEP十二国综合投资风险测算排名前三的国家依次是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即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风险更小，而排名最低的是缅甸，也就是投资风险最大的国家。从测算得分总体来看，2011年到2021年里RCEP成员国的投资风险存在不同程度的上下波动，说明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投资风险跨度最大有117.05%，最低的也跨越了6.21%。泰国经过十二年投资风险增加了11.23%，而印度尼西亚经过十二年投资风险降低了14.2%，其他的东盟国家，十二国表现程度有明显差异，最高分0.33，而缅甸仅为0.09。除传统发达国家之外，泰国，越南，文莱，印尼近年来均表现出来的投资环境高速增长的趋势，值得国内企业投资时额外关注。

四、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风险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基于RCEP区域内国家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去除了数据严重缺失的国家，老挝和柬埔寨，最终选取了2011-2021年RCEP区域内12个国家的数据，本文在借鉴陈升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构建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各风险因素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模型如下：

公式中，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表示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指标、经济风险指标和社会文化风险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消费能力、东道国对外资开放度、东道国科技文化前沿发展水平；另外，为常数项，为待估参数，为随机误差项；表示东道国，表示年份。

（二）变量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情况。为避免异方差的影响，采用Lnofdi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确保在数据上会更加稳定，结果会更准确。

2.核心解释变量

东道国政治风险（govern），东道国经济风险（ecr）：同上通过前文熵值法得到的风险权重，对12个二级指标进行加权平均，来作为衡量该国政治和经济稳定性的指标。东道国社会文化风险（clr）：本文通过霍夫斯泰德六维文化指标中选取中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作为其衡量变量。在此基础上采用一下公式对指标进行处理，其公式为：

其中、、、、分别表示中国与东道国建交年份、中国参与投资东道国年份、东道国第个文化指标、中国第个文化指标、各国第个文化指标的方差；表示东道国，表示中国。

3.控制变量

东道国市场规模(lnmas)：本文采用东道国GDP国民生生产总值来衡量一国的市场规模。GDP水平越高，说明该国参与经济活动越频繁活跃，越有利于对外投资发展。东道国消费能力(lnadp)：本文采用东道国人均GDP水平来衡量一国的消费能力。该指标反应了该国市场的消费潜力和发展前景。东道国对外资开放程度(opi)：本文采用东道国外资净流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对外资开放程度。东道国科技文化前沿发展水平（lntech）：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寻求技术支持和管理经验。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强的吸引力。

（三）实证分析以及结果

1.描述性统计

由表1描述性统计可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小为6.478，最大值为15.72，中国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风险指标均值在2.738，最小值在1.865，各国经济波动状况不同，政府治理能力均值在2.43，表明RCEP成员国各国治理水平较好，文化差异均值在1.725，其中大部分国家和中国文化差异小，文化较为友好接受。但是最小值和最大值差值过大，说明成员国和中国质检也存在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与此同时RCEP成员国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最小值为4.736，最大值为11.046,根据表可知，RCEP成员国人均GDP水平均值较高，说明成员国消费能力强劲，外资流入有明显差异，最小值为-1.320，最大值为32.69，整体所选数据表现出较高的离散程度，说明具有随机性。

	(1)	(2)	(3)	(4)	(5)
VARIABLES	N	mean	sd	min	max
lnofdi	132	12.65	1.652	6.479	15.72
ecr	132	2.739	0.265	1.866	3.237
govern	132	2.436	0.439	1.590	3.275
clr	132	1.726	1.268	0.534	4.378
lnmas	132	8.232	1.480	4.736	11.05
lnadp	132	9.440	1.337	6.991	11.26
lntech	132	8.669	2.166	3.543	11.61
opi	132	4.153	6.158	-1.321	32.69

2.相关性分析

在开始回归分析之前，明确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整体上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并未存在过强相关关系而影响回归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均小于0.6。

	lnofdi	ecr	govern	clr	lnmas	lnadp	lntech	Opi
lnofdi	1
ecr	-0.0710	1
govern	0.103	0.199**	1
clr	0.0440	0.412***	0.607***	1
lnmas	0.557***	0.186**	0.228***	0.233***	1
lnadp	0.104	0.446***	0.855***	0.554***	0.254***	1
lntech	0.527***	0.364***	0.467***	0.402***	0.874***	0.553***	1
opi	0.362***	-0.331***	0.299***	-0.324***	-0.123	0.248***	-0.0270	1

进一步确定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变量做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模型中各变量的VIF均小于10，且方差膨胀因子的平均值为5，小于10，且最大值为8.78，最小值为2.01，说明模型中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对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3.回归分析

本文先后进行了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均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了对比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参考逐层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VARIABLE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ecr	-0.63	-1.064**	-1.375**	-1.617***	-0.102
	(-1.05)	(-2.14)	(-2.32)	(-2.77)	(-0.21)
govern	0.421	0.094	-0.415	-0.375	-1.697***
	(-1.01)	-0.27	(-0.66)	(-0.61)	(-3.46)
clr	0.024	-0.05	-0.031	-0.048	0.625***
	(-0.15)	(-0.39)	(-0.24)	(-0.38)	(-5.22)
lnmas		0.661***	0.656***	0.158	0.383**
		(-7.9)	(-7.83)	(-0.8)	(-2.51)
lnadp			0.198	-0.036	-0.353**
			(-0.96)	(-0.16)	(-2.08)
lntech				0.439***	0.328***
				(-2.78)	(-2.7)
opi					0.207***
					(-9.46)
Constant	13.306***	9.981***	10.203***	13.308***	12.461***
	-7.2	-6.34	-6.41	-6.96	-8.5
Observations	132	132	132	132	132
R-squared	0.02	0.343	0.347	0.385	0.643

从回归结果表3中可知，政府治理能力，经济风险指数和社会文化距离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政府执政能力与中国企业对RCEP国家投资呈负相关。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均有提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偏好制度薄弱的国家，陈松、刘海云，陈升也有相似的结论。甚至于东道国腐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实行寻租行为。经济风险波动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经济波动越明显，越不利于我国直接投资，从模型2-模型4来看，社会文化距离呈现负效应，但随着外资流入增多，社会文化距离显著为正，说明外资流入对文化距离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东道国市场规模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示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一国能提供的市场份额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和科技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开放程度越高，有更多的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科技前沿理论发展水平越高，说明该国各项产业都在发展，国家重视度也高，越有利于吸引我国直接投资。Lnadp为负效应，解释为人均gdp水平越高，表明该国劳动力成本越高，越不利于中国参与直接投资。

五、中国对RCEP投资风险管控建议措施

（一）对中国企业的建议

构建跨界风险评估与调整机制。在RCEP框架下，中国企业应主动构建一个涵盖多方面的跨界风险评估与调整机制。企业不仅需要针对单一市场或领域的风险进行评估，更要将视角拓展至跨国、跨行业的层面。此外，企业还应建立起一个全面的信息收集与分析系统，该系统不仅涵盖传统的市场调研和财务分析，还应包括对社会动态、技术革新等非传统因素的监测。第一时间内捕捉到可能影响企业投资效益和运营安全的信号，从而及时做出调整。

（二）对中国政府的建议

1.政策制定与国际合作的深化

相关政府部门需确立一个跨部门协调机制，制定明确的海外投资指导政策，降低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积极参与RCEP及其他多边和双边框架的谈判，通过外交渠道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与东道国商讨建立投资保护协议，中国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外汇管理便利化等方式，鼓励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同时，建立专项基金或风险补偿机制，对那些进入高风险国家或区域的投资进行风险补偿，从而激发企业的投资热情，降低他们的后顾之忧。

2.深化政企互通合作与推进法律保障

国家层面需要采取多维度的策略以降低境外投资风险。通过加强政府间的互访与合作对话，主动识别并消除影响投资效率的非效率因素，共同促进一个更加稳定和利于投资的环境；由政府主导编制一套全面的境外投资指南亦显得尤为重要。这份指南需全面覆盖各国的外汇政策、投资准入条件、市场运作规则以及税务和法律制度等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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