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建立新西班牙殖民地。1573年7月1日，两艘满载中国货物的大帆船从菲律宾马尼拉出发，前往新西班牙的阿卡布尔科，开启了持续二百五十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一贸易推动了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之间的多边贸易，中国漆器也借此进入墨西哥市场。

然而，学界对大帆船贸易的研究多聚焦于丝绸和瓷器，漆器研究相对较少。早期学者多从秦汉、唐宋、明清等对外开放较盛的阶段切入，研究漆器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的传播。明清时期，中国漆器的对外传播成为研究重点，早期研究多放在“中国风”或工艺美术的母题下考察，如吴明娣、袁宣萍等学者的研究。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关注“外销”或“外传”漆器，如陈轩、金晖、何振纪等的研究，但多集中在欧洲和东南亚地区，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的研究相对薄弱。此外，当前学界对中国漆器的对外传播研究在时间上侧重于18—19世纪，地域上侧重于欧美。部分学者关注到西班牙属美洲的中国外销漆器，但多为浅层次描述，尚待深入研究。如国内学者田春的研究仅关注墨西哥漆屏风，其他漆器未涉及；国外学者丹尼斯·卡尔等的研究虽关注到中国外销至西班牙属美洲的漆器，但未系统梳理其传播与影响。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的时间提前至明中后期，聚焦被殖民时期的墨西哥，理清大帆船贸易时期中国漆器在墨西哥的传播情况及影响，探讨其被接受及改造的过程。

一、马尼拉大帆船的历史背景和贸易货物概况

16世纪，东南亚香料群岛的归属问题引发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殖民者的冲突。1545年—1548年，墨西哥和秘鲁银矿的发现使西班牙的注意力从香料群岛争夺中转移，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提供了可能。然而，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以参与香料贸易的愿望落空，殖民统治岌岌可危。因此，西班牙急需另谋出路，开辟新的贸易航线。

马尼拉大帆船跨越太平洋，连接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两个重要海港。马尼拉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东南亚转口贸易的枢纽，而阿卡普尔科则因其天然深水良港和与西班牙本土的密切联系被选为贸易终点。1803年到过阿卡普尔科的Humboldt写道：“阿卡普尔科港由一个巨大的内湾形成，海湾的周围是花岗岩石……大量岩石很像形成齿状的蒙特塞拉特山顶，航道几乎与岩石相触，但又可毫无危险地通过因港口到处水深达10~12英寻。”1565年，“圣巴布洛”号开辟了菲律宾到墨西哥的北太平洋航线，成为大帆船贸易的基本航线。

马尼拉大帆船的货物主要来自中国帆船。1587年前后，每年约有三十多只中国帆船在马尼拉进行贸易，其货物占据了菲律宾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商人在这一贸易中起关键作用，有学者提到：这条路线在西方得到了主要来自福建(中国）商人的支持，他们交易香料、瓷器、象牙、漆器、加工丝绸和其他有价值的商品，这些商品将在美国或欧洲出售，同时这条路线继续通过墨西哥陆路到达塞维利亚(西班牙）。清代张荫桓也曾记：“查墨国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高埠，分运西班牙各岛。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曰大西洋。”这里的高埠即阿卡普尔科港，“西班牙各岛”意西属美洲大陆。李永锡在《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早期的大帆船贸易》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详细地描述了大帆船的贸易货物，主要包括丝绸、瓷器、象牙、床上用品、家具、食品、五金、水果等。其中，丝绸和瓷器主要转运墨西哥和欧洲，其他商品则供应当地。

国外学者也指出：“菲律宾出口到墨西哥的货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纺织品、瓷器、象牙、家具，包括镶嵌饰品和上漆的家具）、金属制品和其他的农产品，有时甚至包括奴隶。”

综上，马尼拉大帆船的货物以中国商品为主，涵盖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其中中国漆器多次被提及，成为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二、中国漆器远渡重洋的线索

中国漆器通过马尼拉大帆船传播到墨西哥，主要品类为漆家具和漆屏风。虽然缺乏确切史料，但至迟到16世纪中后期，墨西哥已出现中国漆器。菲律乔治提到福建商人通过中国帆船将漆器运至马尼拉：“他们也运来珠、金、铁、麝香、雨伞、假宝石(极其精美，不易辨别真伪）、硝石、面粉、各色纸张以及其他雕刻工艺和油漆手艺都极为精美的木器。”新西班牙总督恩里克斯曾对首次运往墨西哥的丝织品质量不满，还提到：“还有大部分是草织品、假绸缎、扇子、瓷器，以及一些写字桌和油漆盒子。”这很可能说明，在1573年墨西哥已经出现中国漆器。菲律宾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奥·扎伊德对十六世纪墨西哥市场做了有趣的描述：

“帕里安市场每天从清晨到深夜开放，周日和宗教节日除外。成千上万的人——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修女、骑士和小姐——都被亚洲世界的精美展品所吸引和吸引，例如来自中国的丝绸纺织品、阳伞、陶瓷和樟木箱。”

墨西哥帕里安市场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购物中心，因阿卡普尔科-马尼拉贸易而繁荣。市场中售卖的亚洲商品包括中国的丝绸、阳伞、陶瓷和樟木箱（漆箱）。1609年的一份太平洋贸易记录显示，广州、漳州、福州等地的商人将漆写字台、箱子等商品运往马尼拉，再转运至阿卡普尔科。17世纪早期，阅读、写作和计算成为墨西哥城商人、牧师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重要日常工作和活动，写字台成为必需品。8.6%的墨西哥城遗嘱财产清单中，至少有一张来自中国或日本的写字台，平均每份财产清单中有5张来自亚洲的写字台。这些漆器在墨西哥城的遗嘱财产清单中频繁出现，表明早期中国漆器主要服务于墨西哥的上层社会。

墨西哥的漆器屏风是其著名漆器类型，西方学者多认为其来源于日本。唐娜在其《从全球到地方：亚洲装饰艺术在殖民地拉丁美洲的散居》中认为：“发明于中国，在日本精心制作，并通过近代全球贸易传入西方世界，似乎最早在16世纪后期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以及从日本归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传入美洲。第一批有官方记录的屏风是1614年日本大使馆将屏风作为礼物带到墨西哥送给总督的，从此掀起了室内装饰的新风潮。”然而，田春指出，仅从官方记录判断墨西哥屏风的来源是日本并不妥当，因为大帆船贸易中存在私人贸易，可能存在未被记录的中国漆器屏风，因此，墨西哥屏风的来源更可能是“中国和日本”，而非单一来源。

此外，墨西哥的中国漆器还包括漆盘、漆盒等，但因价格较低，相关记录较少，仅散见于部分贸易描述中。

三、整合与创新：中国漆器的本土化改造

尽管中国漆屏风在墨西哥市场广受欢迎，但其高昂的价格使其无法普及到所有阶层。然而，大量文献和现存漆屏风表明，墨西哥本土生产的漆屏风数量更多，且价格更亲民。唐娜也表示：至少到十七世纪中叶，墨西哥当地艺术家开始用油画、当地版本的漆器、丝绸或较便宜的布料制作亚洲屏风的仿制品，后者使较贫穷的家庭也能拥有。

1696年，墨西哥曾提到“一个中国产的漆器屏风”，索尼娅认为这个中国制造的屏风实际上是为了复制中国设计而进口的。现存的墨西哥漆屏中虽较少直接模仿中国，但仍有案例，如图1的景观建筑明显是中国样式。

中国漆器所用的清漆是天然树脂，因气候原因在欧洲或美洲无法移植，墨西哥工匠转而使用虫漆（虫胶）。西班牙殖民档案中保留了1739年至1740年到达马尼拉商船的货物记载，以下是截取的与漆相关的记录：

来自厦门的“我们的卡尔达斯夫人”号别名为“海马”的小货船运载的货物如下：

40箱深色虫漆

60盒此等虫漆

20扇屏风

第二次来自厦门的上述同一条船运载的货物有：

50箱深色虫漆

55张漆写字桌

22副屏风，每副6扇

31箱普通虫漆片

这些货物可能用于马尼拉本地制作漆器，也可能通过马尼拉帆船运往墨西哥。这表明，到了18世纪，马尼拉大帆船不仅进口中国漆器成品，还进口虫漆用于仿制漆器。墨西哥仿制漆器的原因，除了漆器在当地有市场外，还因为17—18世纪中国与日本在出口市场上竞争激烈，催生了“出口替代”策略。墨西哥工匠结合亚洲技术和南美印第安人技术，利用介壳虫分泌物创造类似抛光表面。然而，从虫漆的进口数量可得知，墨西哥本土仿制的漆器可能并不都用虫漆，尤其是屏风这种大面积刷漆的漆器。罗梅罗·德特雷罗斯曾评论：

“一幅用油画画在帆布上的折叠屏风，一面模仿了科罗曼德尔漆屏风，制作得如此精湛，只有近距离触摸才能知道它不是用漆板制作的，而是用画布上的绘画制作的。”

这说明，墨西哥工匠通过一面绘画、另一面上漆的方式改造中国漆屏风。更重要的是，在绘画的主题选择上，墨西哥艺术家和工匠除了必要时借鉴中国和日本母题和元素，也添加了大量本土的题材，如墨西哥城景、对墨西哥城的征服、总督的府邸等，因此受到了新西班牙地区包括总督、贵族、神职人员、商人、艺术家、船长及普通市民等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甚至远销欧洲的马德里与塞维利亚（Seville）。田春认为，墨西哥屏风既未过多受中国设计的影响，也未完全抛开中国（日本）元素，而是东西方设计在17世纪的真正融合。到17—18世纪，墨西哥已实现对中国和日本漆器的本土化改造，改造后的漆器不仅在本地消费，还运往墨西哥外的美洲地区。同时，墨西哥总督辖区的工匠制作了大量工艺品，如漆盘、羽毛工艺圣像画像、镶嵌珍珠母的棋盘、玳瑁盒、漆器家具等，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四、结语

大帆船贸易作为连接中国、菲律宾、墨西哥及西班牙的重要纽带，自1573年启动并持续了250年，为中国漆器进入新西班牙（墨西哥）奠定了基础。通过马尼拉中转，中国漆家具、漆屏风等品类进入墨西哥市场，成为当地上层社会追捧的艺术品。中国漆器不仅丰富了墨西哥的艺术文化生活，还促进了当地手工艺的发展。墨西哥工匠在模仿和改造中国漆器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将东方元素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漆器作品。中国漆器在墨西哥的传播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互动与融合。16至18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世界各地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漆器作为东方艺术的代表，与墨西哥本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促进了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加深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此外，本文研究揭示了学界在中国漆器对外传播研究上的不足。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明清时期中国漆器在欧洲和东南亚的传播，而对美洲地区尤其是墨西哥的关注较少。这种不平衡限制了对中国漆器全球传播史的全面理解，忽略了墨西哥等美洲国家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漆器全球传播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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