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媒体时代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使互动交际越来越数字化，也拓宽了语用学研究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关注新媒体语境下的语言互动与网络交际。在日常生活中，微博、微信、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种分享生活、畅谈想法与交流意见的交际平台。Scott（2022）指出，新媒体语境中的交际者会根据社交平台类型的不同以及当前话题语境的特点选择不同的交际策略进行互动。在交际过程中，交际策略的调整会无可避免地滋生出新的语言现象或新的网络话语，这些现象不仅丰富了现有的语言使用，也拓展出了新的交际手段。因此，交际者对互动策略的调整也促进了新的交际现象和不同交际方式的衍生，这不仅为语用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对象，也为语用学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语料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语用学的传统议题也由此得到拓宽及延伸，例如，新媒体时代下语用学对礼貌或不礼貌行为、身份研究、言语行为等传统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立场（胡佳蓓，雷容，2024）。

新媒体语境下的话语表现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交际既有相同也有不同。如果是在互联网环境中，交际者在选择语用策略时会考虑媒体因素，因此可能导致一些字词、句法的语用功能及其背后隐藏的语用机制发生改变。相较于日常互动而言，网络互动没有固定和规范的语言模式，人们对字词意义的衍生和开发都会促进网络语言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网络术语，例如，人们在线上互动时会使用“礼貌拿图”这一元语言进行评论，传递网络社交的礼貌规范；线上交际多使用表情包、图片、动画等多模态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帮助交际双方更好的建构彼此的交际身份或实现交际目的。此外，新媒体平台催生了大批新型网络语言和网络交际现象，如谐音梗、网络缩略语、称呼语泛化等等，这些话语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交际方式，也展示出了新的语用特征，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其背后的语用框架和解释机制。

本文关注的语言现象是称呼语泛化，主要研究新媒体语境下这一语用类型的表现特征，在揭示新媒体交际复杂性的同时，本文还将通过对交际者执行行为的分析，探究称呼语选择与行为类型的关系。

一、称呼语泛化

（一）称呼语

在互动中，称呼语（addresses）的变化是密切人际关系的一种表征，选择合适的称呼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际和谐和社会交往。此外，称呼语还会因不同时期社会生态环境的要求出现一些变化，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表征方式（何自然，2017），由此衍生出了称呼语泛化现象，这一语用现象已经受到了大量关注（王娜，2006；楼峰，2007；邓达夫，2014；季颖超，2016；张典，2018；张军，2022），但有关研究仍集中在现象观察、特点分析和原因解释上，没有注意到其实践意义，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新媒体语境下称呼语泛化的语用实践研究。

人们在言语交际时用来打招呼的语言即为称呼语，称呼语广泛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同学与同学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家人与家人之间等，是社会人际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称呼语的选择虽然可以反映和体现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但并不只受限于彼此关系，因为称呼语的含义及选择也受到社会时代、交际场合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便交际者面对的是同一互动对象，在不同语境下，他也可能选择不同的称呼语来配合当前的交际语境和社交身份，例如，某人的父母如果从教，他在课堂互动中不会选择“爸爸”或“妈妈”这一称呼语，而是结合学校语境称其为“老师”。此外，社会背景、文化异同等因素也影响称呼语的发展，许多称呼语的内涵在社会交际中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使用中也被赋予了特定涵义，如“同志”“小姐”等，由此可见，称呼语的发展与流行，不仅仅是语言学的问题，也是社会学、文化科学等学科的问题。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网络用户数量激增。新媒体软件不仅接纳了庞大的用户数量，而且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网络用户，使得新媒体呈现出用户复杂、话题多样的局面。因此，即便是以陌生人的网络身份进行社交，年龄差距、身份模糊等原因还是会导致称呼语问题随之而来。此外，在许多社交媒体软件上，短视频、直播等越来越受欢迎，这些新兴的互动方式在促进网络交际和创新购物模式的同时，也随之衍生出了网络称呼语选择的问题。

（二）称呼语泛化

许多称呼语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泛化趋势，例如，“亲”“美女”“帅哥”等等（邓达夫，2014；刘海花，2011），这些称呼语不再限定于其字面涵义或特定身份，而是在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不断发展，成为对一类群体的称呼方式。例如，“亲”这一称呼语不再受限于“亲爱的”“亲爱”这一展开含义，而是成为对陌生人表示友好态度的统称，常见于客服沟通服务，尤其是淘宝、京东等一类购物软件中。此外，“美女”“帅哥”这类称呼语也不再受到外表或者年龄的限定，人们在交际时为了表示亲切或者出于礼貌考虑，对女性统称为“美女”，对男性统称为“帅哥”，比如在餐厅就餐时，顾客可能不会直呼“服务员”，而是选择“美女”“帅哥”这类称呼语构建平等的社交身份和交际关系。

称呼语泛化现象的出现展示了称呼语在沟通互动中言语交际功能的扩展和延伸，这一现象不仅在日常交际中有所体现，在社交媒体上也尤为突出，并且使用频繁，例如，在绝大多数带货直播中，主播往往选用“姐妹”“家人们”等称呼语称呼观看者，从而进行商品推销并刺激消费者购买（王欣欣，2022）。值得注意的是，“姐妹”“家人们”等称呼语类型并不只局限于网络，也在日常交际中也得到广泛使用。由此可见，这些称呼语的泛化并非偶然，也不受限于日常互动或者网络交际某种方式，而是在时代发展中有了需要，也衍生出新的含义和固定的用法。此外，这些称呼语的使用语境的改变也影响或者改变了其社交功能的发挥，这背后的语用策略和语用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索。

二、新媒体语境的互动特点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媒体时代涌现出大批量网络用户，并赋予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意见、观点及建议的机会与权力。这些用户拥有合法的网络公民身份，在自觉遵守网络社会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社交互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虽然覆盖不同年龄段，且可能处于不同学历水平，但他们都可以通过发帖或者评论引起共鸣，共同构建新媒体语境，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互动也常常伴随着不礼貌现象，有时甚至会通过言论引起网络冲突，网络社交也因此滋生出很多语用问题，如网络语境中的冒犯及不礼貌话语，这些特点共同构筑了新媒体语境。此外，随着时代发展，网络环境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包容，很多学者还注意到了不同时代发展与不同文化背景对交际互动的影响，在研究网络交际互动时关注到了当下的全球化背景，例如，有学者聚焦于“全球关联性”（global interconnectedness）这一特征研究人际不礼貌语用现象，即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网络交际中的不礼貌现象进行研究（Sifianou & Garcés-Conejos Blitvich,2018），这为探究新媒体语境下的互动特点提供了启发。

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互动与日常面对面交际互动的显著不同在于，交际者在社交媒体或者其他互联网生活化平台进行互动时，不仅可以借助语言文字传递信息，如文字消息发送与回复、文字信息评论等纯文字手段，还可以使用多种非语言手段达到交际目的，例如，通过添加emoji、表情包、动图等表达情绪、态度，甚至通过表情包暗示话题结束或者对话完成。由此可见，新媒体语境下的互动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语言使用系统，因为非语言手段（也称多模态话语）也属于其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类型丰富和虚拟性较高这两个特点使得有些语言的使用形态、话语结构，甚至内涵都发生了改变，并使得一些语言或者表达在使用和发展中产生了新的语用机制。

在当前对新媒体语境或者网络话语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就网络互动中的多模态性对语境特征进行分析（Yus,2019），因此，本文的关注点并非新媒体语境下交际互动的非语言资源，而是关注网络话语，即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语境下的语言使用（Yus,2011），以及通过语言使用进行的话语交际和社交网络交际，因此，本研究将以文字信息为讨论对象，探究新媒体语境下的互动特点。

（一）群体性

对于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庞大的用户量以及开放的发帖、评论，甚至私信功能使得新媒体语境下的互动呈现出群体性的特点。在网络互动中，交际者可以根据语境构建身份，也可以通过话题触发身份，例如，在健康问题咨询或者求助帖下，可能会有医护工作人员的评价；在美妆产品种草或者避雷贴下，可能吸引产品消费者或者广告投放者浏览和评价。尽管不同话题的浏览数据不同，但多数情况下会吸引一类型或多类型的用户群体，共同发表评论，表达观点或者意见，这些话题下的互动者可以通过沟通建立起一套共享的群体价值观，在社交平台上进行群体交际。

由于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发表评论或意见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是群体而非个人，也促使了新媒体语境互动具有群体性的特点。网民在进行评价时，等同于参与了某一话题的人际交往，但这一人际交往并不处于个人层面，而往往表达或者代表了一类人甚至一类群体对某些产品、事件或者言论的共同认识和群体期待。此外，用户在参与网络互动的同时，也可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促使他们通过语言使用团结在一起（Haugh et al.,2021），成为一个群体。

网络交际者在参与互动时有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的特征，即个体的自我认同被群体的行动与目标认同取代（Kapoor,2022），这也体现了新媒体互动语境中的群体性特点。有学者指出，网络互动可以看作是一个群体交际现象，在新媒体语境下展现出了互动对象的群体身份、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和中观层面的话语语用学（discursive pragmatics）。其中，群体身份和群体意向可以反映网络社交参与者的互动背景和交际动机，中观层面分析指对网络社交参与者的语言选择与语言使用进行分析（胡佳蓓，雷容，2024），例如，可以分析语境在礼貌或不礼貌评价中所起的作用。

（二）主动性

由于社交媒体不仅仅是“信息媒体”，也是人们的“情感媒体”（Döveling et al.,2018），网络用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主动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或对某社会事件传递个人态度，而且，人们在浏览过程中产生共鸣或者反对意见时，也可以自发参与评论。此外，网络用户浏览媒体软件时，在话题选择和言论发表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在Johansson和Laippala（2020）对Twitter用户关于某次危机事件期间的公开评论为语料，对公众在此类突发事件中的情感倾向与态度表达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该论文结果表明，用户参与评价，尤其是进行负面评价和表达消极情绪时，可以更好地达到人际联结效果，即团结有相同价值观的网络用户，疏远价值观不同的用户。这说明网络用户在发表评论时，确实会传递出自己的价值观，这一研究也展示了新媒体语境下的主动性。

新媒体语境下互动的主动性还体现在信息接受和信息获取上。网络用户可以自发选择交际对象和交际话题，例如，用户认同某一观点时，可以自觉表达赞同；用户对某一话题感兴趣时，可以自发检索。新媒体语境下的互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用户具有完全的主动性进行身份构建并参与互动。正如Dynel和Chovanec（2021）所言，互联网环境或社交媒体软件中的交际者并非只能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可以积极参与并活跃互动，对信息进行主动的创造、生产和评价，因此，新媒体语境下的互动具有明显的主动性，而非被动。

（三）社会性

在社会中，无论是任何语境下的人际交往都离不开社会背景，社会因素影响着沟通交流的展开和顺利程度。网络交际呈现的特点之一就是语言的多样性，这些语言的使用不仅涉及单纯的语言文明或语用礼貌，还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新媒体语境互动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社会性。

近年来，语言学的研究展现出“社会转向”这一大趋势，语用学研究也不例外。“社会转向”丰富了语用学问题的研究视角，使研究可以从社会语境、社会需求和社会现实等多个角度展开（陈新仁等，2023）。语用学研究领域尤其关注群体与群际交际的特征（胡佳蓓，雷容，2024），因为群体身份研究可以反映出群体意向，而群体意向则能折射出在当前时代发展背景下人们的社会期待，有助于政府、企业甚至个人进行社会管理。在社交平台上，礼貌行为与不礼貌行为、冒犯行为和被冒犯行为等行为类型所体现出的情感态度和道德立场可以公开地呈现给网络用户，语言学家可能只注重分析其所涉及的语用取向和语用理据，而这一互动语境本身则为观察和理解不同意见提供了平台，有利于对多元观点进行吸纳，从而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事件。因此，新媒体语境互动的社会性与其公开程度密不可分，新媒体语境关注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吸引网民参与公共生活，也使得网络话语展现出社会性和融合性的新趋势。

三、新媒体语境中交际者执行不同行为的称呼语选择

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中，称呼语表达和称呼语类型都越来越丰富，称呼语泛化也已经成为一种语用资源应用在日常互动中，不仅包括网络交际互动，也包括面对面沟通互动。称呼语泛化这一语言现象有助于构建和维持人际关系，不同的称呼语选择可以在交际互动中展现出不同的亲疏程度。在社交媒体中，称呼语的选择会影响交际者在互动中的自我身份建构，也相应影响交际者的行为执行类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影响是双向的，即交际者根据行为选择合适的称呼语，称呼语也映射交际者的言语行为。此外，交际者在面对话语冲突时，还可以通过称呼语泛化的选择恢复互动秩序。因此，称呼语泛化作为一种集体性的语用现象，泛化后的称呼语类型需要交际双方或交际多方共同认可。

关于新媒体语境下的语用学研究，已有学者关注到话语互动与行为执行的关系，随着语用学领域的拓展，有学者结合不同理论对网络互动进行研究，例如，吕金妹和詹全旺（2020）在研究滴滴软件解决顺风车危机时的微博互动时，结合了身份原则理论，指出滴滴通过承诺、声明等话语行为进行免责，但这一行为受到网友抵制，相反，如果滴滴通过道歉承担自己的安全责任，则被普遍接受，缓解企业危机，因此，本研究侧重探究话语参与的社会实践功能，以称呼语泛化为切入点，探究新媒体语境下行为执行和称呼语的选择关系。

本文研究的是新媒体语境下的称呼语泛化类型，选择语料基于微信和小红书两个社交媒体平台，其中，通过微信软件收集的语料主要在熟人之间，而通过小红书平台收集的语料主要在陌生人之间，语料选择主要关注在网络互动中的称呼语泛化选择，本文将对泛化现象进行讨论，并主要分析交际者选择的泛化称呼语和行为执行的关系。

（一）表示亲近，传递社交善意

从社会语用学来讲，称呼语泛化在发挥基本的称呼、指称功能外，还可以发挥礼貌传情、文化传播、身份认同功能和身份建构等功能（张军，2022），例如，“宝宝”“宝贝”“姐妹”等称呼语，原是对小孩儿或者友人的爱称，现已泛化为对爱人、友人，甚至陌生人的称呼。这一类型的称呼语可以传递出交际者对交际方的情感倾向，在互动中执行亲近行为。

例1：

A：明天五点我在西门等你。

B：行宝宝，你迟到也没关系。

这段语料来源于微信，交际双方认识但不太熟悉，B选择“宝宝”这一称呼语降低对话的生硬和尴尬程度，表达对对方赴约时间的宽容。

例2：

A：这个磨砂膏，用了两罐了，毛孔就像柔化了一样！

B：姐妹，小声问问敏感肌能用吗？

这段语料来源于小红书，该评论来源为两个相互陌生的用户，B选择“姐妹”这一称呼语降低自己提问时的质疑程度，传递友好礼貌态度。

（二）构建身份，执行幽默调侃

在新媒体语境中，交际者可以通过称呼语的选择表达身份属性并实现身份认同，常见的此类泛化称呼语有“宝宝”“打工人”“吃瓜群众”等，交际者在进行网络互动时，可以通过自称构建自我身份，也可以通过称呼他人定位对方身份。

在小红书的评论区，常常可以看到这么一类评论语，“吓死宝宝了”“笑死宝宝了”“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等交际者使用“宝宝”进行自称的现象。“宝宝”这一称呼语的泛化突破了年龄的界限，因为交际者无论是成年还是未成年人，都可以在互动时将自己纳入“宝宝”的范围内，由于小孩儿通常具有可爱、弱小和无助的特点，在日常生活中因处于弱势地位而引人怜惜，因此交际者通过自称“宝宝”这一泛化称呼语将自己也置于此位置，在互动时卖萌或者调侃，达到诙谐幽默的表达效果（张军，2022）。

“打工人”如今也成为一种泛化的称呼语类型，较多出现于微信好友间的调侃互动和社交媒体上的群体身份表达。“打工人”一词在新媒体语境的发展下不再用来单一指代体力劳动从业者或是表示对务工人员的贬称，而是纳入了所有上班阶层和工作类型，成为上班族的统称。这种类型的称呼语泛化既传达了平等观念，展示出等级观念的弱化，也在互动中表现出一种自我或相互调侃。值得注意的是，“打工人”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使用中常常含有自嘲意味。

与“宝宝”“打工人”这两类泛化称呼语略有不同的是，“吃瓜群众”通过背称进行身份建构。被称指的是在互动中，听话人和被称呼人不是同一交际对象时所选择的称呼，“吃瓜群众”这一称呼语起源于网络，并在新媒体语境下不断发展，开始时作为对不明所以的围观群众的戏称，现已经泛化为对围观者及网友的统称。通过小红书的评论区和微信好友中的聊天互动，我们发现，交际者在使用“吃瓜群众”这一称呼语进行调侃时，往往传递出个人或交际对象对当前话题正处于感兴趣但不明真相的状态，在互动中达到免责的效果，由此可见，称呼语泛化已经发展成一种语用策略，在构建身份的同时引导着互动走向。

（三）发展预期，实现交际目的

网络互动的一大特点就是流动性强，新媒体语境也是如此。称呼语泛化现象在新媒体语境互动中的两个方面尤其凸显，一是网络社交，二是直播带货。在网络直播中，主播对观众的称呼语有“宝贝（们）”“家人（们）”“姐妹（们）”“老铁（们）”等等，不仅在情绪上起到强化作用，也有助于促进交际目的的实现。由于此类型的泛化称呼语解决了对被称呼人年龄、性别、地区、商品类型等因素的考虑（王欣欣，2022），在互动过程中不仅协调了称呼关系，也更容易被交际对象所接受。此外，这类泛化称呼语通常比较简单、形象，因此即便是在主播进行单向互动输出的情况下，也能迅速拉近其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而由于许多直播间观众作为潜在的消费者，拉近距离的同时也能促进交际目的的实现。

在直播中，主播常用的话术有“没点关注的宝贝们点点关注”“家人们，放心拍”“姐妹们不用担心，都有运费险”等等，主播在选择和使用不同表达的泛化称呼语时，都有一个发展预期，即与用户建立良好关系，促进消费和流量变现。主播作为直播间的发话人，在直播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单向称呼观众的情景，因此通过话术拉近心理距离、迎合观众的需要对交易目的的达成十分重要。此外，称呼语的选择能够影响交际对象的注意力，影响称呼语社交指示功能的发挥，具体包括，角色认同指示功能；人际关系指示功能；交际动机指示功能（赵英玲，1997）。由于直播互动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交际动机，所以直播语境下的称呼语选择不止考虑情感因素，还要考虑预期，即选择这一称呼语能否吸引用户的注意力、能否培养起顾客黏性、能否促成订单购买等等，由此可见，直播带货作为新媒体语境互动中的一大类型，促进了称呼语泛化这一现象的滋生和发展，并体现出称呼语泛化选择与行为执行的又一关系，即交际者考虑发展预期，通过称呼语的选择投射交际目的。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立足于新媒体语境，总结出其群体性、主观性和社会性的互动特点，又基于这三个特点对新媒体语境下称呼语泛化的现象进行讨论，主要研究了泛化称呼语的选择和交际者行为执行之间的关系。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既是语用学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在分析泛化称呼语的选择和交际者行为执行之间的关系时，本文提出的第一点为表示亲近，传递社交善意，第二点为构建身份，执行幽默调侃，这两点的关注点其实都可以归纳为新媒体语境下人际关系构建。

新媒体语境下的许多网络互动现象为语言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成了语用学的关注对象。网络话语的使用能够体现出许多新兴的语用现象和衍生出的语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语用表现和语用功能都有其社会属性和其他显著特征，属于社会语用学的一部分。

现今关于社会语用学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例如，有研究者关注现实商务语境，基于此类语境分析在协商融资决策时，创业者和投资者如何建构同盟关系，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同盟关系的建立影响着投资回报的提升空间。此外，还有学者关注网络语境中的话语冲突现象，研究拱火话语，这是因为当今时代虽然发展出了开放包容的网络环境，但网络互动和发言也并非完全和谐，网络用户在线上交际时仍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很有可能导致网络暴力，在破坏网络平台的社交人际关系的同时，也破坏了网络环境的生态平衡。因此，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还是立足于网络互动，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多维度的评价和分析，由此找到不和谐语用现象的成因或者语用理据，分析其背后的语用机制以及探究促进和谐的语用策略。这些研究不仅能够促进良好网络环境的构筑，也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本文以此为启发点，在关注语用问题研究的学术意义外，也关注到了语用学研究更为重要和深远的一部分，即话语使用的实践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构建和探索，例如，通过观察社会中的话语现象，对其进行策略、机制的语用分析，探究其背后的成因和时代的意义，以此为立足点，这些分析就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学术上的理解，而是可以促进环境治理、改善危机管理，或者促进社会和谐因素的建设。

本文研究的是新媒体语境下的互动，不同于以往的网络互动研究，本文没有关注网络互动的匿名性特征（Bou-Franch & Garcés-Conejos Blitvich,2014），而是选择了语言现象，从具体话语出发进行研究，抛开了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在结合社会背景的前提下观察了称呼语泛化这一现象。相比面对面的互动，称呼语泛化这一现象在网络语境下使用更为频繁，因为人们在线下交际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方式更为多样，而线上交际时，称呼语的选择更值得考量，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建立语料库对称呼语泛化类型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总结称呼语选择和行为执行的关系时，只进行了三点罗列，研究缺乏充分性。此外，新媒体语境下的语用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交媒体，也可以拓宽到其他网站或者软件上，例如，线上问诊，医患如何解决沟通障碍、提升沟通效率提升等方面的语用问题，研究可以应用在医生和护理人员等从业者如何策略性地解决医患沟通中的交际障碍、应对患者阻抗等，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密切的诸多话题，这样的语用研究更加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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