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当下，乡村体育赛事的包容性发展成为激活乡土文化内生动力、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议题，《关于推进“十四五”农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发展农民体育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任务，需坚持“农民主体、融合发展”原则，推动农体、文体、智体深度融合。长期以来，乡村体育赛事常陷入“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误区，赛事组织权集中于政府或企业精英群体，普通村民被边缘化，赛事传播盲目模仿城市体育范式，本土文化被简化为观赏性符号，传统赛事依赖电视转播等单一渠道，受“城市中心”叙事框架制约。然而，贵州台江“村BA”作为民间赛事，近两年网络传播量累计超550亿人次，被媒体誉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村BA”的火爆，推动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更让台江县2023年生产总值增长8.8%，增速居黔东南州第一、全省第三。其突破性在于其构建了多元包容的传播体系——以“农民自建、全民参与、数字赋能”为核心理念，构建“主体多元、文化本真、技术创新”的包容性发展体系，并实行全过程民主，与《指导意见》的“农民主体、融合发展”的原则高度契合。

本文透过现象对贵州村BA进行深描，并秉持批判性思考立场，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贵州“村BA”公开资料等，探究其包容性发展实践,归纳乡村赛事包容性发展的经验,以期为其他乡村体育赛事举办提供参考。

1 传播主体的包容性：从“单一主导”走向“多元共治”的主体重构

贵州“村BA”的包容性传播机制以多元群体参与为核心，打破传统体育赛事的精英化叙事，构建了性别、年龄、民族及职业群体共同参与的传播生态，实现了从“少数人展示”到“全民共创”的转变。以下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1.1 性别群体包容：女性从“旁观者”到“主角”的蜕变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传统体育场域存在“性别符号暴力”，这种文化规训在早期体育赛事生态中尤为显著。贵州“村BA”通过制度创新与文化融合，挑战这一结构性排斥。早期乡村篮球赛事中，女性参赛比例少，解说与镜头焦点集中于男性运动员，女性仅能以“加油队”的表演性角色存在。贵州“村BA”注重赛事主体平等化，通过女子村级联赛的制度设计，并以独立赛程获取直播流量，赛事规则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允许球员身着苗绣服饰、佩戴银饰参赛，独创“抱球跑不违例”“趣味环节嵌入比赛”等机制，使篮球运动与苗族“姑妈文化”深度融合。这种“体育+民族文化”的模式，打破了男性化竞技的单一叙事，“姑妈篮球赛”已吸引央视网等上百个媒体报道，全网浏览量超过100亿次。榕江教练胡世章指出：“姑妈篮球填补了乡村女性体育空白，乡村女性登上了新时代的体育舞台”。当姑爹们为姑妈队呐喊、当苗族银饰与篮球赛场交相辉映，布尔迪厄所言的符号暴力正被转化为文化共生的实践场域。

1.2 年龄群体包容：代际共融的“篮球场叙事”

米德“文化反哺”理论强调代际双向传播的价值。贵州“村BA”以百年篮球传统为根基，通过跨年龄内容设计弥合数字时代代际鸿沟。台盘村篮球赛可追溯至1936年，80余年从未中断，“逢节必赛、赛先篮球”的传统造就了“3岁孩童到80岁孃孃皆能上场”的全民氛围——81岁的第二代球员陆大江仍渴望重返赛场，而在几代篮球人的接力传承中，第六代年轻球员正接续成长。贵州“村BA”通过二重维度实现代际内容共创：在组织架构上，推动老年篮球协会成立，2025年台江赛事专为中老年搭建展示平台，设置男子6个年龄组别（40-69岁及以上）、女子3个年龄组别，混合组要求每队5名运动员中至少2名女性且男性不得领防女性；在文化传承上，各中小学依托课后服务开展“校BA”，将苗族飞歌等非遗文化融入赛场，让老歌谣与新赛事形成记忆共振，当村口老槐树下的铁丝球筐与现代化直播设备同框，当81岁老人的参赛渴望与“校BA”少年的飞歌呐喊交织，赛事形成“银发讲传统、青年创形式”的共融模式。

1.3 民族群体包容：多民族共融的“赛事熔炉”

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主张多元文化平等对话，而贵州“村BA”构建的多民族文化共生体恰是这一理论的鲜活注脚。作为入选《纽约时报》“全球最值得到访52地”的苗乡侗寨所在的县，台江县聚居着汉、苗、侗等15个民族，2022年更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命名，为多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天然场域。反观普通赛事，少数民族体育元素常陷入“开幕式符号化”困境：苗族芦笙舞沦为舞台暖场背景，侗族“月堂竞技”的协作内核被抽离为观赏性动作展示，文化元素沦为脱离生活本体的装饰符号。而贵州“村BA”赛事搭建的跨民族对话平台，突破性地将少数民族体育基因深度植入赛事肌理，使苗族银饰、侗族大歌等文化符号从边缘表演区走进赛场核心，成为竞技规则与文化表达的共生载体，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同心畅享”系列活动之一，民族团结“村BA”篮球邀请赛吸引19省20支基层队伍参赛，44场赛事中，蒙古族摔跤的力量美学、傣族丢包的协作传统等各民族元素被创造性植入赛场仪式。“村BA”这种将民族文化从“表演道具”转化为“参与主体”的实践，既让《纽约时报》笔下的“淳朴真实感”转化为可触摸的文化认同，更以体育为媒，推动17个世居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在篮筐下完成平等对话。

1.4 职业群体包容：城乡流动群体的“情感纽带”

赫伯迪格“亚文化理论”指出，边缘群体可通过媒介构建身份认同。贵州“村BA”便成为了城乡流动群体的“情感纽带”，其参赛主体呈现出鲜明的职业多元性与本土属性——台江县台盘村主任岑江龙介绍，球员均为当地或周边州县的农民及各行各业从业者，无论是球员还是裁判皆为本地人，他们本职或务农、或在家乡附近务工，篮球纯粹是业余爱好。赛事主办方明确规定参赛选手需拥有当地农村户籍，这使得工人、木匠、学生、教师、退役职业球员、快递小哥、挖掘机师傅等不同身份与职业的“野路子”球员得以汇聚赛场，他们中不乏为参赛请假甚至辞职的执着者。

这些流动群体在体育参与中面临现实挑战：他们在兼顾工作、学习与家庭的同时，只能在田间地头、村口空地等非专业场地训练，身着简陋装备，忍受着恶劣条件与路途艰辛。但对体育的热爱从未消减，以《村BA全民心》为代表的纪录片，通过记录“快手村BA”赛事，生动展现了村民在野球场上的热情——脚手架下的扣篮、田间地头的训练，这些非职业体育叙事打破了“体育是城里人的活动”的固有认知。当农民球员在赛场挥洒汗水，挖掘机师傅完成震撼扣篮，赛事媒介不仅为流动群体提供了身份表达的舞台，更促成了“城市赛事反哺乡村，乡村故事感动城市”的双向共情。

贵州“村BA”的包容性传播机制，本质是将赛事作为“多元主体共治”的公共空间：女性从观众变为参赛者，代际通过篮球实现文化对话，少数民族体育从边缘走向中心，流动群体找到情感共鸣。这种突破依赖于“技术赋能+叙事革新+制度保障”的三重逻辑，既延续了奥运精神“更团结”的理念内核，更创造性地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实践方案。

2 传播内容的包容性：从“精英叙事”走向“草根话语”

2.1 规则体系的解构与重构：从“精英霸权”到“草根赋权”

传统乡村体育赛事的传播长期被“精英叙事”主导，形成了以专业化标准、城市化话语和精英群体为中心的传播范式，实质是通过规则、文化和话语三重壁垒系统性排斥乡村主体性。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揭示，国际篮联（FIBA）制定的等制度化规则本质是优势群体的权力工具，其对场地尺寸、比赛时长的刚性规定，将乡村实践隔绝于主流叙事之外。

而贵州“村BA”的突破在于以“规则杂交”消解权力垄断，构建起平民化参与的制度基础。一是民主协商的规则生成机制，台江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德昭指出，赛规制定、球场修缮等重大事项均由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商定，形成“赛规进村规”的治理模式——篮球场管理、环境卫生整治等事项被纳入村规民约，使赛事规则与乡村治理深度绑定。这种民主机制打破了传统赛事“专家制定-村民执行”的单向模式，例如球员身份限制条款（需来自同一乡镇、乡镇户籍满一年、未注册篮球职业联赛）的设定，既保持草根属性，又通过村民共识形成参与门槛。二是乡土逻辑的规则重构实践，摒弃标准化赛程，针对农耕周期设置“农忙时段弹性赛程”，允许球队根据农事调整比赛时间，比赛奖品摒弃现金化设计，采用黑毛猪、牛羊、米粮等农特产品及银饰、刺绣等非遗物品，村民通过直播投票坚守“奖品是黑毛猪”的传统，使物质奖励成为乡土文化逻辑的表达载体。赛事间隙开展双手运球、背夹球跑等趣味活动，增设农特产品作为奖励，强化“体育即生活”的参与质感。三是多元文化的规则杂交创新。性别包容的规则突破方面，女性姑妈篮球赛独创“无走步违例”“抱球跑合法”等规则，常规时间打平时以罚球决胜，打破体育赛事的性别专业壁垒，构建起“无门槛、接地气”的参与范式。福柯的“空间治理”理论强调权力通过规则渗透，而“村BA”的规则再造实质是乡村主体性的赋权实践——当村委会前的露天球场成为规则生产地，当苗族银饰与篮球赛事形成文化共生，当农妇抱着篮球奔跑的身影被直播记录，赛事规则已不再是外来权力的强加物，而是由村民集体协商、融合生产智慧与民族传统的“活态文化资本”。这种“规则从乡村中来，到乡村中去”的双向适配，打破了“专业-业余”的二元对立，使乡村成为规则的共同生产者而非被动接受者。

2.2 话语体系重构与文化编码：从“精英独白”到“草根叙事”

福柯的“话语权理论”指出，语言系统是权力关系的具象化表达。传统赛事解说套用NBA式专业术语（如“高位挡拆”“转换进攻”）与农民观众的“卡位抢篮板”“底线突破”等日常表达严重脱节。贵州“村BA”构建“三语协同话语体系”：线上直播采用“普通话+方言+苗语”三轨解说，邀请村民担任方言解说员，穿插农事谚语解读比赛（如“快攻像割稻子，要抓时机”）；线下设置“流动解说站”，由退休教师用乡土话术解析规则，将“技术犯规”类比为“赶场插队不礼貌”。这种多语言、多模态的话语实践，使农民从“沉默的观众”变为“话语的主体”，实现了从“精英独白”到“草根对话”的传播转向。

霍米・巴巴的“文化混杂性”理论指出，边缘文化的复兴需通过符号重构实现主体性表达。贵州“村BA”拒绝将非遗视为观赏性标签，而是通过深度文化编码，推动本土元素与体育赛事的有机共生。如赛前“芦笙踩堂”不再是孤立的暖场表演，而是球队入场的必要程序——球员需跟随芦笙节奏完成特定步法方可获得首发资格，使文化仪式成为竞技规则的一部分。苗族银饰工艺从“观赏性装饰”转化为赛事标识系统，如冠军奖杯以银饰“太阳纹”为原型设计，颁奖仪式融入银饰锻造工序演示，让非遗技艺成为竞技荣誉的文化载体。这种将本土符号从“景观化点缀”转化为“规则化表达”的实践，使少数民族文化不再是精英叙事中的“他者奇观”，而是与体育竞技平等对话的意义生产主体。

传统赛事的精英化叙事本质是工业化文明对乡村的“景观殖民”，而贵州“村BA”的突破在于：通过话语体系的平民化重构与文化符号的主体性编码，在体育传播中确立了乡村作为平等文化主体的地位。这种“去精英化”实践不仅是传播策略的调整，更是对乡村认知权、表达权的重新确认——当苗语解说与普通话解说在直播间并行，当芦笙节奏与篮球规则在赛场共振，赛事话语最终成为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载体，为全球乡村体育传播提供了“去中心-再地方化”的包容性范式。

3 传播效能的包容性：从“赛事孤岛”走向“乡村发展共同体”

3.1 赛事孤岛：往届体育篮球赛事的割裂困境

体育赛事本应成为激活乡村社会活力的纽带，而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早已揭示，集体性社会活动的本质在于强化共同体意识。但现实中，往届乡村篮球赛事却陷入与乡土社会严重脱节的发展困局。约翰・霍普金斯曾指出，当社区体育活动与在地文化传统、居民真实需求出现断裂时，必然导致社会功能的失衡。这种失衡在乡村篮球领域表现为三重割裂——功能异化、参与壁垒与文化悬浮，它们共同构成了阻碍赛事融入乡村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传统篮球赛事常陷入“为办赛而办赛”的逻辑怪圈。作为乡村公共生活的重要事件，其本应成为链接经济、文化与社会治理的纽带，却因政绩导向异化为悬浮于乡土之上的景观表演。赛事主办者往往将重心置于媒体曝光度、场馆规格等表面指标，却忽视与农耕周期、村民文化需求的深度契合。在传播层面，赛事被包装成地方形象的“展示橱窗”，苗族银饰、芦笙舞等文化元素仅作为暖场表演存在；在治理层面，决策权力集中于政府官员与企业代表构成的组委会，村民被剥离于规则制定与赛事组织之外，沦为纯粹的观众。这种“政府买单、村民围观”的运作模式，使得赛事既无法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也难以承载社区认同，最终形成“赛事自赛事、乡村自乡村”的二元割裂。贵州“村BA”的突破在于打破这种单向逻辑——通过将苗族飞歌融入赛事节奏、开发“篮球赛+农特产市集”的复合模式，使竞技功能与文化传承、经济赋能形成共生链条，为乡村发展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第二，传统赛事的参与体系存在隐性的权力筛选机制。看似中立的“正规训练证明”“企业赞助函”等报名条件，实质是对农村女性球队、残障人士队伍的制度性排斥。资源配置的失衡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县城精英球队垄断媒体曝光与资金支持，而村级球队连基础训练场地都难以保障。空间层面的“赛事孤岛”现象尤为突出——新建的标准化场馆集中于县城，偏远村寨的篮球场仍是泥土场地，残障人士因缺乏无障碍通道、女性因无独立更衣室被迫退出参与。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文化观念的桎梏：“女性不宜参与高强度运动”的刻板印象，使得传统赛事中女性球员占比不足15%。贵州“村BA”的革新之处在于构建“零门槛参与”体系：取消职业背景限制，设立“姑妈篮球赛”专项赛事，允许球员抱着球奔跑、不吹罚非恶意犯规等“去专业化”规则，使残障人士、少数民族群体从参与边缘走向舞台中央。这种规则调整本质是对乡村权力结构的重构，印证了体育作为社会包容工具的可能性。

第三，在赛事传播领域，乡村文化正面临“被表述”的困境。诸多赛事盲目效仿NBA的解说范式，“高位挡拆”“转换进攻”等专业术语充斥直播画面，却将村民熟悉的“底线突破”“卡位抢篮板”等乡土表达排除在外。更值得警惕的是，苗族芦笙舞被切割成三分钟的暖场节目，侗族大歌沦为背景音效，这些文化元素被抽离生活语境，异化为满足城市观众猎奇心理的“他者景观”。传播文本中频繁出现的“乡村版NBA”“草根狂欢”等标签，实质是以城市视角对乡土体育的粗暴定义，致使乡村文化丧失自我表述的权利。反观贵州“村BA”，其解说体系采用“普通话+苗语+方言”三轨模式，村民解说员会用“快攻像割稻子，要赶天时”这样的农事比喻解读战术；赛事直播不仅记录比赛，更跟拍球员们“脚手架下训练”“田间地头热身”的日常，让观众看见篮球如何嵌入乡村生活肌理。这种传播范式的转变，本质是将文化话语权交还给乡土社会，使芦笙节奏与篮球规则形成真正的意义共振。

从本质上看，往届乡村篮球赛事的困境折射出城乡文化权力的不对等。当贵州“村BA”让农妇抱着篮球奔跑的身影登上热搜，让银饰奖杯与黑毛猪奖品成为文化符号时，其突破的不仅是赛事规则，更是对乡村作为平等文化主体的重新确认。这种“去精英化”的实践表明，乡村体育的生命力从来不在标准化的场馆里，而在稻田边的土球场、在村民自编的解说词、在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之中。

3.2 乡村发展共同体：贵州“村BA”的包容性发展路径

《求是》杂志曾深刻指出，“村BA”的爆火绝非偶然，而是深植于黔东南悠久的体育传统、斑斓的民族文化与醇厚的乡俗土壤。这场由村民唱主角的篮球盛会，以人民主体地位为灵魂，通过全民参与的共建机制与包容性发展策略，在经济、文化、治理与城乡关系等维度实现了突破性赋能，勾勒出一幅产业交融、文化自信、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首先，经济赋能：体育+产业的裂变效应与乡土价值重估。在台江县台盘村的露天球场上，篮球架与农特产摊位比邻而设的场景已成常态。贵州“村BA”通过构建“体育+文旅+农创”的复合生态，让深山里的篮球赛催生出意想不到的经济活力。2024年1至11月，台江县凭借赛事吸引力接待游客363.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21亿元，同比增长32.67%。这种增长并非简单的流量变现——当游客为观赛而来，却被苗寨的银饰工坊、稻田里的抓鱼体验、木楼上的酸汤鱼宴所吸引，赛事便成了激活乡村三产联动的引擎。村民们在球场周边支起的腊味摊、刺绣铺，与官方打造的“深山音乐会”“苗绣文创店”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篮球赛-民俗展-农产品展销”的消费闭环。

其次，文化赋能：从非遗展演到主体性表达的范式革新。在贵州“村BA”的赛场上，苗族银匠打造的“太阳纹”银饰奖杯，与球员们在芦笙节奏中完成的入场仪式，共同诉说着文化传承的新可能。具体而言，这片孕育了17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土地，将千年非遗基因注入篮球赛事：赛前的“滚山珠”芦笙舞不再是孤立的表演，而是球员需按节奏完成的入场仪式；冠军队伍获得的不仅是奖牌，还有融入银饰锻造工序的颁奖仪式。更具深意的是对节气文化的活化——赛事以农历六月六苗族“吃新节”为原点，在斗牛、赛马等传统民俗中嵌入篮球竞技，使现代体育成为连接古老农耕文明的纽带，乡土文化不再是被观赏的“他者”，而成为竞技精神的共同创造者。

再次，治理赋能：从政府主导到村民自治的权力重构。以赛事筹备为纽带，将村民从治理的“旁观者”转化为“操盘手”。从台盘村男女老少自发组建赛事组委会、自主筹措经费，到年轻人负责赛事组织、老年人分享经验、妇女承担后勤保障，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村民在场地建设、活动策划等环节中找到角色定位，形成“村民说了算”的自治模式。“村BA”的主角是村民，赛事发起、赛程安排、节目表演、奖励设置等均是村民自发组织、自行实施，从球员到裁判员都是当地村民，大小事都由村民说了算。

最后，城乡互构：打破二元壁垒的双向奔赴实验。贵州“村BA”创造性地搭建起“体育+”的城乡互构桥梁，以篮球赛为媒介，将城市与乡村从割裂的“二元图景”转化为交互的“流动画卷”。一方面，赛事吸引城市居民沿“观赛动线”涌入乡村，带动城市资本注入乡村旅游开发、农特产品采购等领域，形成“城市消费反哺乡村经济”的流量转化；另一方面，乡村通过赛事舞台将苗绣、银饰、侗族大歌等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活态展品”，吸引300余名返乡青年依托赛事IP创办民宿、文创工坊，让乡村人才与文化资源形成“双向激活”。这种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促进了城乡的协同发展，让城乡关系更加紧密，共同迈向繁荣发展的新征程。

贵州“村BA”通过这一系列的赋能实践，在经济、文化、治理和城乡关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例，展现了乡村体育赛事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

4 结语

贵州“村BA”的实践表明，乡村体育赛事的包容性发展绝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重构乡村文化主体性的深层变革。其突破性价值在于：以“农民自建”打破精英化办赛逻辑，用“三语解说”解构城市话语霸权，借“非遗入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最终构建起“体育为表、文化为核、治理为用”的乡村发展新范式。从台江县旅游收入的激增到多民族群体的深度参与，“村BA”印证了体育赛事作为乡村振兴“连接器”的独特价值——它既联结起农耕文明与现代体育的精神内核，也打通了城乡要素流动的双向通道。这种将篮球场变为文化协商场、把赛事规则转化为治理工具的实践，为全球乡村体育提供了“去中心-再地方化”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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