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标准必要专利（SEP）的许可费率认定已成为国际知识产权治理中的核心议题。2023年6月正式运行的统一专利法院（UPC），作为欧洲乃至全球专利司法体系的重要变革，正以其统一的裁判权限与高效的诉讼机制，深刻影响着SEP领域的法律实践与产业利益分配。UPC对FRAND（公平、合理、无歧视）费率的认定原则与方法，不仅关涉权利人与实施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更牵动着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创新主体的市场竞争格局。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中国视角，结合经济法中的权利约束与公平竞争理念，系统分析UPC在SEP费率认定中可能采纳的法律路径与考量因素，旨在为我国企业应对跨境知识产权争议、参与国际规则建构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进而推动更加包容、均衡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形成。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UPC成立的背景与意义

欧洲一直是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和市场。然而，在UPC成立之前，欧洲专利体系长期面临着“碎片化”的困境。根据《欧洲专利公约》授权的欧洲专利，在授权后仍需在各缔约国分别进行生效、维持和诉讼。这意味着，一项专利的有效性和侵权纠纷需要在多个国家的法院分别审理，不仅导致诉讼成本高昂、周期漫长，更可能因不同国家法院对同一专利的认定分歧而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矛盾裁决，严重影响了法律确定性和商业预期。

为克服这一弊端，欧盟及其成员国历经数十年谈判，最终推动了统一专利法院（Unified Patent Court，UPC）的诞生。UPC是基于《统一专利法院协定》（UPCA）建立的超国家法院，于2023年6月1日正式开始运行。它提供了一套单一的专利诉讼系统，其裁决在所有参与UPCA的欧盟成员国境内具有统一效力。UPC的设立，被誉为欧洲专利制度，自《欧洲专利公约》签署以来“最重大的改革”，旨在为欧洲提供更高效、更可预测、成本更低的专利司法保护。

（二）UPC审理标准必要专利案件的战略重要性

在UPC管辖的各类专利纠纷中，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案件因其与技术标准的紧密结合而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SEP是指为实施某一技术标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一旦技术标准被市场广泛采纳，SEP便拥有了巨大的市场力量。为防止SEP持有人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标准制定组织（SSOs）通常要求专利权人承诺以FRAND（公平、合理、无歧视）条款许可其SEP。

UPC作为覆盖欧洲主要经济体的统一司法机构，自然成为全球SEP权利人和实施者进行诉讼的“新战场”。UPC对SEP侵权认定、禁令救济以及最核心的FRAND费率认定所采取的立场，将直接重塑全球科技产业的许可格局和利益分配。因此，探究UPC如何审理SEP案件，特别是如何认定FRAND费率，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研究意义与中国视角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

在理论层面上及时追踪并解析UPC这一新兴司法机构在SEP费率认定上的最新实践，丰富国际SEP法律规制理论。

在实践层面上为中国企业，特别是通信、物联网等高科技领域的出海企业，在UPC框架下应对SEP诉讼、进行费率谈判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和风险预警。

在比较法层面将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理与UPC的司法实践相结合，进行交叉比较研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经济法律法规所强调的防止权利滥用、维护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福利的理念，与FRAND原则的内核高度契合。通过这一视角，不仅可以评判UPC实践的得失，也能反观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路径，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

二、UPC审理SEP案件的初步实践与费率认定考量因素

尽管UPC运行时间尚短，尚未有关于FRAND费率认定的终审判决，但从其已受理的案件、临时禁令裁决以及其《程序规则》和《UPCA》条文本身，可以初步窥见其审理SEP案件的思路和费率认定的潜在考量因素。

（一）早期案例揭示的倾向：对“愿意被许可人”的严格审查

在UPC成立初期，一系列关于临时禁令的申请案件，为理解法院如何平衡SEP持有人与实施者之间的利益提供了重要线索。

案例：10x Genomics Inc. v. NanoString Technologies Inc. （UPC_CFI_2/2023）

在此案中，法院签发了初步禁令，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在论证过程中体现的倾向。法院在考量是否颁发禁令时，会重点审查被控侵权人是否是“愿意被许可人”。这延续了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案中确立的框架，即SEP持有人在寻求禁令前，必须履行一系列步骤，包括通知侵权、提供符合FRAND的书面要约等；而实施者则必须表达愿意根据FRAND条款达成许可的意愿，并积极、及时地回应（图1）。

UPC法院在早期实践中显示出，其对“愿意”的审查可能更为严格。实施者不能仅仅口头表示“愿意”，而必须通过具体行为证明其诚意，例如，迅速回应、不对专利的有效性和必要性提出无根据的质疑、并提供其认为合理的反要约或提供银行保函等担保。

（二）FRAND费率认定的潜在方法论

1. 可比许可协议法

这将是UPC最可能优先采用的方法。其核心在于寻找与被诉争议专利和技术市场最相似的在先许可协议，并以此作为基准来确定FRAND费率。法院将考量许可的技术范围、地域范围、交易时间、行业惯例、双方的谈判地位等因素，对可比协议进行适当调整。

2. 自上而下法

该方法被视为防止专利劫持、确保费率不过高的有效工具。其步骤为：

第一，确定所有实施某标准所需的总合理许可费（“总蛋糕”）。

第二，确定SEP持有人拥有的真正必要的、有效的SEP数量在该标准全部SEP中的占比。

第三，用总费率乘以该占比，得出该SEP持有人应得的FRAND费率。在Unwired Planet v. Huawei等案中，英国法院已广泛使用此方法，UPC很可能予以采纳。

3. 假想谈判法

该方法源于美国乔治亚-太平洋案，旨在构建一个在专利被纳入标准之前，一个假想的、自愿的专利权人与实施者之间可能达成的许可费率。UPC在运用此法时，会重点考虑该专利对标准的贡献度，而非标准给专利带来的价值，以避免“锁定效应”带来的不公平。

方法	核心逻辑	优点	缺点	UPC采纳可能性
可比许可协议法	以市场形成的真实交易为基准	反映市场真实价值，易于被当事人接受	寻找真正“可比”的协议困难，商业条款可能保密	极高
自上而下法	按SEP持有人对标准的贡献比例分配总费率	避免专利堆叠，防止费率过高，透明度高	确定总费率和准确SEP数量存在技术挑战	高
假想谈判法	模拟标准制定前的自愿谈判结果	理论上符合合同本意	主观性强，依赖于大量假设，操作复杂	中等

（三）UPC费率认定的核心考量因素

综合来看，UPC在认定FRAND费率时，预计将重点权衡以下因素：

专利的技术价值和贡献度：该SEP对标准技术的实际贡献大小，而非其作为标准必要性的战略价值。

行业惯例与许可惯例：相关技术领域内通行的许可模式和费率水平。

许可的整体经济价值：应考虑包含SEP的最小可销售单元，避免将非SEP部分的价值计入费率基础。

无歧视原则的适用：UPC将如何解释“无歧视”至关重要。是要求“绝对无歧视”（对所有相似条件的被许可人费率完全相同），还是“实质无歧视”（允许存在合理的商业差别），将直接影响许可市场的稳定性。

效率与程序公正：UPC作为统一法院，其程序本身（如集中审理、一审判决的全域效力）将有助于提高费率争议的解决效率，促进判决的一致性。

三、我国经济法原理的融合与审思

我国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核心宗旨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势力滥用，保障消费者福利。这些原理与SEP在FRAND许可中的核心问题高度相关，为我们分析和预判UPC的实践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工具。

（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FRAND承诺的履行

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反垄断法》更是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制。SEP因其“必要性”而天然具有市场支配力，FRAND承诺的本质正是对这种潜在支配力的一种事前约束，防止其被滥用。

在UPC的费率认定中，我国经济法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可以引申出以下解读：

对SEP持有人的约束：SEP持有人利用其市场地位索要明显过高的许可费率，或利用UPC的禁令制度威胁实施者接受不合理条款，可能构成权利滥用，甚至违反竞争法。UPC在认定费率时，应警惕并抑制此类行为。

对实施者的约束：实施者若采取“拖延”或“搭便车”策略，在明确知晓侵权的情况下，拒不进行善意谈判，也可能构成对自身权利的滥用（即滥用谈判程序）。此时，UPC支持SEP持有人寻求禁令救济则具有合理性。

所以，UPC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SEP持有人与实施者的权利边界之间寻找平衡点，其目标与我国经济法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目标一致。

（二）“公平竞争”理念与“无歧视”原则的深化

我国《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构筑了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屏障。FRAND原则中的“无歧视”（Non-Discrimination）是其最具挑战性的组成部分。

从我国经济法强调的“公平竞争”理念出发，UPC对“无歧视”的解释不应是僵化的。它应追求 “竞争性水平的平等”，而非“绝对数字的相等”。

在司法实践中承认合理差别，允许因被许可人规模、市场地位、交易时间、许可范围等不同而产生的合理费率差异。这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司法实践中亦主要禁止系统性歧视，防止SEP持有人通过许可条款，系统性地区别对待某一类竞争者（如特定国家的企业），从而扭曲下游市场的竞争格局。这对于保护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新进入者至关重要。

UPC若能采纳此种“实质无歧视”标准，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健康、动态的许可生态，这与我国经济法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相呼应。

（三）“社会公共利益”与全球费率裁决的考量

我国经济法始终将社会公共利益置于重要位置。在SEP语境下，“社会公共利益”体现在促进技术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最终使消费者受益。

UPC作为一个区域性法院，在审理具有全球影响的SEP费率案件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全球费率”问题。英国最高法院在Unwired Planet案中确立了裁定全球费率的管辖权，引发了广泛争议。从我国经济法和国家利益视角看：

积极方面：一个高效、专业的UPC若能作出公正的全球费率裁决，可以“一揽子”解决跨国企业间的全球许可纠纷，避免多重诉讼，符合司法经济原则，也符合全球产业链的整体利益。

风险方面：若UPC在裁决全球费率时，过度偏向于权利人或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地域市场的经济差异（如中国市场与欧洲市场的消费水平、竞争状况差异），则可能损害中国实施者和中国消费者的利益。

因此，我国应积极关注并参与UPC相关判例法的形成，主张在确定全球费率时，必须充分考虑各主要市场的具体情况，尊重其他国家司法机关的管辖权，以实现真正的“利益平衡”。

四、对中国企业出海的启示与应对策略

UPC的启航对中国出海企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一）对中国企业出海的挑战

诉讼风险集中化：一旦在UPC被诉侵权并败诉，可能导致产品在所有参与国被禁售，风险极高。这也是UPC立法的效率性的体现。

法律不确定性：UPC关于FRAND费率的最终标准尚在形成中，企业面临一定的法律不确定性。至今为止未有相关司法判例出现，且司法案例较少，为企业出海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应诉成本与复杂性：在全新的、程序融合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特点的UPC应诉，对企业的法律资源和应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比如UPC特有的程序规则、法院审理地的选择等都给企业应诉带来成本的增加以及诉讼复杂性。

（二）对中国企业出海机遇

效率提升：可通过一个诉讼解决在欧洲多国的争议，降低总体诉讼成本和时间。

可预测性增强：UPC的判例将逐步统一欧洲的SEP司法标准，为企业许可谈判提供更清晰的指引。

主动维权：对于拥有SEP的中国企业，UPC是维护自身知识产权、进行全球许可布局的强大武器。但也面临被统一无效的风险。

（三）应对策略建议

1. 强化前置风控，做好专利尽职调查。 在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前，系统性地进行FTO（自由实施）分析，识别潜在的SEP风险。
2. 塑造“愿意被许可人”形象。 一旦收到SEP持有人的侵权通知和许可要约，必须迅速、专业地回应。即使对专利的必要性或有效性有异议，也应在提出质疑的同时，明确表达愿意在FRAND条款下获得许可的意愿。积极、诚信地参与谈判，及时提出有依据的反要约。善用UPC的宣告式救济：中国企业可作为原告，主动向UPC提起不侵权之诉或请求法院裁定FRAND费率，化被动为主动。
3. 考虑仲裁与调解。 对于希望更保密、更灵活解决争议的企业，可以考虑在许可协议中约定通过仲裁或UPC附设的调解中心解决FRAND费率纠纷。
4. 构建高质量的专利组合。 对于中国创新企业而言，积累和布局高质量的SEP，是参与全球竞争、获取交叉许可筹码的根本之道。

五、结论

统一专利法院的诞生，标志着欧洲乃至全球知识产权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SEP这一关键领域，UPC如何认定FRAND费率，将成为检验其司法智慧与平衡艺术的试金石。从早期实践看，UPC大概率将遵循并发展欧盟现有的法律框架，对“愿意被许可人”进行严格审查，并在费率认定中综合运用可比协议法、自上而下法等工具。

我国经济法中的“禁止权利滥用”“公平竞争”与“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为分析和评估UPC的实践提供了深刻的理论透镜。两者在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的共通性，即追求权利与义务、垄断与竞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对于扬帆出海的中国企业而言，UPC既是需要谨慎应对的“风暴角”，也是可以借力维权的“新武器”。唯有洞悉其规则，善用其程序，并在全球许可谈判中始终秉持诚信、专业的姿态，方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竞争中行稳致远。

未来，我国学术界、实务界和企业界应持续密切关注UPC的判例发展，加强相关研究，并积极在国际知识产权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新秩序。

参考文献：

1. [1] 周洪涛,李祖雪.欧洲统一专利制度探析及启示研究[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01):43-50.
2. [2] 谢钊云.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研究——以“华为诉中兴”案为例[D].浙江大学,2018.
3. [3] 陈嘉敏.禁令颁布下的FRAND许可问题研究——以无线星球诉华为案为例[D].中国计量大学,2023.
4. [4] Contreras, J. L. A Brief History of FRAND: Analyzing Current Debates in Standard Setting and Antitrust Through a Historical Lens[J]. Antitrust Law Journal, 2015,80(01):3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