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4年11月，教育部联合中央网信办等十七部门颁布《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首次从政策层面确立“教联体”作为协同育人实施载体的定位，并厘清其三大运行准则：学校主导作用、区域主体责任及资源联动辐射。在此背景下，提升县域教联体运行效能、整合优质育人资源成为亟待突破的现实命题。当前学界与实践领域已积累丰富研究成果：既有研究从政策制度维度切入，主张构建制度化协同治理生态，强调教联体需实现生态系统化转型；亦有学者聚焦县域运行机制，提出优化管理架构科学性的实践方案；还有成果关注资源共享环节，呼吁强化关键节点的政策支持力度。针对家校社协同，部分研究系统阐释了教联体的本体属性、价值内核与方法路径，论证了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资源精准配置的赋能效应。综观现有文献，多侧重宏观政策解构，技术应用探讨尚停留于概念推演阶段，对县域教育生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缺乏深度诠释，更欠缺对县域生态复杂性和县域场景的学理阐释与实践验证。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教育变革注入新动能，其突破时空约束、促进资源智能调度的特性尤为显著。本研究基于县域教育生态的系统性考察，旨在：解读数智化赋能“教联体”的时代价值；系统剖析数字化进程中县域“教联体”建设的现实梗阻；构建适配县域场景的实践路径。

一、数智化赋能县域“教联体”建设的价值意蕴

实践表明，每当一项新技术进入应用阶段，其对社会关键群体的显著赋能效应往往会引发社会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与演进。这一规律在教育部2018年颁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得到了政策印证，明确指出需建立“互联网+教育”综合平台，倡导“平台+教育”的服务创新，促进教育供给方式及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为运用数字技术驱动教育进步提供了制度保障。

数智化赋能的概念源自于管理学中的“授权赋能”理念，该理论最早在企业组织效能提升的背景下被提出与实践。伴随数字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数字化阶段，在此背景下，“传统赋能机制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迭代升级”。在教育治理范畴内，针对县域“教联体”的数字化转型，其关键作用主要体现于两方面：首先，依托数字技术支持，构筑起覆盖广泛、链接多元主体的教育资源网络，促进教育领域的社会协同运作；其次，通过引入智能管理手段，大幅度提升了教育治理及公共服务的精细化程度。该技术赋权超越了单一工具的使用范畴，旨在重塑教育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间的联系模式，从而促进县域教育治理结构朝协同与智能化方向转型。关于数智化对县域“教联体”建设的促进作用，其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数智支撑、数智联动与数智融合三个方面。

（一）数智支撑：构建“教联体”对县域教育优质均衡的治理体系

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及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是“教联体”模式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特征。借助数字技术构建的县域“教联体”数据平台，能够形成集实时监控、智能化解析与精确决策于一体的数字化环境，从而推动教育资源分配模式由依赖经验转变为基于数据驱动的策略，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促进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其首要目标为扩大并优化教育资源通过“教联体”数字化平台所累积的应用数据，可构建包含多个维度的业务系统，并集成逾十亿条的县域教育基本数据，从而建立起教育协作发展的直观评估框架。该数据集成机制不仅扩充了资源库规模，还通过结构优化增强了资源的实用价值。

其二，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采用数字技术搭建的“教联体”网络平台，能精确识别农村教师的职业成长与学生自我学习的需求，借助城乡教育资源协同运作体系，促进高质量教育资源的跨地域流通与反向赋能。特别是在课程共建、在教研协作与师资培训领域的数字化实践，显著增强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及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的建设基础。

其三，加速智慧教育生态构建。通过“教联体”数字化平台对区域内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配置及学生成长等方面的深入数据探索与解析，可构建定制化的学校发展蓝图。通过个性化策略的实施，着重推进智慧教学环境的构建、家校合作模式的革新以及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创制，实现教育体系的整体优化，显著增强学校的运营效能与教育成果。

数字赋能的教育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重塑教育资源的整合机制与价值生成途径，旨在引导县域教育策略从侧重数量增长转向注重质量优化的战略转变。

（二）数智联动：激活“教联体”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态网络效能

“教联体”建设的核心聚焦于建立协同机制，其效能的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利用数字技术增强家庭、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动，以提升共同育人的效果。在智能技术的驱动下，“教联体”协同育人模式能高效整合多方面参与者的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在个体技术赋能层面。构建数字化支撑体系旨在系统性地保障各类教育参与者的信息获取与发展权益，从而拓宽个人的成长机遇。例如，教师利用智能研修平台可重塑教研工作架构，获取定制化网络研修素材，促进专业技能的更新换代；学生借助数字课程资源及个性化学习工具，在人机交互下实现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该赋能机制的核心在于利用技术手段重塑个人成长轨迹，旨在激发教育活动参与者内在潜力。

其次，在社会组织技术赋能层面。借助数字技术建立的协同平台，能有效联通政府、学校、社会团体及家庭，优化教育资源流通，构建教育治理的数字化桥梁。以深圳市南山区的“智联七方，守护成长”项目为例，通过建立智能协作平台，政府能够进行精确的教育决策，学校优化资源配置，社会团体扩展实践教育机会，而家庭则强化了参与度。该技术赋权颠覆了传统教育管理的线性模式，促成了多角色协同的教育生态系统。

最后，在社区第三方技术赋能层面。引入数字化管理工具优化教育治理体系与机制，重塑育人社会环境。社区内的第三方机构利用数据分析技术，精确匹配教育需求与可用资源，组织多元主体协作，共同建立教育服务体系。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领域，通过信息化平台集成学校、医疗机构、家庭、网信部门与社区的心理咨询资源，构建了一个从需求识别、服务提供到效果评估的循环管理机制。该技术驱动促使教育管理由分散转变为整合，建立了面向公众、资源共享的学习生态。

简言之，数字技术对“教联体”的赋能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工具运用，涉及教育资源连接机制与价值生成途径的重塑，促进教育管理模式由单一主导转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战略转变。

（三）数智融合：贯通“教联体”三全育人实践的闭环赋能路径

数字技术对传统育人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全面重塑了教育理念、组织架构、教学环境、课程内容以及实践方法，促使教育体系经历结构性重组与流程改进。伴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统称“数智融合”）正成为驱动教育领域创新变革的关键动力，特别是在“教联体”的构建与运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对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的育人格局（即“三全育人”）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价值。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数智融合以教育资源的系统整合为手段，跨越了传统教育模式中的时空限制。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被应用于构建高效教育信息传输体系，此举旨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地域界限的共享与灵活分配。该技术赋权促使家庭、学校与社会各方面以较低成本和高效能参与到“教联体”的构建中，不仅扩大了教育实施的空间范围，还增加了教育形式的创新可能性，为达成全面育人的目标提供了开放性的实践平台。

其二，数字与智能技术的集成促进教育实践模式的更新与革新。为适应多元化学习需求，教育主体被倡导采用创新教学策略，如在线教学与混合式教学，以优化教育资源分配。此外，借助智能分析工具，教育评价体系得以重构，实现综合评价，包括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从而促进评价机制更为科学、精确且全面。此创新技术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的育人模式供给了基于数据的决策辅助与成效评估，构建了“教育-评估-调整”的循环优化体系。

其三，数字与智能的整合显著提升了多主体合作在人才培养中的效果。通过搭建智能协同平台，政府、学校、家庭及社会机构等多端主体建立起紧密的合作网络，共同构成了教育治理体系。该技术应用不仅强化了教育服务效能，亦通过丰富实践情境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及社会担当的培育，为形成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体系提供了稳固支撑。

在整体层面上，数字与智能的集成对“教联体”建设的驱动实质上是一个技术重塑教育环境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开拓创新实践渠道、加强合作机制，促进了教育模式从单维度传递到多向交互的战略变革。

二、数智化赋能县域“教联体”建设的现实困境

《方案》明确了“教联体”建设背景下政府、各相关机构、学校、家庭、街道社区及社会资源单位等多元参与者的具体职责。在实践层面，数字技术融入“教联体”全面运作过程中，需超越单一、线性的教育管理框架，达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互动与整合。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不是自行实现“教联体”发展的赋能力度，数智化赋能“教联体”建设着重于“联人员”与“联部门”的深入协作，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连接与平台整合。然而，教育领域内个体间的信息能力差异及技术驱动的利益冲突，可能阻碍技术实践的有效性，导致所谓的“数字鸿沟与数字失灵”。数字智能化驱动的可持续发展需倚重于制度性规制的支持。在监管资源有限的县域教育治理背景下，教育技术产品及服务在商业化进程中易受非理性资本驱动影响，从而滋生新的“数字异化”。构建由政府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数字治理架构，被视为加速“教联体”数字化升级与智能化转型的核心策略。

（一）数字鸿沟裂痕：县域“教联体”数字化的资源禀赋障碍

在县域“教联体”的构建及运作过程中，主导机构与合作方之间的职责界定存在不确定性，显著制约了跨层级合作的效率。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基于《方案》指引，在内部数字化转型上已实现初步进展，然而，在协调各参与单位高效整合现有信息系统以实现协同工作方面，尚缺乏健全的评估与引导体系。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

其一，整合阶段缺少制度保障。在数据采集规范、在关键步骤如流程改进与模型设计方面，当前缺乏预见性的制度体系，这使得“教联体”数字化平台的功能整合出现脱节现象。其二，跨部门协作机制存在不足。尽管已实现基本硬件系统的连接与融合，但在数据共享规范、应用案例构建等方面的软件合作与创新过程中，仍面临规则空白及既定路径的持续依赖问题。其三，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方面存在滞后现象。在系统操作员的职位配置、专业培训与常规管理领域，显著的制度局限性限制了数字工具的实践效用。这种权责不清、制度缺失与能力建设的双重挑战，实质上揭示了县域教育治理体系在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基本冲突，解决这一问题需借助全面性的制度改革策略。

（二）数字失灵困局：主体能力滞后的协同效能消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然而数智化赋能县域“教联体”建设面临着主体性挑战，具体表现为教育参与者的能动性未得到充分释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数字化实践尚未形成有效闭环。此挑战主要涉及两大方面：

其一，教育参与各方的数字素养短板制约协同效能。县域“教联体”建设中的参与主体展现出数字能力的结构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受传统观念束缚，数字意识较为保守；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影响了整体数字素养的提升；公众参与教育事务的热情下降，家长对教育数字化工具的认识滞后，积极性不高；城乡劳动力流动引发的隔代抚养问题，使得祖辈在数字技术应用上存在困难；基于历史数据安全观念形成的障碍，结合复杂的学生来源背景，限制了社会资源获取全面学生信息的能力，从而阻碍了教育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共享。

其二，技术异化风险偏离育人本质从而消解协同效能。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在重构县域教育秩序的过程中，衍生出技术垄断与市场逐利性等现实问题：数据资源库建设引发的“剧场效应”加剧群体焦虑，同时，资本导向的教育科技产品致力于细分市场，通过精确识别并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促使政府、学校及家庭等主体出现了一种依赖技术解决方案的“外包”趋势，其教育职能由此发生转变。该技术的普及倾向不仅削弱了各参与方的教育职责感，还在价值观层面上稀释了“教联体”构建的核心目标，从而偏离了育人为本的根本使命。

主体性困境和技术异化风险的复合影响，实质上揭示了县域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挑战，亟需通过加强数字素养培训项目、构建规章制度体系以及实施技术伦理管理策略来实现全面解决。

（三）数字负担异化：技术理性膨胀下的治理效能损耗

技术理性，以技术为本位的思考模式，侧重于运用技术手段（包括科学方法、工程实践、数据分析）探索与重塑世界，且倾向于以技术准则（如预见性、可控度、精确度）为主要评判基准。该概念源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特别涉及安德鲁·芬伯格对技术批判的阐述，此论述内嵌了马克思·韦伯关于合法性的理论。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两种核心的决策取向。工具理性侧重于效率、效益和逻辑分析，追求最优解以达成目标。而价值理性则关注道德、情感和社会价值，强调个体或群体的价值观与信念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两者在不同情境下各有适用之处，共同构成复杂决策过程中的多元考量维度。工具理性侧重于手段与目标的适配性，秉持计算、规划及效率提升的原则，旨在通过功利与功能导向实现理性的匹配与优化。价值理性主张特定行为固有的价值，侧重于行动动机的纯粹性与采用恰当方法追求既定目标的重要性，不论后果如何。在韦伯的理论框架内，技术理性被视作工具理性的具体体现与深入发展，在技术领域尤为显著。该体系基于工具理性逻辑，借助技术方法以高效控制目标，其本质在于“手段-目的”间的理性对应与优化。

在“教联体”实践过程中，数字技术应用凸显的信息共享便利、智能设备协同效应、资源聚合效能与定制化评估特点，在县域教育体系实施时，可能遭遇技术理性的不当放大风险，主要体现为对理想状态的过分追求、工具功能的过量依赖以及技术手段对绩效指标的异化倾向。在智能教育情境下，旨在推动进步的技术方法有时会转变成介入与监督的器械。此挑战主要涉及两个层面：

其一，行政绩效导向催生形式化协同的表象。在强调数据整合与主体间交互的数字信息共享机制下，“教联体”数字化工具在县域封闭的信息网络中推行协同创新与资源流通面临实际障碍。这些挑战主要源于技术培训的匮乏与基础硬件设施的限制。家校社三方在数字化资源集成过程中，常受限于参与方技能水平，导致合作形式化而非深度整合。同时，学生个性化评价的精确度受量化标准制约，未能有效建立反映个体成长轨迹的动态“数字肖像”系统。尽管“教联体”建设旨在推动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合作，构建健康教育环境，但在实际操作中，数字技术与地方教育体系的相互作用面临若干挑战，包括但不限于机制整合、资源分配及能力建设等障碍。同时，教育各主体的积极性与自信心的提升尚显不足。

其二，技术盲目渗透衍生新型工作负担。尽管智能化技术加速了任务传递，县域教育领域数字化工具的广泛应用既孕育了新型工作模式，亦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在学校采购技术产品与服务的过程中，为强化数据资源库建设和学生信息管理，管理者与教师往往需投入大量精力于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运营与维护，从而形成运维消耗。同时，家长由于数字技能不足，面对教育应用平台的任务时普遍感到技术压力，即所谓的“技术焦虑”。此外，教育行政机构及社区协作单位在执行数字监督任务时，因缺乏全面的技术培训，常遭遇适应性挑战。此类技术的过度依赖引发工作及生活的精细化计算与监督现象，同时导致责任逐级下放至基层，进而构成新的数字化负担。

三、数智化赋能县域“教联体”建设的实践进路

县域“教联体”建设实现从基础构建到质量提升的跨越，需构建“联动客体-联动主体-联动渠道”协同机制，形成“建立-评价-反馈”数智化赋能闭环体系。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加速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育人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具体路径可从三维度展开：其一，“联动客体”需夯实数字硬件基础设施，构建全面数字资源网络，优化配套政策制度，推动技术应用常规化，确保高效持久。其二，“联动主体”需通过信息素养提升与技术能力培养，构建数字共赢价值共识，实施全面培训项目，强化参与者数字能力与认知，共绘数字化育人图景。其三，“联动渠道”需挖掘政府、学校、家庭、社会机构等主体比较优势，精准识别数字化协同关键点，形成互惠联动体系，构建动态评估体系，融合量化指标与质性研究，测评数智化创新效果，指导“教联体”科学化建设。该协同机制核心在于重塑教育资源整合模式与价值产出路径，推动县域教育治理由单一管控向多方位合作治理转变。

（一）耦合数智化“联动”客体：资源与制度的双轮驱动重构

在推进县域“教联体”建设过程中，通过资源与制度的双轮驱动策略，构建县域数字化协同平台，设立专项基金以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并建立依托智能技术的制度保障体系，是关键举措。具体可从以下层面展开：

其一，构建县域数字化协同平台。基于县域作为核心管理单位，构建一个整合教育管理、数据分析、资源汇集、教学实践、家庭与学校沟通以及跨部门合作功能的在线平台。县级教育主管部门作为项目主导方，应全面规划并设立教育管理公共服务网络平台，统一规划基础数据体系，并同时设计构建Web界面及移动应用。通过融合硬件与软件资源，实现了教育管理、教学辅助、教育资源访问以及家校社会互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构建了以“互联网+教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综合服务体系。

其二，设立专项资金推动资源均衡配置。为强化县域教育资源统筹，建议设立“教联体”建设专项经费，重点支持城乡教育资源网络整合与优质数字资源下延。通过资金投入加速全县“教联体”网络构建，促进城乡学校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同时引入智能教育技术工具，提升农村学校信息化水平。此外，专项资金需配套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培训计划，通过技术赋能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双提升。

其三，完善智能技术赋能的制度保障体系。制度规范为教育数字化提供行为准则，需引导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县域政府需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进政策文件的地方化执行，建立包含资源建设、共享体系、师资培训与效能评价的制度体系。在制定政策时，应均衡考虑技术创新实践与公平性原则，旨在促进教育革新，同时建立健全的动态评价体系，以保障“教联体”的数字化转型既能高效推进，又能有序进行，确保过程中的公平性。通过集成制度革新和技术实施，为县域教育合作发展构建了持久的支持体系。

资源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发展框架核心在于重塑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及教育治理体系，旨在引导县域教育战略从侧重规模增长转向追求质量提升。

（二）激活数智化“联动”主体：价值认同与数字素养的共生型培育

基于协同机制，强化“教联体”协同主体的数字化价值认同需构建多层次认知共同体。价值认同作为不同主体对数字技术价值的共识性认知，价值认同作为主体对数字技术价值的共识性认知，是协同育人机制创新的核心要素，需通过认知重构与制度支持的协同作用推动发展模式由技术实施转向价值观内化。

基于协同机制强化“教联体”协同主体的数字化价值认同与能力提升，需构建多层次认知共同体及双轨驱动机制。具体可从四维度推进价值认同构建：其一，培育战略共识。通过政策传播与成功案例展示，强调数字技术在协同育人中的先导作用，纠正“技术等于娱乐”的观念偏见，树立技术促进教育革新的积极态度。其二，深化角色认知。家长需转变“数字工具=视力损害”的片面认知，通过家庭数字素养教育倡导科学技术观念；学校应强化信息技术课程、优化资源分配并构建沉浸式学习空间；第三方服务商需平衡经济效益与教育责任，通过产品升级强化教育价值。其三，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构建包含技术操作水平与数字伦理认知的复合型评价框架，具备动态调节能力以响应技术进步与教育需求演变。其四，强化技术伦理约束。通过制度设计明确技术应用边界，构建教育技术产品的事前审核与事后评价系统，警惕资本逻辑侵蚀教育公共性质，确保技术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

数字能力提升需构建双轨驱动机制：一方面，强化本土化数字能力建设。针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管理者、教职员工、家长及社会机构建立全面数字化素养培养机制，通过定制培训课程与实战化数字教育活动促进技能转化，同步设立数字伦理教育单元整合网络安全认知与数字价值体系，形成技术应用与风险管控双维能力架构。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专业力量赋能。对接高校科研机构及数字教育专业团队引入先进理念与实操经验，实施“教联体”数字诊断服务项目，解决技术应用关键问题并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重点优化数字平台与数据分析技术应用，通过专业指导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内生培育”与“外部赋能”的协同模式可克服县域技术资源限制，建立持续更新机制，推动协同主体由数字工具应用者转变为创新实践者，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构筑稳固人力资源基础。

（三）贯通数智化“联动”渠道：优势与功能的拓扑化整合

在推进“教联体”协同育人进程中，需整合多元主体数字共育优势并构建系统化治理机制。学校应发挥专业领导力，依托师资与课程架构建立数字素养教育体系，通过信息技术课程与跨学科项目培养数字时代关键技能。家庭作为儿童成长首要环境，需将数字生活习惯的培养融入日常教养中，通过亲子共学、安全教育等增强儿童数字自我保护意识与媒介素养。社会力量如企业、科研机构应利用技术专长提供虚拟仿真平台、行业数字资源库等，搭建理论与实践的数字化连接，推动教育革新与人才培养转型。政府需优化数字教育资源分配准则，通过专项基金与政策优惠营造公平有序的外部条件，促进城乡数字教育均衡发展。最终通过数字化共育平台实现学校、家庭、社会、政府间的数据流通与资源共享，形成互惠合作生态系统，重塑教育资源整合机制与价值产出路径，推动“教联体”从单一资源供给向多维协同治理转变。

系统化治理需建立以党政联席会议为核心的数据协作体制。其一，明确机构设置及职责范围，确立多部门联合会议构成准则，划分主导部门与参与部门责任，主持部门负责会议组织、议程规划与纪要存档，参与部门基于专业视角献策以确保决策闭环。其二，构建常规会议体系，以季度为周期推进数字协商，即时共享项目进展并探讨关键问题，形成含问题清单、责任分配与时间表的执行方案。其三，创新多部门合作机制，建立线上线下互动体系，通过专项工作群组、业务数据交换与信息共享推动协同研究，如共建教育数字示范中心实现资源集成与能力协同。其四，建立持续优化体系，通过季度执行汇报与满意度调研监控政策效果，针对数据孤岛、技术适配性问题构建问题识别、策略调整到效果验证的改进流程。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需重构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功能耦合机制。政府应建立“智慧教育中枢系统”，整合协同工作、资源调控与公众服务模块实现云端处理，构建区域教育数据平台以消除校际信息隔阂，优化资源配置与决策效率。学校需联结县域数字资源平台构建优质课程共享体系，通过校本数字课程库与AI推荐系统实现技术与实践深度整合。家庭应通过“家庭教育云服务平台”提供在线咨询与定制化建议，结合教育惠民数据监测系统聚焦心理健康等社会关注领域，实现服务模式由广泛覆盖向精准化满足升级。社区需利用VR/AR技术创建虚拟教育环境，推行“智慧社区教育项目”构建智能化教室与资源平台，依据学习者特征提供个性化服务，如老年人数字素养培训、青少年职业探索虚拟平台，实现全年龄层教育服务覆盖。这种主体功能重构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双重驱动，推动“教联体”建设从要素叠加向系统集成战略升级，为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 [1] 饶景阳,傅华强.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教联体”结构模型、动力机制与构建策略——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J].教育科学探索,2023,41(06):19-26.
2. [2] 余乐.县域教联体的生成逻辑、现状分析与发展进路[J].中国教育学刊,2024(12):63-69.
3. [3] 朱爱国,朱灵.县域教联体建设的政策供给探究[J].教育科学探索,2023,41(06):4-11.
4. [4] 张首文,廖粤生,冯晓露.是何、为何与如何：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的三维审视[J].当代教育论坛,2025(03):33-41.
5. [5] 刘宇佳,熊熊.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教联体”建设的逻辑、内涵与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2025(03):25-32.
6. [6] 武茜璇,卢晓中.从技术赋能到价值共创：数字时代乡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模式重构与路径创新[J].教育导刊,2024(03):23-33.
7. [7] 李银花,景云.数字化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路径探索[J].教育探索,2024(02):26-30.
8. [8]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001).
9. [9] 苏慧丽.数字时代的绩效博弈：教育焦虑与内卷的底层逻辑[J].中国电化教育,2023(06):51-59.
10. [10] （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 [11] 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M].柯文,伊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12] 孙立会.智能教育优绩主义倾向纠偏[J/OL].电化教育研究,2024,45(12):23-29.
13. [13] 张志勇.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创新[J].人民教育,202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