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世纪的欧洲，当城市作为经济与社会中心再度崛起时，一种全新的机构——大学，如智识的灯塔，开始在其中闪耀光芒。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中世纪大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内部组织、课程设置或神学思想，而将其置于城市发展的宏大背景下，系统考察其与城市文化互动关系的成果尚有拓展空间。本文认为，中世纪大学与城市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共生关系。城市为大学的诞生与存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持续的人才需求，是大学得以扎根的“土壤”。与此同时，大学在汲取城市养分的同时，更以其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和思想传播的独特功能，对城市文化进行了深远的反哺与重塑。它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与声望，催生了早期的文化产业，更重要的是，它将理性思辨的精神注入市民阶层，培养了服务于城市治理的专业人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精神内核与社会结构。

为清晰论证此观点，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章将追溯历史的源头，第二章将分析大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阐明其在经济、政治上对所在城市的依赖性。第三章，也是本文的核心，将深入剖析大学的“反哺”作用，论述大学如何积极地促进乃至重塑了城市文化。通过此番梳理，以期更清晰地揭示中世纪大学作为城市文化引擎的历史角色，并为理解当今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提供一份历史的镜鉴。

一、中世纪大学的起源

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大学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当今大学教育最熟悉的一些特征，例如选修课程、学位、考试、学位授予典礼等等，具有这些特征的有组织性教育都由中世纪而来，有些可追溯到12世纪。正如所有制度的发展一样，大学不是被建立的，而是发展起来的。在大学诞生之前，中世纪的知识中心在修道院或者主教座堂学校中，教育几乎被教会所垄断。主教座堂中心富裕、强大，且教士团和主教往往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主教座堂中心内部机构完备，拥有座堂图书馆、学校、档案馆，主教的记事、教士团成员的著作、主教的司法权、对知识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与修道院相比，主教座堂学校的区位条件往往更胜一筹，但是出现在城市中心的大学与这些教育机构就有着明显的区别，继它们之后成为新的知识中心。

西欧中世纪的大学有三个称谓：universitas, studium和studium generale。这三个专有名词指向了中世纪大学的不同侧面，分别表示学人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学校式的传统教学模式、被普遍承认的地位和特许权。如今与汉语中“大学”相对应的英文单词是“university”，这一词来源于中世纪拉丁语中的名词“universitas”，基本词义是指同一行业的从业人员结成的社团、行会。因为中世纪大学起源于“学人共同体”，即教师和学生自发组成、教师以销售知识为目标和师生自治的行会或社团。这类学人团体是对已经存在的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的模仿，它们逐步从松散的学人行会发展成法人社团，拥有成文的法律法规章程，是12世纪在西欧兴起的高深学问研究的法人机构。

二、中世纪大学依赖于城市

中世纪的大学诞生之初就和城市息息相关，可以说大学是欧洲城市的产物。

首先，从命名方式来看，中世纪的大学往往是以市镇地名命名，比如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等等，从大学的名字就能判断他们的区位。

其次，城市为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环境，为大学提供各种物质条件。西欧城市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大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大学兴起的经济前提。从最直接的衣食住方面看，大学不同于乡村能够自给自足，城市为大学的教师与学生提供了安全稳定的住所以及衣食之源，正是有了这种基本的生活条件保障，大学的活动才能稳定开展。而且，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中世纪的大学并不像今天的大学有固定的教学楼作为教学场所、也没有固定的校舍，在前面就提到过“大学不是被建立的，而是发展起来的”，因此大学教师的住所往往“一地多用”——既是教师住所又是授课场所。只有在城市才会有如此数量的房屋方便教学活动的开展。

城市商业的繁荣为大学提供了经济基础。到12世纪，这座城市从被称为“博学之城”（La Dotta）转变为“富饶之城”（La Grassa），因其财富的快速增长。一旦市政当局意识到学校吸引了年轻的财富，它就开始制定旨在保护和支持学校的政策。富裕的市民阶层愿意为子弟的教育投资，城市政府也认识到大学带来的经济效益。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城市的政治活动，城市自治的发展也对大学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城市自治的出现是大学学术自由稳定的基础，形成了大学自治的传统。城市行会城市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思想环境。与受封建领主或修道院严格控制的乡村不同，城市中多元的社会力量——市民、商人、手工业者、教士——相互制衡，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城市的世俗化倾向也使得对古典文化和理性思辨的追求成为可能。团体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行会的出现，为大学自治提供了一个优秀范本。12世纪到13世纪最古老的几所中世纪大学是通过学人组成社团的形式逐渐发展的。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学术性团体很类似城市中的商业行会，这些人联合组成社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权益，特别是人身和财产安全。这种由学人组织起来的社团具有行会或者同业公会的性质。以巴黎学人社团为例，在1200年法王菲利普二世下诏支持巴黎众多学人的教学活动的诏书中，就将“巴黎学人”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称谓，这说明巴黎学人社团的合法性被予以了认可，法王的诏书也被视作巴黎学人社团被认可的最早的官方文件。

然而，随着城市中心变得更加重要，对更高层次学习场所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因此，从12世纪开始，欧洲各地的城市中出现了几所大学。主要城市位于重要的贸易路线上，便于师生的流动和书籍、思想的传播。这种地理优势使大学能够吸引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形成真正的国际性学术共同体。

三、中世纪大学对城市文化的重塑

城市造了大学，大学也造就了城市。正如瓦尔特·吕埃格在其主编的丛书《欧洲大学史》的序言中写到“在中世纪欧洲社会三种公认的权力—王室、教会和学馆中，第一种是政治权力它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第二种权力虽然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保存了它的结构，并扩展到全球，但它已经丧失了垄断地位……没有其他欧洲的机构像欧洲大学的传统形式那样扩展到整个世界。”“大学是欧洲的机构”则是他的核心概念，从大学的社会角色来看，它在整个欧洲社会中履行了重要职能—发展和传递科学和学术的知识以及传递知识的方法。中世纪大学对城市特别是城市文化复兴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

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和学术自由精神丰富了城市的文化氛围。中世纪大学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辩论式教学制度，这一制度主要包含通常性辩论和随意性辩论两种不同形式。通常性辩论的范围较小，主要局限在某个教授班级的学生之中，由教授选定辩论主题主持辩论，助教陈述问题并回答学生的各种提问，教授主要在做对辩论的总结和综述。随意性辩论则范围更广、难度也更大，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包括了众多社会人士、教会人士以及城市市民。这样大规模的活动采用问答法来开展，由参与活动的听众提出问题然后由答辩教师与问题提出者进行论辩。他们讨论的问题则不仅限于学术方面，而以敏感的政治问题居多。一方面，辩论式教学制度通过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相结合，适应了中世纪大学培育职业性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它活跃了城市的文化氛围，形成了以大学为主的学术中心，培育了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辩论式教学突破了大学的限制，与城市中的社会群体产生了链接，将大学校园内的学术自由思想传播到市民之中，大大提高了城市市民群体对政治话题以及学术话题的参与，推动了城市文化风气向好发展。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开始打破教会在教育上的管理权，新的思想文化的产生带来的是人们思想上的解放。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在《大学的兴起》的导言论中说道“只要知识一直局限于中世纪早期的‘自由七艺’，就不会出现大学，因为除了当作学校课程之用的文法、修辞、逻辑这几个基本的文化元素和更为基本的算术、天文、几何、音乐概念以外，再没有其他知识可传授了。”12世纪这股来自东方的新知识潮流冲破了中世纪早期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枷锁，创造了学者的职业，组成了许多学术团体。可见中世纪大学的课程设置突破了中世纪早期局限于“七艺”的束缚，而是积极推行世俗文化，将关于自然科学、医学、法学、哲学等世俗学科引入校园，大学教育逐渐突破了宗教教权的禁锢。

同时，与中世纪大学教育有关的经济活动为城市文化复兴提供经济基础。中世纪大学催生了一批依靠制作和贩卖书籍谋生的群体——书商，与知识有关的职业悄然登上历史舞台。“大学的建立促进产生了一个新的阅读阶层，对阅读需求日益增加，学者、教师、学生和各种工匠一道构成了活跃的书籍流通系统。”大学学科所需要的教科书由大学自身负责供给来确保书籍足额、准确和防止垄断，管理图书贸易是大学最早、最有价值的一项特权。在印刷术大规模应用以前，书籍的价格十分昂贵，大学书商经过大学许可出售或者出租教材，他们的店铺里主要出租手抄书籍，还出售大学教师和学生常用的羊皮纸、鹅毛笔、墨水等文具，由于销售对象稳定，他们的收入丰厚且稳定。大学书商供应手抄书籍、售卖文具，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大学的学生，他们在一个受到监管、相对合理的价格下能够接触并抄写各种标准教材，教师也能够通过租借书籍抄写来增加自己的藏书量。大学只有不断接触到其他地区的书籍才能保持学术活动的持续发展。书商生产和销售书籍首先保证大学教学秩序，其次保证大学学术活动。但是将眼光放到大学之外时发现，书商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书籍传播，而中世纪的学术交流十分依赖于书籍的传播，书籍与文化活动的各个中心紧紧相连。在印刷术普及以后，那些一直被大学和修道院垄断的书籍能够到市场上流通，书籍更容易获得，各种注释书也增加，以往深奥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掌握，新的观点和思想的碰撞促进了学术界的繁荣。大量书籍在城市的普及形成了良性循环，培养出了更多人才。

最后，中世纪大学所传播的世俗文化打破了教会势力的壁垒，推动学术自由，有利于古典文化在城市的复兴。从整体上看，中世纪大学的世俗色彩要浓于宗教色彩。“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中世纪大学的知识传播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点是以传播世俗知识为主，第二点是以传播古典知识为主。”列举13和14世纪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位的必读书目书单，发现书单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宗教类的书籍，而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作家的著作则占了大部分，以及欧几里得对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这说明在当时大学并没有要求学生去读多少关于宗教类的书籍，而是以传播世俗知识为主。即使是作为教会活动中心、以神学著称的巴黎大学斗如此倚重世俗文化的教育，那么大学传播世俗教育自然成了时代特征。并且从必读书目的内容来看，古典学者的著作占据了大部分，也把一些中世纪西欧学者和阿拉伯学者的著作列为教材，这说明中世纪大学在注重古典知识传播的同时也关注中世纪的知识成就。中世纪大学在初创阶段可能是不完善、不成熟的，但是作为传播知识的一大重要途径，中世纪大学在西欧中世纪后期对知识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中世纪大学不仅传承了古典科学文化，也传播了中世纪学者的知识成果；不仅结束了基督教会在知识领域的垄断局面，也对近代大学的知识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于以上一点，中世纪大学在复兴古典文化、推动文化世俗化的基础上，也加快了市民阶层的知识化过程，为市民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助益了“市民精神”的形成。“‘市民’一词最初指全体城市的居民。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分化，出现了富裕的商人和手工业作坊主，还有贫穷的城市平民，后者包括帮工、学徒、日工、奴仆、破产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群众，市民阶级形成。”可以说，市民阶级就是从事资本主义经营和为这种经营服务的人。“市民能深思熟虑，对公共事务勤劳又热心，他们拒绝屈从别人，并防止任何人侵犯他的自由，他们制定自己的法律并服从这些法律。”市民阶级具有能与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强大政治力量。中世纪大学传播了世俗文化，理性思想也随着大学平台交流传播，促进了人们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中世纪大学作为中世纪晚期的知识文化中心，通过书籍引领着市民进入新的思想和精神境界，用新的思想和知识文化将市民阶层武装起来，塑造了城市文化中的市民精神。

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大学的兴起，大学对发展对城市文化的影响更是十分显著且重要。二者在包容共生、互惠互利的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城市为大学提供了舞台和发展空间，大学传达学术自由精神、复兴古典文化、传播书籍和知识、促进市民精神的形成，都对中世纪的城市文化有着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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