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与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维持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供应链数字化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支撑，重构了传统供应链的网络结构、运作流程与协同机制，助力企业在智能化时代抢占发展先机。企业绿色化转型则是响应全球生态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之举，通过推广绿色技术、改进生产模式、优化产品设计，在减轻环境压力的同时发掘新的增长点，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协同提升。

深入研究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化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方面，厘清供应链数字化的内涵及其经济影响，有助于企业科学制定转型策略，推动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明确企业绿色转型的概念框架与影响因素，可为企业破解转型难题、增强绿色竞争力提供理论指导。此外，借助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研究，能够揭示政策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的互动机制与发展规律，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系统总结研究进展并指出不足，以期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支撑企业与产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供应链数字化相关研究

（一）供应链数字化的内涵界定

供应链数字化作为驱动经济转型的关键动能，正日益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国际学术界对其概念界定主要呈现两种研究路径：技术整合路径强调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系统性应用，打通供应链各环节间的信息壁垒，建立双向交互机制，从而提升整体系统的预测分析与智能决策能力；系统构建路径则着眼于构建智能互联的技术架构，通过整合大数据处理能力与智能硬件设施，形成更灵活、高效的价值共创网络。另有学者从复杂系统理论出发，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数字技术嵌入供应链流程、网络结构与要素流动的内在机理。

相较而言，国内研究在“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的政策引领下逐步展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过程视角。陈剑等将其定义为以数字技术重构业务流程与资金运作模式的动态过程，通过标准化建设、数据挖掘与信息共享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龚强等则突出核心企业在战略层面的引领作用，强调数字化转型应纳入企业顶层设计。总体而言，国内学界普遍将供应链数字化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供应链要素的深度融合，是通过数字化整合与共享机制实现价值网络重构的战略进程。

（二）供应链数字化的经济后果

数字技术与供应链体系的交叉融合正推动新型供应链形态的涌现。随着实践探索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构建该领域实证研究体系的理论价值。现有关于供应链数字化影响的研究，主要从以下维度展开探讨。

在功能重构层面，物联网等智能技术的部署实现了运营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处理，并通过构建协同网络将分散主体纳入统一系统，有效破除信息壁垒，推动供应链向集成化方向发展。智能设备与数字化合约的普及，还降低了传统人力配置需求，显著提升了供应链自动化水平。

关于风险抵御机制，动态能力理论视角的研究表明，增强供应链的动态调节能力可有效缓解系统脆弱性，从而提高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张树山等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数字化转型对节点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具有强化作用，为供应链系统稳定性提供了微观基础。

在协同效能方面，研究表明新型通信技术的应用能够加强合作伙伴间的信息共享质量，改善协作关系，从而提升整体协同效率。Lukic等开发的数字电力供应链系统证实，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运用在成本管控与运营效率方面成效显著。

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张哲等通过案例研究验证了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李长英等进一步发现这种影响存在结构性特征，对特定类型企业（如国有企业、产业链上游企业）及优越营商环境中的企业作用更为明显。黄宏斌等则从效率机制视角系统阐释了其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与边界条件。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论框架构建与宏观绩效探讨，研究方法偏重规范分析，而基于严谨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相对不足，导致对企业层面微观机制的解析尚不充分。尽管已有研究从多个维度揭示了供应链数字化的经济影响，但对其与企业绿色转型内在关联的深入探讨仍显薄弱，这为后续研究探索数字化对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留下了值得深入的研究空间。

二、企业绿色化转型相关研究

（一）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概念演进

在企业绿色转型研究领域，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体系，现有文献主要从多维视角阐释其内涵特征。从发展模式演进的角度来看，绿色转型被视为企业通过结构性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刘纯彬等、卢强等与周英男等的研究均指出，这一过程体现为企业以绿色发展为导向，通过重构生产体系、优化产品组合，逐步降低对传统资源模式的依赖，最终完成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Jansson同样强调，发展模式的转变程度是评估企业绿色转型深度的关键指标。

部分学者进一步从组织要素与产出维度拓展了概念边界。刘学敏等聚焦人力资源要素，强调员工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关键作用，提出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提升员工福祉来激发组织创新活力，进而推动绿色产品研发与生产流程优化，形成良性循环的转型机制。

从本质特征分析，企业绿色转型是绿色理念在经营实践中的全面渗透。于连超等将其概括为以绿色战略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通过绿色产品与服务实现环境与经济双重价值的动态过程。何红渠等则从战略适应视角指出，这是企业为应对制度环境变化，从传统发展轨道向可持续路径的系统性跃迁。

相较于传统模式，绿色转型的核心特征体现为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Hojnik等强调其通过引入创新理念、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实现资源效率提升与污染排放控制的协同增效。在这一框架中，“绿色”维度要求企业将生态考量全面融入决策体系，建立环境优先的认知框架；“转型”维度则标志着发展逻辑的重构，即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动力，通过降低资源强度、优化生产流程，最终达成经济绩效与环境治理的均衡发展。

（二）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因素

理解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机制对于揭示不同企业转型绩效差异的根源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制定精准的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现有研究主要从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组织特征两个维度解析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因。

在外部环境层面，政府环境规制被认为是关键驱动力。这类规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工具和市场机制共同塑造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Karolyi基于英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会以差异化方式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策略，进而改变其转型路径。李金昌等在“双碳”目标框架下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政策实施时间尚短，其长期效果仍需观察。万攀兵等则关注2003年实施的清洁生产标准，证实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环境绩效。

在内部驱动层面，企业的环境认知、管理层价值观和组织变革意愿共同构成了转型的内在动力。Song等的研究强调，企业对环境责任的认同程度与其绿色实践的实施强度存在显著关联。Giorgos等进一步证实，高管团队的生态价值观会直接影响企业环境战略的制定与执行效果。孙茹峰等的最新研究则揭示了企业财务预期对绿色转型的影响，发现盈利乐观度能够缓解金融化对绿色投资的挤出效应。

纵观现有研究，大多从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企业特征两个层面展开探讨。宏观研究主要关注政策体系、基础设施和区域经济环境等外部条件；微观研究则聚焦企业数字化程度、社会责任承担和组织架构等内部属性。然而，从中观层面的产业链关系视角，特别是供应链数字化这一重要维度出发，探讨其对企业绿色转型影响机制的研究尚显不足。这一研究现状表明，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亟需从供应链协同和价值链重构的角度，深入剖析数字化如何重塑企业的绿色转型路径，这将为理解中观层面的转型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三、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的相关研究

为推进现代数字供应链体系的建设，充分释放供应链在优化供给结构和激发经济新动能方面的潜力，国务院于2017年10月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在信息技术持续迭代的背景下，供应链正全面迈入智慧化发展的新阶段，并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覆盖广泛、协同高效的智慧供应链体系。作为实现该目标的关键路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被确立为重要政策抓手。

2018年4月，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正式启动城市与企业双层联动的试点示范工作。经过严格遴选，最终确定55个试点城市和266家试点企业参与该项工作。试点城市承担着完善政策环境、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等职责，以推动区域供应链整体效能提升；试点企业则被鼓励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能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响应效率提升和供需精准对接，从而构建起更具韧性与竞争力的产业生态体系。从战略层面看，推进供应链数字化旨在激活企业内生动力与创新能力，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在学术研究层面，该试点政策因其外生性和分层推进特点，被广泛视为一项理想的准自然实验，为识别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的因果效应提供了研究场景。张树山等基于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供应链韧性角度切入，发现试点政策显著增强了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适应与恢复能力。刘海建等则聚焦环境绩效，指出供应链数字化通过信息透明与流程优化，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黄宏斌等进一步从知识溢出与协作机制出发，阐释了数字化如何降低链上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并促进融通创新。谢佳平等借助赋能理论构建“政策-数字”双维分析框架，利用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城市级供应链数智化对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促进作用。沈坤荣等则从运营效率视角出发，探讨了供应链创新对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的影响机制，深化了对微观企业决策行为的理解。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将供应链创新和应用试点工作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效益，缺乏对社会价值与环境效益的深入探讨。因此，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化转型之间的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揭示。

四、结论

通过对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化转型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供应链数字化领域已形成多元理论框架阐释其内涵，经济后果涵盖供应链多层面关键指标的优化提升。然而，研究方法存在一定局限，微观实证研究不足，导致供应链数字化的微观作用机制与实际效应尚未完全明晰。尤其在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化转型的交互关系方面，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有欠缺，难以为企业制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推进策略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第二，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概念虽未统一，但其核心要义明确，即追求经济与环境共赢的发展模式。其受内外因素复杂交织的驱动，转型在环境效益方面表现显著，但经济效益存在不确定性，受多重因素交互影响。现有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宏观制度与微观企业特质，从中观供应链角度剖析绿色化转型影响的研究较为稀缺，未能充分考量供应链数字化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与赋能作用。

第三，供应链创新和应用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为研究供应链数字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有效路径，有力验证了其在多个经济维度上的积极影响。然而，在社会价值与环境效益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未能充分揭示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深层影响机制及全面协同效应。

综上，未来研究应着力弥补上述不足，加强实证研究范式的应用，构建精准量化模型解析供应链数字化的微观作用，深入挖掘其与企业绿色化转型的内在联系与协同路径；拓展研究视野至中观供应链层面，系统分析数字化进程如何重塑供应链结构、流程与协同模式，进而驱动企业绿色转型；深化试点政策研究，综合评估其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为完善政策体系、释放供应链数字化绿色转型潜能提供科学依据，推动企业、产业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新格局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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