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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扭转高校教师教育的边缘性处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How to Reverse the Marginal Status of University Teacher Educ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Field Theory
引言
在社会的宏观“大场域”之下,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具有相对自主性与独特运行机制的“子场域”,这些“子场域”由特定的个体或行为等构成,由权力构成、资本占有决定其内在结构。高校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满足可被视作独立场域的条件,各学科作为场域的参与成员共同享有特殊的内在符号机制,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学科都能在内部竞争中享有同等位置与等量资源。教师教育虽未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存在,但它依托多个教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如基础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等)以及相邻领域构成了几个较为完整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可以说,教师教育实际上作为一个未被明确规定的学科大类被包含在高校学科体系之中。提倡建立教师教育相关学科的初衷,旨在研究教师如何成为优秀的“教育者”,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学科理论基础,以回应教育实践中的现实挑战。然而,这些本该作为教育基础的学科却长期未取得其应有的重视。不仅是综合性大学,甚至一些师范院校都常将“硬学科”置于教师教育之前,教师教育处于高校学科结构中的边缘位置,这种结构上的不对等催生了资本的分配不均,进而使学科自身产生了“不配得感”的惯习。从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教师教育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倘若在培养教师的源头上就问题频发,那么要如何保证未来的教师一定能够符合时代需求,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以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对教师教育学科现状进行分析,能够明晰教师教育真正缺什么、要如何做,使高校学科体系乃至整个社会都意识到教师教育对培养师资力量的重要性,推动相关政策的变革。
一、教师教育的“边缘性”
要从根源上研究教师教育的地位落差,不仅要着手分析微观层面的教师教育性质与制度,更要站在宏观层面研究学科权力结构的分布。国内已有诸多关于教师教育的研究,但大都是就教师教育本身进行微观探究。如杨彩霞聚焦于具体的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分析教师教育知识的本质、特征与结构。还有少数研究者站在中观的角度研究“教师教育学”,如陈永明、王健详细探讨了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建立“教师教育学”这样一个二级学科的必要性。杨跃、肖正德等人认为应从知识体系与制度机构两方面下手,构建教师教育自身的学科体系框架。此外,黄崴、唐泽静、陈旭远等人从教师教育的专业性出发,提出教师教育专业课程结构的改革方向。可见,以教师教育学科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颇丰并日趋完善,但较少有跳出单一的学科方向进行的研究,缺乏从学科整体上系统分析各学科间的合作制约关系及教师教育的“边缘性”地位结构性成因的研究成果,因此,对教师教育做学科体系上的具体分析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教师教育弱势定位的形成并非一时之果,从结构上看,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并非偶然,而是由制度结构、学科定位、学术生态及社会认知等多层面互相作用而成。
(一)学科评估体系中的边缘位置
学科(discipline)并不只关于知识,而是具有“知识”与“组织”双重形态的大学最基本的学术组织单位。即它在构成知识生产框架的同时,也是高校内部资源配置、人才培养和科研评价的基本单元,有其独有的评价制度标准。我国高等教育中与教师教育相关的学科评估制度常以科研产出、学术团队及社会影响力为基本指标。然而,教师教育作为人文社科中的一种,受其学科性质影响,学术经费指标要明显低于理工科,且研究形式多为理论分析、个案研究等,这种学术成果往往难以被量化为“有效指标”。教师教育并不是一个已经制度化的学科,常规的评价指标不适用于教师教育,造成了教师教育综合实力不理想的假象。在高质量教育核心刊物中,聚焦于教师教育方向的刊物非常少,有如《课程·教材·教法》等刊物,这在另一方面也导致相关的科研成果在评价体系中难以有效体现,致使教师教育在高校学科体系分配内部资源时持续受限。
此外,教师教育并未被规定为一个正式的学科,它往往被归于二级学科及以下,缺乏像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这样的一级学科地位。这样的学科等级分化制约了研究学科申请、团队建设、项目策划。核心期刊更加侧重于宏观教育改革与政策议题,对教师教育实践研究的刊发数量相较有限,论文没有合适的平台发表也加剧了教师教育在学科评估体系中的边缘化趋势。
(二)教育发展政策中的被动角色
政策制定方面,教育政策制定主要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教师教育研究机构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主要为“接受者”的角色,缺乏主体性与影响力。这导致所制定出来的政策忽视或不适应教师教育发展的需要,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师教育应参与进政策制定中,而不是附属于政策。政策研究方面,在教育改革研究中虽然普遍将教师发展作为研究重点,但大量的政策资源仍然集中于课堂教学、课程改革与校园硬件提升上,对教师教育整体的体系建设投入有限。这造成教师教育在制度涉及与社会评价中进一步“被忽视”,严重影响教师教育领域的发展动力。
即便政策真正落实在现行的教师培训实践环节中,重点仍在传授具体的知识技能,忽视了教师培育机制的研究与政策实施反馈,缺乏创新与系统规划。这样只研究教师教的内容,而不研究教教师的内容的课程,无法对完善培训体系提供实证支撑,更无法为制定教育政策提供符合时代特性的最新导向。
(三)学术共同体中的发言权弱势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都普遍重视学科方法论原创性与理论创新性,我国的教育学界虽也强调跨学科研究与理论体系建构,但仍存在理论“依附性”与缺乏本土化的双重问题,教师教育研究自然存在这些通病。一方面,教师教育的理论建设整体上过于依赖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外部学科,这样以“他者的理论”来解释教育现象容易失去自身的独立思考、分析能力,研究边界模糊,容易被看作是一种“应用学科”,其内在也难以统一。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教师教育仅单方面接受外国的教育理论,但在将异国的教育理论引入本土的同时,也引入了与国情不同的现实问题,这样全盘接受使教师教育无法将理论本土化,忽视因地制宜的实践发展,导致研究成果迟迟不起作用,陷入学术失语的态势。
此外,教师教育偏向于采用个案研究、访谈、知识图谱等方法,常常缺乏强力的理论支撑。并且国内缺少教师教育类的权威平台,话语资源有限,学者没有合适的平台发表自己的见解。上述各方面都是致使教师教育不仅在理论原创性上受到质疑,还难以进入学术主流话语圈的原因。
(四)学科重要性被轻视
教师教育被轻视实质上是一种“符号暴力”,在社会及高校学科体系当中,人们总是将教师教育归类为价值低的那一类,仿佛教师仅需拥有“教什么”的知识便可成为教师,对于教师教育的认知止于职业导向,其理论价值与教育社会功能被忽视。教师教育相关专业多作为“服务型专业”存在于高校当中,没有合理的资源配置与存在地位。即便是在教师培养过程当中,教师教育也总是被视作“技能培训”,并未给予作为学术研究应有的支持环境。由此可见,即便教师教育在教育政策上被视作“关键要素”,其学科的重要性仍不被社会重视。一个研究领域如果被所有人视为即使消逝也无伤大雅、对社会没有重要贡献的存在,资源分配的天平也必然不会向它倾斜。这正是教师教育一连串“边缘性”问题的根本原因。
二、结构性弱势的制度根源解构
教师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所处的边缘性地位,本质上是一种与内部权力相关的结构性弱势,高校内部的学科权力与制度安排限制了教师教育发挥出真实实力。权力与群体地位、资源分配息息相关,如果说教师教育被轻视是其处于边缘地位的根本原因,那么解构权力构成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教师教育“被轻视”。要对其进行解释,必须回到学科属性、制度结构、组织文化等层面进行深度探讨。
(一)“软学科”定位的学科属性困境
学科划分能够很好地定位不同学科类型的根本属性。比格兰根据学科内部知识共识程度的差异,将学科划分为两类:共识度较高的“硬学科”和共识度较低的“软学科”。一般将自然科学归为硬学科,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标准、知识脉络具有量化和标准化的特征;将人文社会科学归为软学科,其知识体系、研究方法、评价标准较为开放多元,具有主观性。在高校学科评估体系中,一般硬学科更具评价优势,易于将研究成果量化展示,而教师教育作为软学科在评价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评价逻辑又致使教师教育在资源分配和学术权力结构中难以获取与硬学科对等的地位。
教师教育作为一个兼具“实践性”与“人文性”的研究方向,研究重心常集中于教学改进、课堂实践等应用型主题。其研究成果受限于学科属性,不像硬学科那样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强调客观科学,因此从表面上看说服力不及硬学科。在当前学术评价体系仍然以数量、影响因子等为主要指标的背景下,教师教育难以凭借其实践导向和灵活方法获得隐形的学科“等级制度”的“认可”,被视作“应用性”或“辅助性”知识。
(二)资源配置中的系统性劣势
在社会群体地位分配机制中,地位与资源的获得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制度因素包括个体的权力授予关系与市场交换关系,非制度因素具体指社会关系网络。教师教育为高校学科这一群体中的个体,无论在制度因素还是非制度因素上都具有连贯且系统的形成劣势路径,其弱势并非偶发性的结果。
在制度层面,教师教育缺乏足够的权力授予。虽然国家提倡培养“学术性”与“师范性”并存的专业型教师,但学科本身的资源配置仍高度依赖于其在科研项目、研究平台建设、论文发表等方面的话语权。教师教育由于软学科的性质,其研究成果往往难以在理工科主导的科研评价体系中获得一致认可,从而在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经费申报、人才引进等方面都处于制度性边缘,从权力授予关系上看是不对等的。例如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主流课题体系中,教师教育类课题比例始终偏低,其经费额度和话语影响亦远不及其他学科领域。
经济学领域的U型曲线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处于优势地位会不断积累其地位优势,而处于劣势地位则相反,最终造成不同地位的人贫富悬殊。教师教育处于高校资源配置体系当中也遵循着类似的发展规律,在交换作为“商品”的“资本”过程中获取地位,但可供交换的“资本”本就很少,这也致使教师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结构底层。
在非制度层面,个体在寻求地位利益时同时会产出社会关系这一行为产品,并且具有资本增值的特性。教师教育学科由于其“服务性”特征,难以建立起稳固高效的学术关系网络。在许多高校,教师教育并未设立独立学系或研究院,而是分散在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等领域之中。这种组织形态上的“非完整性”不仅削弱了教师教育在资源争取过程中的集体行动能力,也导致其难以形成稳定而清晰的结构发展战略。学者在追求个人的学术地位和职业发展前途时,需要在学术共同体中积累足够的“社会资本”,即通过组织参与高水平的课题合作与学术会议、审阅核心期刊稿件等方式来构建资源互惠网络。然而,教师教育研究的社会资本积累路径十分有限,难以获得主流学术体的广泛认同。这种缺乏平台的资源互动,也进一步削弱了教师教育在学术资源配置中的地位。
总而言之,学科属性会从根本上影响教师教育的发展,并且教师教育在资源配置中的系统性劣势是各种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在一个结构已趋于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中,撼动既有结构性支配处处受限,教师教育难以自发地突破这一结构性困境,其边缘化局面亦因此呈现出高度稳定性与再生产性。
三、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教师教育处境剖析
教师教育不仅是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教育理论的重要支撑内容。然而在现实高校学科体系中,却一直“被边缘化”。仅从学科属性、资源配置、政策制度等因素解释教师教育的弱势仍不够深入,在此引入布迪厄的“场域—资本—惯习”理论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教师教育深层结构性困境。在这一视角下,场域为教师教育的“资本”提供竞争场地并在竞争过程中形塑着教师教育的惯习,惯习又在不断建构着场域。
(一)“场域”中的结构性不对等关系
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一个结构化的社会空间,是一种各方力量关系持续作用的动态网络,每一个场域都遵循着其独特的内部规则,行动者围绕资本争夺在场域中竞争。场域是一个“游戏空间”,不同的场域有其独特的内在发展形成机制,又因处于场域中的主体需抢夺资源与地位而具有竞争性。“教师教育”既是处在教育学场域下的一个子场域,也是整个高校学科场域中的参与者,由于教师教育在资本积累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其在整个学术空间中呈现出一定的附属性和被支配性,在竞争中占下风。
教师教育并非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制度化二级学科,在大多数高校中只被划为研究方向或传统教育学领域之下的附属物,缺乏完整系统的专业结构。制度上的缺陷直接导致教师教育在学科场域内的“身份模糊”与“规则缺位”。同时,在与其他活跃的学科竞争资源时,教师教育缺乏与之平等博弈的资本,长期作为规则的接受者和遵从者而存在。正如布迪厄所描述的那样,场域是一个不断斗争的空间,每个位置都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基于场域中的个体所拥有的资本总量与其在斗争中获得的相对优势而决定的。教师教育资本薄弱、制度不完善的特征使其而在学科场域中被不断推向边缘。
(二)学术场域中“资本”的缺位
教师教育的边缘地位本质上是缺乏可用资本的结果,场域像市场那样持续进行着各种“特殊资本”的竞争。布迪厄根据资本的不同性质,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四类,他认为个体所拥有的资本总量与构成决定了行动者在场域中的地位与实践可能性。教师教育在四类资本上均存在缺陷,但主要集中在文化、社会、象征三种资本上,由于学科场域中经济资本并非主要评价标准,此处不作具体分析。
首先在文化资本层面,教师教育知识体系具有实践性、经验性和情境性的特征,形成高度抽象化与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有一定难度,在场域内,主流期刊、项目评审与话语机制多将理论原创性、方法严谨性作为评价标准,这与教师教育的特性有一定冲突。如此,教师教育的文化资本劣势显著,甚至其知识被归入“低价值知识”。
其次在社会资本层面,教师教育缺乏强大的学术网络与制度性组织支撑。许多教师教育研究者深入实践前线,难免缺少对学术共同体的联结与维系,无法形成资源横纵联动的“圈层结构”。教师教育还缺乏对核心资源平台的掌控权,使得教师教育在项目申报、学术会议、期刊发表等方面始终处于被动。
最后在象征性资本层面,布迪厄认为,象征资本作为一种展现个体礼仪、声誉、威信等象征性现象而存在,虽是一种无形的表达方式,却能够比有形的表现手法更具影响力,在场域斗争中具有强大的权力效应。教师教育常在学科场域中扮演“服务性”角色,也没有很好地将自身的实践优势转化为竞争动力,自始就以内在化的方式接受了低于其他学科的从属地位,这使得其更难以与具备“理论性”“学术性”标签的学科对等呈现。在以科研绩效为核心的象征性学科结构中,教师教育的象征资本容易被系统性忽视。
资本的缺位使得教师教育失去了在学术场域中竞争博弈与重构规则的底气,也进一步固化了其附属性地位,使之难以实现身份重构与价值再生。
(三)教师教育的服务性“惯习”
不同的场域有其独特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布迪厄指出,惯习是一种深层次的、由社会结构内化而来的认知框架与行为倾向,是个体在特定场域中“自然而然”行动的依据,并且惯习和资本共同规定着场域中个体的本质属性,它既是行动者的内在主观精神状态,优势外化的客观活动。在学科场域中,教师教育长期处于服务型地位的学术环境,缺乏对自身成就地位的自信,并在潜移默化之中将这种本应被质疑的不公结构内化为一种稳定却被动的自欺欺人的“生存心态”,使教师教育研究者普遍形成了以实践导向、配合政策、满足其他学科需要为主要任务的“服务性惯习”。
形成的这一惯习使得教师教育研究者往往将自身定位于“教育实践的支持者”,而非“理论体系的建构者”。他们更多聚焦于教师培训、课堂策略、校本教研等微观实践研究方向,较少参与宏观政策的改革与学术范式的引领。同时,在严苛且不适用的评价标准和有限的资本影响下,研究者也逐渐将“科研边缘性”内化为合理现状,放弃对中心话语权的争夺。布迪厄强调,惯习并非一成不变,它在与场域相互建构的过程中持续生成。场域对惯习施加影响,同时惯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场域的结构性规则进行再生产。教师教育的服务性惯习,正是在被排斥于学术权力中心之外的过程中逐步固化,并不断通过自我调适巩固其边缘性地位。
学科的发展最终是指向实践的,布迪厄曾针对实践提出一个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实践在场域中发生,惯习是实践的逻辑,资本是实践的工具。可见,一方面,惯习与资本的交互决定了实践路径的可行性。教师教育既缺乏资本的承托,又形成了自我服务的惯习倾向,这阻碍着实践的正向发展,容易陷入弱资本加弱惯习而导致的弱实践恶性循环当中。另一方面,实践又会不断生成新的原则作用于场域中的惯习,通过资本的转化推动竞争,改变场域的整体结构。场域、资本、惯习、实践四者之间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整体,个体若作为缺乏资本的一方失去竞争资本后接受了不公平的惯习,这也是一种充满局限性的实践。
四、教师教育发展路径探索
面对教师教育长期存在的边缘化处境与结构性弱势,教师教育自身亟需走出“附属性”的角色定位,从知识体系构建、学术与实践结合、资本重构到场域制度变革多方面开展变革。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教师教育从“服务支撑”到“专业主体”的身份跃升,使整个社会正视它的学术与实践价值。
(一)构建自主理论体系:重塑学术话语权
要加强教师教育的学术话语权与提升学科场域中的权力地位,首先要看其是否具备独立的理论话语体系。“理论性”、“原创性”是当前学术评价的主流,只是单纯地生产经验性知识是不够的,更容易导致理论贡献被边缘化,在本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推动教师教育理论体系的自主构建为大势所趋。
这种构建不能单纯照搬他国或其他学科的既有理论,应立足于中国本土教育语境来回应教师专业发展中的真实问题,发展具有解释力、前瞻性与文化适切性的学科理论。例如研究者可以结合教学共同体与中国特色思想理念,形成颇具本土特色的教师问题意识观点。同时,还需建立自主评价标准,突破以理工科为导向的科研指标体系,推动教师教育研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翻新。
(二)协同学术与实践:“学术性”与“师范性”的结合
教师教育的核心优势在于其主体为教育实践,因此其发展不能脱离实践讲学术,而应努力构建教师“学术性”与“师范性”相融合的发展路径,只有认可教师教育“师范性”的“学术性”,才能在根本上承认教师职业具有“专业性”。一方面,教师教育应坚持理论引领实践,在强化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上推动实践经验向理论构筑转化。另一方面,教育实践是知识生产的“第一现场”,在深入一线教学情境中能够提炼出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规律与隐性机制,完善既有的理论体系。唯有实现学术与实践的双向贯通,教师教育才能摆脱“服务型附庸”定位,成为学科学术场域中的核心力量。
(三)强化社会关联:积累社会资本与公信力
教师教育的学术影响力不仅源于其理论原创能力,还源于其在学术圈与社会内的关系联结与公信力。模糊的形象不能有效彰显教师教育的专业价值,导致其公共声誉与社会资本不足。因此,主动参与教育改革与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是有必要的,这能积累教师教育与各学科及整个社会的关系资本,加强社会对教师教育的信心。此外,加强教师教育对公共议题的回应与政策建言能力也十分重要,同样能提升其在整个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影响力,在更大范围内积累象征资本与结构性资源,从而提升其话语权。
(四)推动制度性改革:教育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再审视
教师教育的困境不仅是学科自身的问题,还深层反映了当下学科与教育体制内部的缺陷。只有以制度性变革推动高校内部更新评价机制、学科体系与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才能真正扭转教师教育的边缘处境。一方面,高校的学科分类与评价体系应更加多元,兼顾理论深度与实践导向,尊重教师教育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教师教育的研究组织应得到保障,如设立教师教育专项研究基金、增设相关院系、完善师范生培养分类等。
教师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重要执行主体,肩负着传递教育理念与社会理想的双重使命。教师教育应根据其育人本位、价值引导、理论创新的功能重构其制度逻辑与社会角色,使社会各界重新反思教师教育承载的教育价值与社会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教师教育的边缘处境,是场域内资本缺失、制度失衡与服务性惯习长期交织形成的结构性困境,并非学科价值本身的缺失。其突围突破,不能仅依托表层上的整改,更需从根源重构学科资本、打破固化惯习。通过搭建自主理论体系、融合学术与师范特质、积累社会公信力、推进制度改革等,方能扭转其附庸化、边缘化态势。正视教师教育的学术内核与育人价值,重塑其学科主体地位,既是完善高等教育学科生态的关键,更是夯实基础教育师资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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