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智能媒体以算法推荐、智能生成、人机交互重塑信息生态，也正深刻改变大学生审美经验的生成方式。审美活动从传统线下场域向短视频平台、社交应用与AI内容平台迁移，一场静默的“场域位移”正在发生。这一脱节不仅削弱了学校美育的育人效力，更意味着审美形塑权正部分让渡给以流量逻辑为核心的商业平台。因此，本文围绕上述问题，从技术、心理、商业与素养四重机制切入，分析茧房化形塑与育人目标的错位，并提出课程重建、实践浸润、场域协同、制度支撑四位一体的美育进路，以期为智能媒体时代高校美育的转型提供理论参照。

一、问题的提出：智能媒体时代学校美育的“场域位移”

以算法推荐、智能生成、人机交互为技术特征的智能媒体，已成为当代大学生日常审美经验获取的基础性中介，大学生的日常审美活动也从传统的美术馆、音乐厅、纸质出版物逐步转向短视频平台、社交应用、AI生成内容平台等智能媒介场域。在这一过程中，智能媒体正在全面接管大学生审美信息的生产与分发：他们的音乐歌单由平台依据收听历史生成，穿搭妆容受“种草”内容牵引，影像趣味随信息流反复塑形，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在改写创作本身的边界。这一系列变化在提升大学生审美信息可得性的同时，也因个性化算法推荐导致个体审美经验可能在“越用越懂我”的舒适中趋向封闭，对大学生审美发展产生了值得警惕的潜在影响，学校美育也正在遭遇一场静默的“场域位移”。

与这场位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时代以来美育在国家教育战略中地位的持续提升。从2019年教育部专项部署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明确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方能毕业，到2020年中办国办将美育置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战略位置；从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推动美育从课程覆盖走向生态涵养，再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国家层面围绕高校美育的制度设计与布局建设不断深化，美育已经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时代新人完整人格的重要载体。

在这一背景下，高校美育体系的构建大多仍锚定传统线下场域展开，对智能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审美主要发生场域的现实回应不足。一方面，既有课程体系多聚焦经典艺术作品的审美启蒙，对智能媒体场域中生成的新兴审美现象、大众审美文化缺乏系统性观照，也未能针对性地回应智能媒体技术逻辑给审美养成带来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美育场域对大学生的吸引力逐步下降，难以与算法加持、贴合青年喜好的智能媒体内容争夺学生的注意力资源，使得高校美育的育人效果在智能媒体环境中被不断稀释。这场场域位移，本质上是大学生审美形塑权的悄然转移，原本由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承担的审美培育功能，越来越多让渡给了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目标的智能媒体平台。当大学生审美趣味、审美判断的形成，越来越深地嵌入商业平台的算法框架，其审美价值观的发展是否会偏离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高校美育又该如何主动适配智能媒体环境，重新掌握审美形塑的主动权，已经成为新时代高校美育必须回应的核心命题。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回答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第一，智能媒体经由何种机制形塑大学生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判断？第二，这一形塑在何种条件下滑向茧房化，会催生何种值得关注的风险？第三，高校美育应当以何种进路回应，才能在顺应媒介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实现对大学生审美价值观的正确引领？

二、智能媒体与审美形塑：概念界定与实证检视

（一）概念界定

智能媒体（亦称“智媒”）泛指以大数据、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生成等技术为底层逻辑，能够感知用户行为、理解内容特征并自主完成信息匹配与生产的媒体形态。自2016年前后算法分发成为资讯平台的主流模式以来，“智媒时代”逐渐成为概括当下媒介生态的通行表述。在智能传播图景中，人类主体与智能技术共同构成新的行动者网络，普通个体的角色、行动方式与话语权随之重构。与早期网络媒体相比，智能媒体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不仅传递内容，更通过学习用户行为持续重塑内容供给本身，由此深度介入用户信息环境乃至意义世界的建构过程。

本文将“审美形塑”界定为：个体的审美趣味、审美判断与审美价值观在外部媒介环境的持续作用下经历建构、修正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这一界定包含两点要义：其一，“形塑”是中性概念，媒介环境既可能窄化审美经验，也可能拓展审美经验，方向不可预设，须具体研判；其二，“形塑”强调过程的持续累积，单次推荐不足以形塑审美，日复一日的供给结构却足以改写趣味的边界。

（二）“茧房化”效应的概念谱系与实证检视

对媒介技术负向形塑效应的理论警惕早于算法时代。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预言的“我的日报”（The Daily Me），可视为个性化信息环境的最初构想。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中正式提出“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概念，指出个体只接触自选信息、只倾听悦耳声音的状态无异于作茧自缚，此后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一忧虑持续引发重新审视。帕里泽提出的“过滤泡”（filter bubble）进一步将视线引向算法架构，强调基于用户画像的不可见过滤使个体在浑然不觉中与相异信息隔离；与之并列的“回音室”（echo chamber）则强调同质性社交网络中观点的反射放大。三者分别侧重主体选择、技术过滤与社交结构，在现实环境中往往相互嵌套、循环加固。本文将三者叠加所导致的审美经验同质化状态称为“茧房化”，即审美形塑可能滑向的负向形态。

智能媒体的形塑究竟导向窄化还是拓展，中外实证研究并未给出一致答案。从国际范围看，有研究指出对过滤泡的规范性担忧缺乏充分经验支撑，也有基于实验与逆向工程方法的研究发现，算法在信息主题维度增加了多样性，但在语义维度强化了过滤效应，趋同与多样在不同维度上复杂并存，另有研究综述表明算法与信息茧房的关系因媒介类型与用户行为而异，并非单向窄化。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以欧美平台和新闻、政治信息为对象，其结论能否直接移用于中国大学生的审美经验，尚有疑问。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大学生群体展开了密集的实证考察，证据同样呈现张力，但更为具体。一方面，多项研究提示算法未必导致“筑茧”：基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20）”的数据分析发现，微博等“公共讨论型”媒介趋于破茧，短视频等“垂直传播型”媒介既未显著筑茧也未显著破茧，茧房效应取决于媒介结构类型而非推荐算法本身；以今日头条用户为对象的问卷调查也表明，算法推荐并未导致信息茧房效应，反而扩大了受众接触资讯的范围。另一方面，茧房的负向影响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了切实印证：对370名山西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信息茧房与自我认同呈显著负相关，既可直接削弱自我认同，也可通过减少社交互动间接产生影响；扎根理论对30位大学生的访谈揭示，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多个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弱。与此同时，大学生并非全然被动的接受者。对抖音青年群体的质性分析表明，用户算法抵抗行为的观念认知可归纳为摆脱技术控制的自主观念、停止无休止消耗的时间观念、自我保护的安全观念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用观念。长期效应的证据仍提示另一面：对推荐系统用户的历时观测显示，内容消费多样性随使用时长增加而下降；算法推荐在内容生产与渠道分发层面的深度嵌入使反馈环不断自我强化，缺乏多样性约束时推荐分布持续坍缩。综合中外证据，可得出审慎结论：智能媒体的形塑方向并非技术给定的宿命，而是技术参数、用户行为与平台激励多重条件耦合下的或然结果。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茧房效应的存在与否、强弱与方向，与媒介类型、使用方式及个体素养密切相关。正因形塑方向依赖若干可识别、可调节的条件，美育的引导才成为可能。

三、智能媒体形塑大学生审美的作用机制

（一）技术逻辑：相似性匹配与审美视野收窄

智能媒体的形塑力量首先源于技术架构。推荐系统的目标函数通常由预测准确率与停留时长、完播率等行为指标构成，准确率导向的排序天然偏好与用户历史行为最相似的内容，与多样性、新颖性目标存在结构性张力。更为关键的是反馈环的自我强化：推荐结果决定用户能看到什么，用户在可见集合上的行为进而采集为训练数据，初始的微小偏好由此逐轮放大；缺乏多样性约束时，推荐分布将单调地向少数高热度内容聚集。在审美领域，这一后果尤为隐蔽：美的形式与意蕴难以完全标签化，推荐系统只能将审美对象降维为风格、色调、节奏等可计算特征；那些未被标签化、需要长时间涵泳方能领会的审美品质，在特征空间中处于系统性“不可见”位置，从源头失去了参与形塑的机会。智能媒体所定义的“相似”，是特征向量的相似而非审美意蕴的相通；一旦“看与被看”全部经由特征空间中介，超越既有范畴的审美经验便难以发生。

（二）心理倾向：选择性接触与流畅性偏好

技术形塑之所以有效，部分原因在于它迎合了人固有的选择倾向。自“选择性接触”假说提出以来，大量证据表明个体倾向于接触与既有取向一致的信息、回避可能造成认知冲突的内容。审美领域还叠加了流畅性效应：实验研究表明，反复接触同一刺激会提升加工流畅度，而流畅性本身即被体验为愉悦与偏好。这意味着，当智能信息流持续供给风格相近的影像与旋律，用户“越刷越舒服”的快感很大程度上正是流畅性快感的产物；舒适感让人误以为“这就是我喜欢的美”,趣味由此完成自我锁定。对大学生而言，这一循环的捕获力还来自素养层面的落差：新时代学校美育对大学生的期待，早已超越一般趣味的养成，指向具有反思品格与批判精神的审美判断力；然而批判性素养的养护主要依赖有组织的学校教育，高度沉浸的智能化审美消费恰恰发生在正式教育的视域之外。当学校期许的批判训练与日常遭遇的闭环供给缺乏衔接，大学生即便具备成熟的认知能力，也可能成为这一循环最易捕获、却最难自觉的对象。

（三）商业驱动：注意力经济与审美供给同质化

形塑不仅作用于需求侧，也规训着供给侧。在流量分配的指挥棒下，创作者倾向于模仿经过验证的高传播模板，生产“高完播、高互动”却风格趋同的内容，从洗脑神曲、标准化滤镜到程式化的探店影像，皆是如此。当平台谋求用户停留时长的最大化，具有私人定制外观的智能推送便可能蜕变为“个性化圈套”，用户在数据生产中持续让渡注意力与行为数据，也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环境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供给侧的同质化进一步压缩了智能媒体可供分发的内容范围——即便算法有意扩大多样性，也面临“无可推之多”的窘境。需求侧的循环强化与供给侧的趋同生产相互缠绕，构成审美形塑滑向茧房化的商业闭环。

（四）素养承接：批判性审美判断力的落差

审美形塑的最终效果，取决于个体以怎样的素养结构承接外部供给。美育理论早已阐明，审美趣味的养成依赖广泛接触、充分涵泳与持续反思：席勒将审美教育视为造就“完整的人”的中介，杜威强调审美的价值要在完整的经验过程中生成，蔡元培看重审美之于性情的陶养功能。依此检视，大学生固然熟稔智能媒体操作，却未必具备对“自身趣味如何被外部系统塑形”的元认知。当即时碎片化的刺激替代需要耐心涵泳的完整审美经验——美的创作走向速食化、欣赏走向表面化、感悟走向机械化——当“喜欢”由行为数据直接定义而不再经过反思性判断，审美判断力养成所必需的批判性环节便被整体略过。美育在育人体系中从来不是点缀，而是关乎人格完整的基本维度，当日常审美经验主要由以停留时长为目标函数的系统供给，学校美育所期许的反思品格与批判精神便失去日常经验的支撑，“完整的人”的培养便在发生学意义上被悄悄换了底本。

综上，智能媒体对大学生审美的形塑，是技术、心理、商业与素养四重机制相互勾连的动态过程：技术架构规定形塑的方向偏好，心理惯性提供形塑的顺从基础，商业逻辑施加形塑的定向激励，素养结构则决定个体承接与抵抗形塑的能力。前三者构成形塑的“推力”，最后一项构成“制动力”。

四、茧房化形塑与新时代育人目标的错位

以“形塑”的中性立场审视，智能媒体对大学生审美的作用绝非只有窄化一途。从正向潜能来看：审美资源空前普惠，博物馆数字馆藏、高清艺术影像、名家课程经由智能平台触达每一个普通人；审美表达趋于民主，短视频、数字音乐、智能绘画等低门槛工具将大学生从审美接受者变为创作者；传统审美样态获得数字化再生，戏曲、民乐、非遗经由智能分发重新进入青年视野，“国风”“国潮”的流行即为明证。承认形塑的双向性并非淡化问题，而是更准确地界定问题：美育真正要面对的，不是“形塑”本身，而是形塑在特定条件下向茧房化的滑落。新时代美育承载着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功能定位，其目标指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此衡量，茧房化形塑至少在四重关系上与之相悖。

其一，与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错位。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理性能力，也包括感性素养的健全。美育在“五育”中不可缺席，正因为它承担着沟通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塑造完整精神结构的职能。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其特征正是丧失超越与否定现存秩序的维度。当大学生的审美经验长期被同一风格谱系占据，“美”便退化为“美的一种”，感性世界随之扁平化，趣味排他性随之增强，这与全面发展所要求的丰富而完整的精神结构正相反。

其二，与文化自信培育的错位。美育浸润行动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这依赖青年对民族审美传统的持续接触与深度认同。然而茧房化形塑依据点击热度组织审美等级次序：越是短平快、高刺激的内容越能在流量竞争中占先，越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审美样态——戏曲的程式之美、书画的笔墨之妙——越处于结构性劣势。当青年的“审美底色”主要由商业热度调配，美育所教会人欣赏的“最独特”便让位于算法投喂的“最受欢迎”，中华美育精神所依托的文化根脉便难以在代际间延续。

其三，与创新能力养成的错位。创新离不开想象力的自由舒展与异质经验的碰撞。波兹曼所警惕的“娱乐至死”，要害在于一切严肃文化形式都不得不以娱乐方式呈现。茧房化经验长期缺乏异质性刺激，大学生本应以最开放的姿态广泛接触多样审美经验，视野却被限定在“已被验证的自己”的延长线上，思维开放性与创新可能性由此收缩。

其四，与健全人格养成的错位。审美陶养的深层目的在于性情的温润与人格的健全，而当“圈内”与“圈外”的审美风格承载了身份区隔的意义，审美差异便可能升格为相互贬抑的审美鄙视链，与人格培育所向往的开放、包容、中正、平和正相抵牾。

凡此四者表明，茧房化形塑不只是信息流动问题，更是事关“培养什么人”的育人本质问题。美育的回应不能止于内容供给的修修补补，而须正面重建大学生在智能媒体环境中的审美自主性。

五、智能媒体时代高校的美育进路

面对智能媒体强大的形塑力量，高校美育的根本策略不是与之争夺注意力而是进入形塑过程内部，重建大学生审美自主的能力基础，同时优化形塑环境的制度供给，推动智能媒体技术逻辑与立德树人育人目标形成正向协同，最终实现大学生审美心理结构的健康演进。具体而言，可从四个维度系统构建适配智能媒体时代的美育体系。

（一）课程教学与审美认知框架的重建

抵抗茧房化形塑的第一块基石，是让大学生“知道美如何生产、分发与定义”。一方面，守好课程主渠道，将公共艺术课程的学分要求从制度条文落实为高质量教学供给，以扎实的艺术史论与经典鉴赏训练，为大学生建立超越信息流尺度的审美参照系，因为唯有见过足够广阔的艺术世界，才能识别推荐流的狭窄。另一方面，在美学和艺术史论类、艺术鉴赏类课程中嵌入“智能媒体时代的审美判断”模块，引导学生以自身数据画像为分析对象，理解推荐逻辑对趣味的塑形机制。王娜等学者基于扎根理论研究表明，大学生面对智能推荐的实际应对行为可归纳为接受、妥协、抵抗与回避四种类型，且随认知评估在“接受—抵抗—妥协—再抵抗”之间往复摆动。课程教学的意义，正在于将自发的、摇摆的应对转化为自觉的、稳定的审美判断能力，帮助学生从智能媒体的“被驯化者”成长为能够与技术协商的审美主体。

（二）实践浸润与审美经验生态的涵养

审美判断力只能在完整而多样的审美经验中养成，这是智能信息流无法替代、必须由学校美育承担的部分。首先，要放大美育浸润行动的生态效应，推行“审美多样性清单”式的第二课堂设计，鼓励学生在学业内完成若干超出趣缘舒适区的完整审美体验，比如聆听一场戏曲、观看一次交响乐、参加一门非遗工艺、观赏一场当代艺术展，并以对照研讨辨明流畅性愉悦与反思性愉悦之别。其次，要修复“慢审美”得以发生的校园生态，依托剧场、展厅、工坊与自然空间，让学生经历从初见不解到涵泳有得的完整审美过程，以此构成对即时刺激的内在免疫。最后，要鼓励基于创作的艺术实践，使大学生在亲手制作中体会技艺的艰难与创造的喜悦，将审美从“观看的姿态”转变为“实践的姿态”。

（三）场域共建与审美供给结构的重塑

美育既要涵养学生，也要协同改善学生所处的审美环境。其一是主动“上线”，高校应发挥学科、人才与文化资源优势，把美术馆、音乐厅、非遗工坊的优质审美资源转化为适合智能媒体传播的公共内容产品，并以美育数字资源库与共享平台建设扩大优质供给的覆盖面，在算法平台上为大学生提供有品质、有温度的审美多样性。其二是协同“建制”，推动平台将信息多样性由事后补救提升为推荐系统的设计原则，引入多样性约束与“惊喜度”指标，保留固定比例的“审美探索配额”，并开展周期性的算法审计以识别算法偏见与伦理风险^。高校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内容共建等方式参与其中，使优质审美内容经由算法进入青年视野。其三是衔接“制度”，《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已确立算法备案、关闭选项与显著标识等制度安排，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可在此基础上推动面向青年学生的内容多样性评估与行业指引，将审美多样性保护转化为平台的常态义务。

（四）评价改革与教师队伍的支撑

上述进路的落地，最终依赖评价与教师的双重支撑。在评价层面，扭转“学分修满即美育完成”的形式化倾向，将审美素养的发展性评价纳入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关注学生审美接触的广度、审美判断的深度与审美创造的活力。同时将美育回应智能媒体形塑的成效纳入高校美育工作的常规评估，使“引导形塑”从倡导性理念转化为可考核的职责。在教师层面，落实“以美浸润教师”的要求，直面美育教师数字素养滞后、课程内容与数字媒介融合度不足的现实困境，系统提升全体教师尤其是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数字素养与审美素养，使一线教师能够理解学生的智能媒体处境，以自身的审美自觉对接学生的算法日常。

六、结语

智能媒体对大学生审美的深度形塑，是媒介技术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出现的教育现象，它既给新时代高校美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美育体系的迭代升级提供了契机。应当看到，智能媒体本身只是中性的技术载体，其对大学生审美发展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我们以怎样的育人体系去回应、引导与规范。

面对已经发生的场域位移，高校美育不必也不应退回封闭的传统场域，而应主动进入智能媒体形塑大学生审美的全过程，以课程重建夯实认知基础，以实践涵养丰富审美经验，以场域协同优化供给结构，以制度支撑保障育人成效，最终帮助大学生在智能媒体环境中建立起稳定的审美自主性，让技术逻辑服从于育人目标，让形塑过程服务于“完整的人”的培养。

本文对智能媒体的形塑机制与高校美育的进路构建所作的探讨，仍是框架性的初步分析，具体到不同学段、不同专业大学生审美形塑的差异，以及美育路径落地的效果评估等问题，仍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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