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确立了民主化、人道化和非意识形态化三大原则，将教育管理权大幅下放。然而这一措施也受到了质疑。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于21世纪初启动了国家统一考试改革，以统一标准取代各高校自主招生的分散模式，将教育评价权重新回收到国家手中。理解这一改革，需要将其置于“高利害考试”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审视。这一术语源于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教育标准化改革运动，它指的是考试结果对考生、教师或学校产生直接且重大影响的教育测验。马道斯在其奠基性研究中系统阐述了高利害考试对学校教育的多方面影响，开启了这一领域的学术讨论。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等联合发布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进一步明确了核心特征：后果的严重性、决策的直接性，以及压力向教学过程的强烈传导。本文以高利害考试作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梳理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的制度背景、设计逻辑、演进历程以及核心争议，从而进一步探讨在这一制度之下，其遏制招生腐败与提升评价公平性方面的成就，以及其无法回避的应试化困境。

一、提出问题

苏联解体后的十年，俄罗斯教育体系经历了一场堪称剧烈的分权化改革。1992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以“民主化”“人道化”和“非意识形态化”为原则，将大量教育的管理权力从联邦中央下放至地方和学校。 然而，这场以解放为初衷的改革，在教育评价领域却催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高校在获得自主招生权的同时，失去了苏联时期国家计划体系的约束，招生腐败开始蔓延，评价标准日趋混乱，偏远地区以及贫困家庭的学生在升学竞争当中处于非常不好的境地。

而在这一背景之下，俄罗斯联邦政府于21世纪初启动了根本性的一场考试制度改革：国家统一考试。这场改革的核心是将分散在各个高校当中的招生评价权重新回收，集中在一个标准化的考试之中，标准化的考试包括国家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统一评阅。这一制度的推行过程非常不易，但它的基本框架延续至今，并且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教育体系的基础性制度。

本文将国家统一考试置于高利害考试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国家统一考试并非孤立的政策工具，而是一种典型的高利害考试。这一术语的英文原文为“high-stakes testing”，并非由某一位学者独创，而是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教育标准化改革运动中逐渐形成的学术概念。其核心推动者包括波士顿学院教育测量学教授乔治·马道斯和斯坦福大学教育政策学者琳达·达令-哈蒙德等人。根据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高利害考试是指考试结果会对考生个人（如升学、毕业）、教师（如绩效工资）或学校（如资金分配）产生直接且重大影响的教育测验。其关键特征有三：后果的严重性、决策的直接性，以及压力向教学过程的强烈传导。

围绕高利害考试的研究，学界形成了长期且深刻的争论，而这恰好为我们分析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框架。支持者通常认为，统一标准消除了录取过程中的特权与腐败，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凭能力公平竞争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机会。而批评者如尼科尔斯和伯林纳则系统论证了，这类考试极易导致为考试而教的课程窄化，使教育过程丧失活力，并可能将深层的社会不平等合法化为分数差异。

因此，本文将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置于“高利害考试”的概念框架下进行审视。这一视角有助于本文超越对俄罗斯单一国别政策的描述，在探讨其追求公平与导致应试这一核心矛盾时，能够将其纳入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国际学术对话之中，从而更清晰地揭示这场改革的深层逻辑。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梳理国家统一考试的历史背景，分析苏联旧评价体系的瓦解与需求；第二章阐述国家统一考试的制度设计与推进历程；第三章聚焦该制度引发的核心争议与政府的调适措施；结论部分提炼研究发现，并讨论俄罗斯经验对理解高利害考试普遍困境的启示意义。

二、旧评价体系的瓦解与重建需求

（一）苏联时期的高校招生传统

苏联时期，各高等学校自行命题、自行组织入学考试并自行录取新生，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种“分散评价”的模式。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分散并未导致根本性的公平危机，原因在于其背后有一套严密的计划体制作支撑：高校的招生名额、专业设置和培养规模均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下达，毕业生分配也由国家统一安排。苏联高校招生体制的运行逻辑可以概括为分散的考试+集中的计划：高校虽然掌握命题和录取的技术权力，但它的运行边界被国家计划牢牢限定，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之下，自主招生并不会导致无序的竞争或者是系统性的腐败。而且，苏联时期的社会流动渠道相对比较单一，高等教育并非是社会晋级的唯一途径，体制内还存在着党校教育、军队培训、企业培训等多元的通道，这也客观上缓解了高校入学竞争的激烈程度。但是，这种评价体系的有效运营高度依赖于一个前提，就是整个社会对于国家计划分配这一机制的普遍信任和接受。而当这一前提在1990年代初被动摇之时，旧评价体系便随之陷入危机。

（二）90年代的分权改革与评价失序

1992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第一部教育基本法，它以“民主化”“人道化”和“非意识形态化”三大原则为旗帜，彻底告别了苏联时期的教育管理模式。该法大幅扩大了地方和学校的自主权，首次允许私人和社会力量办学，确立了教育领域的多元主体格局。在高等教育招生方面，高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自行命题、自行组织考试、自行确定录取标准、自行决定录取名单。

但是，苏联时期对于高校招生权的计划数约几乎是同一时间内被废止了，结果就是高校获得了一个没有边界的自主招生权。这一制度真空迅速地被市场经济逻辑所填充，产生了三个层次的评价失序问题。第一，招生腐败的制度化。当各校自主命名和阅卷时，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督机制，优渥的家庭通过聘请教授进行私人考前辅导获得试题的倾向，这种被称为“репетиторство”的补习现象在90年代迅速蔓延并趋于商业化；第二，评价标准的碎片化。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甚至是同一专业在不同年份的考试内容、难度和标准当中的差异化极大，中学教育无法形成稳定的质量参照。学生为了增进录取机会，往往需要奔赴多所高校，参加多场考试，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昂贵；第三，教育机会的地域不平等。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考生在地理上天然究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而偏远地区和贫困家庭学生则要承担高昂的旅费、住宿费。同时申请四五所大学，仅考试期间的费用就可能超过家庭数月的收入。这种经济门槛，将大量有潜力的弱势群体学生实际排斥在优质高等教育之外。

正如李雅君在《俄罗斯教育改革模式的历史文化研究》中所指出的；90年代的激进教育分权是一场“伪自由主义改革”，它导致了教育系统的“熵增”——即无序度的增加。到90年代末，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公众舆论，已逐渐形成一项共识：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高校的外部评价机制，以保障入学机会的公平和评价标准的公信力。

（三）国家主导权的回归

2000年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主导权开始系统性回归。这一回归首先体现在法律层面，俄罗斯多次修订《俄罗斯联邦教育法》，并在2012年新版法律中明确将“保障俄罗斯联邦教育空间的统一”确立为教育领域国家政策的首要基本原则。

在法律框架逐步完善的背景之下，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独立于高校的外部评价体系，就成为了统一教育空间原则在评价领域的具体体现。教育评价权的回收，就成为了俄罗斯21世纪教育政策，国家主导权回归这一宏观趋势下的构成部分之一。正是在这一政策窗口中，国家统一考试从局部试点走向全面推行。

三、国家统一考试的制度设计与推进历程

（一）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

国家在统一考试的制度设计上体现了一个鲜明的核心意图，就是通过统一评价标准，掌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衔接。这一意图集中体现在双重功能的设计之中。

国家统一考试同时承担着中学毕业考试和大学入学考试的双重功能。在此之前，俄罗斯中学生需要经过学校组织的毕业考试，获得中学文凭，再奔赴各高校参加各自的入学考试。而国家统一考试将这两个环节合并，所有11年级毕业生必须参加，他的成绩既决定是否能够毕业，也作为申请高校的唯一或者是主要依据。这一设计，能够使之牢牢地将基础教育出口的质量标准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也控制了高等教育的入口选拔权。

国家统一考试采用的是必修加选修的科目结构，俄语和数学为所有考生的必考科目，其余科目例如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外语、信息学、文学、社会知识等则由考生根据心仪的高校和专业的要求自主选择。

这种二+X的模式在统一标准的同时，为不同兴趣和能力倾向的学生保留了一定程度上的选择弹性空间。

且国家统一考试由联邦教育与科学监督局统筹组织，联邦教育测量研究所负责的是命题与技术开发。试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命题，各地在同一时间组织考试。客观题部分由计算机自动阅卷，主观题部分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家按照标准化评分细则评阅。考试成绩以百分制来呈现，设有最低的合格线，成绩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并且有效期为4年。

（二）从试点到全面铺开

国家统一考试的推进遵循了“试点先行、逐步推广、全面铺开”的渐进路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试点阶段（2001—2005年）。2001年，俄罗斯首次在楚瓦什共和国、马里埃尔共和国、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以及罗斯托夫州等少数联邦主体进行试点，首年仅覆盖俄语和数学两个科目。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验证考试在全国不同地区同时组织的技术可行性，测试命题质量，收集阅卷信度数据。

推广阶段（2006—2008年）。试点范围逐年扩大，参与的联邦主体数量、考生人数以及认可国家统一考试成绩的高校数量均稳步增长。至2008年，全国绝大多数联邦主体已纳入国家统一考试体系。

全面实施阶段（2009年至今）。2009年，根据《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相关修订条款，国家统一考试正式成为所有11年级毕业生的强制性考试，并成为全国所有高校招生的主要依据。在此之后，仅仅只有少数的顶尖大学，例如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能够在国家统一考试之外组织补充性的入学测试，但是国家统一考试成绩仍是申请的基本门槛。这就标志着国家统一考试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取代了原有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体系，并且成为了俄罗斯教育体系当中拥有绝对主导权的制度安排。

（三）法律与制度保障体系

在法律层面，《俄罗斯联邦教育法》（2012年修订版）为国家统一考试的强制性、统一性和权威性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该法不仅规定了国家统一考试的组织原则，还对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了界定。

在机构层面，形成了独有的三级保障架构。联邦教育与科学监督局作为最高监管机构，负责制定考试政策并且监督全国实施。联邦教育测量研究所作为一个专业的技术机构，负责命题、评分标准的研制以及考试数据的分析，各联邦主体设立的地方委员会则负责在本地区考试的主要组织安排。

在技术层面，标准化的考试考场建设、视频监控系统、试卷的电子加密传输以及答题卡的匿名扫描阅卷等技术手段的应用，都是为了在技术上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和舞弊的可能性。这些技术投入本身，也构成了国家对于统一考试制度严肃性的宣誓。

四、政策争论与制度调适

国家统一考试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伴随着激烈的公共争论。

（一）统一标准能否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国家统一考试的支持者首先以公平为其制度合法性辩护。其核心论点在于：统一的考试标准和匿名的阅卷程序，从制度设计上消除了各高校自主命题招生时的权力寻租空间，使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从口号变为可操作的程序。此外，偏远地区学生不再需要奔赴多所大城市参加多场入学考试，而是可以在本地一次性完成考试，凭成绩申请全国范围内的大学，这大大降低了入学的地理门槛和经济成本。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国家统一考试实施后，来自非大都市地区的优秀学生进入顶尖高校的比例确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然而，批评者对所谓程序公平却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质疑。他们指出，统一考试固然会消除招生环节的直接腐败，却无法消除甚至可能掩盖更加深层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大城市的富裕家庭能够有能力支付高额的考前培训费用，购买优质备考资料，他们的子女在国家统一考试当中的竞争优势，并不是非偏远地区的同龄人能够比拟的。在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前提之下，用一把统一的尺子去衡量起点截然不同的考生，那这个结果并非真正的公平，而是将社会不平等合理化成为能力上的差异。

而这一争论，实际上更深层次地指向了高利害考试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命题，考试的公平性在相当程度上并不由考试制度本身决定，而是更加深度的受制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教育资源分配的格局。国家统一考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直接的招生腐败，但是如果要从根本性的去改变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则需要超越考试制度本身的更加全面的干预。

（二）统一标准会否窄化教育过程

与此同时，与公平问题同样激烈的，则是关于国家统一考试当中对中学教育影响的争论.批评者认为，由于国家统一考试的成绩对于考生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催生一系列为了考试而教的应试教育倾向。教师在课程压力下，不得不将大量的课时用于考试技巧的训练以及真题训练，而需要时间才能够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表达以及独立性研究能力则被迫边缘化。这一批评在教育界拥有广泛的共鸣。很多资深教师表示，国家统一考试的推行，使得学校教育从培养人变成了应试考试的技术训练场，这与苏联时期所形成的重视基础理论、强调系统思维的教育传统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面对这一批评，俄罗斯的教育管理部门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核心的策略就是持续调整考试命题方向，增加考察分析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开放性试题的比重，逐步地减少考查纯记忆性知识的数量，然而这个效果是始终存在争议的。一方面，命题的方向调整确实使得死记硬背的收益有所下降，但是在另一方面，只要考试结果的高利害性不变，学校和学生就必然会去摸索应对新题型的应试技巧。那么这种能力在大城市的优质学校当中同样远胜于普通学校，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拉开校际间的差距，这一困境也印证了高利害考试研究者的普遍判断，在考试结果和个人前途紧密挂钩的制度环境之下，应试化并非是考试设计能够完全去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伴生现象。

（三）评分、科目与防作弊机制的持续完善

面对持续的争议，国家统一考试制度本身并非是一成不变。梳理它20余年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一系列重要的制度调试措施。

首先，国家统一考试初期采用严格的百分制计分，所有高校和专业使用同一个分数线，这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一次考试定终身的广泛焦虑。为此，教育部门逐年逐步引进了补考机制，没有通过必考科目的学生可以在规定时间之内参加一次补考，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学生对于考试的压力。针对统一考试一刀切的批评，教育部门对部分核心科目的结构进行了分层设计，其中最典型的是数学科目的改革。从单一的数学考试分分化成为基础数学加专业数学两个层次。基础数学面向仅仅需要满足毕业要求的学生，侧重于基本的数学素养，而专业数学面向申请理工科和经济学等专业的考生，难度更大并且考察更深度。

维持公信力是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的生命线，基于此，政府持续的加大了技术的投入。标准化考场内会安装高清视频监控设备，以及在考试期间对于考场进行全程录像；引入答题卡电子扫描和匿名的网络阅卷系统，以此切断阅卷教师与考生身份之间的任何关联；试卷则会通过加密电子渠道在考前的数小时分发至各个考点，这在最大限度上压缩了泄题的可能性。

而这些技术手段的有效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有组织、有计划的舞弊行为，以此维持公众对于国家统一考试制度的基本信任。

五、结论

俄罗斯关于国家统一考试的历史演进逻辑，究其本质，其实就是国家在进行分权化改革之后，重新对于教育评价权的回收过程，以统一的标准来取代制度的公信力。而国家统一考试的制度包括了双重设计的功能，统一命题、匿名阅卷、全国有效。这其实是体现了一种非常清晰的逻辑：国家通过牢牢地掌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衔接口，将整个教育系统的质量标准和选拔的标准，都一并的统一在国家的尺度之下。从整个制度的实施效果来看，国家统一考试在遏制招生腐败，以及促进形式公平方面的成就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但是，我们通过分析也能够看到，国家统一考试所面临的困境，例如应试化的倾向、机会不均的固化危害、统一标准与个性发展的矛盾等等，并不是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而是任何一个以高利害考试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都没有办法回避的结构性挑战。

而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是经历了90年代的激进分权与评价失序之后，用看似矫枉过正的方式来选择了统一考试的道路。那这个选择的背后，其实就是国家对于分权教训的深刻反思：国家宁愿去承受统一标准的刚性代价，也不愿意重蹈评价碎片化的覆辙。

俄罗斯的国家统一考试案例放在高利害考试的研究当中，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具有意义的启示。首先就是对于国家统一考试制度的公平性，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并不取决于考试技术的本身，而是受制于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分配的结构。当校际差距和地区差距足够大时，统一的评价标准虽然能够在程序上保障机会的均等，但是也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将实质的不平等转化成为合理的分数差距。

其次，危害考试的应试化效应是一种结构性的伴生现象，命题的改革只能够做到缓解，而无法做到根本的消除。只要考试的结果与人生的机会是不松动、挂钩的，那么为了考试而去考试的压力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因此，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并非是怎么样去设计一场完美的考试，而是任何的考试制度都有它的独特边界性存在。它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解决特定的问题，例如招生的腐败，但是却不能够用来解决超越它本身功能范围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才能够对于国家统一考试以及任何类似的高利害考试制度，保持一个合理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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