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人才培养是基础。外语专业因其天然的跨语言、跨文化属性，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文秋芳（2022）明确指出，“国际传播人才最基础的能力是语言能力，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应该是外语专业（包括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重要使命。”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外语专业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内在关联。

地方高校外语专业承担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外语人才的重要任务，其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整体水平。然而，与部属重点外语院校相比，地方高校在外语专业建设中普遍面临办学资源有限、师资力量薄弱、国际化程度不高等现实困境。另外，许多高校将国际传播能力简单等同于外语语言能力，忽视了话语能力这一核心要素。事实上，语言能力只是国际传播的基础工具，而话语能力才是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话语能力不仅包括运用语言进行表达的能力，更包括话语内容的选择与建构、话语方式的调适与转换、话语策略的运用与创新等更高层次的能力。正如吴赟（2022）所指出的，“对外翻译能力远非从语言层面寻求对等的能力，而是通晓语言文化差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贴近不同受众的诗学和审美惯习，达成国际传播目标的能力”。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更广义的国际传播能力——它本质上是一种话语建构与传播的能力。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聚焦地方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国际传播能力培养这一主题，以话语能力培养为核心视角，在系统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地方高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探索构建以话语能力为核心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体系，以期为地方高校外语专业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一、话语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的理论阐释

（一）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层级关系

理解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首先需要厘清其与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文秋芳（2022）将国际传播能力定义为“政府或代表国家意志的大众媒体或自媒体运用话语作为主要手段向世界宣介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科技知识等能力”。她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能力属于国家话语能力范畴，是国家话语能力的下位概念。这是因为国家话语能力包括对内和对外话语两个类别，而国际传播能力仅涉及对外话语，是一种“自我而人”的单向传播能力。因此，三者之间存在“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国际传播能力”的层级包含关系。

这一理论框架为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它表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不能脱离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话语能力建设而孤立进行，必须将语言能力、话语能力、传播能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系统推进。对于外语专业而言，这意味着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话语意识和传播意识。

（二）话语能力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话语能力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传播学视角看，话语能力是指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系统进行有效信息传递和意义建构的能力。从国际传播的视角看，话语能力则是指一个国家或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运用话语资源表达立场、建构身份、争取认同的能力。

综合现有研究，本文认为话语能力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第一，话语建构能力。这是指根据传播目的和受众特征，选择和组织话语内容、构建话语框架的能力。在国际传播中，话语建构能力体现为能够从丰富的中国故事中筛选最具传播价值的内容，能够将抽象的政策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叙事，能够建构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话语框架。

第二，话语转换能力。这是指在不同语言、文化、语境之间进行话语转换和调适的能力。这不仅是语言层面的翻译转换，更是文化层面的意义再造。吴赟（2022）指出，“对外翻译能力是指一个国家使用他者语言，向外部世界系统化表达国家意志与思想、文化与文明，与世界对话、相处和共存的言语符号形态的能力总和”。这种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话语转换能力。

第三，话语策略能力。这是指根据传播情境和受众特点，灵活运用各种话语策略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的能力。在国际传播中，话语策略能力体现为能够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场景，选择恰当的话语方式。

第四，话语反思能力。这是指对话语实践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自我调适的能力。王欣（2023）指出，外语专业人才应具备“鉴别力”，能够“辨别是非，看清真相，深入辨析谣言、谎言背后的利益支撑和逻辑谬误”。这种鉴别力本质上就是一种话语反思能力，它使传播者能够跳出自身的话语框架，从受众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话语实践。

（三）话语能力在国际传播中的核心地位

话语能力之所以在国际传播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由国际传播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国际传播是一种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让他国受众理解、认同、接受传播者的立场和观点。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是基础工具，但仅有语言能力远远不够。正如洪丽和李佐文（2011）所指出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打造一流的媒体硬件，另一方面却因为中西语言、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而难以掌握向他方传递信息的话语规则，致使我们的国际影响力远未达到预期”。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国际传播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的“可接受性”。再好的中国故事，如果用对方听不懂、不愿听、不信服的方式讲述，也难以产生预期的传播效果。这就要求传播者具备高超的话语能力，能够“用受众易接受的方式客观、全面、多维度地展示历史悠久的中国、生机勃勃的当代中国、全面创新的未来中国”（文秋芳，2022）。

从话语权的角度看，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话语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来自话语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大小，不仅取决于其综合国力，更取决于其话语体系的建构能力和话语传播的有效性。当前，中国在国际话语格局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中国体量”与“中国音量”不相称的窘境尚未根本改变。要改变这一局面，关键在于提升话语能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话语能力是外语专业人才区别于其他专业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外语专业人才的优势不仅在于掌握外语语言技能，更在于能够运用外语进行有效的话语建构和传播。杨连瑞等（2025）提出，外语专业人才应具备理解力、阐释力、鉴别力和创新力“四大能力”，这些能力本质上都是话语能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培养话语能力应当成为外语专业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核心任务。

二、话语能力导向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体系构建

（一）培养理念更新：从“语言技能”到“话语能力”

构建话语能力导向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体系，首先需要实现培养理念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从“语言技能本位”走向“话语能力本位”，从“工具性培养”走向“综合性培养”。

第一，树立“大外语”理念。吴岩（2019）提出“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的理念，为外语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地方高校外语专业应突破传统的“语言工具论”思维，将外语教育定位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和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的事业。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不再是外语教育的附加任务，而是核心使命之一。

第二，确立“话语优先”原则。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实践设计中，应将话语能力培养置于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不仅要教会学生“用外语说话”，更要教会学生“用外语说好中国故事”。王守仁（2024）指出，外语教育应从“单向借鉴”转变为“双向互鉴”，“建构中国特色外语教育知识体系”。这一转变对话语能力培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它要求学生不仅能够理解和接受外国话语，更能够建构和传播中国话语。

第三，强化“精准传播”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地方高校外语专业应将这一要求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学生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场景，灵活调整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的能力。

（二）课程体系重构：话语能力培养的模块化设计

课程体系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核心载体。地方高校外语专业应在现有课程基础上，构建以话语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第一，基础能力模块:夯实话语能力根基。这一模块包括语言技能课程和跨文化交际课程。语言技能课程在传统听说读写译训练的基础上，应增加话语分析的视角，引导学生从话语建构的角度理解语言的使用。跨文化交际课程则应超越日常交际层面，增加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沟通策略内容。正如文秋芳（2022）所指出的，国际传播中的跨文化交际“有着强烈的博弈性”，与日常生活中的跨文化交际有明显不同，教学内容需要进行较大幅度调整。

第二，话语理论模块:建构话语认知框架。这一模块包括话语分析、传播学概论、国际传播理论等课程。话语分析课程帮助学生掌握话语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话语文本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国际传播理论课程则聚焦国际传播的特殊规律，包括议程设置、框架理论、文化适应理论等，为话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话语实践模块:锤炼话语实操能力。这一模块包括对外传播写作、多模态传播、翻译传播等课程。对外传播写作课程训练学生用外语撰写不同类型传播文本的能力。多模态传播课程关注图像、视频、音频等多种模态在话语传播中的运用，培养学生运用多模态手段进行话语传播的能力。翻译传播课程则聚焦对外翻译中的话语转换问题，训练学生根据受众特征灵活运用翻译策略的能力。

第四，区域国别模块:深化话语情境理解。这一模块包括区域国别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等课程。区域国别研究课程帮助学生深入了解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为精准传播提供知识基础。中外文化比较课程则通过比较分析，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话语调适能力。

（三）教学模式创新：话语实践导向的教学改革

教学模式的创新是提升话语能力培养效果的关键。地方高校外语专业应积极探索以话语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改革。

第一，案例教学法。话语能力的培养需要大量的话语案例分析。教师可以收集整理中外话语传播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其中的话语策略、话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案例的来源可以包括新闻报道、外交发言、广告文案、社交媒体帖子等多种类型。通过案例分析，学生可以直观地理解话语建构的原则和方法。

第二，项目式学习。项目式学习是培养学生话语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教师可以设计真实的传播项目，如为地方文化产品设计外宣方案、为学校国际交流活动撰写新闻稿、为特定议题制作多语种传播材料等。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话语建构、话语转换、话语策略等多种能力，从而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第三，模拟实训。模拟实训可以为学生提供近似真实的传播情境。可以设计模拟新闻发布会、模拟国际谈判、模拟跨文化对话等场景，让学生在实际演练中锻炼话语能力。

（四）实践平台搭建：多维联动的话语实践体系

话语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平台的支撑。地方高校外语专业应积极搭建“校内—校外—线上”三位一体的实践平台体系。

第一，校内实践平台。校内实践平台是话语实践的基础阵地。可以建立外语新闻社、多语种广播站、翻译工作室等学生实践组织，为学生提供日常的话语实践机会。还可以定期举办模拟国际会议、演讲比赛、跨文化对话等活动，丰富学生的实践体验。杨连瑞等（2025）提出的“创新育人平台”构想，强调“跨学校、跨课堂的社交资源”和“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技能”的整合，为校内实践平台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第二，校外实践基地。校外实践基地是话语实践的重要延伸。地方高校应积极与地方媒体、外宣机构、涉外企业等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学生在实习中可以参与实际的国际传播工作，积累真实的话语实践经验。同时，可以利用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组织学生开展文化调研、非遗保护、乡村传播等实践活动，在服务地方发展的同时锻炼话语能力。

第三，线上实践平台。线上实践平台是话语实践的新兴空间。可以鼓励学生开设外语博客、运营社交媒体账号、参与国际在线论坛等，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中进行话语实践。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制定传播策略、分析传播效果、调整话语方式，将线上实践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此外，还可以利用慕课、虚拟仿真实验等在线资源，拓展学生的实践空间。

三、结语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新时代赋予外语教育的重大使命。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力量，在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话语能力是国际传播能力的核心要素。在“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国际传播能力”的层级关系中，话语能力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没有话语能力，语言能力无法转化为有效的传播能力，国际传播也就无从谈起。地方高校在实施话语能力培养时，应立足自身办学定位和区域特色，采取分层分类的培养策略，建立多元协同的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地方高校特色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展望未来，随着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地方高校外语专业将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期待更多的地方高校能够认识到话语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改革路径，为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做出应有贡献。同时，也期待学界能够对话语能力的内涵、构成、培养机制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地方高校外语专业改革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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