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代士绅与地方教育的互动是学界研究清代社会文化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江南、华北等文化繁盛区域，且多聚焦于士绅对晚清教育近代化转型的贡献研究。相对而言对小区域如天全州的士绅教育实践关注相对有限。同时，以往研究多将士绅作为整体讨论，忽视了地方的特殊性。本文以咸丰天全州志为核心史料，聚焦清代天全州士绅在地方教育中的实践，尤其侧重其在地方官学中的深度参与，揭示边疆士绅如何以“在地化”行动推动教育发展。

一、清代天全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天全地处川西咽喉要冲，横亘于四川盆地与康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自古便是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廊道。在地理格局上，其东接雅州（今雅安），西连打箭炉（今康定），南邻荥经，北通穆坪，恰处于茶马古道南北两线的交汇处，这种枢纽位置使其成为历代中央政权经营西南的战略支点。唐代在此设羁縻州，宋代为茶马互市的重要节点，元代更成为朝廷控制吐蕃的前哨基地。明代通过设置天全六番招讨司，将该地区纳入土司、卫所双重管理体系，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其行政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川边重要的直隶州。

天全州的行政地位变迁，始终与边疆治理的需求紧密关联，而文化教育，则是清代统治者实现“化边地为内地”的核心手段。改土归流前，天全州长期处于土司管理下，教育以土司私学、宗教教义传授为主，儒家教育体系几近空白。明末战乱更导致仅存的零星官学设施毁于一旦，清代定鼎后，清廷虽提出“建学明伦”的政策导向，但地方官府受制于财政有限、人手短缺，难以独立承担教育重建重任。

由于中国传统的官僚制度特点，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家与乡村基层社会的分离，行政机构与平民百姓的分离。乡绅阶层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空档”。在古代，“士为四民之首”，是百姓的代表以及官僚的后备队伍。清统治者要巩固其地位，必然要先控制士人阶层。天全州士绅在教育民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对地方教育作出了许多贡献。天全州士绅凭借其经济实力、文化权威与官民中介身份，自然成为衔接朝廷文教政策与地方教育实践的关键纽带。

二、清代天全州重建教育的必要性

清代天全州的教育重建，始于对双重困境的突破：一是明末战乱后的教育残破，二是改土归流后的濡化需求，这两点共同凸显了士绅介入的必要性。

（一）战乱使天全州教育残破

明末战乱给西南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社会危机与文化浩劫，使得本就滞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更趋势微。如中国近现代民族史所言，甚至直到近代，“除了白、纳西、彝族等民族有学校教育和本民族知识分子之外，绝大多数西南民族尚未发展起本民族的学校教育，有的甚至处于结绳刻木的发展状态”。而四川核心区本来较为发达的教育，在清代也呈衰落之势，“肇始于两汉，盛于唐宋，元明归于平庸，到清朝时期，封建教育走到尽头”。明代末年，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进入四川，遭到当地武装的反抗，在战乱的摧残下，四川的地方官学和书院大都遭到破坏。

明末战乱对天全州的冲击更为直接，人口锐减、经济凋敝让原本就滞后的教育雪上加霜，既无修复旧有教育场所的条件，更无力兴办新学。加之其地处汉藏交融地带，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大环境影响，教育破败之状，较四川核心区更为突出。如雍正七年（1729年），天全州“因州经新设，人文未盛，暂附府学”。

（二）清朝改土归流后的濡化需求

清初，统治者面临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局面，清前期的几位帝王都非常重视治蜀，提出过许多维护稳定的治蜀方针，例如“安民为先”“裕民为上”“便民为要”等政策。清朝统治者亦逐渐认识到，要依托儒家思想维系政权稳固，需要争取士绅群体的支持与合作。在这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四川地区的政治秩序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逐步趋于稳定，进而开启了持续约百年的“康乾盛世”阶段。雍正七年（1729年）天全州改土归流后，清廷对其定位从军事据点转向文化据点，要求通过儒化教育使边民知君臣父子之道，识礼乐教化之事。但天全州多民族杂居，土司时期的部落文化、宗教文化与儒家文化存在差异，单纯依靠官府强制推行教育难以奏效。此时，士绅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言人，既熟悉地方习俗，又掌握儒家知识，能够以柔性方式推动文化整合。

（三）士绅自身特有的文化自觉性

清代士绅阶层享有一系列显著的特权，其中一些特权更便于他们参与地方教育。经济上，绅士享有免除徭役、减免部分赋税的特权，如“顺治年间规定免征粮二石、徭役二丁”，这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富去投身于教育发展中。在文化教育领域，绅士垄断了科举考试的教导权，他们开设的私塾、书院成为培养新一代士人的主要场所。除此之外，绅士拥有直接向州县官员建言的特权，地方新官上任，“为把事情办好，同时取得好名声，必须得到地方士绅以及在籍、不在籍的官员之家的支持”，这种关系有利于官绅之间的合作。相对应的，士绅也需要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责。对于政府而言，士绅作为家乡的代表，以维护家乡的利益为己任。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研究中将绅士按职责划分为八类，其中维护儒学道统这一社会活动，包括兴办及修缮学校、祠庙，刊行书籍，维持和弘扬名教等排名，仅次于前两项的领导团练及设善堂施舍、赈济。它进一步反映了维护儒学道统是清代士绅的本职工作。

士绅之所以能够在地方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权力基础来自上层政权和下层民众的双重授权。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功名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有意识地将部分行政权力下放给士绅阶层，使其成为国家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在文化上，士绅也具有垄断地位。费正清认为，中国文字和文化“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工具”。士绅作为掌握儒学教义的少数人群，自然成了儒家文化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

三、清代天全州士绅在地方教育中的具体贡献

清政府为使少数民族知君臣父子之道和礼乐教化之事，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府、州、县学，“兴贤育才，培国家之元气”，对其进行儒家伦理教化。天全州虽地处西南边陲，却始终将教育视为化民成俗、振兴地方的根本大计，“士子亦皆争自琢磨，家诗书，户礼乐”。自清代改土归流以来，在朝廷文教政策的指引下，州官与士绅同心协力，共同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士绅推动官学建设

清代四川地区府、州、县学的校舍修建开支及日常运营费用，通常由官府统筹拨付。另有部分校舍修建资金与日常经费，依托官员、商人、地主、士绅等群体的支持得以筹措或落实。另外，“凡学皆设学官以课士，府学曰教授，州学曰学正，县学曰教谕。每所儒学，还设有训导。教官，一般都是由举人或者贡生充当”。“儒学的经费除少量来自地方官捐俸和移用犯罪所纳赎金外，主要靠本地士绅资助。”天全州儒学作为地方官学核心，其发展历程与士绅的深度参与密不可分。

乾隆十八年（1753年）知州萧维燿创修儒学之际，士绅便以主动筹备与专业经理的方式介入。据天全州新建学宫碑记载，“甫下车，绅士即以建学请，且已购得土司废衙地，待修创耳”。萧维燿赞许他们的心意，因而奋起倡导，“遴立生监内殷实老成者杨昌华、邱光鲁、张邦藩、锺子彦四人，俾经理其事”，又“遍传州人士，视情之从违、力之大小以劝募”。在工程实施中，士绅展现出极强的统筹能力。萧维燿因暂摄邛州篆务离境期间，缪县尉和四位士子，“皆勠力同心，次兴作”，完成崇圣祠、两庑、戟门的建设。但泮池、棂星门、屏墙以及各殿宇的砌筑装修、屋脊装饰等，还缺乏资金，没有着落。面对功大费烦的困境，萧维燿再次“作攘臂呼，州人士亦憗应之，日省月试”，不到预期时间工程就已竣工。此次儒学建设体现了士绅经理与官员协调的合作模式，士绅负责具体事务执行，官员则提供行政支持。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州陈登龙“请设专学，重加增修，灿然一新”。道光年间儒学的重修与扩建，进一步凸显士绅的主导作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冬，“士民重修大成殿，填筑殿基三尺有奇，通堂嵌面文石，增修殿外月台三尺有奇，殿易筒瓦、九龙砖脊，下衬雨板，新砌圣贤砖座，另造神龛”。此次修缮未依赖官方主导，主要由士绅统筹资金募集与工程监督，体现出士绅对官学维护的持续性投入。

（二）士绅推动书院发展

书院最早出现于唐代，当时是编书机构。到了宋代，书院演变为颇具规模的教育机构，此后书院持续发展壮大。清朝初期，“统治者起初极力限制书院的发展，失败之后，指令书院只许讲授应科举考试所需的经书”。天全州两大书院和川书院、仙峰书院的创设与存续，均以士绅的学产捐赠与建设推进为关键。和川书院的起源可追溯至知州萧维燿充罚不法僧寺田数百亩，但真正形成规模则依赖士绅的持续投入。后来徐镇、秦宜稷逐渐有所增补，等到段琪重新加以整顿清理，产业达到五十多亩。段琪又“构公廨为生徒肄业所，命荐绅先生辈十五人者部署之”。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龚巽任知州时，书院因“侵渔者、隐匿者、辗转售赁者”众多而濒临废圮，监生张云程遂“舍田一大段以作基址”，为书院移建提供核心土地支持。同时，龚巽“又招高生近光、张生云程等八人为余左右”，协助龚巽“履亩按册，目逆手书”，厘清被侵占的学田，最终收回田产十之八九。此次整理不仅为书院移建奠定基础，更建立“产各计地，地各计租，租各计佃，佃各系图”的管理制度，士绅全程参与学田登记与档案编制，确保杜绝流弊。士绅在其中不仅是资金捐赠者，更是经费管理者，通过制定租息收支细则，确保书院运营出入有程，经理有节。

仙峰书院的创设则体现士绅与官员的捐廉倡募协作模式。道光六年（1826）知州方同煦“捐廉倡募银三千余两”创建书院，士绅作为倡募的核心力量，不仅带头捐银，还动员地方富户参与，最终筹得远超建院所需的资金，除支付修造费外，余银一千数百余两被用于每年生息，岁得息银一百数十余金，“具册申详，充作束修、膏火之费”。这种一次性捐建与持续性生息的经费模式，由士绅主导设计，士绅凭借对地方市场的熟悉，选择稳定的生息方式，确保书院延师有地，膏火有资，避免重蹈和川书院早期学产被侵的覆辙。此外，书院以“仙峰”为名，取始阳镇面山之意，士绅在命名与匾额题写中融入地方文化认同，使书院成为联结地域情感与学术传承的载体。

（三）士绅助力义学与乡学普及

义学与乡学，既非官方所办又非私人所创，而是一种集资兴办的学校。清代时，朝廷大力兴办，“最早是在京城本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推行”。义学的核心功能在于传播封建伦理道德，并向民众开展教化工作。其招收对象多为城乡贫苦且无力就学的儿童，因此义学亦属地方层面具有善举属性的教育组织。在经费保障方面，义学的校舍修建、教学活动及教师薪酬等经费支出，大部分依靠地方官员、商人与乡绅的捐赠支持。

道光六年（1826年）成为天全州义学、乡学普及的关键节点，知州方同煦时，有义学乡学九所，“城则有开甲、涵薰、获畬、化鲲；乡则有泉源、海月、三登、干元”。士绅在捐廉倡募中承担了桥梁角色，既响应官员号召捐出私财，又动员基层民众参与，形成官倡绅应、绅劝民从的建设格局。开甲义学（治东）、涵薰义学（治南龙王庙）的创设，均以“捐廉倡募士民，预计生息，以为每年延师之资”为模式。士绅在其中负责生息资金的募集与管理，通过评估地方商户、富户的经济实力，制定差异化劝募标准，最终筹得足额资金存入可靠商铺或钱庄，确保每年利息足以支撑学校运营。

获畬义学选址于治西惜字宫，士绅在此将教育功能与教化功能深度结合。一方面，士绅主导修缮惜字宫建筑，增设学舍供生童就读。另一方面，通过惜字习俗强化文化教化，组织生童与民众收集废字纸，定期举行焚纸仪式，传递敬惜文字即尊重文化的理念，使义学成为劝学与化俗的双重场所。化鲲义学从桓侯庙移设文昌宫的过程中，士绅再次发挥协调作用，与庙宇管理者协商场地置换，出资改建殿宇为学舍，同时保留文昌宫的祭祀功能，使义学既拥有稳定的教学空间，又能借助文昌信仰增强士子的学习动力。

乡学的建设更凸显士绅对教育下沉的推动。泉源乡学位于治东南四十五里复兴场，三登乡学位于治北百二十里太平场，两地均远离州城，交通不便。士绅在建设中承担实地勘察与本地募款双重任务，先考察复兴场、太平场的人口分布与地理条件，选择开阔地作为基址。再以乡邻互助为号召，动员当地士绅、地主、商户捐银捐物，避免因道远难来导致乡学建设停滞。最终，两所乡学的建成使僻壤荒村的子弟得以就近入学，实现“秧鼓茶歌以外，频闻琅琅书声”的教育普及效果。

（四）士绅深度参与教育运行与教化

天全州士绅不仅是教育设施的建设者，更是教育运行的参与者与地方教化的引领者。在学校事务协商中，士绅与官员形成共治格局，无论是官学的束修标准、书院的课程设置，还是义学的招生范围，均需经过官绅议事确定。如和川书院的课士制度，由士绅与山长共同制定，每月设定经义、诗赋、策论三类课题，士绅负责评阅试卷，并根据生童的学业表现调整膏火发放标准。官学的祭祀礼仪修订中，士绅与知州共同详加考订，为节孝祠设置各牌位、制作木牓，确保祭祀活动既符合礼制，又能体现地方特色。

在学生教育中，士绅以乡贤示范与私人授业助力人才培养。部分士绅虽未担任官学教官或书院山长，却以退隐乡贤的身份参与教学，或在义学中兼授蒙童，教授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或在家中开设私馆，招收宗族子弟与邻里生童，传授经史子集。如天全州设学碑记中提到的“士子以学业相尚”，便与士绅的劝学密不可分，士绅通过言传身教，向子弟传递耕读传家的理念，使“家诗书，户礼乐”成为天全州的普遍风气。此外，士绅还会资助贫困生童，为无力支付束修的子弟提供膏火补贴，或捐赠书籍、笔墨。

在地方教化中，士绅以文化设施建设与习俗引导重塑地方风气。文昌宫的修缮与扩建是典型案例，嘉庆癸亥（1803年）冬，州同刘振玉见始阳镇文昌宫“大殿藻绘阙如，乐楼雕镂未备”，便“遍邀士民，曲为劝募。寒俭者，铢两无嫌；充裕者，多多益善”。刘振玉捐出自己的俸禄，抛砖引玉，振臂一呼，“州人士无不踊跃争先，解囊乐输，共得金若干”，又“爰命士人勤慎者，总其出入，督其修葺”，使文昌宫“庙貌卓然可观”。文昌宫作为文运象征，其完善不仅增强了士子的信心，更成为民众接受文化教化的场所，士绅定期在此举办文昌祭祀活动，邀请民众参与，宣讲忠孝节义的理念；同时，借助与文昌宫配套建设的奎星阁，鼓励士子奋发向学，使登科入仕成为地方追求。

试院的建设进一步体现士绅对科举公平的推动。天全州原无试院，士子需赴他处应试，方同煦虽创修考棚，但“规模狭隘，号棹、号橙多不成工料”。咸丰七年（1857年）署州陈公松龄决意创修新试院时，士绅率先响应，议叙县丞衔任正纲“舍地二丈五尺归入试院，以广基址”，解决了基址狭窄的难题。其他士绅则集众力，募集钱一千多缗，参与工程监督，确保试院坐号可容七百多人，远超旧考棚的简陋规模。试院的完善不仅为士子提供了便利的应试场所，更通过公平考试的环境，强化了以学业取士的观念，推动地方学风进一步兴盛。

四、天全州士绅发展教育的历史影响

清代天全士绅深度介入地方教育建设，其作用不仅推动天全教育体系从无到有、由简至繁的完善，更从教育制度建构、地域文化整合、社会结构优化、民风转向等层面，为这一边疆州邑的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成为清代边疆地区士绅参与教育教化、推动文化认同的重要例证。

在官学发展维度，士绅的参与为天全教育确立了独立的制度框架。此前天全教育长期依附府学，士子需远赴他乡应试，教育自主性严重不足。士绅通过整合地方资源、提供人文兴盛的实证，助力天全儒学升格为专学，获设训导官职与独立学额。这一制度突破使天全拥有了自主培养、选拔人才的官方渠道，不仅降低了士子求学应试的成本，更提升了地方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与吸引力，为后续教育发展奠定了稳定的行政与制度基础。此后官学祭祀礼仪的完善与建筑规制的提升，进一步强化了儒学作为地方文化核心的象征意义，使崇正黜邪的教化理念通过官方教育体系渗透到社会各层面。

书院层面，士绅的推动使天全形成了学术传承与人才培育的核心载体。通过构建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与规范的管理体系，书院摆脱了早期因资源匮乏、管理无序导致的存续困境，成为能够长期接纳生童肄业、开展学术活动的固定场所。这一变化不仅为天全士子提供了系统研习经史、提升学业的平台，更通过地域化的文化建构，将儒家正统学术与天全本土文化相结合，强化了士子对家乡的文化认同，使书院成为联结中央文化理念与地方文化特色的纽带，推动天全从文化边缘向具有自身学术特质的区域转变。

推动义学与乡学的普及，在士绅助力下实现了天全教育覆盖范围的突破性拓展。此前天全教育资源多集中于州城，偏远乡村子弟因地理阻隔难以获得受教育机会。士绅推动义学、乡学向乡村延伸，将教育资源输送至远离州城的场镇与村落，使平民子弟得以就近接受启蒙教育。这一转变不仅拓宽了教育的社会覆盖面，更打破了文化教育为少数士绅阶层垄断的局面，推动文化知识向基层平民渗透。

在教育运行与社会教化层面，士绅的参与重塑了天全的文化生态与社会风气。通过与地方官员协作治理学校事务，士绅使教育内容与管理方式更贴合天全的实际需求，避免了教育脱离地方社会的弊端。退隐士绅通过私人授业、资助贫困生童等方式，将耕读传家的理念普及至更多家庭，使文化学习成为地方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此外，士绅主导的文化设施修缮与祭祀活动开展，从精神层面强化了重学崇儒的社会氛围，使登科入仕、崇文重教成为地方民众的共同追求，推动天全从人文未盛的边疆风貌，逐步形成“家敦弦诵、人重衣冠”的文化格局，实现了化民成俗的教化目标。

因此，清代天全士绅对教育的贡献，本质上是通过构建多层次、全覆盖、可持续的教育体系，推动天全实现了从文化边缘到文化兴盛的转变。其影响不仅限于清代，更奠定了后世天全的文化基础，印证了士绅在边疆地区文化整合、教育发展与社会教化中的关键作用，为研究清代边疆士绅与地方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

五、结语

天全士绅的教育实践，为清代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可行路径。在西南边疆治理中，单纯的行政管控难以彻底实现多民族整合，而天全士绅以教育为切入点，将儒化与认同培育相结合，使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层面主动向中原主流文化靠拢，进而产生对大一统国家的归属感。这种以文化认同驱动民族认同、再升华为国家认同的路径，避免了强制同化可能引发的文化冲突，实现了润物无声的多民族整合。天全士绅的实践表明，边疆地区的教育发展不仅是民生议题，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核心环节。通过教育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上同心同向，在情感上同心共情，在利益上同心共济，方能筑牢边疆多民族地区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为大一统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 [1] 王有英.清前期社会教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 [2] 陈连开.中国近现代民族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3. [3] 徐文涛.四川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4. [4] （清）陈松龄.天全州志[M].1858.
5. [5]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2.
6. [6]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 [7]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8. [8] 张学强.明清多元文化教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9. [9]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的沿革[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