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5.15亿。我们正身处由通用人工智能引领的深刻变革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此轮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突破了以往人工智能作为“分析工具”的局限，成为能够自主生成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内容的“创造性伙伴”。这不仅是一次技术迭代，更是一场触及知识生产与传播全链条的“认知革命”。教育尤其是高校德育，首当其冲地站在了这场革命的前沿。近年来，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及《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系列文件明确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这为AIGC赋能高校德育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导向。高校德育的根本使命在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健全人格，培养批判性思维。然而，传统德育在教学方式、内容供给、师生关系、评价体系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AIGC凭借其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生成与交互能力，为破解这些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赋能绝非一片坦途，AIGC基于既有数据训练其输出可能存在隐蔽的价值偏向，对坚持主流思想构成潜在风险。其次，AIGC提供“标准答案”的便利，可能催生思维惰性，导致道德思考的外包与主体性空心化。此外，技术使用不均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冲击学术诚信；过度依赖人机交互，也可能削弱德育应有的情感温度与生命关怀。我们应系统思考：AIGC能为高校德育带来哪些独特价值？融合过程中需直面哪些风险与挑战？又如何立足中国语境规划一条稳健路径，实现技术赋能与育人初心的统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一项技术的应用效果，更关乎我们在智能化浪潮中如何坚守教育本质，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命题。

一、价值意蕴：AIGC赋能高校德育的多维潜能与范式革新

教育体系不仅仅是技术和资本等外部驱动的应变者，更是主动变革的主导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利用算法机器学习的方法，按照用户特征生成原创的、创新的且与原始数据类似的内容、产品或任务，又可称之为生成内容系统（AIGC System）。AIGC的核心革命性在于其生成性——它不是被动地检索或分析既有信息，而是主动地、基于概率模型创造出新的、连贯的、有语境意义的内容。这一根本特性，使其能够超越以往任何教育技术，在德育的情境建构、认知互动、关系塑造与生态拓展等深层维度打开全新的可能性空间，推动德育范式从标准化灌输向个性化生成转型。

（一）从抽象说教到具身体验：高沉浸道德情境的智能建构者

传统德育的一个经典难题是道德原则的抽象性与道德情境的具体性之间的割裂，康德式的理性诫命或功利主义的算计公式在课堂上往往显得苍白，因为学生缺乏将其应用于复杂、模糊、充满情感冲突的真实生活场景的“桥梁”。AIGC以其强大的多模态生成与叙事能力，可以成为这座“桥梁”的高效建造者，它能够根据教学主题即时生成高度细节化、交互式的虚拟道德叙事。借助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高度融合，不仅打破了传统以学校为主要阵地的道德教育空间，同时为道德学习者提供了“千人千面”的空间体验。例如，在讲授“工程伦理”时，教师可以指令AIGC生成一个基于真实历史案例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的沉浸式模拟，让学生扮演工程师、项目经理、公司高管等不同角色，在时间压力、经济成本、安全风险与职业良知等多重因素交织下，进行决策并目睹其虚拟后果。这种具身化的参与，让学生不再是道德知识的旁观者而是道德戏剧的主角，其情感卷入度、认知投入度和记忆深刻度将远超被动听讲。这深刻契合了杜威“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也呼应了情境认知理论所强调的“知识存在于活动、情境和文化中”的核心观点。AIGC使得创设低成本、低风险、高保真的道德实验场成为常态，让价值观教育在体验—反思—内化的循环中真正落地。

（二）从群体漫灌到个体滴灌：数据驱动下的精准德育赋能者

因材施教是教育的理想，但在大规模班级授课中，教师由于精力有限难以实现对每个学生思想动态的精准把握与个性化引导。人工智能时代，标准化、个性化、定制化将是一种趋势。AIGC与学习分析技术结合，可以构建学生的数字道德画像。通过分析学生在论坛发言、课程作业、匿名问卷乃至与AI助教的对话中留下的文本痕迹，AIGC能够识别其关注焦点、情绪倾向、认知误区与价值困惑。例如，系统可能发现某位学生在涉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讨论中表现出极端个人主义倾向，或另一位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存在碎片化风险。基于此，AIGC可以扮演智能德育助理的角色：为前者推送展现集体力量成就个体价值的感人案例与哲学论述；为后者生成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时间轴，并链接权威史料解读。这种干预是动态、及时且私密的，实现了德育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群体教育”到“个体关怀”的跃升。它体现了诺丁斯关怀伦理学所倡导的“专注”与“回应性”，即教育者应全身心关注被关怀者的需要并做出恰当反应。AIGC在此作为教师的延伸，使大规模的关怀性德育成为可能。

（三）从二元对立到三元对话：新型教育共同体的关系重构者

与传统道德教育空间相比，智能技术将点、线、面拓展到实时、立体、多维的交互空间。AIGC的介入，打破了传统课堂中教师即知识权威—学生即知识接收者的二元线性结构，催生出一个动态的、非中心化的教师—AI—学生三元互动共同体。在这一新结构中，教师的角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知识的垄断者和传授者，转变为学习过程的设计师、深度对话的引导者和意义建构的促进者。例如，在一节关于“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主题的课堂前，学生可分组与不同的AIGC角色如一个持技术乐观主义的硅谷工程师、一个持审慎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一个关注全球治理的政策制定者进行辩论，形成初步观点。课堂上，教师则不再重复基础知识，而是引导学生对AIGC生成观点本身的立场预设、论证逻辑与价值前提进行元层次的批判性审视：“为什么这个AI工程师会强调效率至上？”“那个AI学者的批判背后，隐含了怎样的人类中心主义假设？”AI在此成为了思想的“磨刀石”和对话的“催化剂”，使得师生能够共同站在一个更高的反思平台上探究价值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这完美契合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对主体间性和理想言谈情境的追求，即在免于强制、平等理性的对话中达成共识。AIGC使得创设这种高质量、高频率的思辨性对话在常规课堂中得以实现。

（四）从封闭静态到开放动态：德育资源与生态的无限拓展者

传统德育资源受限于教材篇幅、教师视野和更新速度，而AIGC能够瞬时连接全球信息海洋，成为一座永不枯竭、即时更新的德育资源生成工厂。首先，它支持跨文化比较视角的生成。教师可以指令AIGC快速整理并对比儒家“仁爱”、佛家“慈悲”以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对“爱”与“责任”理解的异同，让学生在比较中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独特优势的理解。其次，它支持跨学科融合案例的创造。例如，结合生物学（基因编辑）、信息科学（算法歧视）、经济学（平台垄断）与社会学（数字鸿沟）的知识，生成一个关于科技伦理的综合性研讨案例。最后，它赋能学生从“资源消费者”转变为“意义共创者”。学生可以利用AIGC辅助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微电影剧本、公益广告、数字艺术作品或红色文化互动游戏，在这一创造性实践中，价值观不是被灌输的，而是在行动中主动建构和内化的。这极大地拓展了德育的时空边界，使其成为一个开放、动态、生长的生态系统。

二、现实挑战：技术赋能背后的伦理悖论与教育危机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在热情拥抱AIGC带来的变革潜力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技术逻辑与教育逻辑尤其是德育逻辑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AIGC的“效率”“生成”等内在特性，若不加引导地应用于德育这一关乎价值与灵魂的领域，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危机。

（一）技术伦理挑战：价值观的“隐型操控”与思想价值安全

AIGC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其模型训练基于人类既有的语言和数据，而这些数据天然地镶嵌着特定文化背景、思想价值立场和群体偏见。当AIGC生成内容时，这些“隐藏的价值编码”会以高度自然化，甚至“客观知识”的形式输出。如一个主要在英文互联网语料上训练的模型，可能在不经意间强化个人主义的价值优先性或消费主义的生活理念。这种价值观的黑箱化输出比公开的思想宣传更具渗透性和迷惑性，因为它披着“技术客观”“逻辑自洽”的外衣，极易在潜移默化中侵蚀青年学生对国家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更有甚者如果核心的AIGC模型和技术平台被少数国家或商业巨头垄断，则存在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数字殖民”和“思想软性输出”的战略风险，直接威胁国家的文化安全与教育主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审慎考察AIGC作为新兴知识生产方式所承载的价值传导功能及其社会影响边界。

（二）主体性挑战：道德判断力的“外包”与自律精神的消解

德育的至高目标是培养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自律者”，一个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为自己订立道德法则并自觉遵循的自由主体。这一过程的核心是道德判断，即在具体情境中经过情感冲突、理性权衡、原则应用和自主抉择的复杂心智活动。AIGC提供“即时性”“权威性”答案便利的同时正在侵蚀这一过程的根基。研究指出，为了防止人类的主体价值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异化，政府有关部门可制定和实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条款、使用规制和内容审核等标准，如禁止在新闻制造、学术写作、艺术创造等方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当学生面对道德两难时，越来越倾向于首先求助AIGC来获取一个“最优解”或“标准回答”，而非经历内心的挣扎与思考。长此以往，道德判断这一需要艰苦练习的“心智肌肉”将面临用进废退的萎缩风险。学生可能变得善于检索道德答案，却丧失了进行道德思考的能力。这是一种深刻的“主体性异化”：本应属于人的道德自主权在不经意间“外包”给了算法，这与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的哲学箴言背道而驰，也将使德育丧失其培养独立人格的根本意义。

（三）教育公平挑战：结构性数字鸿沟与评价体系的失序

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均衡性在教育场域中呈现出多维分化态势，城乡教育差距的主要根源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AIGC的应用可能非但没有弥合，反而加剧教育领域的不平等。首先是“接入沟”与“使用沟”的双重深化。家境优切与数字原住民特征明显的学生，能更快获得高级别AIGC工具的访问权限，并掌握高效的“提示词工程”技巧，从而获得巨大的认知辅助优势。而经济条件有限或技术适应性弱的学生则可能被甩在后面，形成基于AIGC使用能力的新的“智能阶级”分化。其次，是对现有学术评价体系的冲击。当论文、报告、思想总结等传统作业形式可以被AIGC轻松生成时，如何有效鉴别学生的真实学习成果与AI代笔成为一个严峻挑战。如果评价机制失灵，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严重挫伤努力学习者的积极性并从根本上动摇学术诚信的基石。这违背了罗尔斯正义论中“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也与我国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基本价值相冲突。

（四）方法效能挑战：情感联结的“降格”与德育本质的疏离

教育尤其是德育，根本上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生命影响过程，其最有效的方式往往是基于真实人际互动的情感联结、人格感召与榜样示范。德育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情感实践活动，情感不仅是道德生成的内部动机系统，也是个体精神发育的外部表征，道德教育若要真正成为一种抵达心灵、发育精神的教育，一定要诉诸情感。如果不诉诸情感、改善情感，就不可能变成精神发育的活动、生命内在的精神活动。AIGC可以模拟共情并提供建议，但它无法提供基于真实生命经验、包含爱与责任的无条件关心。过度依赖AIGC进行“情感疏导”或“价值咨询”，可能使学生沉浸于一种虚假的、程序化的关系满足中，却疏远了与真实师长、同辈之间更深层次、更富滋养性的人际联结。此外，若教育者盲目追求技术的新奇与效率，将德育简化为让学生与AI完成一系列交互任务而不注重背后的价值引领与意义升华，那么技术应用就会沦为空有形式的“杂耍”，导致德育工作“失温”与“空心化”。这警示我们，必须警惕马丁·海德格尔所批判的现代技术“座架”的本质，即将一切包括人及其道德成长都视作可计算、可预订的“持存物”，从而遮蔽了存在本身的丰富性与超越性。

三、实践路径：构建“以人为中心”的人机协同德育新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面对价值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图景，高校德育的应对之策不是回避，而是以更大的教育智慧与理论自觉主动引导技术发展，构建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技术为人服务的“人机协同”德育新范式。

（一）理念锚定：坚持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统摄性地位

高校在实施道德教育中首要且根本的是进行理念的重塑与锚定，必须明确在德育领域价值理性即追求善、正义、人的完善永远是目的，工具理性即追求效率、精确、控制只能是手段。AIGC的所有应用都必须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标，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检视与引导。高校管理者与德育工作者应确立“育人主导，技术赋能”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技术方案的规划与评估中首先追问其教育价值与学生发展意义，防止陷入“为了用AI而用AI”的技术本位陷阱。这要求我们在顶层设计上，就将伦理考量嵌入技术采纳与研发的全过程，实现“伦理嵌入设计”。具体而言，理念锚定需要在三个层面实现深度转化。第一，在认知层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AIGC并非中立的技术工具，其训练数据本身就携带特定文化基因与价值预设，大规模生成的内容若不经批判性审视便直接进入德育场域，可能以隐蔽的方式稀释甚至消解主流价值导向。因此，高校德育工作者应当建立“技术警惕”与“价值自觉”的双重意识，既充分拥抱技术红利，又始终保持价值定力。第二，在制度层面，高校应将伦理嵌入设计从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程序规范，在技术采购、平台建设、教学应用等环节设立前置性伦理评估节点，要求每一项AI德育应用必须通过价值合规性审查后方可上线运行。第三，在文化层面，高校要营造“以人为本”的技术文化氛围，引导全体师生形成“技术服务于人的成长”的集体共识，使“立德树人”从政策口号转化为日常教育实践中可感知、可评判的价值标准，确保在任何技术决策中都有人性温度的在场与坚守，从根本上筑牢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统摄地位。

（二）主体革命：双向赋能教师与学生，重塑智能时代德育能力

有学者认为，在智能社会，“好课堂”应该跳出传统的教学模式，并考虑在网络教学中，怎样更好地开展在线教学，教学的精髓始终是“教人、育人、养人”，而关爱学生、热爱教学事业、热爱学习工作，始终是老师的首要伦理和首要的品德。一方面，高校在对于教师的角色转型与能力提升上，可以实施系统的德育教师AI素养提升计划。培训重点不在于操作技能，而在于人机协同的教学设计的能力。教师需要掌握包括设计能引发深度思考的AI互动任务的能力；批判性评估与解构AI生成内容价值取向的能力；组织和管理融合了AI要素的课堂讨论与价值辨析的能力；以及利用AI进行学情分析并实施个性化关怀干预的能力。教师的终极角色，应进化为“人机协同德育情境的架构师”和“价值对话的仲裁者与升华者”。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算法素养与批判思维培育，应将“批判性算法素养”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模块。课程内容应包括理解AIGC的基本工作原理与数据依赖性；认知算法偏见、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的形成机制；学习有效、负责任地使用AI工具的策略与提示技巧；探讨AI时代的数字公民责任、数据隐私与知识产权伦理；并通过大量实操练习，训练学生像“侦探”一样审视AI文本的逻辑漏洞与价值预设，主要目标是培养“技术的清醒主人”，而非“技术的无意识俘虏”。

（三）场景深耕：设计“引发深思”的混合式德育创新模式

高校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应摒弃浅层的技术展示，致力于设计“人机深度交互”的混合德育模式。其一，“AI预习—课堂淬炼”模式。课前，学生利用AIGC探索主题形成问题与初步观点，关键在于教师须精心设计“有效提示词”，引导学生从多维度向AI提问，避免获取同质化、浅表化的答案。课中，教师聚焦核心争议，组织学生将各自从AI获得的观点进行对比呈现、分组辩论与深度解构。教师充当“思维淬炼师”，引导学生逐层剖析AI回答背后的逻辑链条、事实依据与价值预设，追问“AI为何如此回答”“隐含了怎样的价值观”“是否存在被遮蔽的视角”，在观点交锋中推动认知走向深化与融合，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再到“知其所以善”的递进式提升。其二，“虚拟仿真—现实反思”模式。利用AIGC创建高沉浸道德困境，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扮演特定角色并承担决策后果，有效激活道德情感与责任意识。虚拟体验本身并不自动转化为现实智慧，关键在于后续现实课堂的反思环节。教师引导学生将虚拟情境中的道德抉择与真实生活世界建立联结，比较虚拟与现实情境的异同，探讨“如果在现实中面对类似困境，我会如何选择、应如何选择”，通过集体叙事、经验分享与理论提炼，实现虚拟体验向现实伦理判断力的有效迁移。其三，“AI辅助创作—多维评价”模式。鼓励学生以小组形式，利用AIGC辅助创作德育主题的数字化作品。评价不仅看作品成品，更注重考核创作过程中协作与批判性使用AI以及价值阐释的能力。具体而言，要求学生提交创作日志，详细记录向AI提问的意图、对生成内容的筛选依据、对不符合价值导向内容的拒绝与修正过程，使批判性使用AI的能力成为可追溯、可评估的显性过程。评价采用教师评价与同伴互评及AI分析辅助相结合，但AI分析仅供教师参考，最终评价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具有价值判断能力的人类教育者手中，确保德育评价始终饱含价值关怀。

（四）治理护航：构建负责任、可信任的校园AI治理框架

于动物而言，人的尊贵之处在于人的高级伦理价值和人的道德诉求。高校应率先成立由教育学、伦理学、计算机科学、法学及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AIGC教育应用伦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并动态更新校园AIGC使用伦理准则。该准则应明确：教育数据的采集、使用与隐私保护边界，确保学生个人信息与行为数据不被滥用或商业化利用；AI生成内容在作业和学术成果中的引用与标注规范，培养学生尊重知识产权的学术品格；对涉及重大价值议题的AI教学应用的审查与备案流程，确保敏感领域的技术介入受到充分的价值审度。其次，高校应积极支持和参与开发符合中国国情、价值观可导、安全可控的“可信教育大模型”，从源头降低风险。这意味着高校不仅要“用技术”，更要以主体身份参与“塑技术”的过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高校德育的核心诉求转化为技术开发的价值约束条件，使教育大模型在数据筛选、算法训练、输出校准等环节都内嵌中国教育的价值导向，从根本上减少技术本身可能携带的价值偏离风险。此外，高校应设立专门的申诉渠道，明确受理流程与处理时限，确保师生在遭遇算法歧视、数据滥用、评价失当等问题时有诉可申、有疑可问、有错可纠。同时，建立年度评估与反馈优化机制，通过收集师生使用体验、分析技术应用效果、识别潜在风险隐心，持续迭代治理策略，实现“实践反馈—问题识别—制度优化”的动态治理闭环，使校园AI治理始终保持对教育本质的忠诚与对人的关怀。

四、结语

未来已来，唯变不变。高校德育工作者必须成为智能时代的“主动学习者”与“智慧设计者”，通过理念上坚守育人本位，主体上推动师生能力革命，场景上创新深度混合模式，治理上构建伦理保障框架，我们完全有能力将AIGC从潜在的“挑战者”转化为强大的“赋能者”。构建成熟的“人机协同德育新范式”，其目标不是制造依赖技术的“智能容器”，而是培育能够驾驭技术、反思技术、以人为本的“睿智主体”。这将是高校德育在智能时代的一次巨大蜕变，也是我们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兼具数字素养与人文深度的时代新人所必须交出的历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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