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关爱工作。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大教育部门和学校关爱保护力度，引导寄宿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艺术、社会实践等活动，增强学校教育吸引力”。2021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将“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到了战略高度，强调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发展与社会适应。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青少年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有做到身体强才能实现国强，才能实现体育强国梦”，其体质健康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劳动力素质与民族复兴伟业，提升农村留守儿童体质健康已成为一项迫切的现实需要。与此同时，家校共育作为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模式，在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环境对于学生的兴趣爱好、意志品质的塑造至关重要，家庭体育文化氛围和支持程度是发展学生体育素养的重要保障”。然而，农村留守儿童多由祖辈或其他亲属监护抚养，受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及经济条件的多重制约，“监护人对体育锻炼的功能价值认知不足，体育教育观念相对滞后”，往往将教育重心单一聚焦于文化学习，忽视了儿童体质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导致家庭体育教育功能的实质性缺位。在此背景下，以家校共育为切入点，“发挥好学校和家庭共同体教育培养学生体育习惯，增强其体质健康”，纠正家长与教师的认知偏差，优化学校体育资源配置，并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对于破解留守儿童体育核心素养发展的现实困境、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下场镇长江村的40名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结构化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数据收集过程严格遵守研究伦理规范。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以“家校共育”“留守儿童”“体育核心素养”等为关键词检索相关资料，并搜索国家颁发的相关政策文件。对收集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资料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2. 问卷调查法

通过阅读关于问卷设计、统计学等书籍，以及大量相关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根据本研究的具体内容要求和所要完成的目标，遵循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参考同类型论文进行问卷设计。

3. 数理统计法

在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整理出有效问卷，并运用SPSS 26.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呈现研究结果。

二、结果与分析

（一）长江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情况

长江村留守儿童性别分布较为均衡。从家庭类型来看，双亲家庭占比最高，达65.0%，单亲家庭占32.5%，另有2.5%的儿童为孤儿。尽管大部分留守儿童拥有完整的家庭结构，但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面临父母陪伴缺失甚至完全失去亲人的成长困境。

隔代抚养是长江村留守儿童最主要的照料方式，父母角色在家庭日常照料中明显缺位，超过一半的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另有少部分留守儿童主要与伯父伯母等直系亲属一起生活。祖辈监护人受自身运动经验和健康知识储备的局限，难以在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方面提供有效指导，家庭体育教育因此在浅层鼓励的层面徘徊，难以向实质性指导转化。陪伴的缺位意味着儿童在运动技能习得的初始阶段缺乏行为示范和即时反馈，在体育锻炼习惯的持续养成中也缺少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与时间保障。同时，仅有少数儿童反映家长会就体育学习情况与学校教师保持联系，体育教育领域的家校沟通渠道匮乏且缺乏制度化安排，学校难以通过家庭途径巩固课堂教学成果，家庭也难以获得来自学校的专业指导与信息反馈。

（二）长江村留守儿童社会体育支持情况

应试导向的教育评价惯性在农村地区仍有深刻影响。体育被简单归入“副科”序列，在育人体系中的独立价值长期被遮蔽，“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未能真正深入基层教育管理者、教师及监护人的认知结构。相当数量的农村成年人对体育的认知仍停留在浅层理解层面，对体育在促进心理健康、塑造健全人格、培养意志品质等方面的多重育人功能缺乏基本认知。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资源分配不均使得农村学校体育硬件条件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状态。简陋的场地条件和匮乏的器材种类，直接限定了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空间和课外活动的开展形式，使“健康第一”理念缺乏最基本的物质载体。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村“童伴妈妈”定期组织的体育活动、暑期体育专业大学生“三下乡”开展体育素养提升计划以及社会公益机构带来的体育课堂，在留守儿童群体中收获了良好反响。这一现象表明，来自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补充性体育服务对长江村留守儿童体育素养提升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但上述支持目前尚不具备制度化的持续供给保障，难以从根本上弥补结构性短板。

（三）长江村留守儿童学校体育支持情况

长江村留守儿童就读学校乡镇学校占比最高，其次分别是乡村学校和县级学校，教育资源整体偏向基层。调查结果表明有40%的留守儿童为住校生，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在校期间脱离家庭监护，学校在其日常生活中承担了更重要的角色。

长江村留守儿童就读学校的体育课教学内容以球类、体操类和田径类为主，健康知识教育相对薄弱，学生课余主要参与跳绳、跑步、踢毽子等简单易行、不需要复杂场地或器材的项目。但高达85.0%的留守儿童表示愿意主动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器械类体育活动，儿童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观意愿与学校体育供给不足之间形成了明显矛盾。

农村学校体育教师编制不足、专职教师占比偏低的问题长期存在。师资专业能力的局限直接表现为教学内容同质化、健康知识教学缺失、运动技能指导精细化程度不够等问题，体育课承载核心素养培育多重功能的效能因此受到较大制约。同时长江村留守儿童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偏低，留守儿童在脱离课堂后难以获得结构化的运动机会，其体育参与因而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和自发状态。

（四）长江村留守儿童“家校共育”情况

在学校与家庭的日常沟通上，仅有少数留守儿童家长会经常与学校老师沟通其体育学习情况，家校之间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学校在组织体育活动时，未能有效带动家庭层面的协同参与，学校体育供给与家庭参与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虽然家人在精神鼓励层面参与度较高，但陪伴锻炼和知识传授方面的不足，也反映出家校之间在体育教育责任分担上尚未形成有效合力。

（五）长江村留守儿童体育核心素养情况

1. 运动能力

在运动技能掌握方面，学校体育课程以球类、体操类和田径类为主，但课程内容单一、项目种类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部分儿童认为课程内容不够丰富，学生课余主要参与跳绳、跑步、踢毽子等简便易行的项目。在运动自我效能感方面，大多数留守儿童对自己的运动能力有信心，但仍有部分儿童自信心不足。多数留守儿童表示在体育活动中遇到困难时会主动请教或反复练习，具有一定学习主动性与韧性。在参与意愿方面，绝大多数留守儿童愿意主动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体育活动，但仅有少数儿童认为学校经常组织体育活动，且部分儿童反映体育场地设施不完善。综合来看，长江村留守儿童在运动参与兴趣和学习主动性方面表现良好，但在运动自信以及学校体育供给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主观参与意愿与客观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2. 健康行为

大部分留守儿童具备基本的体育健康知识，但不能将这些知识准确落实到实际锻炼中，这与家庭和学校对体育健康知识的教育不足有着密切关系。在体育锻炼习惯养成方面，留守儿童参与体育运动的主观意愿较为强烈，但仍有部分儿童对体育锻炼能够带来身心健康这一深层价值的认识不够充分，体育锻炼尚未完全内化为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值得注意的是，留守儿童在参与体育活动时展现出良好的规则遵守意识、团队配合精神以及人际关怀能力，这些行为特征对其身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留守儿童因家人忙于务农与家务，在体育陪伴和知识传授方面存在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健康行为的持续养成。

3. 体育品德

长江村留守儿童在体育品德方面展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大多数儿童参与体育活动时会严格遵守活动规则，主动配合队友完成任务，具备相应的人际关怀能力；多数儿童面对技能学习困难时会主动请教同龄人或反复练习。然而，部分儿童因父母长期缺位导致的情感忽视，可能形成不安全依恋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等心理特质，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体育品德的深层发展。规则遵守、团队配合、人际关怀和学习主动性是这一群体的主要优势表现，但在心理安全感和坚韧意志的稳定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六）网络及电子设备对长江村留守儿童的影响

长江村具有电子设备的留守儿童课余时段除完成作业外，大量时间被看电视和玩网络游戏占据，用于体育锻炼的时间比例极为有限。网络游戏凭借其强交互性和即时反馈机制对儿童形成较强的吸引力，客观上进一步削弱了儿童对体育活动的关注度和投入度。课外体育锻炼中团体项目参与率远低于个人项目的格局，也从侧面印证了缺乏组织引导的情形下留守儿童体育参与的退缩倾向。

三、长江村留守儿童“家校共育”与“体育核心素养”发展的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社会层面

“健康第一”理念虚化与基础设施薄弱相互叠加。应试教育导向的认知惯性在农村地区仍有深刻影响，“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未能真正转化为基层教育管理者、教师及监护人的行动逻辑，体育在育人体系中的独立价值长期被遮蔽。与此同时，城乡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农村学校体育硬件条件长期低位运行。观念层面的软制约与资源层面的硬短板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制约留守儿童体育素养发展的外部环境障碍。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及社会组织的补充性体育服务虽产生了积极效应，但尚未实现制度化的持续供给。

2. 学校层面

学校体育在课程内容、师资配备、硬件条件和课外组织四个环节均存在明显短板。健康教育在课程体系中的缺席程度较为严重；农村学校体育教师不足、专职教师占比偏低，教学内容同质化、技能指导精细化不足；场地设施不齐全与器材配备不足；课外体育活动缺乏系统性的组织安排与专业指导。上述短板与留守儿童主动参与意愿形成对照，凸显供给端的不足所带来的发展制约。

3. 家庭层面

精神鼓励与实质指导之间存在显著落差。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由祖辈隔代抚养，监护人年龄偏大、体育认知有限。监护人口头上鼓励儿童参与体育活动，但实际传授体育健康知识和陪伴留守儿童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少。家校之间在体育教育领域缺乏常态化的沟通渠道，仅少数儿童反映家长会就体育学习情况与学校教师保持联系，家校共育在体育维度上的协作机制薄弱。家庭体育教育因此总体处于功能弱化态势，难以对学校体育教育形成有效的延伸与支撑。

4. 学生个体层面

参与意愿强烈但受多重因素干扰呈退缩态势。参与意愿充足、动机基础良好，但在运动自信、价值认知和行为养成三个环节存在短板，加之电子设备的干扰和课外组织缺位，使内在动机难以稳定地转化为持续的体育参与行为。

综合来看，留守儿童体育核心素养发展的困境是四个层面因素相互叠加、互为强化的结果——“健康第一”理念在社会层面的虚化弱化了体育教育的公共地位与资源配置优先级；学校供给不足直接限制了儿童获得系统性体育教育的机会；家庭参与弱化使得学校体育成果难以得到巩固和延伸；而个体层面的认知与行为问题则是所有外部约束在儿童身上的集中投射。四重制约相互传导，形成了一个难以自行打破的恶性循环。

（二）建议

1. 社会层面

强化政策落地与加大资源投入。首先，地方政府应联合教育部门和村委会，通过村级广播、宣传栏、村民大会等渠道，以“健康第一”理念为核心，加大体育教育政策的宣传解读力度，重点纠正“重智轻体”“体育无用”等社会认知偏差。其次，依托“童伴妈妈”项目平台，定期组织体育健康主题活动，使“身体强才能国强”的理念深入基层。再次，政府应加强农村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切实改善农村学校体育的物质基础条件。最后，引导和规范社会公益组织、大学生“三下乡”等力量形成制度化的体育服务供给机制，使其从“偶发式”支持转变为“常态化”保障。

2. 学校层面

补齐硬件短板与加强师资建设。学校应多渠道筹措资金，优先补充跳绳、篮球、羽毛球等基础性体育器材，构建“大课间+体育课+课后服务”三位一体的体育活动体系，并充分利用农村自然条件开发“田野定向跑”“趣味农运会”等乡土特色课程资源，以课程创新弥补正规场地不足的局限。教育主管部门应向农村学校倾斜体育师资招聘指标，对现有非体育专业教师开展周期性教学能力培训。同时借助互联网引入优质数字课程资源，并探索邀请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兼任课外体育辅导员，多措并举健全师资队伍。此外，应将课外体育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在课后服务时段安排教师组织集体体育活动，定期举办小型运动会和趣味挑战赛，切实提升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化程度。

3. 家庭层面

转变监护观念与畅通家校沟通。学校应通过家访、家长学校、体育开放日等途径，帮助监护人认识到体育对儿童意志品质和社交能力的培养价值，引导其从“口头鼓励”向“行为参与”转变，鼓励祖辈与儿童共同参与健身操、散步等低强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父母缺位带来的陪伴缺失，缓解代际体育冲突。

4. 学生个体层面

加强心理引导、规范电子设备使用与丰富课外活动。学校应为留守儿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对运动自信心不足的学生采用“小步渐进、及时强化”的教学策略。将电子产品使用管理纳入健康教育课程，通过主题班会引导学生认识久坐和过度用眼的危害，设计积分奖励制度对完成锻炼目标的儿童给予表彰，逐步将体育锻炼从被动应付转变为主动需求。同时，培养高年级学生担任“体育小辅导员”，发挥同伴带动作用，丰富体育活动组织形式，提升儿童体育参与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5. 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在上述四个层面分别施策的基础上，还应着力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建议以学校为枢纽，建立由村委代表、学校体育教师、家长代表和公益组织共同参与的机制，定期沟通留守儿童体育发展状况，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形成“社会支持环境改善→学校供给能力提升→家庭参与意识增强→学生个体受益”的正向传导链条，从根本上打破四重制约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为留守儿童体育核心素养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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