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宁波为滨海商贸重镇，明代设市舶司后长期作为全国核心对外贸易港口。山海交融形成的浙东文化突破传统“重农抑商”桎梏，余姚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之说，奠定本地崇商文化根基，经商传统绵延久远。 清末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宁波正式开埠。洋货输入唤醒本地商业活力，宁波民众把握通商机遇外出营商，商旅遍布全国，以上海为核心阵地。20世纪初上海总商会核心创办者朱葆三，历任会长严信厚、虞洽卿等核心商界领袖均属大宁波地域（鄞、慈、镇、奉、象、定、余、宁八县）群体，宁波帮顺势崛起，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重要力量。 但宁波帮在上海兴办大批新式实业，本土制造业发展却严重滞后，民间流传“三根半烟囱”民谣即是真实写照：“和丰纱厂锭子响，太丰面粉灰烬扬，永耀发电灯笼亮，通利源榨油放炮仗，三根半烟囱可怜相。”至1948年，宁波城区登记工厂仅484家，多为家庭作坊，百人以上大厂仅8家，工业规模与沿海通商大港定位严重脱节。歌谣所载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永耀电力、通利源榨油厂，断续维系本地近代工业命脉，是考察宁波本土实业发端的关键样本。 现有近代宁波经济研究多聚焦宁波帮在外成就，对本土实业发展着墨有限。本文以“三根半烟囱”为切入点，梳理四家核心企业发展脉络，从多重维度剖析战乱背景下宁波本土民族工业的生成路径与发展动力。该个案既是区域经济史微观缩影，亦为解读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初创困境的典型案例。

三根半烟囱的记忆

（一）和丰纱厂

宁波拥有悠久的棉花种植历史，元朝时就在余姚安置浙东木棉提举司，为全国五大棉花种植中心，以“小江布”驰名。毫无疑问，纺织业长期是宁波的主要支柱产业。开埠通商之后，洋纱、洋布逐步涌入，1891 年，宁波进口的英国棉纱增至 3006 担，对本地种棉织户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晚清四大巨富之一的严信厚作为宁波慈溪人，于1892年募股集资45万银元，联合戴瑞卿创设了浙江省最早的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于 1896 年正式开工生产，雇佣工人1200人，每月生产25万磅。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棉布、棉纱需求量大增，航运业巨头戴瑞卿自立门户，联合招商局总办顾元琛发起集资，共筹得60万银元，组建“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初， 在鄞县江东占地面积就高达 80 多亩，建筑面积 12630 平方米，其中车间占 5684 平方米，配备纱锭为11200枚，其中设施非常完备，甚至有自建的码头和铁轨。

开办的第一年，和丰纱厂出纱 5000 多包，所产的“荷蜂”牌棉纱质地均匀，颜色洁白，广受欢迎，与洋货“兰鱼”媲美。但是由于沉重的税负，工厂仍然亏损3万多元，便由总办顾元琛出面，向清政府请求减免赋税，此后数年，和丰纱厂逐步实现盈利，1911 年盈利额更达 31.3 万元 。然而沉重的官利和股息分红压在和丰纱厂之上：工厂建设阶段支付官利36600元；开厂五年内支付股息29.51万元。如此庞大的支出，将工厂每年的盈利消耗殆尽，陷入经营困难的境地。

1910年末，顾元琛在企业亏空中上任总经理，为了筹集资金他向股东发行了40万公债券，并且坚持把资金用于扩充纱锭，共募集银元15万元，添锭6400枚，使得该厂总锭数目达到23200枚，成为浙江地区最大的纱厂。这一些举措虽然没能扭转和丰纱厂在洋纱倾销中的不利局面，但保存了工厂的生产力，其竞争对手通久源纺织厂在1917年遭遇火灾被焚，顾元琛趁机以24万元收购其90亩地皮，为即将到来民族工业“黄金时期”做足了准备。

1919年，由于一战列强重创后无暇输出资本，再加上五四运动激发出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国产纱迅速占据市场，和丰纱厂全年绵纱产量增长1万包，1919 年至 1920 年的利润之和高达 300 万。然而21年洋纱倾销再次重创了国内棉纺织业，和丰纱厂利润连年下滑。抗战爆发后，企业迎来了发展第二春，因上海沦陷后，宁波成为主要港口之一，国民党内迁的棉纱需求，让宁波的纺织业快速畸形繁荣，1937当年即获利120万元以上。

1940年初，大火吞噬了蓬勃发展的和丰纱厂，一如当年的通久源。据《申报》记载，现场是“火光烛天， 数十里外可以遥见，黑烟渐漫，全城为之笼罩，延烧达五小时。公司内部的议事录是字字带血“本厂不幸与一月二十日九时十分，引擎间失慎起火，除炉子间未延烧外，全部车房付之一炬”直接经济损失达600余万元，2000余名工人全部失业。重建议题尚且愁眉不展之际，日军打响了浙赣战争，宁波在41年沦陷。

直到1945年，全民族抗战完全胜利，俞佐宸重返宁波续任总经理之职，从上海某股东处获得了5600枚纱锭后成功复工，共计工人530名。但此时国内内战爆发，国统区物价崩溃，资金纷纷流向投机倒把而非实业，和丰纱厂仍依靠抵押举债艰难度日。直到宁波解放，和丰纱厂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1953年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并于90年代并入宁波维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太丰面粉厂

宁波位于宁绍平原，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适合水稻种植，属于非产麦区。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于1928年7月实行裁厘征税，运输费用的降低使得宁波开办面粉业具备盈利空间，和丰纱厂的老经理戴瑞卿嗅到商机，创立立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契债5200元，资本15万元，占地5742平方米（八亩六分一厘三毫），雇佣员工41人，采用蒸汽引擎，于1931年开工。由于此时面粉市场已经被上海、无锡所占据，销路不佳，再遇上1933年台风过境导致小麦腐烂，累计亏损已高达90万元。

1934年，黄金荣心腹金廷荪当选为浙东商业银行首任董事长，身为鄞县人，他早知这一企业之艰难，便联合杜月笙等股东集资金30万元，收购戴家的立丰厂，成立太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根据1933年鄞县政府土地登记书，太丰面粉厂坐落于江东，东起戴家，西靠甬江，南连公弄，北接生生公司，占地面积共4320 平方米（六亩四分八厘）

1935年7月，太丰厂正式投入生产，商标沿用立丰的“牧童牌”。全厂职工为90余人，开磨粉车7台，月产面粉3万包左右，当年总产值约17万元。尽管第一年结算盈利2万余元，但是激烈的竞争下，第二年即亏损10万元，根据民国二十三年各业营业调查表的描述，面粉价格和小麦价格同步上涨，由于太丰面粉厂的主要销售地是上海，而上海地区的面粉价格已经压到和洋货几乎持平，宁波“少产麦”的成本劣势显现，在激烈的竞争中产品大量积压。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由与日军攻占上海，且封锁了海域，太丰面粉厂虽然原料成本上升，但失去了洋货和上海优质面粉这俩强劲对手，且自身成为浙江唯一未破产的面粉厂，所产面粉销路渐广，不仅供给本地还能向后方输送，很快扭转了亏损。其生产原料也从上海进口的澳洲小麦，改为绍兴、台州等地的本地小麦，太丰面粉厂凭借其垄断力保持了盈利。

1941年4月，宁波沦陷，场内存量面粉被洗劫一空。全民族抗战胜利后，总经理洪宸生返甬，太丰厂才全面复工生产，内战期间统制经济下粮食需求大价格上涨，太丰面粉厂保持了一个比较健康的运营，以至49年5月解放军进入宁波后粮食供给不足，太丰面粉厂自愿供给2万包面食，帮助缓解困境。太丰面粉厂也是宁波最早一批公私合营的企业，1966年，太丰面粉厂改名为国营宁波面粉厂，另加挂国营宁波味精厂招牌。90年代国企改革中和中国食品集团合资组建为太丰食品有限公司。

（三）永耀电力公司

1896年，杭州世经缫丝厂使用直流电照明，此举拉开了浙江电力使用的序幕。次年，四明银行行长开办宁波电灯厂，开创了浙江供电的历史。后续虽然陆续有又宁波和丰电灯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等电厂诞生，但多因亏损难以为继。1914年，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联合戴瑞卿等企业家，在和丰电灯厂的基础上创办宁波永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的供电问题才稳定下来。

永耀电力公司选址于宁波市北郊路1号，北临姚江，南面北斗河畔，交通非常便利。其首期投资13万元，仅有两台25千瓦的发电机，供电量仅够支撑500盏100瓦的灯泡。1915年2月6日，永耀正式建毕，开始只向县前街、镇明路、杨柳街等地供电，主要供电对象为商店商号。因为宁波本地的其他工厂均有自备发电系统，无需占据这为数不多的供电量。而居民们大多只是新奇，对电的理解停留在“触电危险”的层面，习惯使用煤油灯。因此公司初期发展并不快，永耀电力公司只好雇佣不少技术员上门宣传用电，直到1918年才开始正式盈利。

1919年，随着用电量的增加，供电能力需要提升，董事会把股本投入增加到了20万元，着手购置新设备。1920年，永耀电力公司开始发行股票，以扩展资金、扩大规模。到1933年，其股本已经高达120万。1935年，永耀电力公司已经有9000余家用户，10万多盏灯头了，并且于同年招标新设备时，一次性采购了上海新通洋行进口的瑞士产32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和上海的禅臣洋行进口的德国产33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远超当时所需供电量，装机容量达到了为 9520千瓦，实际发电量的约5000千瓦，年发电量增加到645万千瓦时。

短短20年间，永耀供电量增加了近20倍，正当其以迅猛势头继续发展时，全面抗战爆发了。日军在1937年迅速攻占上海后，宁波失去了其煤炭的主要来源，不得不燃烧本地柴火，成本上升后逐年亏损。1941年，宁波沦陷，永耀电力公司燃料供给愈发短缺，再加上日本宪兵队直接强行接管驻扎开明街的公司大楼，以及汪伪政府强制增加380万中储券作为“股份”，公司的经营困难到了极点，四年累计亏损储备券1488万元。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党经济部对永耀电力公司的调查，其资产总额约10亿法币。，永耀电力公司恢复发展，改烧柴油，每日进货35吨，基本由上海燃烧管理处统制配给；每月营业额8亿元，负责宁波大部分用户、机关和企业。解放前夕，永耀电力公司的总容量8220万千瓦，年发电量957万千瓦时。解放初期，逃至舟山的国民党部队经常对永耀电力进行轰炸打击，企图破坏解放军生产建设。1965年，公司编入华东电网，持续服务宁波供电直至 1984 年。

（四）通利源榨油厂

1887 年 3 月， 由著名实业家严信厚集银 5 万两白银， 在北郊湾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该厂亦是宁波最早的近代工业企业。轧花属于棉花加工中端环节，在去掉棉花的花籽后，把棉絮压成型，以便后续加工。由于剥离出的棉籽没有用处长期积压后，便萌生了 “榨油” 的想法。1905年，宁波绅士张玉成等集资8万，于城区濠河街南段创办了“通利源榨油厂”，是宁波第一家用机器榨油的棉籽油厂。购置了蒸汽机、 柴油机各 1 台 176 马力、 发电机 1台、锅炉 4 台、磨籽机 2 台、水压榨油机 5 台等先进设备。

1907年，通利源榨油厂正式投入使用，主要生产棉油和棉仁饼，由于榨出来的绵油杂质很多，市场反响不佳，后通过加入石碱改良工艺，才打开了销路。根据民国二十三年各业营业调查表的描述，通利源产量每年约在12-13万斤，遇上余姚棉花丰收的“大年”，可以达到接近20万斤，年盈利额在2万元左右。由于榨油时间差不多从中秋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端午结束，再加上一个月的油菜籽油生产期，其余时间工厂停工修整机器—— 这种季节性生产模式，正是 “半个烟囱” 说法的由来。

根据1918年12月24日的鄞县土地典契，厂房占地面积3210.67 平方米（四亩八分一厘六毫），东起汜水墙，西接凌二房，南边濠河，北边中堂。1926年和1927年分别从本地凌家购入四分和六分的土地，规模上是不断扩大的。1929年开始，通利源的绵饼因为肥力好，被《农业周报》等多次报道，浙江省各地级政府也多次发文推广。1933年，1933 年，时任实业部长陈公博还协助解决了棉饼出口免税问题。

40年代由于宁波沦陷，通利源多次长时间停工，根据国民党经济部调查总值约6亿元法币，1947年改组董事会后，上海惠中银行注资将其股本增持到15亿元，发行15万股，每股1万元，俞樵峰、王文翰、俞佐宸等 15 人当选为董事，李耀定等 3 人当选为监事，这才开始正式复工。解放前统计，通利源每年向棉区收购棉籽3000万斤，由于每百斤绵籽可榨油13-14斤，因此产值计算约400万斤绵油，总体而言，恒利源的发展仍然是相对健康的。

1949年解放后，通利源更名为国营宁波榨油厂，1956年公私合营后改称国营宁波油脂化工厂，1958年又改为国营宁波油厂。由于宁波当地原料不足，从1988年起工厂停止榨油生产。

三根半烟囱体现的特点

梳理和丰纱厂、永耀电力公司、太丰面粉厂与通利源榨油厂的发展历程，深入挖掘其创业理念、管理模式及企业家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可清晰发现四者存在显著共通点 —— 这些共通点恰恰折射出宁波早期民族工业的核心特点：

（一）现代企业机制

四家企业虽有三家属于清末开办，但是都先后采取了西式股份制公司的制度形式，在组建之初就建立了完善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成立了由出资人组成的股东代表大会，并把董事会作为其常设机构。

	董事长（首董）	董事	总经理	股权
和丰纱厂	顾元琛、郑岳生	范清笙、屠景三、钱昆瑜、林友笙、励长华、张斐章、钱中卿、范汉臣、范烈生、戴瑞卿、戴理卿、张雩春	戴瑞卿	初始股本6万银圆，分6000 股，每股 100 元
太丰面粉厂	金廷荪	杜月笙、俞佐庭、张继光、蒉延芳、徐懋堂、竺梅先、 孙梅堂、余葆三、王文翰、金臻庠、陆昌发、蔡琴荪、傅其霖、陈绳武、徐瑞章、陈如海、陈莲甫、袁书霖、洪宸笙、周大烈、金润庠、俞佐宸、朱作霖、朱翔云、凌伯麟、毛稼生、严子悟、李祖庚、戴文启、郭渔笙、陈仁璇	洪宸笙	初始股本30万银圆，分6000股，每股50元
通利源榨油厂	张玉成	张平叔、张孟契、张平安	杨容林	初始股本8万元
永耀电力公司	虞洽卿	刘鸿生、戴瑞卿，周仰山、孙衡甫、史悠凤、张延鉌	周仰山	初始股本13万银圆，分2600股，每股50元

这种模式不仅快速汇聚了大量资本，实现了单个资本无法承担的大型项目，更重要的是将风险分散给了全体股东，增强了企业抵御市场波动和经营困难的能力，为大规模、长周期的民族工业投资提供了制度保障。公司盈利时，原股东可以转存为股金，增加股本便于公司投资——和丰纱厂1914年的盈利都在顾元琛的带领下转存，股本从60万增加至90万，股值增加到150元，成为当时浙江第一纱厂；公司亏损时，也可以引入新股东扩充投资，缓解资金流问题——永耀电力公司41年沦陷后陷入经营困难，邀请励树熊任投资并任副董事长，股金增加到了储备券240万，成功度过了难关。股份制摆脱了传统企业发展依赖个人资本或单一借贷的局限。

其董事会制度也基本照搬西式：董事及监察人都是从本公司股份的股东中产生的，且需要持有规定数量的股东才有资格当选董监。公司重大决策与管理事项均需经董事会讨论决定，且多数企业的董事议事录保存完好；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负责审核公司重要决策与财务状况，所有财务细则需经董监成员与公司会计人员共同核对后，方可向股东公示。这些举措适应了近代企业分工细密和在管理上要求明确分工、职责分明的特点，有利于加强企业内部的组织性，提高了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不过，这些企业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委托代理制），经理层人选多从董事会成员中产生：戴瑞卿、洪宸生、周仰山均为各自公司的创始大股东，杨容林亦是张家女婿；后续接任的总经理也多为董事成员。这一现象侧面反映出宁波近代民族企业的 “实用主义” 倾向，

（二）地缘商帮网络

四家企业的发起人并非技术型人才，而是拥有庞大商业版图的本地资本巨头，其在工业上创业有一定在时代驱动下进行“产业多元化”的需求。和丰纱厂的发起人戴瑞卿，是宁波“北号”船运业的巨头，北号是沿着北洋航海线路从事商业活动的船家，并且是清末海运漕粮的主力，在航运业和商业有强大的话语权，在上海钱庄也有投资；太丰面粉厂的金廷荪，黄金大剧院管理者，先后任中汇银行，上海江浙商业银行、四明银行、江海银行、宁波浙东商业银行董事，独资设立宁波廷生钱庄和上海裕泰钱庄，经营着庞大的金融业，投资过大量产业，包括房贷产、运输业、餐饮业等；永耀电力公司的虞洽卿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手里有四明银行、宁绍商轮公司、三北轮埠公司，宁兴轮船公司等众多产业，在金融业，航运业，房地产业建树甚多；通利源榨油厂的发起人张家经营着祖传对的张信茂酒酱公司，是宁波最大的产销一体酿造业。可见，企业不是孤立的实体，其背后是一张由核心人物纵横编织的、高度资本互联的生态网络。如果核心企业家们往往本身就横跨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当他们进入工业领域，发起创立一个新企业时，能够迅速从这一庞大的内部网络中汇聚资本与人脉。

这些投资者彼此之间不仅是同乡或好友，更是多个企业的共同股东和董事，形成了 “资本互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联盟。最典型的例子是俞佐宸，他担任过太丰、通利源的常务董事，以及和丰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又是永耀电力公司后期的股东之一，全方位参与了三根半烟囱的工业建设，也是他促成了四家企业成为宁波的第一批公私合营。这种“交叉投资”使得资金、市场信息、商业信誉和人才能够在整个网络内高效循环与赋能。任何一个新项目都能快速获得来自系统内企业的资本加持，从而以“集团军”式的优势参与竞争，构建起一个韧性十足的商业体系，为企业在动荡的近代环境中赢得了广阔回旋余地。

（三）沪甬紧密联动

民国时期，在宁波商帮的经营下，宁波与上海在金融、文化、政治上，都是双向依存、深度交融的，宁波本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亦随上海局势变化而波动。

上面是30年代和丰、太丰、永耀三家公司的营收情况（单位：万元），可以显而易见其在1937年是三家企业营收的 “转折点”，1937年是抗战开始的时间点，也是上海沦陷的时间点。和丰厂的面纱与太丰厂的面粉先前都是要与上海产品、苏南产品、进口商品直接比价的，由于运输与市场的劣势，几乎很难盈利。上海沦陷后，海运封锁，宁波产品失去竞争压力，市场份额快速上升，年营收剧增，属于战争萧条下的畸形繁荣。而永耀厂的供电对象是宁波当地，不与外地企业竞争，由于其燃煤供应完全依赖于上海，上海沦陷后不得不使用本地木材燃烧，其逐步上升的良好势头被彻底扭转，很快陷入财政赤字。

通利源榨油厂由于营收部分的档案仍在保密中，大致数据不详，但是根据1938 年 8 月 25 日《宁波商报》，1938 年 10 月 30 日《时事公报》，1939 年 9 月 9 日，《宁波民国日报》）三次刊登的 “通利源公司召集股东常会公告”，均提及 “增加资本、换发新票” 由此可大致推断，该厂在这一阶段亦实现了良好发展。

总体而言，上海局势对宁波工业的影响呈现分化特征：若企业原材料为本地供给、且与上海产品存在直接竞争，则上海沦陷后会因竞争真空获利；若企业原材料依赖上海转运、且无直接竞争关系，则会因供应链断裂受损。这一现象充分说明，民国时期沪甬工业的关联度非常高。

结语

“三根半烟囱”的故事，不仅是宁波近代工业曲折发展的缩影，更是一代宁波企业家在民族危难之际，以实业救国的信念书写的史诗。它们从诞生之初便肩负着“抵制外货、独立自主”的民族使命，其兴衰起伏始终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尽管受制于区位、战乱与时代的桎梏，未能如上海一样快速发展成为庞大的工商业中心，但正是这些在夹缝中顽强生存的企业，为宁波奠定了工业根基，保留了民族经济。

这些企业所践行的股份制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所依托的纵横交织的商业网络，所展现的深植于地方又放眼全国的视野，以及最为核心的——在帝国主义与战争阴霾下所迸发出的不屈不挠、勇登潮头的民族精神，共同构成了近代宁波商业文化中最深厚的底蕴。这份底蕴并未随着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而消失，反而刻入了独特的地域基因，深刻影响着宁波后续的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后，当代“宁波帮”在全球商业舞台上的再次辉煌，无不隐约闪烁着昔日“三根半烟囱”所凝聚的智慧、勇气与情怀。2024 年宁波以 18147.7 亿元 GDP 位居全国第 11 位，首次超越天津，同比增长 5.4% 的增速彰显强劲动能。这座滨海都市正以产业硬核与港口优势，稳步向 2 万亿 GDP 俱乐部冲刺，尽显高质量发展活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在风雨中飘摇却始终未灭的“烟囱”，早已超越了其物理存在，化作一种象征：它象征着宁波这座城市工商文明的薪火相传，更象征着中国民族工业在艰难中起步、在奋斗中自强的不朽精神。

参考文献：

1. [1] 宁波和丰纺织公司议事录[A]. 宁波：宁波市档案馆（314-001-002-001-193）.
2. [2] 立丰面粉厂置产捐收据[A]. 宁波：宁波市档案馆（381-001-001-005）.
3. [3] 鄞县县政府土地登记草证书[A]. 宁波：宁波市档案馆（381-001-001-009）.
4. [4] 立丰公司鄞县户管登记书[A]. 宁波：宁波市档案馆（381-001-009-001-004）.
5. [5] 宁波太丰面粉厂财务决示书[A]. 宁波：宁波市档案馆（381-001-009）.
6. [6] 宁波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十年帐略汇刊[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Y009-001-00412）.
7. [7] 上海市社会局关于永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登记问题与该公司、经济部的来往文书[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Q006-001-02695）.
8. [8] 永耀电力公司(宁波)概况调查[A]. 上海：上海市档案馆（Q078-002-15097）.
9. [9] 经济部上海区燃料管理委员会有关嘉兴永明电灯公司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申请煤斤文件[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Q473-001-00591）.
10. [10] 火树银花不夜天——纪念浙江有电110周年[N]. 浙江日报,2006-11-12(012).
11. [11] 桑金伟.“余姚老布”出三北[N]. 宁波日报,2017-06-09(B04）.
12. [12] 张传保、汪焕章主编.鄞县通志(03)[M]. 浙江：鄞县通志馆,1924.
13. [13] 宁波市政协委员会.宁波文史资料（第六辑）[M].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4. [14] 宁波市电力工业志编纂委员会.宁波市电力工业志(1897-1990)[M].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5.
15. [15] 宁波市地方志纂委员会.宁波市志[M]. 上海：中华书局,1995.
16. [16] 孙善根.宁波帮史略[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5
17. [17] 华秀萍,陈裕荟.宁波民营企业发展与融资的百年历史回顾[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18. [18] 周春英.近代宁波帮的经营管理思想与实践[J]. 广西社会科学,2004(03)：134-137.
19. [19] 宗发旺,孙善根.股份制在近代企业的建立及其运作——以宁波永耀电力公司为个案研究[J]. 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11(05)：39-42.
20. [20] 邵常岁.杜月笙跻身上海工商界行径探析(1928—1937)——以面粉业和航运业为例[J]. 德州学院学报 ,2015(05)：62-65.
21. [21] 李政.宁波和丰纱厂创建和演变.[J]. 鄞州史志，2017(03):138-144.
22. [22] 温跃卫.以风雪沧桑，鉴中华之光——刍议近代宁波和丰纱厂的企业家精神[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24(01):30-34 .
23. [23] 温跃卫.近代宁波和丰纱厂研究（1905—1949）[D].宁波大学,2020.
24. [24] 刘泓麟,家谱所见清代宁波商人传记书写研究[D].西南大学，2024.
25. [25] 宁波市档案馆.晚清宁波开埠纪事[R].宁波:宁波市档案馆,2024.
26. [26] 宁波市经信局(市数字经济局).宁波工业蝶变之路[R].宁波:宁波市经信局,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