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基层社会，正在重塑多民族社区的治理形态。民族互嵌社区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层场域，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载体，其治理能否适配数智化进程，直接关系民族团结与国家长治久安。数字技术与多民族社区的文化多样性、社会复杂性之间常出现“适配性赤字”问题，使技术投入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成都市武侯区吉福社区共居25个民族，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与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辖区社区，可作为观察上述问题的典型样本。本文以“结构—过程—功能”为分析框架，整合组织权变理论，回答数字技术如何从工具叠加走向生态融合，达成治理效能优化与共同体意识铸牢的双重目标。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建设数字中国成为国家战略，两项战略在基层社区交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 and 社区环境，同时要求抓住数字时代机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四五”规划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同纳入现代化建设布局，多民族社区作为两大部署落地的前沿，承担着将国家战略转化为基层实践的功能。数字化既改变了治理工具，还重塑了民族交往的时空结构，推动民族社区治理从物理空间拓展到线上线下交织的复合空间。随着城镇化发展，内地大中城市多民族互嵌社区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治理对象转变为动态流动、文化多元的复合群体，传统居委会治理模式已难以独立应对，推动技术与治理协同重塑成为内在需求。

（二）研究意义

民族领域和谐稳定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基层社区是民族领域风险防控的最前沿。数字时代，民族领域风险出现跨地域、跨平台、链式传播的新特征，基层治理需要将数字技术作为风险感知和化解的核心工具，多民族互嵌社区数字化转型成效关系民族团结根基、国家长治久安以及协同治理新格局构建，这是本研究的战略方向。原本民族互嵌社区研究和基层数字治理研究长期分开，二者交汇区域没有形成系统理论支撑，本研究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在两个领域交汇处开展案例分析，回应数字时代民族工作新课题，为相关交叉研究积累理论素材。基层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数字治理建设时，普遍存在经验不足、模式单一、考核错位等问题，吉福社区作为内地多民族互嵌社区代表，它的经验既可以为同类社区提供参考，也能帮助政策制定部门掌握数字时代民族工作规律，这就是本研究的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文献的三条线索

围绕本文议题，既有研究主要在三条线索上展开，构成本研究的对话基础。

第一条线索是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研究。郝时远等学者较早从政策语义层面阐释“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目标是构建各民族多层面深度交融格局，刘春呈强调互嵌是各民族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共同生活世界，青觉认为社区是各民族成员从“陌生人”转化为“自己人”的关键场域。目前该领域已形成多层次研究图谱，但既有研究多聚焦面对面交往与制度性安排，缺乏对数字技术介入下民族互嵌新形态的系统关注。

第二条线索是基层数字治理研究。Dunleavy和Margetts较早提出“数字时代治理”理论；我国学者将该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提出将数字平台视作重构基层治理结构的“制度装置”，要改变治理主体关系与权力运行方式。李永洪等学者提醒，基层数字治理的工具理性可能损害实质治理。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照，也就是数字治理不会自动产生效能，它的有效性取决于和本地治理场景的契合程度。

第三条线索是技术—治理适配性研究。适配性概念源于组织权变理论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Trist与Bamforth提出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需相互适应才能实现整体最优；史诗悦等人从民族社区视角讨论了文化适配性问题。不过现有适配性研究多停留在概念层面，还缺乏针对民族互嵌社区这一特殊场景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综合三条线索可知，民族互嵌社区研究与基层数字治理研究长期分立，缺少对二者交汇地带的系统考察；适配性概念虽常用，却缺少针对民族社区的细化框架；现有案例多从单一维度切入，难以呈现数字治理在民族社区的全貌，这一空白正是本研究的切入点。

（二）作为支撑视角的“结构—过程—功能”

本文以“结构—过程—功能”作为贯穿研究的分析框架，该范式可追溯至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与默顿的中层理论，费孝通也曾借助这一范式分析中国社区转型。进入数字化时代后，该范式解释力得到拓展，结构新增数字结构内容，过程转变为多要素协同运行，功能拓展为治理效能与价值认同的双重生产，基于此，本文将“适配性”界定为技术系统与治理场景在三个层面相互调适建构的动态状态。

具体来说，结构层面适配体现为四维耦合，数字平台、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政策资源分别对应技术、社会、意义、制度维度，四者形成耦合生态，其紧密程度决定结构性适配水平。过程层面适配体现为动态再造，在党的领导下，社区治理过程借助数字平台完成运行方式与决策逻辑的转换。功能层面适配体现为双重实现，治理效能的硬指标与共同体意识的软功能是相互建构的耦合关系。

三者存在内在因果关联，结构性适配为过程提供生态基础，过程性再造将结构资源转化为治理实践，功能性实现将成果反馈回结构推动优化，三个层次协同构成数字治理的动态闭环，任何一个维度失配都可能引发整体性问题。

三、研究设计

选取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作为单案例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三方面考量：一是典型性，吉福社区是内地多民族互嵌社区代表，为多民族共居结构，正处于老旧改造阶段，和国内多数同类社区结构相似；二是关键性，该社区拥有多项荣誉，所在武侯区是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民族团结进步与智能社会治理在此高度重叠，能为观察数字治理适配性提供窗口；三是揭示性，该社区已形成成熟复合治理路径，培育了多个民族特色治理项目与服务品牌，相关实践既展现数字治理本土创新，也暴露出技术与治理融合的张力挑战，信息充足适合开展研究。

综合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文献分析三类方法，深度访谈围绕治理核心面向多类群体开展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聚焦多个典型治理服务场景，文献分析涵盖社区工作、政策等多类资料，三类材料相互校验，形成三角验证的资料体系。遵循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逻辑开展资料分析，依次识别初始概念、归并核心范畴、提炼核心叙事线索，同时采用三角验证、成员检验与同行评议等方式保障研究信度。

四、吉福社区数字治理的四维耦合

数字治理能否有效运行，首先取决于其结构性基础是否深度嵌入原有社区治理脉络。吉福社区的实践显示，当地数字治理并非由单一智慧平台主导，而是依托数字平台、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政策资源四个维度的耦合，构筑了有内在张力又彼此支撑的生态系统，四者的耦合方式为：数字平台依托社会组织落地，社会组织借助民族文化凝聚人心，民族文化从政策资源获得赋能，政策资源通过数字平台完成集成，这种“四维耦合”是技术嵌入民族社区的结构性前提，也是数字治理从“工具叠加”走向“系统适配”的关键。

（一）从工具集走向基础设施的数字平台

吉福社区的数字平台并非自上而下空降的单一系统，而是在武侯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建设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基础设施安排。在市区两级平台统筹下，吉福社区构建起“一屏统揽—一网通管—一码通行”的应用矩阵，前台居民通过多个线上入口就能实现议事建议、报修报事、活动报名、政务办理等高频功能，后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配有集成式数据看板，整合各类结构化数据，为治理决策提供全景视角。此外，社区党委坚持“技术服务于人”的理念，避开了“过度技术化”陷阱，具体落实为三项安排：保留线上线下并行通道，为老年人、低数字素养群体设置代办专员；平台设置藏汉双语标识与图像化指引，适配不同民族群众的使用习惯；遵循“数据极简采集”原则，避免重复采集与过度留痕。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逻辑，让数字平台从冰冷的工具变成有温度的基础设施，为后续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从行政末梢走向治理中介的社会组织

数字平台是技术性载体，社会组织则是承接平台、链接居民的社会性中介，吉福社区经过长期实践培育出了一支多元化、专业化、本土化的社会组织队伍，其中比较有特色的包括“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等多个组织，这些组织根植社区日常生活，还依托数字平台拓展服务半径，承担了“数字治理桥梁”的关键作用。

社会组织对数字治理结构的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首先是组织代偿，数字平台无法覆盖的“最后一公里”，由社会组织以各类服务形式补位，比如“共享奶奶”就为社区双职工家庭儿童提供课后照看与课业辅导，还会在数字平台记录服务时长、兑换积分，形成了“线下服务—线上记账”的双轨运行模式。其次是需求转译，社会组织是平台后台数据和居民真实需求之间的“翻译器”，比如“智慧妈妈团”会定期入户走访，把特殊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反馈到社区平台，避免了数据冷漠化造成的服务错位。最后是信任生产，社会组织通过日常面对面互动构筑了跨民族信任网络，让数字平台传递的各类信息更容易被各族居民接受。这种“组织—平台”的耦合关系，让吉福社区的数字治理脱离了单向的自上而下传导，变成了“平台—组织—居民”双向互嵌的关系网络。

（三）从治理对象走向意义资源的民族文化

民族互嵌社区数字治理的独特之处在于，民族文化不只是治理对象，更是治理资源。吉福社区在数字治理中把民族文化放在“意义资源”的核心位置，通过多个空间数字一体的载体，把文化要素嵌入治理过程。

吉福社区的文化嵌入共有三种路径。第一是文化展演数字化，社区将各类非遗和民族技艺的展演通过数字方式记录传播，打破空间限制，形成跨地域跨民族的云端文化共同体，相关主题创作也通过数字渠道对外展示。第二是集体记忆的数字化建构，社区通过线上征集故事等方式，汇集跨民族交往故事做成数字记忆库，强化了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第三是文化符号的治理化运用，各类民族相关文化符号被嵌入数字平台的各个环节，让治理带有文化温度。民族文化的结构性嵌入，让吉福社区的数字治理脱离了简单叠加模式，转变成技术与文化共同生产意义的耦合机制。

（四）从碎片化供给走向集成化转化的政策资源

政策资源是结构性整合的制度框架，吉福社区承载多项国家级、省级、市级民族团结进步与社区治理试点，拥有充足政策资源，但政策输入无法自动转化为治理实效，基层普遍存在政策碎片化、悬浮化问题。吉福社区的关键创新是通过数字平台与社会组织协同，完成了多元政策资源的“集成化转化”。

这一转化体现在三个机制，首先是多部门资源“一窗集成”，多部门条线政策统一接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数字平台前台，居民可通过单一入口办理跨部门事项，解决了传统政策分散管理的问题；其次是“清单—需求”双向匹配，社区将政策整理为“政策清单”，和居民“需求清单”通过算法匹配，针对不同群体差异化需求配置政策资源，例如针对辖区藏族居民就业需求，联动驻区单位开发了非遗就业项目；最后是政策反馈的数字化闭环，居民反馈通过数字平台整理为结构化数据，定期提交给政策制定调整部门，形成政策优化的完整闭环。

综上，四个维度的耦合不是简单要素并列，要素之间存在内在相互建构关系，这一耦合生态构成结构性适配的稳态基础，为吉福社区数字治理下一阶段的展开与功能实现提供了结构前提。

五、数字化治理的过程再造与双重功能实现动态开展

生态基础解决数字治理依托什么的问题，过程与功能回应数字治理如何运行、产出什么的问题。在吉福社区，党建引领是数字治理的政治轴心，公共议事、民生服务与矛盾调解是数字治理的三个基础场景，随着过程推进，提升治理效能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两个目标能够同步实现，还能彼此强化，本节将合并考察过程展开与功能产出，揭示二者的内在关联。

（一）党建引领呈政治轴心实现三维嵌入

党的领导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也是数字化治理的政治轴心，在吉福社区，党的领导从三个层次嵌入数字化治理过程。首先是组织嵌入，社区党委构筑了三级组织网络，该网络和数字平台的网格结构高度耦合，为每个数字网格提供党的组织保障。其次是价值嵌入，社区党委提出“三融入”工作法，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导向贯穿到数字治理的各个具体场景。最后是干部嵌入，社区党委通过各类活动引导各族党员骨干参与数字治理的决策与运行，让党的领导转化为具体可操作可感知的行动。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是整合分散技术应用为统一政治议程，让数字治理避开技术中立主义陷阱，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价值。

（二）由代议悬浮转向在场协商的公共议事

公共议事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场景之一。传统模式下，社区议事多以居委会代议为主，居民参与度有限，常常出现决策悬浮、执行打折、反馈缺位的问题。吉福社区借助“党群智慧屋”等数字议事平台，重构了议事流程，形成“在场协商”的新模式。

具体而言，“党群智慧屋”集线下议事空间与线上议事平台于一体。在议题征集环节，居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社区App提交议题，平台自动汇总并按热度排序；在议事召集环节，党群智慧屋根据议题性质定向邀请相关居民、专业社工、辖区单位代表参加；在议事过程环节，线下议事过程同步直播至线上，未到现场的居民可通过弹幕、投票等方式实时参与；在决策落地环节，议事结果以“议事单”的形式分发至责任主体，并在平台上滚动公示进展。值得关注的是，“党群智慧屋”在民族议事场景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涉及民族文化展演、民族节庆活动、民族就业培训等议题时，平台主动邀请少数民族居民代表参与，并配置藏汉双语志愿者翻译。这一安排在尊重不同民族语言习惯的同时，亦使少数民族居民在公共议事中获得平等的“话语权空间”，强化了议事的包容性与代表性。

（三）由碎片化响应转向精细化推送的民生服务

民生服务是社区治理的高频场景，传统模式下居民诉求以被动响应为主，服务在精准度、及时性、个性化方面都存在短板。吉福社区借助社区数字服务平台，将民生服务从“碎片化响应”转为“精细化推送”。该平台对辖区人口做精细化标签管理，按多维度构建居民画像数据库，再分层分类推送服务：针对特殊老年群体联动“共享奶奶”队伍提供探访监测，为双职工家庭儿童对接“共享奶奶”的接送辅导项目，给少数民族群体推送就业培训等差异化服务，为辖区流动人口简化流程提供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精细化推送需要数据与人际网络深度结合，例如社区平台监测到独居藏族老人多日未刷门禁后触发预警，志愿者上门发现老人身体不适，随即联系社区医院上门诊疗。这类场景表明，数字平台并非独立运行，而是和各类主体紧密配合，形成了闭环响应机制。

（四）由事后处置前移至事前感知的矛盾调解

矛盾调解是检验社区治理能力，尤其是民族互嵌社区治理能力的关键场景。传统社区矛盾多采用“事后处置”模式，在矛盾爆发后才开展调解，存在处置成本高、社会影响大、修复难度大的问题。吉福社区依托数字平台和“民族一家亲”自治议事会，将矛盾调解从“事后处置”前移为“事前感知”与“过程介入”，其中事前感知是指社区平台常态化监测辖区矛盾纠纷相关信息，给潜在风险做数据画像，定期生成“矛盾风险图”，识别出相关重点对象，方便社区干部提前介入化解矛盾；过程介入则是指矛盾刚出现苗头时，平台联动多个主体，根据矛盾性质挑选合适的调解力量，处理不同民族居民矛盾时，会专门选派双方信任的相关人员参与调解，采用情感化、人际化调解思路而非简单行政化处置。在党建引领下，议事、服务、调解环节相互联动，形成了数字治理的动态闭环，这个闭环中技术是治理的催化剂而非单一管控工具，推动治理实现多项转变，最终从科层独占转向多元协同，从经验主导转向数据与经验结合，从线性管控转向网络互动。

（五）治理效能与共同体意识的同步实现

过程再造的最终结果能同步实现治理效能提升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两个目标在吉福社区实践中形成相互建构、相互强化的耦合关系。

从治理效能层面看，一方面，公共服务精细化升级对接居民差异化需求，让少数民族居民获得良好体验，强化了他们对社区与国家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应急响应高效化提升帮助社区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化解了不同民族居民间的潜在矛盾，强化了共同体意识。此外，风险防控精准化加强能够将影响民族团结的潜在风险化解在萌芽与基层，筑牢国家安全的基层防线。

从价值层面看，共同体意识铸牢可通过四条路径实现，一是通过文化符号数字化传播推动各民族文化交融，强化各族居民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知认同；二是通过集体记忆云端共建，让各民族互助交往事迹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三是通过数字化联结情感纽带，结合线上线下渠道形成双轨并行的情感共同体；四是通过整合化建构价值认同，将相关价值要素融入数字平台内容，让各族居民在日常使用中内化践行共同体价值理念。

需要强调的是，两个目标存在内在相互强化关系，治理效能提升为共同体意识铸牢提供物质 and 制度基础，只有居民在治理过程中获得切实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才会认同共同体价值；而共同体意识铸牢为治理效能提升提供价值 and 情感支撑，只有各族居民形成共同认同与纽带，治理才能获得广泛社会基础，提升效率质量。这种双向赋能关系是吉福社区数字治理的核心成就，也是民族互嵌社区数字治理区别于一般社区数字治理的根本特质。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吉福社区为案例，从“结构—过程—功能”视角，考察了民族互嵌社区数字治理的适配性问题，核心论断为：民族互嵌社区数字治理的有效性，依赖生态基础的稳态耦合、治理过程的动态再造与双重功能的整合实现，适配本质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在党建引领下的双向调适与有机融合。

基于这一论断，可以辨明数字治理从“工具性嵌入”转向“系统性适配”的内在机制：起点是认知转向，要克服“技术中心主义”偏差，将技术置于治理生态中，明确技术价值由其与本地治理脉络的耦合程度决定；关键是机制建构，要通过结构耦合、过程再造、功能耦合三类机制，推动数字治理从表层适配走向深层适配；本质是逻辑调适，技术逻辑追求标准化规模化效率化，治理逻辑追求情境化差异化人本化，二者天然存在张力，吉福社区通过平台界面双语化、数据采集极简化、服务推送人际化等安排，让两种逻辑在特定场景达成动态平衡，这个调适过程就是“系统适配”的实质。

（一）理论启示

第一，本研究拓展了“结构—过程—功能”经典范式在数字治理领域的适用性，本文将结构、过程、功能分别重新界定，为该经典范式注入数字时代新内涵，也为中国情境下数字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了概念资源。

第二，本研究为民族互嵌社区研究增加了“数字互嵌”新维度，既有研究多从其他维度展开，本文揭示了数字技术作为新型互嵌纽带的功能与机制，帮助该领域研究更好回应数字时代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第三，本研究丰富了“适配性”概念的理论内涵，本文将其细化为三个层次，为该概念提供了可操作可检验的分析框架，可供后续研究作为理论参照。

（二）实践启示

开展多民族互嵌社区数字治理实践，首先要跳出“技术中心主义”认知偏差，把数字技术放到本地治理生态中运用，技术价值取决于它与本地治理脉络的适配程度；其次落实党建引领要细化到组织、价值、干部嵌入的具体机制，避免口号化形式化，实际效能要看能否把分散的技术应用整合为统一政治议程；另外运用民族文化数字化时，要将其作为治理资源，文化符号数字化传播、集体记忆云端共建、情感纽带数字化联结，是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新机制。作为内地城市多民族互嵌社区，吉福社区通过“数字治理+民族文化”实践，为边疆内地互鉴治理经验提供了内地样本，说明在数字时代，可借助技术与文化双重路径，在城市社区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实质性突破。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一是单案例研究的结论普适性仍需更多案例检验，二是受研究时长限制，未能充分展开吉福社区数字治理长时段演化与代际差异的研究，三是对数字治理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算法歧视等潜在风险关注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三个方向推进，首先可开展多案例比较研究，明确不同类型民族互嵌社区数字治理的差异化路径；其次可开展长时段追踪研究，梳理数字治理的演化逻辑与制度沉淀；最后可开展风险议题专题研究，为民族互嵌社区数字治理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与对策支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互嵌社区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其数字治理成效直接关系民族团结大局与国家长治久安。本文以吉福社区经验为基础，希望能为该命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 [1] 郝时远,张海洋,马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郝时远、张海洋、马戎访谈[J].西北民族研究,2014(01):65-82.
2. [2] 刘春呈.大家庭·一家亲·大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向内凝聚进路[J/OL].广西民族研究,1-10[2026-03-24].https://link.cnki.net/urlid/45.1041.C.20260610.1725.002.
3. [3]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06):1-14+123.
4. [4] Dunleavy P, Margetts H, Bastow S, et al.New public management is dead — Long live digital-era governance[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6,16(03):467-494.
5. [5] 《国际新闻界》传播学年度课题组.2024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5,47(01):27-52.
6. [7] Trist E L, Bamforth K W. Som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longwall method of coal-getting[J].Huma rations, 1951,4(01):3-38.
7. [8] 史诗悦,钱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出场语境、价值功能与实践向度[J].学习论坛,2024(01):102-111.
8. [9] 郭松.部委主导型基层社会治理试验的结构化困境及其化解——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03):34-47+125.
9. [10] 萧放.重返乡土：中国乡土价值的再认识[J].西北民族研究,2023(03):8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