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边境地区不仅关系到国家疆域安全，也承载着民族团结、区域协调发展和边民生活改善等多重任务。进入新时代以后，兴边富民行动更加强调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边境治理之间的结合。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这一重要论述，为理解产业发展如何服务边疆治理提供了明确方向。

“兴边富民”既是一项推动边境地区发展的政策行动，也是一种观察边境地区产业功能的重要视角。与一般乡村产业振兴相比，它更强调“边”与“民”的内在关联。特色产业在边境地区的价值，应当考察其能否将地方资源转化为边民可参与、可受益、可持续的产业过程，并进一步服务于边境社区稳定和边疆治理能力提升。因此，如何通过特色产业带动边民增收，增强边境地区自身的发展能力，并把产业发展转化为边疆治理的现实支撑，就成为理解新时代兴边富民实践的关键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很多边境地区并不缺少资源，真正的难点在于资源如何转化为产业；边境地区也不缺少项目，关键在于项目收益能否传导至边民。同时，边境地区产业发展也不能仅以产值来衡量，还要考察其是否有助于稳定人口、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文化认同并支撑边境社区治理。特色产业能否有效支撑兴边富民，取决于能否完成从“资源开发”到“富民增收”再到“稳边固边”的转化。

既有研究为理解边境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关于特色产业的研究，主要强调地方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产业链延伸，学者们认为特色产业能够通过资源组织和价值提升形成区域竞争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研究则进一步关注民族文化、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资源形态，强调文化活化与产业融合对地方发展的作用。围绕兴边富民和边疆治理的讨论，则指出边境地区产业发展不仅具有增收功能，也与边民生计改善、社区稳定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密切相关。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其一，资源开发、价值增值、组织参与和治理效应往往被分散讨论，缺乏对其内在联动关系的系统解释；其二，边境地区特色产业如何由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转化为兴边富民的治理效能，尚未得到充分阐释；其三，特色产业发展也面临生态承载、市场竞争、利益分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潜在风险，有必要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加以审视。

基于此，本文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考察对象，围绕特色产业如何支撑兴边富民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分析。重点分析其特色产业如何在地方资源识别、产业价值提升、边民组织化参与和治理效应形成之间建立内在联系，试图揭示特色产业连接“富民”与“稳边”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其适用条件与推广边界。

一、 理论框架

要说明特色产业为什么能把“富民” and “稳边”联系起来，不能只从产业增收这一个角度来看，还需要把地方资源、产业链延伸、组织关系以及治理效果放到同一个思路中分析。

资源适配是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Penrose在《企业成长理论》中提到，组织能否成长，和它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资源的使用方式有很大关系；Barney进一步指出，只有具备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才有可能支撑较为持久的竞争优势。对于边境地区来说，自然生态、民族文化、沿边区位和特色农业资源都有一定的潜在价值，但这些潜在价值能不能变成真正的产业能力，还要看资源条件是否能和产业类型、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以及地方社会结构形成匹配。因此，本文所说的“资源适配”，主要是指地方资源经过产业化识别、组织化整合和市场化定位以后，逐步转化为可经营、可延伸、可持续的产业基础。

链条增值是特色产业获得稳定收益的重要环节。竞争优势的形成，通常来自生产、加工、营销、服务等多个价值活动的共同作用。Gereffi等人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指出，地方主体处在价值链的什么位置，以及价值链内部采取什么样的治理关系，都会影响收益获取和产业升级能力。边境地区如果长期停留在原料供给、初级加工或者低端服务环节，原有的资源优势就很难转化成稳定收入。所以，本文所说的“链条增值”，主要是指特色资源通过加工升级、品牌打造、渠道拓展和业态融合，进入附加值更高的环节，由此形成更加持续的收益，也为收益留在当地打下基础。

组织嵌入是产业收益进一步变成富民效果的重要条件。Granovetter的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之中。如果产业收益主要流向外部资本、渠道主体或者少数经营者，产业发展就容易和兴边富民的目标产生距离。因此，本文所说的“组织嵌入”，主要是指通过村集体、合作社、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把边民纳入生产、加工、服务、经营和收益分配等环节，使边民逐步成为产业参与者、收益分享者和社区建设者。

治理转化体现了边境地区特色产业不同于一般乡村产业的特殊价值。对于普通乡村产业来说，产业发展更多指向增收和就业；但对边境地区来说，产业发展还会关系到人口留驻、社区稳定、民族文化延续以及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本文所说的“治理转化”，是指产业收益在地方社会中沉淀下来以后，通过吸纳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提升公共事务处理能力和增强文化认同等方式，进一步转化为边境社区稳定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不过，只有当产业发展能够实现收益留在当地、边民有组织地参与其中，并且公共能力能够持续提升时，经济收益才有可能进一步延伸为稳边固边的治理资源。

由此可以看出，“资源适配、链条增值、组织嵌入、治理转化”共同构成了特色产业赋能边境地区发展的连续机制。资源适配回答产业从哪里来的问题，链条增值说明产业怎样形成收益，组织嵌入解释收益怎样传递给边民，治理转化则进一步说明富民效果怎样服务于边境稳定。四个环节前后衔接，也相互支撑，共同推动特色产业从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收益，再进一步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治理能力。

二、 案例选择与现实依据

本文选择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其边境属性、资源结构和产业实践的复合性。延边州位于吉林省东部，与朝鲜、俄罗斯相邻，既有民族自治地区的制度背景，也处在沿边开放、东北振兴和兴边富民行动等多重政策环境之中。和一般内陆乡村地区相比，延边州发展特色产业，不只是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增长，还会直接关系到边民就业增收、人口留驻、民族文化延续以及边境社区稳定等问题，因此能够比较集中地呈现特色产业如何连接“富民”和“稳边”的实践过程。

从政策导向来看，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更加重视通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提升，增强边境地区的发展能力，也提升边民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战略强调通过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东北全面振兴和沿边开放政策，则为延边州发展特色农业、边境旅游、口岸经济以及文旅融合等产业提供了区域层面的支撑。

从资源条件来看，延边州特色产业的发展有比较扎实的地方基础。长白山区域的自然环境，为林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适合的生态条件；河谷稻田和冷凉气候，孕育出了延边大米等具有较高地域辨识度的农产品；朝鲜族饮食、服饰、歌舞、节庆活动和村落景观，也为民俗旅游和农旅融合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自然禀赋、农业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以及沿边区位条件相互叠加，共同构成了延边州发展特色产业的资源基础，也使其特色产业具有较强的地方辨识度和发展延展性。

从产业实践来看，延边州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稻米、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等多种产业形态，产业发展开始把农业生产、文化展示、旅游体验和市场销售等环节连接起来。地方还通过“合作社+”“电商+”“旅游+”等方式，把原本较为分散的农户、村集体、企业和市场主体组织起来，使特色资源能够进入更加完整的产业链条。由此可以看出，延边州不仅具备发展特色产业的资源条件，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和组织基础，这为进一步分析特色产业如何带动兴边富民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现实依据。

三、 延边州特色产业支撑兴边富民的联动机制

特色产业赋能边境地区发展是地方资源、市场价值、组织关系与治理效应相互强化的过程。从延边州的实践看，特色稻米、生态养殖和农旅融合等产业虽然依托的资源类型、经营方式和收益结构各不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资源适配、链条增值、组织嵌入、治理转化”的联动逻辑。

（一）资源适配与产业生成

边境地区真正的难点在于资源能否被识别为具有持续经营可能的产业基础，这需要地方自然条件、文化记忆、空间形态与市场需求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匹配关系。当资源能够被组织进具体产业形态之中，地方禀赋才可能转化为发展能力。

延边州的河谷稻田、冷凉气候和较好的水土条件，为优质稻米生产提供了自然基础；“御粮田”等历史记忆，又为稻米增加了地域辨识度和文化意味。特色稻米的产业化，是把自然优势和地方文化叙事结合起来，使稻米具备了品牌表达和市场识别的可能。类似的逻辑也体现在生态养殖和农旅融合中。生态养殖把林下空间、庭院场景和本地养殖基础结合起来，使分散的自然空间变成可经营的养殖场域；农旅融合则把朝鲜族饮食、服饰、歌舞、农耕体验和边境风情整合一体，使民族文化、村落景观和日常生活方式转化为能够承载旅游消费和文化体验的复合资源。

由此，资源适配不是特色产业发展的全部，但它是产业能够生成的前提。它主要解决的是地方资源能不能找到合适产业承载形式的问题。不过，资源完成产业化识别以后，并不代表稳定收益就会自然形成。如果缺少加工延伸、品牌塑造和业态拓展，特色产业仍可能停留在资源开发或初级生产阶段。因此，在资源适配之后，进一步影响富民效果的，是地方资源能不能在产业链条中实现价值提升。

（二）链条增值与收益形成

资源适配使地方禀赋具备了产业化可能，但要形成稳定的经济收益，需要特色产业突破低附加值环节，进入加工、品牌、服务和复合消费等更高层次的价值创造过程。对边境地区而言，链条增值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产业规模，更在于通过延长产业链条，部分加工收益、品牌收益和服务收益能够留在地方内部，为兴边富民提供可持续的物质基础。

延边州在稻米产业发展中，通过土地整合、合作社经营、设备更新和包装改良，把稻米生产逐步延伸到去壳、分拣、装袋、真空包装和成品销售等环节。以龙井市御谷田农民专业合作社 and 御粮大米加工厂为例，其从村民手中租赁水田发展大米产业，并通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经营提升产品的市场辨识度。据相关报道，该企业年销售大米20万公斤，销售额达到150万元，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这说明，稻米收益已经不再只来自初级生产，而是逐渐转向“农产品生产、加工转化、品牌销售”相衔接的链条结构。

和特色稻米主要依靠加工、品牌提升价值不同，农旅融合更突出的是业态之间的连接。朝鲜族文化、村庄景观、住宿餐饮、农耕体验、民俗展示和特色农产品销售被放到同一消费场景中，单一的资源展示由此转变为连续的旅游体验。游客进入村庄后，消费的不是某一个单独产品，而是在看文化、住民宿、吃餐饮、买农品、参与体验的过程中，形成多节点消费。服务链条得到延展以后，文化资源也就有了转化为综合收益的可能。

生态养殖的增值方式则介于稻米产业和农旅融合之间。它主要依靠生态环境和差异化定位，把普通养殖转化为具有品质识别的特色产品。跑山鸡、土鸡蛋等产品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空间，正是因为其背后包含了林下放养、生态饲养和乡村原真性等价值表达。

不过，产业价值提升并不代表边民一定能够受益。如果增值收益主要流向外部资本或者少数经营主体，特色产业即便实现了市场扩张，也未必能够真正服务于兴边富民。因此，在链条增值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关注边民能否进入产业组织和收益分配过程。

（三）组织嵌入与利益传导

特色产业能否体现兴边富民价值，在于“谁进入产业、谁分享收益”。资源适配和链条增值解决的是产业如何形成与扩张的问题，组织嵌入则进一步回答产业成果如何向边民、村集体和边境社区传导。

生态养殖项目把村集体资源、企业经营和农户参与连接起来，使产业运行过程进入村庄社会结构之中。一方面，项目通过租用村集体山地和养殖场，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另一方面，项目提供本地务工岗位，为劳动力就近就业创造了条件；同时，还通过鸡雏代养、庭院经济等方式，把脱贫户、监测户等群体纳入产业链条。相关材料显示，该项目建成后具备较大产能，并带动当地30余名劳动力就近就业，全乡已有数十户脱贫户及监测户参与代养。在这一过程中，村集体可以通过资源入股、场地租赁或经营参与获得收入，普通劳动力可以通过就近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弱势家庭也能通过代养等低门槛方式进入经营环节。由此，产业项目也成为连接经营主体、基层组织和边民家庭的收益平台，推动“产业增值”进一步转化为“地方受益”。

特色稻米和农旅融合虽然组织方式不同，但也说明收益传导离不开较稳定的利益联结。稻米产业通过土地租赁、合作社经营和加工主体带动，使分散农户进入相对稳定的生产和收益体系；农旅融合则通过民宿经营、餐饮服务、农产品销售和文化展示等环节，带动村民参与旅游发展，使村庄不只是旅游资源的提供地，也成为旅游收益的重要承接者。

当边民能够较稳定地参与产业过程，村集体也能从产业运行中获得持续收益，特色产业的作用就不再停留在经济增收层面，而会进一步影响人口留驻、社区凝聚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四）治理转化与边境意义

边境地区特色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发展目标是产业收益转化为边境社区稳定和基层治理能力。

延边州依托朝鲜族民俗文化、村落景观和边境风情，逐步形成了民宿、民族餐饮、农耕体验、特色农产品销售等复合业态。报道显示，2024年相关村庄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436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较好表现。农旅融合带来的作用，不只是增加了短期收入，也在多个层面改善了边境村庄的发展条件。

一方面，农旅融合扩大了本地就业和家庭经营空间。民宿、餐饮、演艺、导览、环境维护和农产品销售等环节，为边民提供了更多就近谋生的机会，也降低了家庭对外出务工的依赖。另一方面，农旅融合增强了村集体经济和基层组织能力。村级集体经济壮大以后，村庄在公共服务、环境维护、活动组织和群众动员等方面，有了更加稳定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民族文化也在产业发展中获得了新的表达空间。朝鲜族饮食、服饰、歌舞和生活习俗通过旅游场景得到展示、讲述和传播，村民既是文化资源的承载者，也是文化表达的参与者。这种文化可见度和参与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社区成员对地方生活的认同，也使特色产业的意义不再停留于收入增长，而是进一步进入边境地区社会整合和文化凝聚层面。

生态养殖通过就近就业和弱势群体参与，缓解了部分边境家庭的生计压力，也增强了产业和村民生活之间的联系；特色稻米产业则通过品牌塑造和收益在地化，为村庄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基础。和农旅融合相比，生态养殖、特色稻米的治理外溢方式有所不同，作用强度也不完全一致，但它们都说明，只有当产业发展和边民生活、村庄组织、地方社会形成稳定连接时，特色产业才可能从“增收项目”进一步转化为“稳边资源”。

因此，治理转化是前几个环节有效衔接后的现实结果。资源适配解决产业能不能立足本地的问题，链条增值解决产业能不能形成持续收益的问题，组织嵌入解决收益能不能传导到边民和村庄的问题，治理转化则进一步回答特色产业能不能服务于边境地区长期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四个环节前后衔接、相互支撑，共同构成特色产业赋能兴边富民的内在逻辑。

五、 延边特色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与张力

延边州特色产业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服务兴边富民，在于地方资源经过产业化识别后，逐步实现了价值提升、组织嵌入和治理外溢。然而，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市场竞争加剧和外部资本进入，原本支撑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组织关系和文化表达方式，也可能衍生出新的矛盾与风险。

（一）资源利用与生态承载之间的张力

资源适配是特色产业形成的前提，但资源一旦进入产业开发过程，也会带来利用强度上升和生态承载压力增加的问题。延边州部分特色产业依托林下空间、山地生态、乡村景观和村落环境发展，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生态依赖性。因此，如果产业扩张缺少必要的边界控制，就可能反过来损害产业赖以存在的资源基础。

以生态养殖和农旅融合为例，林下养殖能够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也符合生态化、差异化的市场定位，但如果养殖规模扩张过快，就可能带来林地承载、粪污处理和周边环境维护等压力。农旅融合也是如此，游客增加能够带动餐饮、民宿 and 农产品销售，但如果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能力没有同步跟上，村庄就可能面临垃圾处理、交通拥堵、景观破坏以及生活空间过度商业化等问题。

（二）价值增值与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

链条增值能够让地方资源走出初级生产和低附加值销售环节，进入加工、品牌和服务等收益更高的领域。但同时，特色产业一旦形成示范效应，也容易带来同质化模仿，进而加剧市场竞争。

特色农产品在这一点上比较明显。延边大米、生态养殖产品等，能够依靠品质优势、地域符号和文化叙事形成差异化定位，但类似产品在其他地区并不少见。如果品牌维护、质量控制和渠道建设没有持续跟上，前期积累的市场辨识度就可能被削弱。农旅融合也面临相似问题。近年来，民族村寨旅游、乡村民宿、民俗餐饮和农耕体验在各地发展较快，不少项目在空间布置、活动设计和消费场景上逐渐趋同。如果地方文化被简化为固定表演、统一布景和标准化体验，原本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资源就容易陷入同质化竞争；如果后续内容更新和服务质量提升不足，产业收益也可能出现波动。

（三）组织嵌入与利益分化之间的风险

组织嵌入能够把边民、村集体和经营主体连接起来，是特色产业服务兴边富民的重要条件。不过，组织化并不等于利益一定能够共享。如果合作社、企业和村集体之间缺少透明规则和稳定约束，产业收益仍可能出现过度集中、外部流出和分配不均等问题。

生态养殖项目通过村集体资源租赁、就业吸纳和代养机制，体现出较强的组织包容性，但这种模式能不能长期保持公平受益，还要看几个方面：一是农户能不能获得稳定、持续的参与机会；二是代养、务工和收益分配规则是否公开清楚；三是村集体在和经营主体合作时，是否具备足够的议价能力。如果缺少相应制度安排，弱势农户可能只是承担低收益、低稳定性的末端环节，而附加值较高的经营收益仍然掌握在少数主体手中。

特色稻米和农旅融合也存在类似风险。在稻米产业中，土地租赁和加工主体进入，确实能够提升规模化经营水平，但如果农户只能获得固定租金，难以参与品牌收益和产业增值环节，其受益程度仍然有限。农旅融合中，民宿、餐饮和文化展示机会，往往更容易流向资源条件较好、经营能力较强或区位位置更优的家庭，普通村民可能仍然停留在外围参与状态。这样一来，产业发展虽然提高了村庄整体收入，却也可能拉大村庄内部的受益差距。

（四）经济绩效与治理效能之间的转化边界

治理转化是边境地区特色产业区别于一般乡村产业的重要体现，但这种转化并不会自动发生，而是需要一定条件支撑。

农旅融合能够通过吸纳就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强化文化认同，形成一定的治理效应；生态养殖也能通过弱势群体参与和就近就业，改善部分边境家庭的生计状况；特色稻米则可以通过品牌化发展，提升村庄产业基础。不过，这些经济效应要进一步转化为治理能力，还需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比如，产业收益能不能进入公共事务，村集体有没有持续组织群众的能力，边民能不能在产业参与中形成稳定预期和地方归属感。如果缺少这些条件，经济增长就可能只停留在单个项目层面，难以真正沉淀为基层治理资源。

六、 延边经验的特殊性、适用边界与启示

延边州特色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由资源开发到富民增收、再到治理外溢的连续转化，但这一过程并非无条件成立，应在辨析其特殊性的基础上，提炼具有条件约束的机制启示。

（一）延边经验的特殊性

延边经验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特殊性。一方面，长白山生态资源、特色农业基础、朝鲜族文化资源和沿边区位优势相互叠加，使延边州能够发展特色种植、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等多种产业形态；另一方面，延边州同时处在民族自治、东北振兴、沿边开放和兴边富民行动等多重政策环境中，产业发展不只是为了增收，也承担着留住人口、稳定边境社区和提升地方发展能力等复合目标。

此外，部分边境村已经逐步形成合作社、村集体、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为产业收益留在当地、治理效应进一步生成提供了组织基础。正是在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下，延边特色产业才呈现出“资源适配、链条增值、组织嵌入、治理转化”相互衔接的特征。

（二）延边经验的适用边界与启示

不同边境地区在资源类型、市场半径、交通条件和组织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延边经验真正值得借鉴的，是立足资源条件、提升价值链条、嵌入地方组织、审慎实现治理外溢的发展思路。

对于生态农业资源较为突出的地区，可以借鉴延边特色农业和生态养殖的发展方式，把生态承载能力放在产业规划的前端，避免用单纯的规模扩张代替资源适配；同时，也需要通过标准化生产、适度加工和稳定渠道建设提升附加值，防止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对于民族文化和景观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可以借鉴农旅融合经验，但要特别注意文化符号化和表演化倾向，保障社区成员在文化表达、经营参与和收益分配中的主体地位，使文化产业化真正服务地方认同，而不是削弱其生活基础。

对于口岸通道优势明显的地区，应围绕物流、加工、边贸服务和跨境消费等环节延伸产业链，避免出现通道经济热闹、边民参与不足和收益外流的问题。对于产业基础薄弱、人口外流较明显的地区，则不宜急于发展高投入、高展示度项目，而应优先选择低门槛、可参与、现金流相对稳定的产业形态，并同步培育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组织，防止产业项目脱离边民生活，使治理转化停留在口号层面。

因此，不同地区需要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市场条件和治理需求作出差异化调整，才能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边境地区实现富民增收与稳边固边相统一的内生支撑。也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风险和边界，延边经验才具有更加稳健的外推价值。

七、 结语

边境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关系边民生计改善、民族团结和边境社区稳定。延边经验表明，边境地区特色产业的价值在于能否使产业收益在地化、边民参与组织化、富民效应治理化。只有当边民从资源提供者和低端劳动者转变为产业参与者、收益分享者和社区建设者，特色产业才可能真正成为兴边富民的内生支撑，边疆民族地区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和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J].党建,2024(05):4-5+22.
2. [2] 孙久文,虎琳."十五五"时期中国沿边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方向[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1):109-122.
3. [3] 戴宾,杨建.特色产业的内涵及其特征[J].农村经济,2003(08):1-3.
4. [4] 林瑞生.特色农业的内涵及其发展对策[J].北京农业,2014(06):245.
5. [5] 林毅夫.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区域一体化[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05):1-8+109.
6. [6] 马楠.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研究:以中药材开发产业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6(01):128-132.
7. [7] 范建华,邓子璇.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走可持续减贫之路[J].理论月刊,2021(07):78-88.
8. [8] 刘蓝予,张闫龙.以特色农业引领乡村振兴:以宁夏葡萄酒产业为例[J].学习与探索,2023(12):99-107.
9. [9] 黄季焜,廖文梅.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特征、挑战与对策[J].人民论坛,2024(20):64-68.
10. [10] 刘卫宁,周刚.宁夏特色经济发展探索:以中阿论坛为契机[J].贵州民族研究,2015,36(08):180-184.
11. [11] 郭景福,解柠羽.生态视角下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3(01):151-154.
12. [12] 郭景福,蓝广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机制创新及特色产业富民路径优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09):41-46.
13. [13] Penrose E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9.
14. [14] Barney J 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01): 99-120.
15. [15]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01): 78-104.
16. [16]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03): 48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