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琵琶是我国传统弹拨乐器，被誉为“民乐之王”。其名称源于汉代刘熙所著的《释名·释乐器》中记载“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琵琶作为一种外来乐器，是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典范。琵琶的原型为波斯的乌德琴，特征为梨形、曲项、四弦、横抱，使用拨子演奏。自我国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始渐趋繁荣，琵琶作为一种便携且表现力丰富的乐器，跟随商队，使团与僧侣等经新疆地区传入我国，历经漫长的本土化过程后，最终内化为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重要瑰宝。新疆作为丝绸之路中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其境内的于阗、龟兹、高昌三地，因其优异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生态，为琵琶的“三交”历程提供了各具特点的考古实证。依据上述三地的考古文物与图像，以“三交”为理论依托，论证琵琶在新疆地区阶段性与差异性的本土化进程。

一、琵琶在我国新疆地区本土化的交往历程

“交往”是文化接触的物理基础，这一阶段，新疆地区承载了人员、器物与信息的跨文化跨区域流动，成为了琵琶东传的地理通道与初始接收的角色。

（一）琵琶的起源

琵琶作为一种外来乐器，其流传至我国的琉特琴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位于现在阿富汗的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所诞生的犍陀罗艺术。它作为一种佛教艺术，在佛教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佛教的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价值，留下了大量的浮雕实例。在音乐上，已经出现了类似于我国四弦琵琶的梨形琉特琴（见图1）。这件乐器呈梨型、曲项、横抱、琴弦的尾部似有挂弦的缚弦，可以推断犍陀罗的梨型琉特与于阗的曲项四弦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

西汉时期，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中亚地区，拓展了丝绸之路，并遣派副使打通安息（今波斯）地区的通道。自此，中西间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与繁荣，新疆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枢纽，源自波斯地区的琵琶等乐器也得以在丝绸之路上传播。

（二）琵琶在我国新疆不同地区的发展

1. 于阗地区

公元前一世纪，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于阗地区是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节点，也是佛教东传进入新疆地区的门户，因此，佛教在当地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信仰。出现大量寺庙，石窟寺，佛教图像等建筑。这些建筑中留存的壁画描述了佛教的供养故事画。其中，米兰佛寺遗址，尼雅遗址，约特干遗址等均出土了琵琶有关壁画或实物。

位于新疆若羌县的米兰佛寺遗址，该遗址位于丝绸之路南道，作为古楼兰国的佛教中心，其壁画中的伎乐供养人图像，采用了花纲装饰，描绘了不同衣着装扮，外貌特征的伎乐供养人形象。这些伎乐供养人多手持酒器或乐器，与源自波斯地区犍陀罗艺术中佛塔阶梯浮雕所描绘的供养人群体形似。佐证了波斯地区的佛教犍陀罗艺术与我国于阗地区的佛教艺术同源同根，米兰佛寺的壁画中描绘了一位怀抱四弦琵琶的女性伎乐供养人形象，与阿富汗地区的查克里巩迪佛塔阶梯上的伎乐供养人所持的琵琶形制极为相似（见图2）。

位于我国和田地区民丰县的尼雅遗址，作为丝路南道的典型遗址，见证了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密切往来，为琵琶乐器的传播提供了地理与历史背景。1959年新疆博物馆开始发掘研究尼雅遗址，发掘出一把四弦琵琶实物。由于时间的流逝，琴身已不再完整，考古实物只留下了琴头，琵琶的面板部分已经脱落。但琴头部分形制明显，琵琶的琴轴，山口，相把位形制明显。是琵琶在我国新疆地区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实物。（见图3）

位于我国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遗址，被认为是古代于阗国的都城，是丝绸之路南道中的西域重镇和重要绿洲城邦。作为波斯等中亚文化经丝绸之路南道传入中原的关键中转站，其出土的约特干伎乐琵琶陶俑形制特殊，其演奏者为猴子，这证明了四弦琵琶在当时已不仅是乐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融入了民间生活，成为了当地日常生活娱乐生活中的装饰品（见图4）。

2. 龟兹地区

龟兹地区（今新疆库车）位于天山山脉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枢纽。这一地区与丝绸之路南道中于阗地区的四弦琵琶传播历史时期有一定的重叠，但在琵琶形制，演奏方式和文化背景上有所不同。

随着佛教在龟兹地区的繁荣发展，出现了大量的佛教建筑与石窟。龟兹地区的克孜尔石窟记录着近一万平方米的壁画，这些壁画色彩绚丽，形象生动；此外，克孜尔石窟还保留着一些佛教塑像残躯与几处寺庙塔院的断壁残垣。体现出该处石窟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

在克孜尔石窟中，记载了许多绘有四弦琵琶的壁画。其中，最能体现四弦琵琶艺术的是克孜尔石窟中的第38窟，位于谷西区西段，窟中的左侧壁《天宫伎乐图》是龟兹地区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见图5）。左侧壁壁画内容如下：从外至内第一组， 一人舞璎珞，一人举宝镜；第二组，一人吹筚篥，一人弹四弦琵琶；第三组，一人吹横笛，一人击打答腊鼓；第四组，一人弹弓型箜篌，一人托花盘；第五组，一人弹阮咸，一人吹排箫；第六组，一人舞璎珞，一人击掌；第七组，一人弹四弦琵琶，一人吹横笛。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壁画中不仅出现了琵琶，还出现了我国古代另一种弹拨乐器阮咸，证明这一时期龟兹地区已与内地的音乐文化有了实质性的交往过程。以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为代表，龟兹地区存有大量保存完整，内容清晰的乐舞壁画。证明龟兹地区以曲项，梨形音箱的四弦琵琶占据着绝对的主流地位。

五弦琵琶是龟兹地区另一种较为流行的琵琶形制。其主要壁画记录于克孜尔石窟中。其中，第八窟主窟入口上方保留了部分壁画，该图可能是一幅佛教说法图。描绘了佛居中央，其左右身侧各有二位天人的画面。其右侧的两位天人保存较为完整：一位全身黑色皮肤，身着龟兹式胸衣，头发梳成大华翼形制，左手手托花盘，右手手握花瓣团，做散花状。另一人身体侧卧舒展，上身裸露，下装穿着裙裤，肩披帛带，胸前随身体侧卧一琵琶，左手手扶琴颈，右手手持拨子拨弦。保持着从天而降的姿势。琵琶本体为五弦琵琶，琴弦部分模糊不清，但琴头部分可见五个琴轴（见图6）。壁画中所描绘的琵琶乐器比例，形态都较为准确。此种形制的琵琶广泛存在于克孜尔石窟中的壁画中，但此幅壁画的形制是最为标准的。

3. 高昌地区

高昌（现吐鲁番），唐代被设立为西州，是丝绸之路北道东段进入西域后的第一个大型绿洲城市 and 交通总枢纽，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东西方文化传播，贸易与技术传播的大熔炉。在这里，自西域传来的各类琵琶与自中原传来的诸种汉乐不断碰撞，催生出了新的艺术形式。高昌地区的琵琶发展较之于于阗地区与龟兹地区，因其与中原文化交往更深，于此地发现，考据的琵琶实物更加世俗化。九世纪以后的高昌回鹘风格窟室，无论从建筑风格、壁画题材、人物形象，服饰配饰等都深刻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其发展的给养，琵琶乐器的形象被集中表现在中原风格的经变画中。高昌地区的琵琶文化融入世俗生活程度更深，甚至作为丧葬信仰的一种器物。

1960年，阿斯塔纳古墓群考古出许多珍贵的文物，如木制琵琶冥器，绢衣彩绘木俑及彩绘泥塑乐舞俑。其中，第336号墓出土了一件木质琵琶，该琵琶共鸣箱与琴杆连接处破损断裂，整体共鸣箱呈半梨形，正面颜色为土黄色，侧面及背面则皆为红色。琴颈处可见6孔，尚存4个琴轸。通长17.1厘米，音箱最宽处6.3厘米，厚2.4厘米，黑色琴杆上宽1.2厘米，下宽0.5厘米。该琵琶整体形制较小，因其木质结构，琴身多腐烂，可判断为冥器（见图7）。

（三）新疆不同地域间琵琶发展的异同

新疆作为我国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往的前沿地带，各地区的琵琶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 and 历史分工。

于阗地区的琵琶发展以出土实物为核心，并呈现出了惊人的多样性。不论是各地出土的形制不一的各类琵琶，还是遗址中出土的陶俑与陶片，都证明了于阗地区所存的琵琶形制丰富多样，正处于活跃的本地化改造与试验阶段。生动体现了丝绸之路南道作为文化交汇前沿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代表着琵琶在新疆的本土化过程中的多样可能性。

龟兹地区则有着全新疆最全面，最丰富的石窟壁画图像，其中以克孜尔石窟群为代表。这些壁画清晰地表明了在龟兹地区，曲项，梨形音箱的四弦琵琶已成为了绝对的主流和标准化形制，但龟兹地区迄今未见完整的早期琵琶考古实物。

高昌地区作为新疆最靠近中原的地区，其琵琶的发展较于阗地区和龟兹地区更加世俗化。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木制四弦曲项琵琶冥器，及墓葬群中出土的乐舞俑等文物体现着琵琶已深入了世俗生活，在丧葬文化等文化中体现着独特的作用。

不同地区琵琶考古实物的发掘，体现了琵琶在我国新疆地区本土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与西域外来文化的交往程度不断增进。

二、琵琶在我国新疆地区本土化的交流历程

在琵琶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后，大量的考古实证证实了琵琶在我国新疆不同地区的交往中产生了不同的交流方式，并开始进行了本土化的多样性实验。

（一）于阗地区

通过于阗地区丰富的考古实证，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琵琶传入此地的路径。与之同样的，琵琶在于阗地区产生了极大自由性的本土创新与实践。以尼雅遗址出土的珍贵琵琶实物可以看出，其琵琶琴轴与山口均为明显的四弦琵琶，证明于阗地区拥有并流行标准的琵琶形制。

而约特干遗址中出土的陶制乐器俑则呈现了不同的发展，在考古发现的陶制乐器俑中，不同的陶制乐器俑的弦数并不相同，二弦，三弦，四弦乃至六弦的形制均有出现（见图8）。证明了在约特干地区，琵琶乐器与本地交流发展中出现了多种创新，这种对乐器核心形制的随意性改变，体现了本地工匠在制作模仿外来乐器时，在保留了乐器象征性特点时还进行了本土化的多样创新尝试。看来，对约特干工匠来说，弦数并不是重要的事。

图8 约特干遗址中出土的不同弦数的陶制琵琶乐器俑

（二）龟兹地区

龟兹地区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其文化，商业发展极为繁荣，琵琶在龟兹地区的文化交流变得非常繁荣。

龟兹地区的琵琶考古实证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保存了大量的琵琶图像。克孜尔石窟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保留了不同时期的琵琶图像。克孜尔石窟壁画显示，在公元4-8世纪，琵琶的乐器形制经历了明显的筛选与定型。早期克孜尔石窟同时存在着多种形制的琵琶图像，而到了后期，龟兹地区的曲项四弦琵琶成为了当地使用最为广泛的弹拨乐器。同时，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还出现了源自中原的阮咸，但在形制与曲项琵琶相结合，产生了曲项阮咸的新颖乐器形式。这体现了龟兹乐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根据自身音乐体系，对乐器进行本土化改造，是龟兹地区琵琶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

在乐队编制方面，以克孜尔石窟第38窟《天宫伎乐图》为代表的一众壁画，展现了龟兹地区编制清晰，乐器组合丰富多样的龟兹乐队形式。这种包含了弹拨，吹管，打击乐器的成熟乐队图像，直接为后来隋唐时期多部伎中的“龟兹乐部”提供了编制规范，实现了与中原音乐表演体制的整体性交流。

在乐律理论方面，公元568年，龟兹音乐家苏祇婆随使团将“五旦七声”乐律理论传入了中原，后又经万宝常，郑译发展为“八十四调”，成为了我国古代宫调理论中较为完整的体系。理论的交流，体现着西域琵琶文化与中原燕乐文化的高度交流，并深刻重塑了西域文化中的音乐基础理论体系。

（三）高昌地区

高昌地区的音乐文化经过发展后形成了独特的高昌乐风格，唐代唐太宗统一高昌后，将高昌乐正式列入宫廷燕乐体制中，形成了唐代的十部乐燕乐体制，并保存记录了完整高昌乐乐器编制。这意味着高昌地区的琵琶文化发展得到了中原王朝的认可并吸收成为国家礼乐的一部分，完成了从地方文化到国家燕乐的文化交流。

三、琵琶在我国新疆地区本土化的交融历程

新疆各地的琵琶不仅完成了物理形态的传入，更开始将琵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初步的本土化交融，深刻融入了我国新疆地区的文化，世俗生活等方面。并对传入中原以后提供了传播实证，音乐理论。影响了隋唐燕乐的形成与发展，展现了琵琶文化不断本土化的交融完成。

（一）于阗地区

于阗地区米兰佛寺的琵琶浮雕的首要功能是佛教伎乐供养。这标志着琵琶这一乐器在传入于阗地区后被迅速且成功地纳入了当地佛教的视觉表达与礼仪体系中，从一件外来乐器转化为构建新疆本土佛教佛国“妙音”世界的文化艺术符号，完成了琵琶与我国文化功能的初步交融。

于阗地区的约特干遗址出土的大量手工陶俑则体现了琵琶的另一种交融方式。遗址出土的琵琶伎乐陶俑形态诙谐，制作工艺粗糙，形态较为简略，代表着民间的制作水平及趣味性。约特干遗址的伎乐陶俑脱离开严肃的文化艺术，体现了于阗约特干地区人民的世俗娱乐生活。琵琶通过伎乐陶俑这种艺术媒介，从严肃圣神的佛国转变为民间日常生活的娱乐环境，成为了抒发世俗生活情感的交融载体。

（二）龟兹地区

在文化交融上，龟兹地区克孜尔石窟中的壁画中，琵琶常常与其他乐器一并出现，如源自波斯的曲项琵琶，竖箜篌，源自印度的五弦琵琶和源自中原的阮咸，排箫等乐器。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将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乐器有机地组合了起来，形成了独特的“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龟兹风格。这不仅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了良好交融，更是让丝绸之路中流传的文化符号完满的交融在一起，组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晶。

在文化身份的交融上，以苏祇婆，白明达，曹妙达等为代表的龟兹音乐家活跃于中原宫廷的演出中。他们所表演的“龟兹乐”，成为了一种极受欢迎的表演文化。这表明了琵琶在龟兹完成了从外来乐器到承载龟兹地区文化符号的重要乐器，并承载着这份文化与中原燕乐文化进行了完满交融。

（三）高昌地区

在风俗礼仪上，高昌地区的阿斯塔纳古墓群中发现了木制琵琶冥器脱离了实用演奏乐器的概念，当地文化将琵琶纳入了自身的丧葬文化当中，琵琶成为了高昌地区贵族构想死后彼岸世界的必备品。成为了实现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在死后的延伸。这标志着琵琶文化已与当地的精神信仰与丧葬文化进行了深度的交融，成为其文化中的核心要素。

在世俗娱乐上，阿斯塔纳古墓群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彩绘木俑与乐舞俑。这些木俑 and 乐舞俑的动作是对当时高昌地区宴饮，日常娱乐生活场景的模拟。证实着琵琶已从神秘的外来乐器与严肃的乐器中脱胎成为世俗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文化活动。在这些木俑的形象当中，多穿着汉式中原元素服饰或胡汉混合元素服饰，但在姿态上却摆出手持琵琶或表演胡旋舞的形象，这表明这一时期的高昌地区汉文化与胡文化已经交融的十分密切，变成群众可自由选择的文化资源。

四、结语

琵琶作为体现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重要乐器，其在我国新疆不同地区的三交历程，呈现出了一个清晰完整，递进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于阗地区代表着琵琶乐器的初步传入与改良尝试，龟兹地区代表着琵琶逐渐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被纳入当地音乐体系中并成为主要乐器，高昌地区则见证了琵琶逐渐在世俗社会文化与礼仪的逐步下沉，扎根于民族认同中，完成了多元民族文化的交融历程。

这一历程证明着我国新疆地区并非单一孤立的文化通道，而是承担起了多元文化共生的绿洲与温床，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域的绿洲城邦结合自身的文化习俗与传统，将琵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逐渐褪去了单一的外来乐器符号，变成了供养，乐舞核心，世俗娱乐，礼仪符号等多种新身份，焕发了长久的新文化生命，并最终汇入中原，成为了隋唐时期琵琶艺术并繁荣发展，奠定了琵琶在我国后朝历代中的文化基础，并一路发展至今，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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