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当代城市空间生产中，建筑的公共性正悄然面临着危机。许多设计精良、视觉奇观化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往往有着严密的设计规划，在不知不觉间其空间功能就被绝对固化了。在这种自上而下的空间功能规划中，普通市民的自发性活动就被排斥，导致物理意义上的一些“公共空间”就沦为一种布景式的冷漠存在。正如张敦福等学者在城市公园实地研究中所指出的，过度精致化、功能固化的设计，虽然在物质层面满足了基本需求，却在精神层面剥夺了公众参与空间意义建构的权利。如何跳脱出过度设计当中，唤醒建筑中真实的、市井的活力，是当代环境设计面临的重要课题。

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将社会实践划分为“战略（Strategies）”与“战术（Tactics）”。“战略”是规划者在其划定的专属领地内实施的理性掌控；而“战术”则是无权者的智慧，它们没有专属的空间底盘，只能在强者构建的网络中利用时间差进行“游击”式的生存与抵抗。此外，德·塞托重新辨析了“空间（Space）”与“场所（Place）”。他指出，“场所”是静态的几何秩序，而“空间”则是被人类的行动（如行走、记忆的附着）所激活的交叉地带，即“被实践了的场所”。如果将此理论引入建筑学，刘家琨的建筑实践并非一种强势的空间规训，而更像是一种战略性的“留白”，恰好为公众的日常“战术”提供了参考。刘家琨曾明确表示，其“低技策略”并非高屋建瓴的理论运筹，而是“一种被逼无奈，将错就错的战术”。它来源于对现实建造条件的应对——通过令人信服的设计哲学和充足的智慧含量，在经济条件、技术水准和建筑艺术之间寻找平衡点。本文以刘家琨在川西地区的代表性实践——成都西村大院、鹿野苑石刻博物馆、胡慧姗纪念馆为研究样本。探讨其标志性的“低技美学”如何通过物质与功能上的退让，为日常生活的战术实践提供“容器”，并揭示在这种“留白（建筑师）”与“填充（公众）”的动态博弈中，建筑公共性是如何真正生成的。

一、建筑战略退让下的低技空间容器

（一）“低技”材料的邀请

刘家琨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带有粗粝感以及未完成感的材料，拿典型的西村大院为例，刘家琨在西村大院里大量采用当地的手工竹胶板当作清水混凝土的模板，让稀松平常的混凝土也能展现出独特的竹编纹理质感；同时把废旧建材重新处理成再生砖，大量应用在建筑山墙与院墙。并且独特的断砖的加工方式使内部骨料得以暴露，具有独特的材料呈现样式。

从德·塞托的视角来看，这些材料消解了现代主义建筑常有的“光洁”与“永恒”的纪念碑属性。完美无暇的表面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宣示，暗示此处不容随意更改。而像再生砖和竹模混凝土这类“低技”材料不排斥时间留下的印记，也不抵触跟人身体的触碰。这种材料层面的“低技”，发出了一种默许改造的“邀请”姿态，使得建筑表皮从封闭的防御状态，转化为公众日常战术的互动媒介。

（二）“模糊”功能的赋权

在空间原型的组织上，刘家琨倾向于解构单一的商业模式，代之以模糊、复合的框架。设计的西村大院空间就借鉴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集体居住大院的空间原型，将传统商业综合体解构为“跑道+院落+外挂走廊”的巨型骨架，围合出一个巨大的内部大院。这种设计提供了一个支撑多元活动的底层平台。空间功能的模糊性，使得公众的“战术”得以施展。例如，那条总长1.6公里的屋顶跑道原本是运动设施，但在实际使用中却成为了市民散步、遛狗、拍照，甚至举办露天市集的复合场所。这种功能的“溢出”和“挪用”，正是消费者将工业产品转化为自身生产资料的战术体现。

（三）“渗透”边界的协商

刘家琨在西村大院的底层设计中采取了开放架空的策略，在建筑底层的四个方向皆有入口可以进入内部庭院。建筑临街外立面为开敞悬挑公共外廊街，水平延伸的外廊强化了建筑的横向走势；而室内分外界面则退后于秩序井然的柱列，采用通用的铝框高透玻璃，不做特殊设计，以利容纳未来业主群体的个体表达。这种设计模糊了“内部”与“外部”、“规训”与“自由”的绝对界限。城市中的闲散人员、周边社区的居民得以毫无心理负担地越界进入，并且可不受约束的选择在空间中的行为类型，这种空间边界的渗透性，为市民跨越空间属性的战术行为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日常生活实践中公共性的生成

（一）空间挪用下的市井活力重构

德·塞托认为，弱者通过“使用”这一行为，对被强加的秩序进行着隐秘的“二次生产”。公众的“挪用”战术绝非凭空发生，它高度依赖于建筑师预留的物理尺度与环境微气候。在西村大院中，刘家琨设计的巨大外挂走廊不仅解决了消防疏散（战略的设定），其数米宽的走廊尺度和深远的挑檐，天然形成了一个遮风避雨的“气候庇护所”。

在成都湿润多雨、夏日闷热的盆地气候下，这个灰空间被周边市民精准地“挪用”了：外挂楼梯宽大的水泥踏步，被年轻的滑板爱好者和闲坐的市民转化为古希腊剧场式的“看台”；粗糙的再生砖墙面，因为其非抛光、不反光的低技属性，消除了精英商业空间的排斥感，提供了远比光滑玻璃幕墙更为舒适的“倚靠感”和“熟悉感”，大爷大妈们更愿意毫无心理负担地倚靠在墙角下闲谈、喝茶。原本作为垂直交通枢纽的宽大外挂楼梯，其宽阔的踏步被年轻人顺势转化为类似古希腊剧场式的露天观众席，在楼梯上休憩交谈；更典型的是内院那片茂密的竹林，它不仅是景观，更是天然的空间分割器茶客、太极拳爱好者、捉迷藏的儿童利用竹林的视觉遮挡和微气候（阴凉、通风），在庞大的内院中切割出无数个互不干扰的“微型公共领地”，宽阔的内院竹林在清晨被太极拳的队伍占据，而一到夜晚则演变成了极具烟火气的市集。这种挪用，实质上是市民利用建筑构件的物理冗余，完成了对精英商业空间的市井化反叛。公共性就在这种非官方预设的“各取所需”与物理构件的非标准化使用中焕发生机了。

（二）行走修辞打破的规训化动线

德·塞托的“行走”战术，在刘家琨的设计中得到了极致的物理具象化。西村大院那条长达1.6公里的屋顶跑道，其意义远超单纯的体育设施。在传统的商业综合体中，动线是高度规训的（旨在将人流最高效地导向商铺）；而西村的跑道上行下达、折返起伏，它邀请市民用身体进行一场无目的的“漫游”。当市民在跑道上奔跑、驻足、俯瞰内院或远眺城市时，他们的视线穿透了多孔的立面格栅，用身体的移动打破了传统商业动线的强制性引导，他们选择的停留点、转身处、观看角度，都在重新书写这座建筑，创造了无数视线交汇与偶然互动，重新编织了空间的社会关系。

在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中，刘家琨设计了一条由竹林中升起、临空穿越并引向半空中的入口坡道。这条线性的坡道，即成为建筑造型的手段，也给人们创造了体验性的空间。路径的转折与桥体连续引导行人进入建筑，参观完成后走出建筑仍然受到线性导墙的引导。甚至室内的门厅、多组展厅的线性天光也作为线的元素引导参观的路径。这种先从二层进入再下到一层的反常规流线，迫使参观者以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行进战术”重新感知空间与展品。身体在物理高差和光线明暗中的被迫转换，激活石刻造像宗教氛围。

（三）记忆寄生激发的微观情感场域

宏大建筑的公共性依赖于人群的聚集，而胡慧姗纪念馆的公共性则完全依赖于极致微观的情感“寄生”。

胡慧姗纪念馆是针对汶川地震中一位普通少女所作的微型建筑。这座以汶川地震中遇难少女为主题的纪念馆，其物理外壳极其“低技”甚至简陋：它采用了灾区最常见的坡顶救灾帐篷尺度，外部抹以乡村常见的青灰色灰塑，连一扇传统的侧窗都没有开。其极度克制的双坡形体与灰砖外墙构成了原初的庇护所意象，而内部极其粉嫩的色彩和私人遗物则承载了具象的个人记忆。当参观者低头进入这个内部被刷成柔和粉红色的微小空间，看到圆形天窗漏下的自然光打在女孩生前的遗物上时，建筑的物质性在这一刻被消隐。公众在此处的战术不再是身体的活动，而是长久的凝视与静默。人们将自身对于生命脆弱的悲悯、对灾难的集体心理创伤，死死地“附着”并寄生在这些粉红色的墙壁和简单的红砖铺地上。刘家琨用最小的物理空间，承载了最浓烈的公共记忆，证明了即便在没有功能复合的极小尺度内，情感的战术填充依然能催生出具有震撼力的公共场所。如果说刘家琨的西村大院承载的是群体性的市井的狂欢，鹿野苑对应的是历史性的自然的演化，那么胡慧姗纪念馆则展示了“低技策略”在极端的私人化情感场域中的极微观应用，“记忆寄生（Memory Inhabitation）”于这个低技的空间内，使其升华为一座凝聚着集体心理创伤与慰藉的公共情感容器。

三、空间规训与日常战术的动态博弈

（一）空间使用中的冲突与调和

在西村大院的实际运营中，出于商业利益与环境整洁的考量，必然会对自发涌入的底层摊贩、喧闹的广场舞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训与驱离。此时，西村大院建筑本身的的物理空间特征便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缓冲带。

这种规训与反规训的摩擦，在西村大院特有的“物理灰空间”中得到了极具戏剧性的调和。与传统全封闭、动线唯一且处于全天候监控下的现代购物中心不同，西村大院提供了一个东西长182米、南北长137米的庞大内院。在这个巨型骨架中，建筑师刻意将室内的商业玻璃分界面向后退让，隐蔽在秩序井然的混凝土柱列之后，从而在内外之间挤压出一条宽达数米、连绵不断的开敞式外廊。当管理人员在主干道上执行“禁止摆摊”或“禁止喧哗”的战略指令时，市民的战术活动并未被完全驱逐出建筑，而是像水流一样，迂回地退守到了柱廊深处的灰空间、楼梯转角的平台或是竹林的视觉盲区中。柱列不仅是结构支撑，更在此刻化身为抵御管理视线的物理屏障。刘家琨预留的这种骨架式的粗粝空间足够深厚，它在物理尺度上友好地容纳了这种“游击战”。商户的规范经营与市民的市井休闲在这里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妥协，公共性恰恰是在这种边界的摩擦、退让与重新协商中动态维持的。

（二）低技策略与气候的协同

除了人与人的摩擦，“时间与自然”是另一种更为隐秘、也更具颠覆性的战术力量。现代主义建筑的战略野心，往往体现在试图用高度工业化的恒温系统和高科技的幕墙材料来隔绝自然，追求建筑落成那一刻的“永恒光洁”。而刘家琨的“低技策略”，则在环境设计的维度上展现出一种对地域气候的主动妥协与接纳。

四川盆地长期呈现出高湿度、多云、少日照的微气候特点，在实施鹿野苑石刻博物馆设计工作当中，建筑师刘家琨选了原始的混成工艺跟手工竹模清水混凝土，这种拥有粗糙纹路及多孔隙的表面，在成都潮湿多雨的气候状况下十分容易沾染空气中的水分与植物孢子。伴随时间的逐步推移，自然开始对这座人造建筑结构进行“攻击”，建筑北向背阴面的外墙上慢慢爬满了青苔，墙面上也留有了水渍流淌下的暗色痕迹，而周边的藤蔓顺着毛糙的墙体攀爬，淡化了原本的几何边界轮廓，这种自然变化引发的“废墟感”，恰是低技材料与盆地气候协同起效的结果。它击碎了建筑作为静态艺术品的封闭外壳，真真切切地把时间维度引入了人们的空间体验中。这种选择顺应气候而非坚持对抗的模式，不仅是针对人工恒温系统对抗而产生的一种生态伦理，更在悄无声息间创造出一种跟川西独特自然环境相关联、拥有深厚时间厚度的公共景观。

（三）设计师的角色转化

无论是西村大院中对市井喧闹的包容，还是鹿野苑中对青苔水渍的接纳，其背后都指向了建筑师职业伦理的深刻转向。传统的现代建筑师习惯于扮演全知全能的“空间立法者”，他们不仅设计物理的壳，还要强行设计使用者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任何偏离蓝图的举动都被视为对作品的破坏。

而刘家琨主动停止了这种作者霸权。他将自己的角色降格为一个“敲边鼓者”。在西村大院这样复杂的城市更新项目中， he 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构建坚实的空间骨架上——解决复杂的消防规范、布置清晰的上行下达流线、提供基础的水电接驳，并用巨大的外环形体抵御外部城市交通的喧嚣。他完成了作为“基础设施提供者”的硬性战略部署，而将具体的商业立面装饰、内部空间划分，甚至活动内容的定义权，悉数让渡给了未来的入驻者和周边的普通市民。

这种身份的退让，本质上是建筑学向日常生活的致敬。建筑不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终极宣告，而变成了一个开放的、邀请公众通过日常战术不断进行填词与篡改的“未完成”文本。建筑师通过权力的自我放逐，反而赋予了空间最持久的生命力。传统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往往扮演着全知全能的“立法者”角色。而刘家琨通过“低技策略”，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敲边鼓者”，只是负责搭建坚实的骨架，提供水电、流线与基础的安全庇护，而将空间最终的定义权让渡给了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这种朴素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德·塞托对“日常生活的创造力”的强调形成了完美的同构。

四、结 语

在当前资本逻辑主导与城市奇观泛滥的时代背景下，过度设计的公共空间日益暴露出排他性与冷漠感。摆脱自上而下的空间垄断、寻求真实市井活力的回归，已成为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必然转向，而刘家琨在川西的一系列建筑实践，恰好回应了这一呼唤日常回归的时代诉求。

在刘家琨的空间营造中，精准切中“空间赋权”的内核。通过剥离材料的纪念碑式的光洁表皮，他以再生砖、竹模混凝土等带有粗粝感与未完成感的低技材料退让出物理的冗余；同时以模糊的功能骨架与渗透性的边界，消解精英主义的空间防御和建筑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感。这种主动的“战略留白”，成功诱发了公众的“战术填充”，市民凭借自发的空间挪用、随性的身体漫游以及深度的情感寄生，将原本静态的物理空间激活为一个活力四射的参与式聚落。这一系列空间策略，成功实现了从个体感知到集体公共生活的高度聚合。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引入，为剖析这种活力机制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微观视角。刘家琨的川西实践正是该理论在空间维度的精确映射。它彻底摒弃了传统建筑师作为“全知全能立法者”的霸权思维，转而向日常生活的自发性妥协，完成了从单一形态规划向社会关系重构的根本蜕变。在这一视阈下，建筑不再是封闭的视觉奇观，而是经由弱者的微观战术与自然气候的长期协同，持续演进为动态的、去中心化的意义生成场。

这种扎根川西的低技空间政治学，在当下反思士绅化与过度设计的城市更新进程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伦理价值。它证明当建筑师选择克制与退位，粗粝的底层骨架也能跨越阶层与审美的壁垒，生长为容纳多元生活的“公共容器”。这种对普通人城市使用权的捍卫与赋能，不仅让这一立足本土的实践获得了2025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国际最高赞誉，更为未来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空间营造确立一座闪耀着人文关怀的日常性伦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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