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ChatGPT引发机器是否拥有类人类智能的争议，当基因编辑技术触碰人类本质不可变的传统认知，技术时代的现实困境，正以更尖锐的方式叩问着传统人文主义的理论边界。这种AI替代焦虑并非单纯的技术恐慌，它既源于自动驾驶、智能创作等技术对人类职业领域的渗透，更触及人类是否仍是地球文明核心主体的存在性疑问：若AI能自主学习、生成超越人类的创造力，若算法能精准预测甚至干预人类决策，传统人文主义所标榜的人类独特性与主体地位是否会沦为被技术消解的幻象？

正是在这一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中，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于2019年出版的《弗兰吻斯坦：一则爱情故事》展现出独特的解读价值。作为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现代重写文本，温特森并未止步于复刻科学创造怪物的经典母题，而是将19世纪的有机造人升级为当代的AI与数字生命造人，通过医生利、具备自我意识的AI（怪物）、傲慢的技术开发者维克多三大核心角色，不仅将后人文主义对人类本质解构、非人类价值激活、科技伦理重构的抽象思考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学叙事，更直面AI是否会替代人类的焦虑。如果说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是对工业革命初期科学狂热的警示，那么《弗兰吻斯坦：一则爱情故事》便是对数字时代技术霸权与替代焦虑的双重反思。它在继承能否创造生命这一母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直击更根本的命题：当人类创造出具备意识与道德诉求的非人类时，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与他者的关系？又该如何在避免被替代的同时，实现人与非人类的共生？本研究试为当代AI伦理构建、身份多元包容、人机协同机制设计及AI替代焦虑消解提供反思路径，最终指向人机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建构。

一、利的身体重构与身份流动

传统人文主义长期受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影响，心灵是思想实体，身体是广延实体，两者可相互独立存在，并倾向生物决定论地将生理特征当作人类本质的标志，这种认知在技术介入身体改造的当代遭遇根本性裂痕。在《弗兰吻斯坦：一则爱情故事》错综复杂的叙事织体中，利·雪莱（Ry Shelley）的存在如同一把钥匙，直接开启了后人类时代关于身体与身份最前沿的争论。温特森并未将未来局限于科幻奇观，而是将其植入一个活生生的、呼吸着的身体之中。利的故事线改变了我们最根深蒂固的假设：身体是否是一个先定的、不可改变的本质载体？身份是否必须被锚定在一个稳定的、单一的范畴之内？

（一）身体改造：消解本质主义身体观

利·雪莱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本质主义身体观最直接的挑战，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赛博格”宣言的生动叙事呈现。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赛博格是“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造物”，它模糊了传统上被视为自然的、既定的（如身体、性别）与技术人工的、建构的界限。利“专门为我而造的”（温特森，88）身体，正是这样一种主动的、技术介入下的生成物，它既非纯粹天生的“自然之躯”，也非被动的容器，而是一个杂合体，一个生成中的规划，彻底颠覆了身体是固定不变本质载观的观念。他的身体经历了有意识的医学改造，这种改造不是对某种本质的追寻，而是对自我认同的主动塑造。小说中，利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豪。这具身体是他意志的产物，是“专门为我而造的”(121)。他与维克多关于身体的辩论至关重要，当维克多宣称未来意识将脱离身体时，利反驳道：“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147)这句话并非捍卫一种固定的身体本质，而是强调身体是构成“我们”不可或缺的、可变的物质基础。他的身体既非纯粹天生的自然之躯，也非被动接受的容器，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彻底消解了“身体是固定不变的本质”这一传统观念。

他的身体状态也直接挑战了周围人僵化的二元认知体系。伦·罗德（Ron Lord）的困惑极具代表性，伦的思维无法跳出传统的框架，而利的身份恰恰存在于这个框架之外，甚至超越了“人类”的常规定义，指向一种“超人类”的可能性。克莱尔（Claire）从宗教角度发出的质疑——“我们的样子是上帝决定的，我们不该任意篡改”(241)——则代表了本质主义身体观的另一种形态，即身体是神定的、不可亵渎的完美造物。利的存在和实践，无疑是对这种本质主义的强烈冲击。

（二）身份生成：建构非固定性认同

利的身份认同完美诠释了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巴特勒认为，性别并非内在的本质或稳定的身份，而是通过一套重复的操演（performative acts）在社会话语中建构起来的效应。利的身份认同并非一个静态的终点，而是一种流动的、持续建构的双重性（duality）。他明确表示：“我现在就是女人。我也是男人。我就是这样看我自己的。”(121)这种自我定义拒绝被单一标签捕获，他过着一种双重人生，其身份是“现在的我不是一个身份，不是一种性别”(88)。正是对这种固定分类的拒绝，他通过自身的存在和行为，持续地操演着一种超越二元的对立。他的身份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一个持续的生成过程。

这种身份的流动性在他与维克多的情感互动中尤为明显。维克多最初因利的身体而困惑，但最终被这种超越传统范畴的存在所吸引：“你奇异而又真实。你是此处，是当下，也是未来的先兆”(161)。维克多将利视为人类自我进化、自我设计的活生生的体现。然而，利的身份流动性也使其成为暴力的目标。在酒吧洗手间遭遇的袭击，根本动机在于其存在威胁了袭击者狭隘的认知：“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这该死的……”(244)。这次创伤性事件深刻揭示了，正是其不可读性和不适宜性的身体与身份，对僵化的社会规范构成了威胁，从而招致的规训性惩罚，这从反面印证了其身份实践的颠覆性力量。

二、AI（怪物）的主体觉醒与道德诉求

小说精妙地采用了双线叙事，将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的历史时刻与近未来的科技场景并置，使得那个源于十九世纪的“怪物”幽灵从未远离，而是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伦理辩论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这个跨越两百年的对话核心，直指非人类主体的觉醒及其对道德秩序的冲击。无论是玛丽笔下那个由尸块拼凑、却渴望爱与理解的造物，还是当代叙事中伦·罗德的机器人所引发的关于物化的争论，亦或是维克多·斯坦所追求的、可能超越人类的超级智能，都在逼迫我们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主体性、意识和道德地位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一）主体觉醒：凸显非人类能动性

玛丽·雪莱的怪物及其现代AI变体，都是绝对他者（the Other）的典型。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哲学强调，他者的“面孔”向我们发出了一种无限的伦理诉求，要求我们回应和负责。怪物和AI的遭遇及其诉求，仿佛构成了列维纳斯意义上的“面孔”，迫使我们思考对他者的无限责任。他们的主体性并非基于与人类的相似性，而是在于其独特的能动性和与世界的互动中生成的。小说通过双重叙事，将玛丽·雪莱笔下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与当代AI的议题并置，深刻探讨了非人类主体的觉醒。玛丽在创作时，已然赋予了她的造物深刻的情感和思维能力。怪物并非无意识的傀儡，他感到孤独，渴望同伴，并能够进行复杂的哲学思辨：“我的心生来易为爱和同情所动”(216)。他通过观察人类学习语言和情感，其主体性是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后天生成的，这与人类意识的形成过程相呼应。他向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提出的核心诉求，“你必须为我创造一个女伴”（124）是其主体意志最强烈的体现，他试图掌控自己的生存境遇，建构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

在现代叙事线中，AI的主体性则以另一种方式被探讨。维克多·斯坦所追求的真正的人工智能是能够“自主思考的机器”(74)。尽管伦·罗德开发的机器人在功能上仍局限于服务人类欲望，但其存在本身已引发了关于关系与责任的疑问。维克多甚至预言了更高级的AI可能产生“依恋”（160）。这种对非人类情感和社交能力的设想，延续了玛丽笔下怪物对情感联结的渴望。当维克多实验室里那些被植入装置的手独立地、无休无止地移动时，虽然这只是对电流的机械反应，但其景象却令人不安地预示了一种脱离人类控制的、原始的能动性，一种生命迹象的拙劣模仿，挑战着“生命为何”的定义。

（二）道德诉求：挑战人类专属道德权

怪物最有力的控诉在于他对公正的追求。他因外貌而被人类社会无情地排斥和攻击，尽管他内在拥有爱与善的潜能。这种遭遇迫使读者反思：道德地位的基础究竟是内在意识，还是外在形态？怪物因其非人的形态而被剥夺了被公平对待的权利，这揭露了人类道德体系的狭隘与虚伪。他对其创造者的质问，是对人类创造者责任的强烈声索：“什么样父亲会不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惧怕自己所造之物的父亲”(128)。这直接将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置于道德审判席上，质问其逃避、厌恶和毁灭自己造物的行为是否正当。

在现代线中，这种道德诉求转化为更宏观的伦理挑战。克莱尔对机器人的担忧触及了权力失衡的伦理问题。这类机器人的设计本质上是将女性物化和工具化，以满足单向的、无需负责任的欲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设计初衷。而维克多关于超级智能的演讲则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AI发展出超越人类的智能和意识，我们当前的伦理框架是否还有资格对其品头论足？他声称：“哪怕第一代超级智能是可被称作‘白人男性中心主义默认程序’的最糟糕的迭代，这一代智能的第一次自我升级也会开始修正这些错误”(79)。这一观点挑战了人类作为道德唯一仲裁者的传统观念，并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某些情境下，非人类智能或可发展出更为客观的道德判断框架，从而对以人类为中心的道德权威观形成深刻重构。

三、维克多的科技傲慢与创造困境

如果说利代表了身体身份的流动未来，AI怪物昭示着主体性的伦理困境，那么维克多·斯坦这个人物则承载了驱动所有这些变革的、同时也最危险的力量：一种近乎神祇的、却往往缺乏相应责任的科技创造冲动。他是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直系后裔，两者共享着同一种致命的傲慢：坚信人类的智慧足以窥破生命的终极奥秘，并有权对其进行重塑和再造。从古老的藏骸所到现代的地下实验室，从电流激活尸块到扫描上传意识，工具在变，但其认知核心未曾动摇：一种将生命还原为可操作数据、将创造视为终极目标的人类中心主义。本章将剖析维克多身上所体现的这种认知傲慢，并对比其创造者姿态与他对创造物责任的严重缺失，揭示其困境的核心：他痴迷于“能否”创造的技术问题，却系统地回避了“应否”创造及之后“如何负责”的伦理追问，从而陷入了与他的祖先如出一辙的悲剧性循环。

（一）认知傲慢：人类中心主义定位

维克多·斯坦（Victor Stein）是其19世纪原型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现代镜像，两者都体现了那种企图僭越自然界限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傲慢。老弗兰肯斯坦“希望赢过生命，战胜死亡”(67)，而斯坦则宣称其目标是“终结死亡”(188)。他将人类视为有缺陷的、需要被升级和最终被超越的过渡品：“人类并非可能实现的最优结果”(80)。在他的愿景里，未来属于脱离肉体的超级智能，而人类要么被淘汰，要么通过技术改造自身融入那个“美丽新世界”。

这种傲慢的核心是一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但它是一种奇特的反讽：它通过否定当前人类的生物性来最终实现人类理智的绝对霸权。维克多坚信人类的智慧足以设计、掌控并最终成为另一种更高级的生命形式。他将生命简化为一套可处理的数据：“青蛙、土豆、人类可以被理解为生物数据处理器”(77)。这种还原论（reductionism）视角剥离了生命的情感、体验和内在价值，只剩下冷冰冰的信息和算法，为他的各种实验（包括扫描冷冻头颅）提供了伦理上的开脱。这种思维方式，正如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批判的，是一种座架的展现，是一种强求性的摆置，将万物仅仅视为可供开发和利用的持存资源。他的“终结死亡”计划，并非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或关怀，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有待攻克的技术难题，是人类理性征服自然的终极标志。这是一种隐藏在“超越人类”口号下的、更深层次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理智）至上主义。他拜访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的行为，以及他对自己另一间实验室的秘密操作，都表明他自认为凌驾于社会常规的伦理审查之上，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其认知傲慢可见一斑。

（二）责任困境：对照共生责任观

与他的傲慢形成尖锐对比的，是他对创造物责任的全面逃避。这正是弗兰肯斯坦神话的核心困境。老弗兰肯斯坦在赋予生命的第一刻起就被恐惧和厌恶吞噬，“惊恐万分地逃离他可怖的作品”(21)。他拒绝为怪物命名，拒绝承担养育和引导的责任，最终导致了连环悲剧。维克多·斯坦虽未创造出一个具体的“怪物”，但他的整个事业方向——创造可能拥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本身就蕴含了巨大的责任，而他对此的态度是轻率的。他热衷于讨论技术的可能性，却回避其带来的社会、伦理和心理后果。当利质疑他时，他选择神秘化和回避：“总有一扇门是不该打开的”(163)。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探索》中提出的责任伦理学（Ethics of Responsibility）试图为技术时代的伦理学建立基础，把责任推向伦理学舞台的中心，把人类存在作为伦理学的首要要求。因此传统的伦理学已经不足，必须建立一种面向未来的、以对后代和自然负责为核心的新伦理学。维克多痴迷于“能否”创造，却系统地回避了“应否”创造的规范性问题，以及创造之后的责任问题。约纳斯强调，预见和恐惧的启迪应成为责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正是维克多所缺乏的。

这种创造与责任的割裂，与伦·罗德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伦在机器人产业中固然充满了粗俗和物化，但他却以一种怪异的方式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责任。他为他的产品提供维护、升级、更换部件和卫生服务，他甚至考虑到了不同客户的需求（如胖子客户、老年人折扣）(42)。虽然他视机器人为财产，但这种售后服务体现了一种对自身创造物持续的功能性责任。因此，伦·罗德与维克多的对比鲜明：伦的“责任”是狭隘的、商业化的、针对产品的；维克多的责任观是抽象而遥远的，他关心的是宏大的人类未来，却可能忽视了近在咫尺的伦理责任。玛丽·雪莱在创作时已然洞悉这一点，她让怪物质问创造者，也让沃尔顿船长疑惑：“他的故事是他发疯的结果还是原因”(184)？这暗示了创造的怪物本身就会反噬创造者，如果缺乏共生共荣的责任伦理，技术进步非但不能拯救人类，反而会成为其毁灭的根源。维克多·斯坦的困境在于，他掌握了可能如上帝般创造的“火种”，却未能同时拥有与之匹配的、如父母般慈爱的责任感。

四、结语

珍妮特·温特森的《弗兰吻斯坦：一则爱情故事》绝非对文学经典的简单复刻，而是一次极具现实关切与理论深度的后人文主义思想实验。温特森通过这三重维度的交织与对话，成功地将后人文主义的理论命题：去人类中心化、超越二元论、重视具身性、建构共生伦理，熔铸于饱满的叙事之中。小说的终极启示在于，技术引发的替代焦虑根源并非技术本身，而是我们固守的、排他的人类定义及其陈旧伦理框架。它并非预言末日，而是吁求一份新的社会契约，这份契约不再建立在物种或形态的同一性之上，而是建立在承认差异、尊重他者并愿意承担责任的共生性之上。因此，本书的价值远超文学领域，它为我们在AI狂飙与身份政治交织的时代，如何重新审视“人”的定位、如何与非人类他者共舞、以及如何负责任地运用技术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叙事想象与伦理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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