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教育视角
Global Education Perspective
- 主办单位:未來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ISSN:3079-3580(P)
- ISSN:3080-079X(O)
- 期刊分类:教育科学
- 出版周期:月刊
- 投稿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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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劳动教育获得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挫败感的中介作用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bor Education Sense of Gain on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rustration
引言
2023年4月,教育部等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文件中指出“五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同时明确提出通过劳动教育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即“以劳促心”。这一政策导向清晰揭示了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紧密关联,凸显了劳动教育作为维护和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重要实践路径的核心价值。然而,当前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仍不容乐观。相关研究显示,我国仍然有45.3%的大学生存在焦虑风险,29.3%的大学生具有抑郁情绪,且具有逐年增高的趋势。大学阶段是同学们处于生理成熟但心理不成熟的特殊时期,大学生在处理学习和生活、宿舍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时难免会遇到困境与挫折,部分学生甚至产生抑郁心理。更值得警惕的是,抑郁心理绝非简单的负面情绪问题,它不仅会严重干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状态,还可能诱发自杀心理乃至自杀行为,最终给学生家庭与社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就导致了抑郁心理已成为当代高校不容忽视的心理卫生问题。因此,高校如何通过开展劳动教育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王坤(2023)认为,劳动内容(即教育客体)可分为生活劳动实践(家庭或者校园)、公益劳动实践(家庭或者校园)、生产型劳动实践和服务型劳动实践。然而,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生产型劳动参与较少,仅作为体验型劳动。因此,本研究根据大学生能参与的劳动,归纳为四类:体验型劳动,例如生产型劳动实践等;服务型劳动,例如志愿服务活动等;日常事务型劳动,例如校园生活劳动实践、家庭生活劳动实践;理论学习型劳动,例如劳动理论学习、劳动技巧学习等。已有研究指出,劳动教育对大学生自我效能感、责任感等积极心理品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对抑郁等不良心理具有明显干预作用。然而,所有类型的劳动教育对于积极心理的促进作用和不良心理的影响作用是否一致,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因此,本文通过分析高校大学生参加不同类型的劳动教育所产生的获得感、学习生活中的挫败感和大学生抑郁之间的关系,探索服务型劳动、体验型劳动、日常事务型劳动和理论型劳动缓解抑郁心理的具体路径。这有利于学校根据学生的实际心理状况,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劳动教育课程方案。
一、相关概念
挫败感来源于抑郁的进化理论,是指社会地位、身份或者等级受到破坏、丧失时产生的一种负性的心理感知,严重者将产生抑郁,甚至自我伤害等现象。同样,青少年大学生从高中校园步入大学校园将要适应自我角色变化、生活方式变化、学习方式变化、人际交往变化和管理对象变化,然而大学生在心理上并未完全成熟,以至于不能完全适应这五大变化。因此,青少年大学生步入校园时很容易感受到压力,产生挫败感,甚至形成抑郁心理,并且随受挫程度增加引发的行为后果将更加严重。因此,本研究将挫败感作为影响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因素。
获得感是指个体获得成果时产生的正向的内在心理体验,其可分为“获得”与“感”,先有“获得”后有“感”,互为因果关系。在已有研究中,诸多学者根据不同学科背景对“获得感”展开深入研究,比如劳动教育获得感。
劳动教育获得感是指劳动教育对象,通过接受劳动教育理论学习并参与各种劳动教育实践,提升大学生劳动素养,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对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过程、教育效果等客体感受到满意的主观心理体验。因此,劳动教育获得感从内涵上可分为教育主体、教育客体和教育心理(即教育获得)三个方面。吴素红(2022)认为,教育获得不仅限于理论获得、实践获得,还包括抽象的获得,比如劳动中情感价值的获得或者事物发展的感悟等。这些感悟对学生自我效能感、责任感等积极心理品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对抑郁等不良心理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500名四川省某高校的大学生展开问卷调研。通过辅导员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剔除回答时间过短、内容相互矛盾、选项一致的无效问卷,剩余453份有效数据,有效率为90.60%。其中,男生136人,女生317人(男女比3:7),符合师范院校学生结构特征。在有效问卷中(N=453),42.68%的大学生(n=193)主要参加服务型劳动教育;29.13%的大学生(n=132)主要参加体验型劳动教育;17.19%的大学生(n=78)主要参加日常事务型劳动教育;11%的大学生(n=50)主要参加理论型劳动教育。
(二)研究工具
采用Zung等人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英文简写SDS)评估大学生的抑郁程度,该量表共有20个项目(9个反向计分题),总分越高抑郁情况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59,信度良好。
采用的劳动教育获得感量表改编自谭旭运(2020)编制的多维度获得感量表,评估研究对象在参与不同劳动教育后的获得感程度,量表共有6个项目,得分越高表明参与劳动教育后的获得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40。
采用的挫败感量表改编自唐华(2019)等人编制的挫败感量表,评估研究对象近段时间在学生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与失败,量表共有5个项目,其中有一项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平常中的挫败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为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12。
研究所使用的问卷中各维度量表以及整体问卷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8,KMO值同样均大于0.8(如表1),表明本研究采用的问卷收集到的数据真实可靠的。
| 类别 | Cronbach's Alpha | KMO值 | Bartlett球形检验 |
|---|---|---|---|
| 获得感量表 | 0.940 | 0.931 | Sig<0.001 |
| 挫败感量表 | 0.912 | 0.916 | Sig<0.001 |
| 抑郁量表 | 0.859 | 0.862 | Sig<0.001 |
| 整体问卷 | 0.847 | 0.882 | Sig<0.001 |
(三)统计学方法
本文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信效度及相关性分析,采用PROCESS 3.3 宏程序(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形式表示,使用X2检验;采用均数±标准差来表示正态分布数据,并用t检验统计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P<0.05具有统计意义。
三、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采用了Harman单因素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根据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共有7个,其中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29.30%,小于阈值(40%),表明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描述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N=453),性别仅与抑郁显著相关(P<0.05);获得感与挫败感、抑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5),而挫败感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P<0.05);劳动形式与获得感和抑郁显著相关(P<0.05),表明劳动教育形式对于抑郁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如表2。
| 变量 | M±SD | 1 | 2 | 3 | 4 | 5 |
|---|---|---|---|---|---|---|
| 1.性别 | 1.71±0.45 | 1 | ||||
| 2.劳动形式 | 1.90±1.06 | -0.004 | 1 | |||
| 3.获得感 | 4.25±0.73 | -0.026 | -0.105* | 1 | ||
| 4.挫败感 | 1.30±0.57 | 0.084 | 0.088 | -0.408** | 1 | |
| 5.抑郁 | 2.04±0.40 | 0.140* | 0.171** | -0.395** | 0.629** | 1 |
| 注:* 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 ||||||
(三)分析结果
1.层次回归分析方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研究将参加四种劳动教育形式的学生产生的获得感作为自变量(X),随后依次单独将抑郁和挫败感作为因变量(Y)来进行检验分析(模型1和模型2),最后模型3是将抑郁和挫败感共同加入模型分析(即在模型1的基础之上加入了模型2),以检验劳动教育获得感影响抑郁的路径与效应。
在缓解挫败感方面。从层次回归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来看,不同形式的劳动教育在缓解挫败感的效果上具有明显差异,其中服务型劳动教育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β=-0.428,P<0.001),其次为体验型劳动教育(β=-0.325,P<0.05),日常事务型劳动最低(β=-0.321,P<0.05),但理论教育型劳动在缓解大学生挫败感方面效果不显著。如表3。
| 变量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
|---|---|---|---|---|---|---|---|
| 抑郁(Y) | 挫败感(Y) | 抑郁(Y) | |||||
| 标准化β | t | 标准化β | t | 标准化β | t | ||
| 服务型劳动 | 获得感(X) | -0.428 | -5.376*** | -0.499 | -6.535*** | -0.188 | -2.297* |
| M:挫败感 | / | / | / | / | 0.481 | 5.886*** | |
| R方 | 0.183 | 0.249 | 0.357 | ||||
| 调整后R方 | 0.177 | 0.243 | 0.347 | ||||
| F | 28.904*** | 63.708*** | 35.547*** | ||||
| 体验型劳动 | 获得感(X) | -0.421 | -3.415*** | -0.325 | -2.49* | -0.226 | -2.227* |
| M:挫败感 | / | / | / | / | 0.609 | 6.008*** | |
| R方 | 0.465 | 0.103 | 0.511 | ||||
| 调整后R方 | 0.362 | 0.086 | 0.492 | ||||
| F | 11.666*** | 6.201* | 27.674*** | ||||
| 日常事务型劳动 | 获得感(X) | -0.343 | -2.447* | -0.321 | -2.303* | -0.153 | -1.264 |
| M:挫败感 | / | / | / | / | 0.584 | 4.817*** | |
| R方 | 0.117 | 0.105 | 0.422 | ||||
| 调整后R方 | 0.098 | 0.086 | 0.396 | ||||
| F | 5.986* | 5.305* | 16.069*** | ||||
| 理论教育型劳动 | 获得感(X) | -0.217 | -1.156 | -0.273 | -1.474 | -0.029 | -0.197 |
| M:挫败感 | / | / | / | / | 0.69 | 4.729*** | |
| R方 | 0.047 | 0.075 | 0.488 | ||||
| 调整后R方 | 0.012 | 0.04 | 0.448 | ||||
| F | 1.336 | 2.174 | 12.378*** | ||||
|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 |||||||
在影响大学生抑郁方面。服务型劳动既能直接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β=-0.188,P<0.05),又能通过降低挫败感间接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β=-0.499,P<0.05;β=-0.481,P<0.001);体验型劳动同样可以直接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β=-0.226,P<0.05),还可以通过降低挫败感间接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β=-0.325,P<0.05;β=-0.609,P<0.001);然而,日常事务型劳动只能通过获得感间接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β=-0.321,P<0.05;β=-0.584,P<0.001);值得注意的是,理论教育型劳动预测大学生抑郁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如表3)。因此,在不同类型的劳动教育中,体验型劳动教育和服务型劳动教育均有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缓解大学生抑郁,日常事务型劳动仅能通过间接路径缓解大学生抑郁,而理论教育型劳动不能影响大学生抑郁(如图1)。
2.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Bootstrap取样5000),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构建以挫败感来影响大学生抑郁的简单中介模型,即直接路径:提高获得感→降低大学生抑郁;中介路径:提高获得感→降低挫败感→降低大学生抑郁。
结果表明,服务型劳动教育和体验型劳动教育的直接路径、间接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表明服务型劳动教育和体验型劳动教育在通过降低挫败感来缓解大学生抑郁的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在日常事务型劳动教育直接作用大学生抑郁的路径中95%的置信区间上下限为[-0.1942 , 0.0445],包含0,而直接路径的上下限为[-0.1893 , -0.0243],不包含0,因此直接效应不显著而间接效应显著的,表明日常事务型劳动教育为完全中介效应;理论教育型劳动教育的直接和间接路径的置信区间上下限均包括了0,表明理论教育型劳动教育对于大学生抑郁的预测效应不显著(如表4)。
Bootstrap检验方法与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均表明,在服务型劳动和体验型劳动中降低挫败感为部分中介效应,而在日常事务型劳动中其为完全中介效应。最后,理论教育型劳动缓解大学生抑郁的效应不显著。
| 效应值 | Effect | SE | T | 95%置信区间 | 效应值占比 | ||
|---|---|---|---|---|---|---|---|
| BootLLCI | BootULCI | ||||||
| 服务型劳动教育 | 总效应 | -0.2237 | 0.0416 | -5.3762 | -0.3060 | -0.1414 | 100% |
| 直接效应 | -0.0982 | 0.0427 | -2.2967 | -0.1828 | -0.0136 | 44% | |
| 间接效应 | -0.1255 | 0.0281 | \ | -0.1894 | -0.0787 | 56% | |
| 体验型劳动教育 | 总效应值 | -0.2682 | 0.0785 | -3.4155 | -0.4256 | -0.1108 | 100% |
| 直接效应 | -0.1437 | 0.0645 | -2.2268 | -0.2732 | -0.0143 | 54% | |
| 间接效应 | -0.1245 | 0.0534 | \ | -0.2372 | -0.0267 | 46% | |
| 日常事务型劳动教育 | 总效应值 | -0.1675 | 0.0685 | -2.4466 | -0.3054 | -0.0296 | 100% |
| 直接效应 | -0.0748 | 0.0592 | -1.2637 | -0.1942 | 0.0445 | \ | |
| 间接效应 | -0.0926 | 0.0421 | \ | -0.1893 | -0.0243 | 100% | |
| 理论型劳动教育 | 总效应值 | -0.0865 | 0.0749 | -1.1557 | -0.2402 | 0.0671 | \ |
| 直接效应 | -0.0115 | 0.0582 | -0.197 | -0.1310 | 0.1081 | \ | |
| 间接效应 | -0.0751 | 0.0495 | \ | -1.7120 | 0.0271 | \ | |
四、讨论
(一)不同类型的劳动教育获得感对大学生挫败感的差异化影响
研究发现,服务型劳动教育获得感与大学生挫败感呈显著负相关,且标准化回归系数(0.499)明显高于体验型劳动(0.325)与日常事务型劳动(0.321),表明服务型劳动教育获得感缓解挫败感的效果最明显。进一步研究指出,服务型劳动教育(例如养老院志愿服务、孤儿院志愿服务等)能有效培养人的各种积极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品质,是应对挫败感的一种重要心理资源。前人研究认为成功的服务型劳动经历(如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完成项目、看到积极影响等)能提供强烈的即时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证明个体有能力做出贡献、产生影响,从而对冲学业或人际交往中的挫败感。比如,当大学生在学业或者生活上遇到困难或感到价值未被认可时,可以通过投身于服务他人或社会的活动让大学生从个人学业压力、生活琐事或迷茫中抽离出来,感受到自身行为对更大群体的价值。因此,相比于其他形式的劳动教育,服务型劳动能较为容易获得更多的认可与感激,同时拓展社会支持网络,进而维护心理健康。
(二)不同类型的劳动教育获得感对大学生抑郁的差异化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劳动教育获得感都能缓解大学生抑郁,在P<0.05的水平上,体验型、服务型和日常事务型劳动教育获得感均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但是理论教育型劳动教育获得感对于缓解大学生抑郁的效应不显著(表3)。这可能与大学生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学业压力中,导致大学生对于理论学习存在天然排斥心理,甚至强制性的理论劳动教育会产生劳动过度,反而提高大学生产生抑郁心理的概率。
劳动教育获得感(体验型、服务型)和大学生抑郁之间的呈负向预测关系,具体作用于获得感→抑郁和获得感→挫败感→抑郁两条路径(图1)。从表4可知,在三种劳动形式中,体验型劳动教育获得感直接作用于大学生抑郁的效应值(0.1437)明显高于服务型劳动(0.0982)和日常事务型劳动(0.0926),这可能与体验型劳动本身和参与形式有关。例如,体验型劳动中的田园农耕劳动,其本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生活中的自然规律就在我们长期存在但较少真正接触的世界里,农作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长过程很好地诠释了生命的节律,也暗示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这与大学生心理发展和职业生涯规划相一致。其次,体验型劳动一般是大学生平常学习和生活中接触较少的劳动类型,不定期的参与可以有效帮助大学生进行注意转移,将高强度的学习压力或者其他方面产生的负性影响暂时转移。因此,体验型劳动在“标” “本”两方面都对大学生抑郁具有缓解作用。
然而,服务型劳动教育获得感间接作用于大学生抑郁的效应值(0.1255)略高于体验型劳动(0.1245) and 日常事务型劳动(0.0926)。分析认为,在间接路径中服务型劳动教育获得感是通过降低挫败感来缓解大学生抑郁,而根据上述研究可知,服务型劳动教育获得感在缓解大学生挫败感的效果上明显高于其他形式的劳动教育。但是,体验型劳动教育获得感缓解大学生抑郁的总效应值(0.2682)仍然高于服务型劳动教育(0.2237)和日常事务型劳动教育(0.1675)。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劳动教育获得感对大学生抑郁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本研究构建了简单中介模型,探讨不同类型的劳动教育对大学生抑郁的缓解效应。这对提升大学生劳动教育水平与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为借助劳动教育精准缓解大学生抑郁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①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未明确各变量在时间轴上的动态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设计探讨不同劳动教育形式对不同抑郁水平干预作用。②本研究仅以大学生在高校期间发生抑郁症状的主要因素(挫败感)来构建中介模型,未来研究应当在此研究基础上增加变量,深入探讨不同类别的劳动教育对大学生抑郁的干预机制。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劳动教育缓解 student 抑郁的作用路径和效应值并不相同。服务型劳动、体验型劳动、日常事务型劳动与学生抑郁和挫败感具有显著负相关,但理论教育型劳动与学生抑郁和挫败感的相关性不显著。挫败感在(体验型和服务型)劳动教育获得感缓解学生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日常事务型劳动教育缓解抑郁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按照不同劳动教育类型缓解挫败感的效应值来看:服务型劳动>体验型劳动>日常事务型劳动。按照不同劳动教育类型缓解学生抑郁的效应值来看:体验型劳动>服务型劳动>日常事务型劳动。
依据以上得到的研究结论,学校在设计劳动教育课程并开展相关活动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学生应提供个性化劳动教育方案:
对于那些抑郁水平处于较高状态的学生而言,可以更多地去安排体验型劳动项目。通过举办“实践育心”系列主题活动,让他们亲身参与到实际的劳动实践当中,使其能够在实实在在的操作和体验中获得积极向上的情感体验,帮助他们改善情绪状态和心理状况。比如水产学院组织学生下乡开展油菜收获的体验活动。
对于那些失败情绪较多的学生,可以考虑优先让他们参与服务性劳动。通过举办“志愿暖心”的系列主题活动,让他们在活动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正面反馈,这有益于缓解大学生群体中挫败感较强的消极情绪。比如文学院组织学生走进福利院的系列活动。
对于那些需要逐步增强自身责任感以及自理能力的学生来说,学校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地增加日常事务型劳动在整个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比重,比如学校学生工作处每年举办的宿舍星级评比活动。让学生在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劳动过程中,逐渐培养起自己的责任感和独立生活的自理能力。
虽然理论教育型劳动对于改善抑郁的效果不明显,但学校仍可以适当开设该形式的劳动教育,对全校学生全面、系统地普及各类劳动知识,为后续开展其他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活动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让学生在具备一定劳动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更好地参与到其他形式的实践劳动当中。通过不断地尝试和创新组合模式,实现精准化心理育人,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最大育人功效,全方位地为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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