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正重塑全球内容产业的生态格局。OpenAI最新发布的images2.0等技术产品，能够基于文本提示生成高质量视听内容，对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行业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与机遇，人机协同已从前沿概念演变为业界常态。数智化转型已成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重构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要求。长期以来，新闻传播教育体系存在“教育响应滞后于技术迭代”的结构性矛盾，在AIGC时代被急剧放大。当前高校的改革多为单点式、补丁式的调整，存在培养理念滞后、实践与理论脱节等问题。新闻传播院校邀请专家讲座等校企合作的模式，因缺乏有效管理机制，往往局限于表面，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之间的壁垒依然坚固。在此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成为破解困局的关键路径，但其内涵亟待范式升级：合作主体从传统媒体扩展至掌握核心算法与算力的AIGC技术平台，合作内容深化为对AI原生内容生产模式的探索与人机协同工作流的联合研发。基于此，本研究引入组织生态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宏观生态定位—微观网络建构”的分析框架，用以系统考察AIGC驱动下新闻传播教育产教融合的新模式、形成机制、资源流动逻辑及关系重构。

一、文献综述

（一）智能传播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与挑战

智能传播重塑了传媒业的内容生态，催生了对具备人机协同、数据分析、批判思维等核心素养的“智能传播设计师”的需求。新闻实践及实务教学经历了从新闻传播转向公共传播再到智能传播的两次范式变革。学界对此开展了积极探讨：黄莉瑶等学者提出“思维本位”转型，主张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维度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周庆安等学者强调应重构专业、职业与政治认同，推动高层次与专业化人才培养；喻国明学者指出人工智能是具有自主意图的超级行动者，应将AI的技术结构与文化内涵融入卓越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媒体人的智能素养与复合能力。尽管形成了改革共识，但既有研究多为思辨性探讨，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案例研究，且多聚焦于高校内部的“自我革命”，对如何有效借助外部AIGC平台进行深度合作的机制探讨相对不足。

（二）产教融合：从概念演进到模式探索

“产教融合”思想起源于西方德国的“双元制”和美国的“合作教育”，理论上“三重螺旋理论”为理解产教互动提供了宏观框架。中国语境下的“产教融合”，其内涵经历了从早期主要应用于职业教育领域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模式，向覆盖高等教育全领域，强调产业与教育在战略、制度、资源和文化等层面深度“融合”的范式转变。它不仅仅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更是产业与教育系统之间实现实质性、紧密化的一体化发展形态，是我国人才供给侧改革、市场创新能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及高层次生产要素凝聚的关键之举。相较于传统松散型合作，深度融合以跨学科复杂问题为导向，以多类知识的整合与重构为基础，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性协作模式。

学术界关于产教融合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也对产教融合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类型化研究。综合来看，当前高校产教融合的实践模式主要可归为协同育人、实体共建、项目驱动、产学研一体化这四类模式。然而，现有关于产教融合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研究多集中于模式介绍、经验总结和路径探讨，对于融合过程中的深层机制、文化冲突等问题的理论化分析相对不足。其次，研究对象多为传统产业或一般性技术企业，针对与AIGC平台这类具有颠覆性技术、独特组织文化和快速迭代特性的新兴科技巨头的合作研究，几乎为空白。最后，对产教融合效果的评价研究较为薄弱，大多停留在满意度调查、就业率统计等浅层指标，缺乏能够全面、动态反映融合深度的科学评估体系，尤其是在AIGC这种效果难以短期量化的前沿领域。

二、研究设计

鉴于研究问题的“如何”（How）与“为什么”（Why）属性，且既有理论对AIGC语境下产教融合的过程机制缺乏充分解释，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运用基于三级编码技术，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对案例资料进行系统化分析。案例选择的遵循兼顾代表性与差异性。选取标准包括：合作主体涉及AIGC技术平台与新闻传播院系；合作内容聚焦AIGC技术赋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合作已形成可观测的实践模式与产出成果；案例信息可公开获取且资料相对完整。基于上述标准，最终选取7个典型案例作为分析对象，其中6个用于模型构建（C1—C6），1个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C7）。案例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序号	案例名称	省份	特色之处
C1	重庆工商大学×快手可灵AI：区域性产教融合的标杆构建	重庆	全国首家传播人才发展中心
C2	中国传媒大学×快手可灵AI：精英创作群体的快速孵化	北京	跨校创作营模式
C3	北京电影学院×腾讯视频：面向影视工业的深度共创	北京	联合实验室，IP开放+模型共建+人才培养全链条
C4	深圳大学×腾讯：体系化协同育人的典范	广东	产业学院+腾班+实验室，合作历史最长、制度化程度最高
C5	暨南大学×数说故事：数据智能驱动的跨界融合	广东	工作坊模式，垂直领域数据科技企业与新闻传播学科深度合作
C6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腾讯云	安徽	智慧传媒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
C7	四川传媒学院×即梦AI：西部地区的“校-企”战略合作	四川	西部传媒院校，工具常态化嵌入教学

编码过程如下：第一步，开放式编码。将7个案例文本导入Nvivo20软件，逐行逐句分析并“贴标签”，提炼初始概念。经合并同类项、剔除重复项后，依据概念间关系归纳初始范畴。最终得到62个开放性范畴，如表2所示。

编号	代表性原始资料（初始概念）	范畴化
1	“短视频大模型引领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正重塑媒体内容生产与传播格局”（C1）	技术变革重塑产业生态
2	“传统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对产教融合提出挑战”（C1）	教育与产业供需错位
3	“西南地区媒体融合发展处于快速推进期，对相关人才存在旺盛需求”（C1）	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第二步，主轴编码。通过构建概念类属关系，挖掘开放性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结，进一步归纳副范畴并提炼主范畴。经反复比较与整合，最终得到“生态位适配驱动”“行动者识别与转译”“生态位重构与网络联结”“知识生产与权力重构”“范式分化”5个主范畴，分别对应融合动力、网络构建过程与融合模式与行为三个核心维度，如表3所示。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开放性范畴（节选）
融合动力	生态位适配驱动	环境变迁压力	技术变革重塑产业生态、技术代际跃升、AIGC浪潮重塑内容生产格局、产业生产方式变革
		生态位错位与调适	教育与产业供需错位、学科主动适应技术变革、院系层面主动布局、新文科转型需求、院校主动拥抱技术变革
		资源互补需求	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企业核心技术资产、平台内容生态成熟、平台生态优势、企业数据技术能力、产业方技术基础
		战略响应与身份转型	企业主动搭建创作生态、平台生态战略、企业身份转型、院校主动拥抱变革、企业产学研基因
网络构建过程	行动者识别与转译	行动者识别（人类/非人类）	高校领导与教师、企业高管与工程师、学生、AIGC模型、API接口、教学平台、合作协议、政策文件
		问题呈现（强制通行点）	AI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技术变革驱动产业生态重塑、教育与产业供需错位凸显
		利益赋予（兴趣激发）	企业开放IP与数据、真实问题驱动教学、实习就业通道制度化、赛事激励机制、能力认证机制
		征召（角色分配）	产业专家介入教学、企业高管受聘客座教授、学生从学习者变为共创者、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企业人才双向身份嵌入
		动员（网络稳定）	制度化合作框架建立、联合评价机制、体系化培养机制、校企联合评审、合作制度化框架
融合模式与行为	生态位重构与网络联结	组织边界重构	跨界组织载体共建、联合实验室建设、产业学院共建、高校自主开发技术平台、产业空间嵌入教育空间
		异质性资源流动	企业资源注入教育端、产业核心资源向教育端开放、数据资源开放、知识跨边界流动、技术可及性提升、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
		生态位互补与固化	共生单元形成、体系化合作架构、共生关系制度化、区域生态位匹配、生态位竞争优势形成、资源整合机制
		多方行动者网络联结	跨校网络化协作、多元主体协同、跨机构协同育人、行业协会介入、媒体机构纳入合作网络
	知识生产与权力重构	技术降维	AI替代部分创作劳动、技术门槛降低、AI覆盖新闻生产全链条、技术赋能创作、工具链系统共建
		场景开源	真实问题驱动教学、产业空间嵌入教育空间、全流程模拟教学、项目制高强度产出
		能力众创	高校知识反哺产业技术标准、技术标准共同生产、学生角色转变为共创者、人才培养目标升维、技术－学科深度融合
		权力关系重构	知识权力重新分配、评价权力重新分配、技术标准共同生产
	范式分化	嵌入共生型	体系化合作架构、共生关系制度化、产业学院共建、联合实验室建设、高校自主开发大模型
		项目驱动型	项目制高强度产出、创作营模式、赛事牵引合作
		价值共共创	价值理念协同、共生价值观形成、交叉领域合作定位、区域人才供给定位

第三步，选择性编码。在主范畴基础上提炼具有统领性的核心范畴，整合为“融合动力”“网络构建过程”“融合模式与行为”三个核心范畴。围绕各范畴间的逻辑关系，梳理出主要故事线——“为何融合”（动力）、“如何建构”（过程）、“呈现为何”（模式与行为），从而构建AIGC平台赋能新闻传播教育产教深度融合过程的整合模型（见图1）。其中，“融合动力”聚焦于哪些因素驱动了产教之间的深度融合；“网络建构过程”侧重行动者识别与转译：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融合模式与行为则基于生态位重构等动力驱动与网络联结的过程，进一步分析呈现怎样的融合过程和行为：包含知识生产与权力重构、范式分化：嵌入共生型和项目驱动型、价值共创的完整因果链条。

第四步，理论饱和度检验。使用预留的C7案例（四川传媒学院×即梦AI）进行重复编码操作。结果显示，C7中未出现新概念与新范畴，表明理论框架的现实解释力较强，模型达到理论饱和。

三、研究发现：生态位适配与技术转译协同驱动下的产教深度融合

基于“融合动力—网络构建过程—融合模式与行为”的核心逻辑，本研究发现AIGC平台赋能新闻传播教育的产教融合呈现为一种嵌入式共生的动态演化过程。具体而言：在AIGC技术浪潮重塑传媒产业生态的情境下，高校与AIGC平台受环境变迁压力与生态位错位的外源驱动、资源互补与战略响应的内生拉力的共同作用，以AIGC技术为强制通行点，经由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的转译过程构建异质性行动者网络，最终在生态位重构、知识生产重构与范式分化三个层面实现深度融合与价值共创。

（一）融合动力：环境变迁与生态位适配的双重驱动

组织生态学视角下，产教融合的动力源于生态系统内外部的结构性压力与调适需求，表现为外源性推力与内生性拉力的双重驱动。智能传播背景下，环境变迁压力与生态位错位是推动AIGC平台和高校产教融合的主要外源性推力，资源互补需求和战略性响应则构成主要的内生性拉力。AIGC技术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传媒产业的内容生产方式与人才需求结构。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双方的生态位呈现出高度的互补性。生态位指的是一个组织在资源维度上赖以生存的位置，生态位的重叠会导致竞争，而生态位的差异则可能形成互补与共生关系。高校的核心生态位在于“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它们拥有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学术研究能力和教育合法性。而AIGC平台的核心生态位则在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它们掌握着前沿的算法、海量的数据、强大的算力和真实的产业应用场景。高校需要AIGC平台的技术与场景来更新教学内容、避免与产业脱节，从而维持其人才培养的“生态适存性”；AIGC平台则需要高校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前沿的理论探索，并借助教育系统来推广其技术标准、构建开发者生态和提升社会合法性。这种深度的资源互补需求，构成了双方形成“共生关系”的根本动力。然而，产业生态位的快速变迁对教育生态位形成了强大的“选择压力”，传统新闻传播教育若不能及时调整其人才培养规格，将面临被环境淘汰的风险。这种压力具体表现为“教育与产业供需错位”，即高校输出的毕业生能力结构与AIGC时代产业对“超级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脱节。

（二）网络构建过程：AI技术作为强制通行点的转译实践

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包含三个核心概念，即行动者、转译者和网络。其中，转议包含经典的四阶段：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转译实践，将合作的意愿转化为稳定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一过程中，AIGC技术本身被建构为解决产教矛盾的“强制通行点”。合作的起点在于核心行动者对问题的界定。核心行动者定义共同问题，确立自身为“强制通行点”，使其他行动者必须通过该节点解决问题。在高校与AIGC平台的合作中，AIGC技术被界定为关键通道。传统教育与产业需求的脱节对产教融合提出挑战，而AIGC技术则是回应这一挑战的强制通行点。高校若不通过AIGC平台接入前沿技术生态，便难以弥合与产业界的鸿沟；而平台若不能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建立标准，其技术生态의 持续发展也将受限。因此，学习和应用AIGC技术成为所有希望解决产教脱节问题的行动者必须经过的“必经之点”。

行动者正式接受角色分配，形成责任分工网络。为了将潜在行动者“征召”进网络，核心行动者需要通过“利益赋予”来激发其参与兴趣。通过策略，如政策支持和资源分配等策略使其他行动者接受问题定义，将其利益与核心行动者绑定。例如，AIGC平台向高校开放了多元利益：“企业开放IP与数据”（C3）为教学提供了真实素材；“真实问题驱动教学”（C4）提升了学习的挑战性与针对性；“实习就业通道制度化”（C3）则为学生提供了明确的职业发展预期。对学生而言，“赛事激励机制”（C2）与“能力认证机制”（C5）构成了直接的利益驱动。

此外，为了使产教融合网络从临时性联结走向持久性共生，需要一套“动员”机制来稳定网络，如建立制度化的合作框架、联合的评价机制、体系化的培养机制等。例如，深圳大学与腾讯建立的“课程学习+实训+认证+就业四位一体培养机制”（C4），以及重庆工商大学与快手成立的“全国首家‘快手可灵AI传播人才发展中心’”（C1），都是通过制度化手段将合作关系固化为组织结构的例证。此外，行业协会（如C1中的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高校机构（如C6中的济五校联合+腾讯开悟平台）等更多行动者被纳入网络，表明行动者网络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展，形成一个日益庞大和稳固的产教融合生态系统。

四、融合模式与行为：生态位重构、知识生产重构与范式分化

在动力与过程的共同作用下，AIGC平台赋能下的产教融合在具体模式与行为上呈现出生态位重构、知识生产重构与范式分化的多层嵌套特征。

（一）生态位重构与网络联结

产教融合首先表现为组织层面的生态位深度融合。一是组织边界的重构。合作双方均构建了跨界组织载体，如“联合实验室”“产业学院”“高校自主开发技术平台”等。这些载体将产业空间嵌入教育空间，校企之间的组织边界从清晰走向模糊，形成了新的共生单元。

二是异质性资源的流动。合作打破了资源在校企之间的单向流动格局，呈现出双向、多类型的特征。企业向教育端开放技术、数据与项目，高校则向产业端反哺知识、创意与标准。例如，北京电影学院师生参与腾讯视频的“模型数据标注标准建设”（C3），是高校知识反哺产业技术标准的典型例证。三是生态位互补与固化。部分案例的合作已从偶发项目走向制度化安排。例如，深圳大学与腾讯的合作以“体系化合作架构”和“共生关系制度化”为特征，形成了稳定的共生关系，生态位互补得以固化与持续（C4）。四是多方行动者网络联结。合作网络从“校-企”双边关系扩展为多主体网络，如C2的跨校创作营、C6的多元主体协同，形成了多中心的产教融合生态系统。

（二）知识生产与权力重构

数智技术彻底改变了长久以来人类独占知识生产场域的范式，知识生成的主体从人的单极转向人——机的复合体，构造出一个以数据驱动、人机融合、具身生成为核心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在AIGC技术深度嵌入下，知识生产模式与权力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重构，集中体现为技术降维、场景开源、能力众创三重效应。技术层面的降维，推动教学重心的转移。AIGC技术大幅降低了内容生产的技术门槛。AI替代部分创作劳动，使学习者无需掌握复杂的传统技能即可产出高质量内容。这促使教学重心发生关键转移：从软件工具的操作训练，转向AI提示工程与审美判断。如何设计精准的提示词、如何评估和筛选AI生成的内容、如何在人机协作中把控创作方向，成为AIGC时代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AIGC平台将产业端的真实场景向教育端开放，打破“模拟”与“真实”的界限。这种场景的开源，打破了传统教学中“模拟练习”与“真实生产”的界限。学生在校期间即可直面产业一线的真实问题与项目，在“真刀真枪”的实践中获得能力训练。知识也从教师的单向传授到高校—平台—学生—AI的多方共创。知识不再由教师向学生单向传递，而是在“高校—平台—学生—AI”的多方互动中共同生产。这种能力众创模式替代了传统的知识传授，必然引发权力关系的重组。例如，“联合评价机制”（C2）与“技术标准共同生产”（C3）表明，评价权力从教师单一主体转向校企联合评审，知识权力从学术权威转向“人机协作”的新型结构。

（三）范式分化与价值共创

基于制度化程度与合作周期的差异，本研究发现AIGC赋能下的产教融合可归纳为两种典型范式：一是嵌入共生型范式。以深圳大学×腾讯（C4）、北京电影学院×腾讯（C3）、安徽大学×腾讯开悟平台（C6）等为代表。嵌入共生型范式的制度化程度高，建有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或自研大模型等稳定的共生载体，资源双向流动常态化，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生态共生关系。此范式适用于深度协同育人目标，需要较高的制度投入与长期合作周期。二是项目驱动型范式。以中国传媒大学×快手（C2）、暨南大学×数说故事（C5）等为代表。项目驱动型范式是以创作营、工作坊、赛事等具体项目为牵引，合作周期相对较短，网络联结灵活，成果导向明确，形成临时性生态联结。此范式具有启动成本低、响应速度快、灵活性高的优势，适用于快速孵化创作人才或探索新兴合作领域。在技术快速更迭的背景下，两种范式并非互斥，而是互补共存，共同指向价值共创的最终目标。

五、讨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组织生态学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结合国内外六个典型案例，探讨AIGC平台赋能新闻传播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动力逻辑、网络建构与模式演化。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环境压力与生态位错位构成外源性推力，资源互补与战略转型构成内生性拉力，共同驱动产教融合，呈现“嵌入共生型”与“项目驱动型”相结合的混合型耦合特征。第二，生态位适配逻辑下，产教融合以组织边界重构与异质资源流动为核心形态，表现出灵活的松散耦合特性，促进知识、能力与资源的有序流动。第三，网络建构逻辑下，产教融合体现为行动者网络的转译实践。AIGC技术作为“强制通行点”的非人类行动者，经由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联结异质行动者，呈现紧密耦合特征，推动合作从临时联结走向持久共生。第四，知识生产逻辑下，产教融合通过技术降维、场景开源与能力众创重塑教学场域，教学重心转向AI提示工程与审美判断，知识生产从教师单极转向多方协同，实现从“知识传授”到“能力众创”的范式跃迁与价值共创。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案例样本的文化语境局限。所选案例集中于中国本土实践，未能纳入欧美发达国家新闻传播院校与AIGC平台的产教融合案例进行跨文化比较。不同国家在高等教育体制、产学研政策及技术伦理规范上的差异如何影响融合机制与模式选择，本文尚未涉及。未来研究可引入跨文化比较视角，探究产教融合模式的国别差异与情境适配机制。二是研究方法的深度局限。本研究主要依赖政策文本与公开资料，缺乏对关键行动者的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产教融合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博弈与意义协商，其微观互动过程与隐性知识流动难以通过二手资料完整捕捉。未来研究可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等田野方法，进入合作现场获取一手数据，进一步揭示产教融合网络中的权力运作、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重构等深层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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