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任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要素流动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过创新创业和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增强县域经济韧性；经济差距过大会抑制经济增长。202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39:1，但城乡发展不平衡矛盾突出。数字平台赋能城乡融合；政务服务一体化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差距。研究证实数字乡村试点促进农民增收并缩小差距；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协同优化收入分配；数字经济拓宽就业渠道赋能增收；基于省级数据的分析探讨了影响。本文利用2013-2024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农业科技进步的中介作用及门槛效应与区域异质性。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数字技术应用，直接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打破了城乡信息壁垒，使农村居民能够便捷获取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和就业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and 非农就业机会。例如，农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时了解农产品价格走势，避免盲目生产导致的损失。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普及催生了农村电商、直播带货、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拓宽了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渠道。张应良等从要素配置视角出发，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优化农村要素配置，同时实现农户增收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双重目标。李震等利用城市层面数据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更微观的经验证据。

此外，数字乡村建设还促进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方式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为农村居民长期增收奠定基础。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增强县域经济韧性，这意味着农村地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强，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性更高。同时，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促进要素流动，缓解经济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数字平台的发展不仅能够赋能城乡居民消费，还能通过连接生产与消费两端，带动农产品上行，增加农民收入。政务服务一体化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通过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数字乡村建设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农业科技进步的中介作用

农业科技进步是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路径。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加快了农业农村数字化进程，为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撑。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城乡之间的技术交流与扩散，推动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黄梦涵等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影响收入分配，还对经济韧性具有重要影响，其技术溢出效应能够间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

具体而言，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催生了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增加了农业经营性收入。例如，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等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幅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数字经济赋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效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实现的。同时，农业科技进步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发展，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提升了农业附加值，为农村居民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这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相类似。此外，农业科技进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农业科技进步在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数字乡村建设的门槛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门槛效应。当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较低时，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技术应用普及率低，数字红利难以充分释放，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有限。此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收益较低，对农业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升，农村数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数字技术应用不断普及，数字红利开始显现，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逐渐增强。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显著提升创新创业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进而增强数字乡村建设的收入分配效应。同时，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也会随着建设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这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提供了保障。

当数字乡村建设达到一定水平后，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农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效应充分发挥，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进一步增强。此时，数字经济对农村要素配置的优化作用得到充分体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更加明显。徐彩瑶等初步探讨了农业科技进步在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中介和门槛效应，但在样本区间更新和异质性细分方面仍有拓展空间。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3：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建设水平提升，其缩距效应逐渐增强。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3-2024 年中国 30 个省份（不含我国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所有名义变量均以 2013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Gap）。采用泰尔指数衡量，该指标能够同时考虑城乡人口比重 and 收入比重，更准确地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DRC）。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公共服务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各省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

中介变量：农业科技进步（AST）。采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衡量，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进行测算。

控制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P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升级（IS，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城镇化水平（URB，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政府干预程度（GOV，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人力资本水平（HC，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i为省份，t为年份，为个体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误差项。若显著为负，则假设 H1 成立。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农业科技进步的中介作用，构建如下模型：

依次检验、和的显著性，若三者均显著且显著，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3. 面板门槛模型

为检验数字乡村建设的门槛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的均值为0.127，标准差为0.058，说明我国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较大差异。数字乡村建设的均值为0.245，标准差为0.162，表明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整体较低，且区域差异明显，这与杨沫等的研究发现一致。农业科技进步的均值为1.032，标准差为0.075，说明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稳步提升，但各省份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均在合理范围内，不存在异常值。

（二）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08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假设H1得到验证。这一结果与平卫英等、陈杨的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证实了数字乡村建设在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积极作用。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这些因素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干预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过度干预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三）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模型（2）中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12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模型（3）中，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06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农业科技进步的系数为-0.18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农业科技进步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结合基准回归结果，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效应为-0.085，其中直接效应为-0.062，中介效应为-0.02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06%，说明农业科技进步在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这一结果与徐彩瑶等的研究结论相呼应，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科技进步的传导作用。

（四）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第一个门槛值为0.186，第二个门槛值为0.324。根据门槛值将样本分为低水平组（DRC≤0.186）、中水平组（0.1860.324）。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在低水平组，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03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中水平组，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078，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高水平组，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12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升，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逐渐增强，假设H3得到验证。

（五）异质性分析

1. 区域异质性

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and 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056，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09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10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的缩距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起步较晚，数字红利释放空间更大，且城乡收入差距基数较大，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与李震等的研究发现一致。

2. 粮食主产区异质性

将样本分为粮食主产区 and 非粮食主产区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粮食主产区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09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非粮食主产区数字乡村建设的系数为-0.064，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的缩距效应在粮食主产区更为显著，主要原因是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占比较高，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而更有效地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数字乡村发展指数衡量数字乡村建设水平；（3）缩短样本区间，选取2015-2024年数据进行回归；（4）内生性处理，采用数字乡村建设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可靠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13-2024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系统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乡村建设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农业科技进步在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三，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提升，其缩距效应逐渐增强。第四，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的缩距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更为显著。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投入。重点加强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偏远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确保数字红利惠及更多农村居民。

第二，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加大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精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实施差异化的数字乡村政策。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数字乡村发展策略，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数字红利释放的后发优势。

第四，加强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增强农村居民利用数字技术增收致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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