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成德眉资四市是以超大城市成都为核心，带动周边三个重点城市一体化、同城化发展，共同组成四川首个国家级现代化都市圈。2024年，成都都市圈常住人口3010.2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98万亿元，以四川省6.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36%的人口和46%的GDP。过去20年里，成都都市圈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增加了10个百分点，GDP占比一直维持在40%以上。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十五五”蓄势之年，也是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暨成都都市圈建设由成长期迈向提升期的关键节点。对当前成都都市圈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提升服务效能、探索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服务过程监管、规范服务实施标准等方面提出建议，为加快建设成都都市圈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成都都市圈在经济、科技、交通、社会等多领域的协同发展，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提供坚实支撑，助力四川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研究成都都市圈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的现实意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物质生产部门，我国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农业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资源禀赋、国情农情决定了不可能各地都像欧美那样搞大规模农业、大机械作业，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依靠高补贴来维持高价格 and 高收入的做法，必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之路，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我国的国情农情下，社会化服务是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推力。

2024中央一号文件中，针对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增强带动农户能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要求全环节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此，需着力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综合实力，鼓励各类与农业相关的主体积极投身于社会化服务领域。积极探索推广单环节、多环节托管等服务模式，促使服务范围从主要面向粮油作物，逐步扩展到向经济作物、畜禽水产养殖等更广泛的领域，服务的覆盖阶段从单纯的产中环节向产前、产后等环节延伸。完为保障上述服务模式的有效落地，需进一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标准体系，提升规范化服务水平。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农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建设现代农业中的重要作用，打破农业发展要素瓶颈制约，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关键问题。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深化，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规模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缩减，这就需要在农业生产中持续推进分工与专业化发展，以提升农业劳动的专业水平和整体生产效能。由此决定了要着眼于新发展阶段的特征，着眼于农民群体继续分化的趋势，关注农业新产业与新业态的发展于发展, 着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并建设具有优势的农业体系，从而提升具备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质量与标准。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该时代的具体体现，它借助生产力三要素“三位一体”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进而促使传统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与升级。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借助科技突破、要素资源的创新性配置、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能够为农业领域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有力促进农业多维度的繁荣进步，涵盖农业强国的建设进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达成等方面。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数字新质生产力所具备的高科技水平、高效运作能力、优质发展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特性的推动下，也将实现服务内容的持续革新与优化升级，以此来适应农业生产领域不断进步的需求，进而助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因此，以成都都市圈为研究对象，探索当前成都都市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提出基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框架，构建具有同城化共同体特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解决路径，能够扩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为后续探讨成都都市圈涉农领域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当前成都都市圈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尚缺乏有效的目标指引，而农业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成都都市圈建设特色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设定新的目标框架，也为学术界与实务界探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提供新视角。

二、成德眉资四市农业社会化服务演进历程

（一）第一阶段（2000年代）：萌芽起步期

2000年代，伴随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的持续流动，成德眉资四市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框架下，农户的分散化种植模式致使地块因小规模经营和地形差异而呈现出严重的碎片化状态。这不仅使得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难以提升，还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得“谁来种地”成为制约当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另一方面，随着乡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业领域逐渐显现老龄化趋势，务农群体不仅数量持续萎缩，且以老年及女性劳动力为主力。在此情形下，新一代农村居民往往缺乏投身农业生产的意愿，使得四市农业经营中“地碎、劳弱、钱少、缺服务”的状况日益凸显。这一阶段的服务主体主要以政府公益性的农技推广站、种子站等为主。市场化服务主体开始零星出现，服务内容零散、单一，主要提供良种、化肥、农药等农资销售，以及简单的农机作业服务。此时农户购买服务只是为了弥补临时性的劳动力或装备不足，分工尚未显现。

（二）第二阶段（2020年左右）：快速扩张期

2020年7月，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成德眉资同城化区域将以系统性、开放性、前瞻性规划为引领，将体制机制革新作为关键突破口，并着重围绕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现代产业的协作共兴、对外开放的协同共进、公共服务的便利共享以及生态环境的共保共治等五个方面，打造有机融合的区域经济共同体。为加快成德眉资同城化进程，四川省委、 省政府专门成立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及常态化运行办公室，建立协同推进机制，高位推动成都都市圈建设，为成德眉资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了更好更高的平台。

2021年，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成德眉资都市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总体规划》，是首份针对都市圈的农业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要以交界地带融合发展为示范引领，以协同供应保障、协同价值输出、协同要素配置“三协同”为发展路径，打造成渝乃至国内城市群地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典范，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后续发展奠定了框架基础。

在这一时期，成德眉资同城化上升为省级战略，政策强力驱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涌现，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始成立并成为主力，供销社系统重启为农服务功能，成都益民集团等国企开始布局。服务内容从点状服务向“生产托管”转变，覆盖了“耕、种、防、收”等生产关键环节，服务开始呈现标准化、套餐化。农户分工开始初现，部分农户开始将耗时耗力的田间作业环节外包，自己只负责日常管护 and 决策，实现了“田间生产劳动”与“经营管理”的初步分离。

（三）第三阶段（2022年-2023年）：整合深化期

这一阶段，成都都市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政策重点转向都市圈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加强四地沟通联络和工作对接，构建统筹规划、基地共建、渠道共享、协同合作机制探索四地合作共建机制模式，推动项目落地与品牌共建保供基地建设，进行区域品牌整合，加强园区示范。加快推进成都益民集团在安岳、什邡的蔬菜保供基地和雁江生猪保供基地等具体项目的建设，协同打造 “天府源”、“蜀道”、“味在眉山”、“资味” 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并计划通过农博会等平台进行推广并加快推进彭什川芎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蒲丹都市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园区建设。同时，为带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规范健康发展，四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十条措施》、《成都市市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重点服务组织评定及监测管理办法》等办法。

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也开始整合各类服务资源，形成协同效应，出现“服务联盟”或“农合联”，主体间从“竞争”走向“竞合”。服务内容从产中规划、金融等向产前服务和粮食烘干、仓储、冷链、品牌、销售等产后服务快速延伸，形成全程托管的解决方案。农户分工进一步深化，部分农户转型为“农业经理人”，通过承包土地并大量购买社会化服务，实现规模化经营。部分农户在获得土地租金后选择进城务工，将农业生产则完全交由服务组织完成，自己收取租金收入。

（四）第四阶段（2024年—至今）：生态构建期

2024年9月，成德眉资四市政协召开联合协商会，专门聚焦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协同建设，议题包括整合服务资源、育强服务主体等。会议指出，四市政协要继续聚焦优化服务支撑体系、深化服务数字赋能、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深入调研，围绕推动成都都市圈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多提务实建议。2025年四川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于眉山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成都都市圈建设2025年十件大事》，明确将加快都市圈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服务主体名录库以及布局实施一批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点（农事服务中心）项目。在这一阶段，数字技术革命、农业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对成都都市圈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大型服务主体开始引入无人机遥感、物联网传感器等新兴技术，实现病虫害智能识别、精准施肥灌溉 and 水肥一体化。推广使用智能农机、自动化烘干设备、冷链物流等，提升全链条作业效率 and 品质控制水平。服务组织开始推广绿色防控、有机肥替代、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并催生了对“农业经理人”、 “智慧农业工程师”等“新农人”的需求。

三、成都都市圈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供需特征

（一）区域差异、供需主体与特征

区域空间分布上，成德眉资区域间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差异，地理空间上以成都为中心，呈“草帽型”分布。成都都市圈的供需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成都作为核心，资源集中，数字化程度高，而德阳制造业强，眉山侧重农产品加工，资阳的服务类型相对传统。

成都市新型经营主体密集，对智慧农业、数字管理、品牌营销、供应链金融等全产业链、高附加值服务需求旺盛。供给主体除传统主体外，聚集了较多的大型国企、科技企业 and 研发机构。对高端服务的匹配度最高，但成本也相对较高。德阳市基于其平原坝区和重装基地的特点，对大规模、高效率、高标准的农机作业服务需求较为强烈，粮食作物生产的全程机械化托管服务需求更加成熟，在先进农机装备的制造、应用 and 维修服务方面具有优势。服务组织的机械化、标准化水平高，在粮食生产等标准化领域匹配度更高，服务效率领先，但在经济作物的精细化管理、品牌服务等方面可能稍弱。眉山市围绕泡菜、柑橘、竹业等特色产业，对特色品种种苗、标准化种植管理、产地初加工、区域品牌营销等服务有深度需求。服务供给紧密围绕特色产业展开，提供如清洗、分选、腌制、包装等产业链中段的增值服务。产业链龙头企业 and 大型专业合作社是核心主体，为农户提供“订单+服务”的闭环模式。在特色产业领域，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实现了较高的匹配度。资阳市作为都市圈的“菜篮子”、“肉盘子”保供基地，需求更多集中在生猪代养、蔬菜基地托管等基础性、规模化生产环节，对成本敏感型的服务需求更大。服务供给正在快速普及 and 网络化，大型养殖企业 and 国资建设的保供基地为核心服务提供方，以承接成都外溢的服务能力 and 满足基本生产需求为主，但高端服务供给相对不足。资阳市今年来基础服务覆盖率快速提升，但融资难、抗风险能力弱等痛点最为突出，高端服务匹配度低。

（二）供需匹配程度

整体而言，成都都市圈的社会化服务需求侧呈现双重分化的格局。从需求主体来说，一方面，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核心需求方，需求呈现规模化、集约化、全程化特点。不仅需要传统的机耕、机收，更迫切需要统防统治、粮食烘干、冷链仓储、品牌营销、金融保险、数字农业等高端服务。另一方面，传统小农户仍然占农户很大比例，但呈现兼业化、老龄化特征。对于小农户来说，需求主要集中在耕、种、防、收关键环节的托管服务，以解决自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需求具有季节性、分散性、基础性。从需求内容来说，成都都市圈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正从单环节的实物型服务向全链条的综合性服务升级，特别是对智慧农业、数字管理、供应链金融、绿色生产技术等高附加值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

而供给侧呈现多元竞合的生态。供给主体多元化，包括：以政府农技推广部门、供销社等为代表的公益性服务主体，提供技术推广、病虫害预报、政策信息等基础公共服务；专业服务公司、合作社等经营性服务主体，例如成都益民集团、各地农事服务中心，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托管服务；新希望、通威股份等产业链龙头企业，为产业链上下游的农户提供从前端种苗、饲料、技术到中后端金融、销售的一体化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and 服务组织，如成都邮政、金融保险机构等，跨界提供物流、金融、数字化等特色服务。供给服务模式逐渐创新，形成了全程托管模式、环节托管模式及服务联盟模式。全程托管模式为新型主体提供“耕种管收烘储销”一条龙服务，环节托管模式能够满足小农户在特定农时的特定需求，而服务联盟模式如郫都区农合联，能够整合各类服务资源，形成服务集群。

目前，成都都市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需匹配体现为服务环节结构性失衡。当前的供给主体仍然存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小 and 散，发育不足，尚未形成组织化水平高、科技服务能力一流、影响力广泛、覆盖面广的大型企业的问题。供给内容上，能够较好地满足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服务需求，在机耕、机收、统防统治等基础生产服务，服务网络日益健全，覆盖面广，粮食作物服务的标准化程度高，服务供给成熟，匹配度高, 但对于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高端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服务方面的供给能力仍显薄弱。服务主体更多面向规模更大、付费能力强的新型主体, 因小农户的其需求分散、交易成本高，难以获得个性化、高性价比的服务。服务类型偏向于农资配送等实物型服务，在应对小规模、多样化、高增值的服务需求方面，仍然力不从心。对于品类多、技术复杂的特色经济作物服务，不能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精细化的服务。服务内容方面缺乏软性，如农业大数据分析、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等，仍是稀缺资源。

四、成都都市圈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蓬勃发展

截止2022年底，成都市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3471个，年生产托管服务面积358.7万亩次，服务营收9.1亿元，服务小农户54.7万户。2023年，资阳市通过财政扶持、项目支持、示范评定、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培育服务主体455家，省级服务组织82家，实现服务面积83万亩，服务小农户18.6万户。截至2024年，德阳市已培育种粮大户3111户、家庭农场1.13万家，注册农民合作社3969家，认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6家。大力推行代耕代种、代管代收等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1094家，2024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到406万亩次。截至2025年，眉山市已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3317家，从业人数5.35万人，创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省级重点服务组织5家，评定市级重点服务组织16家，培育年服务能力2万亩以上服务主体15家。

（二）建成县乡村三级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确保农业社会化服务高效落地，四市构建形成“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乡农业社会化服务站（点）+村农业社会化服务协办员”县乡村三级服务体系。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主要负责统筹服务资源，规范服务行为，发布服务组织信息，对接服务市场需求；乡农业社会化服务站（点）负责统筹当地服务资源，协调各村服务需求；村农业社会化服务协办员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办人，负责农业社会化服务具体需求方 and 服务方的组织联络、代办 and 监督，主要负责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宣传，组织动员农户参与并收集整合农户需求，反馈服务效果。截至2024年，德阳市建成县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6个、乡镇农业社会化服务站78个，实现村级协办员行政村全覆盖。截至2025年，眉山市建成7个县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77个乡级服务站点，覆盖767个村级协办员。

（三）多元化的“服务主体+农户”利益联结模式

为破解“地碎、劳弱、钱少”等长期制约四市农业发展的困境，四市探索多种组织模式，将分散的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建立让农民分享增值收益的机制。德阳市鼓励支持本地农户逐步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或“龙头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托管服务等方式，带动小农户步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2024年全市306个村（组）集体实现分红、金额1465万元，惠及26万群众，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资阳市创新性地总结了 “4+1”模式，形成了更精细化的分工 and 合作。

模式名称	主要参与主体	服务内容	解决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集体经济组织、社会化服务企业、供销社、专业合作社、农户	统一经营管理兜底；入股分红、二次返利	零星土地、闲置土地、撂荒地等资源盘活问题
“企事业单位+”	邮政公司、科研院所（省林科院）、经营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林农	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电商体系; 销售净收益按比例分红	农产品销售难、寄递难；林业产业价值提升难
“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服务主体、经营主体、农户	按照 “八个一”模式提供“四代”保姆式服务，整合电商销售	服务与经营主体资源分散，服务标准化程度低
“服务平台+”	创新农业服务平台、农交所“农贷通”平台、经营主体、金融机构、农户	依托生产服务平台 and 金融服务平台提供“订单+金融保险+全程服务”一体化服务	生产成本高、销售渠道不稳、农村融资难。
农业共营制	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农户	引导农户入股，建立 “1+3” 运行机制，探索建立收益优先保底分红、二次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	谁来经营、谁来种地、谁来服务。

五、成都都市圈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难以有效衔接

在成都都市圈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实践中，小农户仍然面临着技术、市场 and 规模的困境。对于小农户来说，土地往往比较零散，在服务需求方面处于被动跟随的地位。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而言，为小地块提供服务往往收益不高且耗时较长，与成片的大田相比，小农户的零散地块往往缺乏吸引力，许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更倾向于整村托管或与种粮大户的固定合作，而不接受单户小地块的服务需求。许多小块田是农户自家的承包地，农民自己耕种，他们的资金承受能力有限，且接触农业社会化服务信息 and 平台的能力也较弱。这使得他们的“七分地”与农业机械化之间难以实现“无缝对接”。

（二）数字技术难以应用于农业生产实际

当前成都都市圈服务体系在智慧农业、数字管理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深度上仍有不足。一是很多农业数字化转型项目还属于作为一个样板点、展示标杆，没有真正帮助农业生产主体提高效率，实用性、普遍性的技术应用还很少。例如德阳、崇州等地与中化现代农业四川有限公司合作，共建技术服务中心，粮食的智慧种植 and 生产有一定成效，小农户可以通过APP获得耕、种、管、收的“订单式”服务。这种服务更类似于试点 and 展示，其运营高度依赖外部龙头企业 and 持续的政策资金注入，未能形成规模效应，引领带动作用不强。二是农业数字化项目采购的一些数字设备盲目追求先进性 and 技术性，实际安装较为复杂、运行不稳定，没有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与农业一线的实际需求脱节。

（三）区域行政壁垒导致难以有效协同

四市已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信息平台、智慧农业平台取得一定成效，但在服务资源、政策标准、信息平台上尚未完全打通，存在行政壁垒，先进的农业技术很难通过一个统一的平台被四市的广大农户便捷地查询 and 调用。导致资源难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降低了整体服务效率。由于行政区域的限制，各地的农业服务资源，比如大型农机、专业人才 and 技术，往往局限于在本地，难以顺畅地流动到其他市。四市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补贴政策、资质认定 and 监管标准上存在差异也增加了服务主体跨区域作业的制度 and 时间成本。

六、新质生产力赋能成都都市圈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路径选择

为提升成都都市圈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效能，应立足顶层设计，系统整合服务资源，着力强化跨区域服务覆盖与功能互补。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健全服务平台与标准体系，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与小农户需求，全面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

1. 整合服务资源，健全服务体系

从都市圈层面打破信息壁垒、推动资源共享。加强顶层设计，统一产业规划与标准，建立区域协同的农产品质量标准 and 应急保供机制，结合各地资源禀赋推动错位布局、连片发展，为深化协同夯实基础。根据四市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实际供需情况，共同谋划、合理布局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点（农事服务中心），突出跨行政区域的服务覆盖与功能互补，建设一批区域性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推动构建都市圈农业服务一体化数字平台，让四市的智慧农业平台、公益信息平台等实现双向互通，农户仅一个平台，即可查询 and 调用四市所有经过认证的服务资源。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并重发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支撑、小农户广泛参与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2. 强化主体培育，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

重点培育具备农机装备、专业人才、技术能力 and 年服务能力达万亩以上的县域专化服务主体，引导合作社 and 农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鼓励其面向成都都市圈乃至全国开展跨区作业服务。在都市圈范围内推动服务组织信息共享，相互推荐具备跨区作业经验与能力的服务主体，推进服务资质互认。以毗邻区域为重点，共享烘干仓储、冷链物流、农机维修等资源分布信息，促进服务资源高效配置。突出服务带动小农户的作用，推动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与农机、农技、农经以及农业科研院所等公共服务机构密切合作、优势互补，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辅导员等作用，共同为小农户等经营主体提供集成化、一站式服务。

3. 提升成都都市圈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完善成都都市圈机耕路网等配套设施建设，立足四市农业主导产业 and 特色产业的规模与集中程度，聚焦需求迫切、投资较大、且单个服务主体难以承担的关键环节，重点加强农机具库棚、集中育秧（苗）、烘干仓储、冷藏保鲜、农产品初加工、饲草料加工配送、农业废弃物收集处理等基础设施布局。优先推进都市圈乡村地区5G and 千兆光网全覆盖，加强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有针对性地增强薄弱环节服务能力，坚持缺什么、补什么，避免重复建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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