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与“长寿时代”并行的宏观背景下，养老金融已不仅是保障民生的重要防线，更是重构社会资本结构、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金融命题。当前，我国养老金融虽已初步形成涵盖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及养老产业金融的多元生态，但仍面临“供需错配”的深层矛盾：一是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相对滞后，普惠性与参与深度受限；二是养老财富储备向长期资本转化不畅，难以有效匹配实体经济对长久期资金的需求；三是针对老龄群体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碎片化，获得感不强。

本调研立足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旨在深度剖析当前制度梗阻与市场失灵的双重症结，通过对多支柱协同机制、养老目标产品创新及养老产业投融资闭环等核心议题的实证观察，探寻构建“养老资金-养老资本-养老产业”良性循环的对策路径，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与落地方案。

一、国内外养老金融模式对比分析

养老金融包含三个部分，其中：完善的养老金金融助力居民不断丰富制度化养老财富积累、多元的养老服务金融助力居民形成非制度化养老财富积累，为老年人养老需求提供资金保障；而养老产业金融以实体产业为服务对象，以金融服务支持养老产业发展升级。

（一）养老金金融

目前，我国的养老金保障为“三支柱”体系，这与国际倡导的主流养老体系高度接轨。其中：第一支柱的特点是强制、普惠，旨在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与美国的OASDI（老年、遗属和残疾保险）、日本的国民年金等类似。第二支柱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国家给予税收优惠。这类似于美国的401(k)计划、日本的厚生年金基金等。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具有税延优惠、确定缴费型、不确定领取、限12000元/年等特点；商业养老金则具有确定领取型、不限额、丰俭由人、个性化定制、可附带养老服务等优势。我国于2022年正式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参考了美国IRA（个人退休账户）的模式。

从三大支柱国际水平看，发达国家第二、三支柱占GDP比重较高，第二、三支柱养老规模占比达90%以上。日本和韩国的养老金体系在结构上虽呈现出以公共养老金（第一支柱）为主导的特征，但这并未掩盖其第三支柱所发挥的重要补充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两国通过制度设计成功提升了个人养老储备的替代率水平，经过长期积累，其替代率预计可达15%-20%，有效缓解了公共养老体系的支付压力，形成了“基础保障靠国家，品质生活靠个人”的多层次养老格局。借鉴国际经验，在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及第一支柱压力提升的背景下，个人主导的第三支柱养老金将成为养老金融体系的重要发展部分，而中国的养老金融在这方面还有待完善。

（二）养老服务金融

养老服务金融，主要包含金融机构提供涵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金融产品，以及为客户提供养老金融产品待遇支付与养老服务的衔接等服务。

从国内看，一方面，养老服务金融产品体系多元、发展速度较快，但从各类产品的数量、规模来看，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另一方面，科技助力金融服务成效持续优化，金融机构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风控和服务的精准性、便捷性和有效性。早在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前，以银行、保险、基金等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便开始积极探索养老金融产品、持续扩宽发展路径。对于备老群体和老年群体的投资需求以及养老保障需求，我国金融机构已陆续推出养老保险、储蓄、理财、基金等一系列金融投资产品，其中养老保险类产品规模已超过6万亿。我国部分商业银行还探索推出了养老服务专属品牌，以老年客户切实需求为出发点，涵盖了金融安全保障、服务渠道简化、养老场景建设、康养体检就医、金融知识宣传等，旨在打造全方位、综合性的养老金融服务，积累了一定的金融服务实践经验。除已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内的储蓄、理财、基金、保险产品外，近年来，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外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养老目标基金等金融产品也取得蓬勃发展，推动养老资源与服务供给的多元化、便捷化。

从国际看，美国的金融机构供给提供了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由此也给养老服务金融提供了广泛的投资品，因而其并不特别强调专门开发面向老龄人群的专属金融服务产品 and 创新。德国发展养老服务金融的经验是通过多元化的筹资和完备的政策体系，构建了引人瞩目的长护险产品体系，为失能老龄人群提供了分层化的保障。日本强制推行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险费用通过“政府+个人”的方式按5:5比例共同分担，以解决需居家长期护理的老人费用负担问题。

（三）养老产业金融

在国内层面，金融机构正通过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为养老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赋能。推动实体养老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加快实体养老产业提质升级。当前，我国养老产业金融发展态势良好。银行在通过优惠利率、绿色通道、白名单等方式提供多元化服务的同时，也借助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政策，强化了对普惠养老机构的定向支持，实现了信贷流程优化与融资成本的有效降低。

在国际层面，美国的资本市场发达，包括医疗健康等产业在内的各类养老产业，从资本市场融资并不存在明显障碍，其中以养老地产为代表的养老设施则主要依靠REITs模式进行融资。德国典型的养老产业集中于适老住宅、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院，其通过银行、慈善机构、资本市场多渠道融资。日本则创设了面向老年住宅建设 and 管理的一系列政策性金融产品，同时结合日本老龄人群少子化、不少财富难以代际传承的特点，开发了高端旅行、营养保健等老龄人群消费产业。

二、养老金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养老金金融体系不完善。养老金金融面临显著的“三支柱”发展不平衡挑战，不仅影响养老金金融体系的可持续性，也制约了养老保障水平的提升。

第一支柱“一支独大”，资产规模占整个养老金体系的比重超过70%，覆盖超过10亿人，基本实现了法定人群的全覆盖，其覆盖面和基金积累量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第二、三支柱发展相对滞后，占比很小。“未富先老”是目前居民养老金融所面临的核心挑战，我国人口结构转型已进入高速老龄化轨道，而人均GDP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这意味着社会养老负担急剧加重，第一支柱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压力。

第二支柱职业养老金制度发展滞后，覆盖面不足，导致其难以充分实现预期的补充养老保障效果。企业年金目前主要覆盖国有企业、部分大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广大中小微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难以参与。虽然职业年金虽在机关事业单位全面建立，但与市场是隔离的。

2022年11月，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拉开帷幕，首批在36个城市（地区）启动试点，标志着养老金体系第三支柱建设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个人养老金虽潜力巨大，但起步较晚，市场渗透率低。截至2023年底，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数已突破5000万。但缴存金额普遍偏低，实际缴费率和投资活跃度有待提升。可供选择的产品虽然多样，但民众普遍缺乏金融知识，风险偏好保守（倾向于存款和低风险理财）。中国居民有高储蓄的传统，但对长期、权益类投资普遍持谨慎态度。如何将“储蓄”转化为“长期养老投资”是一个巨大挑战。且普通投资者对复杂的金融产品辨识能力有限，容易产生“追涨杀跌”的短期行为，且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有待加强。需要持续不断的投资者教育。

二是养老服务金融的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养老金融产品以存款、保险、基金产品为主，面临产品少、投资渠道不充分、创新工具不足的问题，养老服务金融与我国老龄化趋势不相匹配。从供给侧看，我国养老金融服务领域本身市场化程度不高，缺乏发现和响应需要的供给创新机制。一方面，目前金融市场上各金融机构推出的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相似度较高，主要是在现有普世性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微调，缺乏个性化和精准化设计。另一方面，居民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从“储蓄养老”逐步向“投资养老”过渡，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灵活性较强的产品。然而，当前养老服务金融产品种类较少，投资期限固定，难以吸引居民的关注。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老年人群的养老规划意识相对欠缺、养老基础较弱，年轻群体储蓄意识薄弱，这导致养老储蓄产品的研发动力受限。

同时，老年人在不同的生、老、病、离、死生命阶段和生活需求中，需要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等多种金融服务。横跨银行、信托、房屋、公证、法律等不同领域。然而，目前市场上的金融机构各自为政，产品和服务多以单一功能为主，缺乏跨机构、跨产品的整合。这种分散的服务模式，使得老年人需要分别前往不同的机构处理储蓄、理财、保险、财产传承等事宜，增加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复杂的金融流程和多样化的产品选择也加大了他们获取服务的难度。此外，部分养老金融产品在引入国外模式时出现“水土不服”，未能有效本土化，导致产品与国内市场需求契合度不高，市场反响平淡。

三是金融对养老产业支持总量不足。一方面，养老产业本身具有资金需求大、回收周期长、风险较高以及收益不确定性强的特点，导致金融资本对其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另一方面，当前针对养老产业金融支持的政策法规尚不完善，适用性不足，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目前，养老产业的融资仍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等传统银行信贷模式，审批流程复杂、周期长，涉及贷前调查、信用评估、还款期限与利率协商等多个环节，时间跨度大，不利于资金的快速周转与及时补给。同时，银行传统贷款业务通常要求以重资产作为抵押担保。然而，随着养老服务业逐渐走向轻重资产分离的运营模式，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租赁重资产并配套专业服务来盘活资源。这使得轻资产运营的企业难以提供符合银行要求的抵押物，进而形成资金缺口。此类资金需求难以通过传统的债权或股权融资有效满足，而REITs等新型融资渠道目前尚未完全成熟和普及。

另一方面基本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目前，我国超过90%的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来源于政府，主要通过专项债、政策性贷款、投资基金、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提供。尽管地方专项债可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此类项目往往缺乏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难以实现自负盈亏，市场普遍担忧其偿债能力，因而需要财政担保增信——而这在专项债使用中是被明令禁止的。近年来，不少地方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养老设施建设，但出于经济可行性的考虑，很多项目实际上采取了“明股实债”的方式运作。

三、启示及建议

“做稳做优养老金融大文章”内涵深远，它不仅要求通过金融创新满足老年人多元化需求，更要着眼于构建一个稳固的多层次保障网络，以应对全生命周期的养老挑战，从而为养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坚实动力。

一是完善现行的养老金金融体系。养老金融不仅是资金问题，也与医疗、康养、居住、旅游、精神文化等维度的老年人需求深度融合，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传统上认为，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会抑制全社会居民消费，但随着经济条件较好、受教育较高的“65后”步入老年，很多服务和产品的需求将激增。这些为老服务和产品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支持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具体包括：管理部门以及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和基金业四个金融子行业对老年人的金融服务；利用数字化监管推动养老金融活动“扩面增效”；金融支持养老设施建设和日常设施适老化改造；金融推动适老宜居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老年教育和人力资源服务。

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确保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和充足性，例如逐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实现全国统筹调配，以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推动企业年金（第二支柱）的扩容提质，核心在于通过优化政策环境与税收激励措施，有效牵引和调动企业设立年金的积极性，从而扩大其覆盖范围与基金积累规模。推动个人养老保险产品的多元化发展，鼓励个人参与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探索将个人养老金年度缴费限额与社平工资动态挂钩，形成"基础额度+超额累进"的税收优惠机制。打通三大支柱之间的制度通道，促进三大支柱的联动发展，使其功能互补、协同发力，最终构建成一个高效、稳健的综合性养老保障网络。

二是创新养老服务金融和产品。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推动养老金融市场发展，既要增加未老人的养老储备意识又要切实提高老年人的财产性收入。具体来说：保险业开发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产品。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开发灵活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针对不同年龄段、收入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方案。例如，设计针对年轻群体的长期养老储蓄险，或者为中高收入人群提供高收益的分红型养老保险。另外，在海外较为发达的长期护理险也应得到重视，随着老龄化人口增加，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上升，开发长期护理保险可以弥补传统养老保险的不足，解决失能、半失能老人护理费用问题。还可以结合养老和医疗保障需求，推出一站式的医养结合保险产品，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和长期护理费用，或者在养老保险产品中加入健康管理服务，例如体检、健康监测、慢性病管理等，帮助老年人提前预防健康问题，并延长健康寿命；推出具备利率调整机制的保险产品，以便在长期利率下行时进行调整，或者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增加与长期负债匹配的投资，如长债、房地产或基础设施投资，以减少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距，寻求更高的收益率和分散风险，又或者在保险产品中灵活调整保费 and 收益分配，以适应利率环境的变化。信托业开发养老信托产品。例如开发养老信托计划等养老产品，个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按约定的条件和时间领取养老资金。适度推广房产反向抵押养老，个人或家庭将房产作为抵押品，银行或保险公司提供养老金，老人依然可以居住在自己的房产内，逝世后房产归金融机构所有。搭建银行业养老金融服务体系。银行可以在丰富个人养老金融产品供给的基础上，丰富让银发群体安心购买的产品线，同时将企业的薪酬福利 and 员工的健康养老需求紧密结合，推出方便“企业养老”的资产服务、信托增值服务以及帮助企业完善对公慈善信托增值的“居民养老”服务。银行还可以根据“产品权益、适老服务、养老投教、养老微生态”四类服务模式创新特色服务网点，将网点和社区养老结合起来，助力社区养老金融的发展。

三是拓展养老产业融资渠道。耐心资本通常指长期投资资本，注重长期回报而非短期收益，通常来自养老金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可以依托耐心资本推出与养老社区配套的金融产品，例如在社区内预存养老基金，确保老年人入住高质量养老机构，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同时，在养老产业的投融资支持方面，银行可以建立康养产业共享服务平台，与优质养老产业企业深化合作。同时，针对养老产业信贷业务中的难点，银行应着力开发与养老服务相匹配的信贷产品，同时将信贷资源定向倾斜，以精准满足养老服务机构的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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