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由于气候变化的加剧，人类不得不面对其生存家园在碳排放超标后带来的后果，碳排放超标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引发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题，最后影响地球上的每一个物种包括人类。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体系，就是在全球气候恶化的背景下，为了约束人类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行为设立的。有学者分析总结出影响一国的碳排放的因素有收入、能源结构、技术创新、人口因素、贸易与政府治理能力。国际层面上，自《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世界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层名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且各大经济主体结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与程度做出不同时间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等承诺，也推动各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建立碳市场，通过市场机制约束行为主体减排或者激励行为主体减排已经得到各国广泛认可。碳信用是基于温室气体减排而产生的，其全称是碳排放减少信用。随之而来的是，碳交易与碳金融在世界范围内有序发展，逐渐形成全球网络，且碳金融产品不断丰富。碳金融包括市场、机构、产品与服务等要素，其发展要依托于碳市场。从最近一年的国际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25世界投资报告》来看，国际投资（全球FDI）整体下滑，但在可持续金融领域，自愿碳市场和强制碳市场均有所扩张，且国际上关于扩大可持续金融规模的机制逐渐达成共识，绿色产业跨境投资有一定的增长，全球投资格局正在重塑。在《巴黎协定》第六条机制方面，2026年2月26日联合国完成第6条机制（信用机制PACM）首次碳信用签发，标志着全球合规碳信用体系正式迈入实际运行阶段，越来越多国家明确表示有兴趣利用PACM来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截至目前，全球共有41个碳排放交易体系运行，覆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26%。此外，还有16个体系处于不同开发或研究阶段。碳边境调节机制成为热点，2026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CBAM实施条例草案中首次明确承认《巴黎协定》第六条国际碳信用可用于CBAM抵扣，尽管设置了10%的上限，但此举标志着第六条碳信用开始真正嵌入国际贸易体系。学者指出，CBAM通过制度设计将碳成本内化于国际贸易规则，深刻影响着全球供应链投资布局和跨国企业的碳管理战略。关多边机构实施全球统一碳定价制度的主张日益增多，以将减排政策的积极跨境溢出效应最大化，并限制消极跨境影响，避免全球贸易出现碎片化现象。2026年5月，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正式成立，中国、巴西、欧盟作为共同发起方签署了联盟工作大纲，德国和新西兰已作为首批成员国加入，联盟将为已建立全国性合规碳市场的国家提供合作平台。研究指出，该联盟将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MRV）、碳核算方法、高诚信抵消机制使用规则等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旨在推动不同碳市场之间的对话互动和标准对接。这一制度创新为全球碳市场从碎片化走向协同发展提供了机制基础。2025年全球气候融资规模进一步攀升，清洁能源投资占据主导地位，可持续债券市场持续扩容，在全球气候融资需求持续扩张的情况下，单纯讨论融资规模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今后全球将更加关注资本配置的结构性与治理问题。基于以上背景，由此展开以下研究问题：1.全球碳市场与碳金融通过哪些渠道影响跨国投资行为。2.当前碳市场与跨境绿色投资协同发展面临哪些障碍。3.未来如何构建更适配全球低碳投资的碳市场体系，促进碳市场与跨境绿色投资协同发展。以上问题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理论层面上可以丰富碳市场为主的气候政策与国际投资相结合的视角研究，完善碳市场与跨国行为的理论解释。现实意义在于为各国优化但市场设计，对接国际先进规则与标准，并吸引国际高质量绿色外资进而推动产业转型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

1. 碳市场与碳金融相关研究

当前学者们对于碳市场和碳金融领域相关的研究中，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研究现状也不一致。发达国家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碳金融交易体系，法律框架、交易机构和碳金融产品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意识还不足，科研成果相比来说稍有薄弱，且研究方向仅聚焦于某一小问题，体制机制相关的研究较为薄弱，研究多聚焦于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而当前对于该领域整体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是现状层面的研究，碳金融模式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不足。由于数据信息收集难度大，信息分散且数据量不充分，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不足，且整体上呈现出区域碎片化与分散的特点。

2. 环境规制与国际投资相关研究

国内外当前对于该领域的相关比较丰富，探讨的核心主要聚焦于“环境保护”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复杂博弈。在学术界，对于二者的关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一种是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为了规避母国严格的环境规制和高昂的治污成本，污染密集型企业会倾向于将生产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这会导致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从而吸引更多的FDI，或者促使本国高污染企业向外转移。另一种是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与污染光环假说（Pollution Halo Hypothesis），与前者相反，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可以抵消合规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国际投资。而“污染光环假说”则认为，高标准的外资进入不仅不会破坏环境，反而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将先进的环保技术 and 管理经验带入东道国，改善当地环境质量。

3. 碳约束下的跨国企业低碳投资研究

面对日益扩张的碳约束，跨国企业如何策略性地调整其跨国经营活动，是这一领域最核心的理论问题。在理论层面，Nippa等发表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的开创性研究指出，相较于纯国内企业，跨国企业拥有更强的动机以及更丰富的战略和运营手段来应对不断扩张的碳排放约束。近年来，学术界对碳约束如何通过资本市场传导至企业投融资行为给予了高度关注。从理论逻辑看，碳约束至少通过三条渠道影响跨国企业的低碳投资：一是碳价格直接影响高碳资产的价值评估，形成搁浅资产风险；二是碳规制的不确定性被资本市场定价，体现为企业融资成本中的碳风险溢价；三是金融机构在信贷决策中内化企业的碳绩效，形成绿色金融约束。在微观机制层面，基于全球51个国家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面临财务约束的企业实施脱碳和碳减排策略的可能性显著更低。换言之，融资约束与碳约束的双重叠加效应，使资金有限的跨国企业在低碳转型中处于明显劣势。另一项研究利用22个新兴经济体10776家企业的数据，证实了信用约束和绿色管理薄弱共同阻碍了企业在新机器设备中投资绿色技术，这些约束条件导致绿色投资规模较理想状态低约1.4%至2.3%。

值得关注的是，碳政策并非单向加剧融资约束。最新研究发现，严格的气候政策显著降低了环境绩效良好企业的债务成本，并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激励绿色企业的投资；但与此同时，ESG评分及其环境支柱维度与企业实际环境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不足以有效评估和定价国内的转型风险。这意味着，仅仅依赖现有的ESG信息披露框架来引导资本向低碳企业配置，仍然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挑战。在制度协调的宏观背景下，跨国企业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Allen等发表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的研究指出，跨国企业具有独特的规模、技术、资本和协作网络，可以利用其广泛的内部治理、融资和技术市场，绕过气候变化行动中因规制异质性、腐败和技术缺乏等带来的国别摩擦，推动气候转型所需资源的跨境转移。

（二）现有文献评述

已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市场或单一国家，对全球系统性机制分析不足。当前全球碳市场呈现“碎片化”特征，各国碳价差异显著，但碳价跨市场传传导的机制与效应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未来研究可从市场结构、政策差异、资本流动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碳价信号的跨境传播机制。企业碳投资行为的微观机制有待深化。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对碳市场如何影响企业跨境投资决策的微观机制考察仍显不足，尤其是企业在多重碳定价体系下的最优碳资产配置策略值得进一步探索。金融风险与碳市场联动的系统分析薄弱。 随着碳市场金融化程度提升，碳价格波动、气候风险与金融风险的相互传导日益复杂，但关于碳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识别与防范的研究仍较为欠缺。

本文从理论逻辑出发，构建整体性分析框架。将国际投资相关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相结合，从而对全球当前碳市场跨境传播机制做出分析。对企业层面的国际投资机制通过碳市场这一中介的进行研究，充分分析全球碳市场格局下国际投资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碳市场与跨境绿色投资协同发展的路径，一定程度丰富了国际投资研究视角。

（三）理论基础

1. 环境规制与跨国企业区位选择理论

该理论主要探讨环境政策（如排污标准、碳税等）如何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关键变量。核心观点在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会直接改变企业的生产成本结构，从而影响其区位选择。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这是最经典的论断。该假说认为，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会倾向于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发达国家，向环境规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因此成为了“污染避难所”。

绿色梯度转移与技术适配：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提升，传统的“污染避难所”模式正在向“绿色协同”转型。跨国公司在选址时，不仅会评估基础生产成本，还会综合权衡合规成本。当东道国的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企业的成本阈值时，企业可能会采取“分段式布局”（将高污染环节转移，保留研发环节）或通过输出环保技术来降低合规成本，实现技术适配。创新补偿效应：严格的环境规制并不总是导致产业外迁。根据波特假说的延伸，适度的规制压力会倒逼跨国公司在当地进行技术升级和低碳工艺投资，这种“创新补偿”带来的长期成本优化和竞争优势，有时甚至能吸引高质量的外资流入。

2. 内部化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

这两个理论紧密相关，主要用于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存在”以及“为什么选择对外直接投资（FDI）而不是技术授权或出口”。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1937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市场交易存在搜索、谈判、签约和监督等成本。当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例如由于市场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或资产专用性强）时，企业为了节约成本，会选择将原本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内化”到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来配置资源。企业的边界就停留在“内部管理成本 = 外部市场交易成本”的平衡点上。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这是交易成本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延伸（由Buckley和Casson等学者发展）。该理论特别强调“中间产品市场”（尤其是技术、专利、管理知识等知识产品）的不完全性。为了保护 proprietary knowledge（专有知识）不被泄露，并确保技术使用的效率，跨国公司倾向于通过FDI建立子公司，在企业内部跨越国界转移技术和知识，而不是将其授权给外部独立厂商。这种跨越国界的市场内部化过程，直接催生了跨国公司。

3. 可持续金融与碳定价理论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加速，金融与定价机制正在重塑跨国企业的投资逻辑。碳定价理论（Carbon Pricing）：其核心是将碳排放的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碳税（政府直接设定价格），二是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即碳市场）（政府设定排放总量，企业通过市场交易配额形成价格）。碳定价为企业的碳排放设定了明确的经济成本，直接改变了高碳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促使跨国企业在区位选择和技术路线上向低碳转型。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这是一个比“绿色金融”更广泛的概念，它不仅关注环境（E），还融合了社会（S）和治理（G）因素。可持续金融通过建立现代化的定价规则（如将气候风险纳入资产估值）、提供专项融资工具（如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引导资本流向低碳、环保和具有社会责任的项目。对于跨国企业而言，良好的ESG表现不仅能降低融资成本，还能更容易获得国际机构的长期资本支持。

二、碳市场与碳金融影响国际投资的核心机制

（一）成本倒逼机制

碳市场的出现与碳定价的形成使碳排放内部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此过程中，高排放的跨境投资面临成本上升压力，会限制其国际投资行为，进而减少高排放经济行为的产生从而促进国际投资低碳转型。与之相反，低碳技术与绿色产业因碳价形成相对竞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国际资本，从而提升绿色资本在国际投资的占比进而实现国际投资绿色低碳转型。以上两种情况基于碳成本差异导致的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产能，总体上碳交易市场可以通过成本倒逼机制影响国际投资。

（二）融资支持机制

当前各个碳交易市场所开发的丰富碳金融工具有利于降低低碳项目的融资门槛与融资成本。而碳资产质押、碳收益权证券化等能够提升相关项目的可融资性。国际投资者可以通过碳金融产品参与跨境低碳项目，在降低自身投资风险的同时，也有利于国际投资绿色低碳转型。而绿色债券、可持续挂钩贷款等金融产品与投融资机制也有利于推动长期资本流向低碳领域。

（三）风险对冲机制

碳价波动会给企业带来经营的不确定性，而碳期货、期权等衍生品能够帮助跨国企业管理碳资产有关的风险。完善碳市场有助于稳定投资预期，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观望行为。 碳风险管理能力也已经成为评价跨国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

（四）信号引导机制

碳市场建设强度向市场释放政策导向信号，该信号会影响国际投资者的投资预期。碳信息披露、碳绩效评级已经是目前国际资本配置的重要参考。提高碳市场的透明度与监管水平也有助于吸引负责任的跨国投资和有关的耐心资本。

三、全球碳市场格局下国际投资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全球碳市场碎片化，价格信号不统一

各区域碳市场覆盖范围、配额分配、价格水平差异显著。不同发展程度与水平的国家，其碳市场与碳金融体系的构建的完善程度也不一同，全球碳市场呈现碎片化，不利于国际投资低碳转型。且在此过程中，由于碳价格差异引发的泄露担忧与投资转移在现实中引发一定的争议。当前全球也缺乏统一碳核算标准，因此当碳资产跨境流通时会有公平问题产生。

（二）碳金融体系发展不均衡，跨境衔接不足

发达国家碳金融工具成熟，而发展中国家碳金融基础薄弱，因此当绿色投资在不同国家间流动时，会有一定的交易壁垒和制度障碍存在，不利于国际投资绿色发展。且相关的金融监管与合规的规则不统一，因此会导致跨国投资面临合规风险。

（三）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抑制长期投资

部分国家碳政策频繁调整，信号传导不稳定，从而会影响跨国企业投资决策。碳市场扩容、配额松紧、监管力度变化等都会增加投资风险。地缘经济因素进一步加剧全球气候治理与投资规则的不确定性。

（四）发展中国家碳市场建设滞后制约绿色引资

碳定价机制缺失导致低碳项目外部性无法内部化。碳金融生态不完善，难以吸引国际绿色资本。技术、数据、人才不足，难以满足跨国低碳投资落地需求。

四、促进碳市场与跨境绿色投资协同发展的路径

（一）推动全球碳市场规则协调与渐进式联通

加强国际碳市场信息共享与监管，进一步探索区域碳市场链接机制，逐步形成相对统一的碳定价体系。全球范围内建立跨境碳信用互认标准，从而减少碳市场分割成本。

（二）完善跨境碳金融基础设施与产品创新

推动碳金融产品标准化、透明化，提升其跨境可交易性。发展多边碳基金、绿色跨境信贷与转型的金融工具，丰富跨境碳投资的渠道和路径。各国可以携手共同构建碳资产登记、托管、清算的跨境服务体系。

（三）稳定气候政策预期，降低投资不确定性

强化碳市场制度长期性与稳定性，避免频繁大幅调整，同时，也要加强其他强相关的气候政策的稳定性，给投资者较为稳定的预期与稳定的政策环境。完善碳价调控机制，缓解极端事件造成的极端波动对投资的冲击。加强国际政策对话，减少单边措施对全球投资的扭曲。

（四）支持发展中国家碳市场能力建设

通过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可以和国际接轨的碳核算、监测与核查体系。鼓励国际资本以绿色投资方式参与发展中国家碳市场建设与清洁能源生产与利用。推动技术转移与低碳产业投资相结合，实现发展与减排双赢。

五、结论

碳市场通过成本、融资、风险、信号四大机制系统性地影响国际绿色投资规模与结构。全球碳市场碎片化、气候政策不确定与碳金融体系衔接困难是当前主要发展障碍。推动国际协调、碳金融体系与产品创新、碳制度稳定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是关键的发展路径与方向。

未来研究展望可进一步研究不同行业碳敏感性与跨国投资布局差异。可探讨全球碳市场联通后的投资福利效应与分配问题。也可关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的技术对跨境碳金融与低碳投资的赋能作用。未来可结合更多国家实践案例进行比较制度分析，同时，随着各国碳市场相关活动的增加，做好相关经济数据的搜集与整理后，可以进行一定的经济学实证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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