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重要路径，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推动生态资源价值化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逐渐成为资源环境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以及生态经济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已有研究指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是生态资源价值化过程，更是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的重要机制。农业作为兼具经济生产与生态服务双重属性的重要产业，其生态系统不仅能够提供农产品等物质供给产品，还能够提供水土保持、生态调节、景观文化等生态服务功能。因此，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于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实现农民增收以及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概念内涵、实现模式、制度路径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部分学者聚焦概念与价值逻辑，杨晓梅、尹昌斌提出，农业生态产品属于生态友好型产品，价值实现需兼顾生态、经济与社会价值协同转化；谢花林等认为其本质是生态价值转化增值过程，需依托产权、市场及产业融合机制实现价值显化。也有研究关注市场组织运行模式，马贤磊等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证实优化合作社模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稳固价值实现能力；包晓斌、朱小云指出，产品价值实现除资源禀赋外，还取决于市场体系、利益联结与制度供给水平。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化赋能成为研究热点，学界普遍认可数字技术可通过数据联通、产业链重构助推价值转化。匡后权等提出大数据能够重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链；唐林、陈池波总结出数字技术“技术赋能—制度响应—价值重构”的赋能逻辑；刘薇从新质生产力视角，认为数字技术可革新产销流通模式、创新价值实现机制。此外，区块链溯源、电商直播等数字化手段，可提升信息透明度，增强消费者信任，实现产品市场溢价。

综上，现有研究为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数字化赋能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仍存在研究不足。其一，现有研究对交易成本形成机制关注不足。农业生态产品具有明显信任品特征，消费者难以辨别生态品质，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相关系统性研究较为欠缺。其二，数字化赋能研究多停留在技术功能层面，缺少对数字技术降低交易成本、重构市场信任的深层经济学逻辑剖析，理论深度不足。其三，现有研究薄弱于农产品生态属性的数字化识别与验证，数字认证、数据留痕、动态监管等配套机制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体系，存在明显研究缺口。

基于此，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视角，围绕农业生态产品市场化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市场信息搜寻、生态价值质量识别、市场交易协同以及全过程履约监督等关键环节，系统分析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交易成本困境，并进一步探讨数字化驱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交易成本优化机制、现实约束与优化路径，以期为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农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一、农业生态产品市场化价值实现的交易成本困境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市场化过程。该类产品兼具生态与公共属性，除物质价值外，还具备生态保护、环境调节等服务功能。受生态价值隐蔽性、外部性影响，其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显著，交易成本偏高。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市场交易包含信息搜寻、质量识别、履约监督等多项非生产成本，过高成本会降低市场配置效率。农业生态产品普遍存在的“优质难优价”、生态价值难以显化等问题，本质是高昂交易成本抑制了市场机制正常运转。

（一）市场信息搜寻成本偏高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供需双方高效的信息传递，但传统农业市场存在信息分散、滞后、供需对接不畅等问题，抬高了信息搜寻成本，制约市场运行效率^[9]。从供给端来看，农业生产主体多为小农户，经营规模偏小且布局分散，信息获取能力薄弱，难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消费偏好与价格波动情况，极易出现生产与市场需求错配的问题。从需求端而言，消费者无法有效获取产品真实生产数据，对农业生态产品的生态属性、生产模式及质量状况缺乏清晰认知，信息搜寻成本居高不下。除此之外，农业生态产品交易链条冗长，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缺少稳定的信息联通机制，多层流通环节容易造成信息失真、传递滞后，进一步加剧市场信息不对称。高昂的时间成本与信息交易成本，不仅降低了供需匹配效率，还阻碍了农业生态产品市场化流通，制约其生态价值转化与落地实现。

（二）生态价值质量识别困难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难点在于生态价值质量识别困难。与普通农产品不同，农业生态产品具有典型“信任品”属性，其生态价值体现于生产过程的生态友好性，而非产品外观，消费者难以通过直接观察判断其绿色、有机等生态属性，易引发信息不对称。传统市场中，消费者对生态品质的判断多依赖品牌声誉或第三方认证，但因生态属性的专业性与隐蔽性，难以准确识别真实质量。缺乏有效质量识别机制时，高质量产品难以获得匹配价格，出现“优质难优价”问题；部分主体虚假宣传或滥用生态标签，进一步削弱消费者信任。从交易成本视角看，这本质上是质量识别成本过高：消费者无法低成本验证生态品质，支付意愿受抑制，市场易出现低质产品挤压高质产品的逆向选择现象，导致市场信任机制难以形成，农业生态价值也难以顺利转化为经济价值。

（三）市场交易协同成本较高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依赖稳定高效的市场组织体系，但当前我国农业仍以小农户分散经营为主，主体组织化程度偏低，推高了市场交易协同成本。一方面，小农户在生产规模、标准化程度与议价能力上处于弱势，难以形成稳定规模化供给；而农业生态产品市场对质量稳定性、生产标准化及持续供给能力要求较高，分散经营易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增加交易协调难度。另一方面，其价值实现涉及生产、加工、物流、销售及品牌运营等多环节，对主体协同要求高，但传统市场组织体系松散，供应链上下游利益联结机制不稳定，易出现信息脱节与资源配置低效问题；且小农户普遍缺乏独立品牌运营能力，进一步抬高了组织协同成本。此外，市场的区域性、季节性特征及区域资源整合能力差异，也制约了供给与竞争力，影响农业生态价值的持续实现。

（四）全过程履约监督困难

农业生态产品生态价值具有动态性，其实现既依赖交易前质量识别，也需交易后全过程监督与长期信用维护。但传统监管多依赖阶段性抽检与静态认证，缺乏对生产、流通、销售全流程的持续动态监管，推高了履约监督成本。一方面，其生态品质随生产过程动态变化，涉及投入品使用、环境管理等多环节，部分主体在获取认证后可能因监管缺位违规生产，消费者难以及时察觉；另一方面，交易链条长、流通环节复杂，运输、储存与销售中易出现质量变化与信息失真，进一步增加监督难度。同时，传统线下抽检与事后监管成本高、存在滞后性，缺乏全流程动态监督机制易引发违约失信行为，削弱消费者信任，加剧交易风险。长期来看，履约监督困难会抬高市场运行成本，制约农业生态产品市场的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农业生态产品市场化价值实现受阻，并非单纯的产品供给问题，而是高交易成本约束下市场机制运行效率不足的结果。其中，生态价值质量识别困难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核心矛盾，并进一步诱发市场信息搜寻成本偏高、市场交易协同效率下降以及全过程履约监督困难等问题。因此，如何借助制度创新与技术变革降低农业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成本，成为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关键。

二、数字化驱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下，数字技术深刻变革传统农业市场运行模式。区别于传统市场线下交易、经验信任、分散经营的特征，数字技术依托数据联通、平台协同与智能监管，推动农业生态产品向数字化市场体系转型。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数字化的核心价值并非单纯技术应用，而是通过信息重构、组织优化和动态治理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

（一）数字信息共享机制

农业生态产品传统市场长期存在信息分散、供需脱节、匹配效率偏低等问题。传统模式下，生产主体难以实时掌握市场需求、价格波动与消费偏好，消费者也无法低成本甄别产品生产过程与生态品质，形成明显的市场信息壁垒。而数字技术依托信息联通与数据共享，能够有效降低市场搜寻成本，优化交易效率。数字技术压缩了信息传递链条，生产者可依托大数据与数字平台及时捕捉市场动态，灵活调整生产销售策略；消费者亦可通过数字化渠道查询产品产地环境、生产模式及资质认证等信息，大幅降低信息获取门槛。同时，数字平台依托数据整合与算法优化，推动市场由分散交易转向精准供需匹配。从交易成本视角来看，数字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削减市场主体的时间、资源等搜寻成本，弱化信息滞后引发的交易摩擦。伴随市场透明度持续提升，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逐步缓解，有效降低农业生态产品交易成本，进一步优化市场流通体系，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高效实现。

（二）数字质量认证机制

生态属性难以识别是制约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阻碍，而数字技术为生态属性显性化提供了有效解决路径。传统农产品认证以静态阶段性审核为主，属于结果导向认证；数字技术可对全生产流程进行数据留痕，实现生产行为可追溯、可核验，推动认证模式从“结果证明”转向“过程证明”。依托物联网、区块链、二维码等技术，生产环境、农资投放、物流运输等环节均可数字化存证，将隐蔽的生态属性转化为可视化数据，方便消费者查验核实。同时，数字认证重构了市场信任体系，传统市场依靠品牌与经验判别品质，信任基础薄弱；数字技术以客观数据核验产品质量，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透明的数据保障了生态品质真实性，助力构建“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推动生态价值稳定转化为市场价值。从交易成本视角来看，数字认证实现生态属性数据化，降低了品质识别成本，依托可信数据稳固市场信任关系，进一步提升农业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能力与市场化实现水平。

（三）平台组织协同机制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取决于市场需求，还需要高效稳定的市场组织体系作为支撑。传统农业市场存在小农户分散经营、组织化程度低、供应链协同能力薄弱等问题，抬高了交易协同成本。由于农业生态产品对品质稳定性、标准化生产和持续供给要求严苛，传统分散经营模式难以适配现代市场发展需求，制约其市场化进程。数字平台为重构市场组织模式提供了重要路径，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阻隔，推动生产主体与消费者、加工及物流主体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平台依托订单管理、信息共享、统一标准等手段优化供应链协同水平，促使市场由分散交易转为平台化协同模式。同时，数字平台具备较强资源整合能力，可通过数据分析预判市场走势，优化供需匹配、减少资源损耗；依托品牌运营、直播带货等数字化营销手段，扩大产品影响力、提高市场溢价。从交易成本视角来看，数字平台能够降低协调成本与契约成本，改善市场组织松散的缺陷，提升市场组织化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推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落地实现。

（四）全过程动态监管机制

农业生态产品生态属性具有明显动态性，其价值实现不仅依赖事前质量识别，还需要交易后的全程监管与信用维护。传统监管多采用线下抽检、阶段性核查的静态模式，监管成本较高，难以实现全流程持续性管控，导致市场履约监督成本居高不下。数字技术推动监管方式向动态智能治理转型，监管部门可依托物联网、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对生产环境、农资投放、流通运输等关键环节实时监测，依靠数据分析及时甄别潜在经营风险。同时，全流程数据留痕能够精准判定违规行为，强化市场履约约束。在信用建设方面，传统市场信用评价主观性较强，而数字技术可凭借留存数据构建标准化信用档案，依托信用评价机制强化经营主体履约激励。数字化信用体系抬高了市场主体违约成本，有效降低交易风险。从交易成本视角来看，动态监管机制通过实时监测、数据留痕与信用约束，减少监督成本、弱化履约风险，提升市场稳定性。监管模式由事后治理转为全过程动态治理，不断完善市场信任体系，持续增强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

综上所述，数字化并不仅仅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技术工具，更是推动农业生态产品市场运行机制重构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通过数字信息共享、数字质量认证、平台组织协同以及全过程动态监管等机制，有效降低了农业生态产品市场中的信息搜寻成本、质量识别成本、组织协同成本以及履约监督成本，从而推动农业生态产品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持续稳定转化。

三、数字化驱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约束

虽然数字化能够依托降本增信、优化资源配置等优势，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但目前技术嵌入过程仍存在多重现实约束。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关乎技术应用，还受基础设施、经营主体、制度体系、平台治理等多重条件制约。若约束问题未能妥善解决，数字技术的降本增效功能将难以充分释放，甚至加剧市场发展失衡。因此，有必要系统剖析数字化驱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各类制约因素。

（一）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

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赋能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前提。然而，我国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均衡问题。农业生态产品具备较强的地域属性，生产多集中在生态条件优良的山区、林区及偏远乡村，但这类区域恰恰是数字基建较为薄弱的地区。目前，部分偏远及生态富集地区的网络通信、智慧农业设备等基础资源供给不足，网络覆盖质量差、数字化设备普及率偏低，致使生产主体难以有效接入数字化交易与监管平台。与此同时，冷链物流、电商配送、数字仓储等流通配套设施发展滞后，进一步抬高了农业生态产品的数字化流通成本。基础设施供给的区域差异，造成农业生态产品数字化价值转化能力呈现明显地域分化，弱化了数字技术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赋能效果。

（二）小农户数字能力与组织化程度不足

数字技术对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赋能效果，取决于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化应用水平。当前生产主体以小农户为主，普遍存在数字素养不足、应用能力薄弱等问题，严重阻碍数字化赋能进程。多数农户年龄偏大、文化程度有限，缺乏对数字平台运营、数据分析、线上营销等技术的认知，实操能力不足。同时，部分农户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益认知模糊，转型意愿偏低，形成“不会用、不愿用”的应用困境。此外，农村复合型人才缺口突出，同时精通农业生产与数字技术的专业人才稀缺，技术推广高度依赖外部主体，经营主体自主数字化建设进度迟缓。总体而言，农户素养不足、转型意愿薄弱、专业人才匮乏形成数字化发展短板，致使数字技术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制约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

（三）生态产品数字认证体系尚不完善

数字质量认证是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支撑，现阶段我国农业生态产品数字认证体系尚不完善，存在标准不统一、数据流通不畅、动态监管薄弱等诸多问题^[11]。目前行业仍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传统认证模式为主，各类认证体系衔接性不足，区域间认证标准差异较大，存在重复认证乱象。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尽管部分地区试水区块链溯源、二维码认证等新模式，但全国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数据标准与认证规则，不同平台、地区数据互通受阻，降低了数字认证运行效率。同时，农业生态产品生态属性具备动态特征，而现有数字认证仍偏向静态结果审核，缺乏全流程动态监测与风险识别能力。此外，部分认证平台存在数据审核不严、更新滞后等缺陷，难以保障数据真实有效，弱化了消费者对数字认证的信任度。综上，不完善的数字认证体系难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制约了数字技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赋能效果。

（四）平台治理与数据安全风险凸显

随着数字平台深度嵌入农业生态产品市场，平台企业在资源配置、数据管控方面的话语权持续提升，在优化市场效率的同时，也滋生了新型治理风险。数字平台具备显著的网络效应与数据集聚优势，大型平台逐步掌控流量、价格与交易核心数据，易形成平台主导的垄断市场结构。平台权力过度集中会压缩小农户及中小经营主体的议价空间，造成产品价值分配失衡。此外，当前平台治理规则尚不规范，部分平台依托算法推荐、流量调控干预市场交易秩序，易滋生数据垄断、流量依赖等问题。同时，农业生态产品高度依托消费者信任，若平台监管缺位，虚假宣传、数据造造以及生态标签滥用等乱象易借助网络快速传播，破坏行业规范。综上，平台垄断、算法干预与监管漏洞等治理问题，不仅扰乱市场交易秩序，还会损害行业整体公信力，阻碍农业生态产品市场良性发展。

四、数字化驱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推进路径

针对当前数字化驱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的基础设施薄弱、主体能力不足、认证体系不完善以及平台治理风险等现实约束，应进一步从数字基础支撑、市场信任重构、组织体系优化与监管机制完善等方面推进制度优化与机制重构，充分发挥数字技术降低交易成本与提升市场运行效率的作用，推动农业生态产品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持续稳定转化。

（一）完善农村农业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驱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应进一步加强农村网络通信、数字物流以及智慧农业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向生态资源富集地区与偏远乡村延伸，缩小区域数字发展差距，为农业生态产品数字化生产与市场流通提供基础支撑。一方面，应持续推进农村宽带网络、5G通信以及数字终端设备建设，提高农业经营主体数字接入能力，增强农业生态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信息联通水平。另一方面，应加快冷链物流、智慧仓储与数字供应链体系建设，降低农业生态产品流通损耗与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生态产品市场流通效率。同时，还应推动物联网、遥感监测以及智能感知设备在农业生态产品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生态产品全过程数据采集能力，为数字监管与数字认证体系运行提供数据支撑。

（二）健全农业生态产品数字认证体系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市场信任形成，而数字认证体系建设则是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质量识别成本的重要路径。因此，应进一步推动农业生态产品数字认证体系建设，加快农业生态属性由“经验识别”向“数据验证”转变。一方面，应推动绿色、有机以及地理标志等传统认证体系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建立统一规范的农业生态产品数字认证标准，提高不同地区、不同平台之间数据互通与认证协同能力。另一方面，应借助区块链、二维码追溯以及物联网监测等技术完善农业生态产品全过程数据记录机制，实现农业生态产品生产、加工与流通等环节信息可追溯、可验证与可识别，增强消费者对农业生态产品生态品质的信任程度。与此同时，还应强化数字认证动态监管能力，推动农业生态产品认证由阶段性审核向全过程动态监测转变，提高数字认证数据真实性与可信度，防止虚假认证与“生态标签泛化”等问题出现，从而稳定农业生态产品市场信任基础。

（三）构建平台化市场组织体系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依赖技术支撑，还需要稳定高效的市场组织体系。因此，应进一步发挥数字平台在资源整合与市场协同中的组织作用，推动农业生态产品市场由分散化交易向平台化协同转变。一方面，应支持电商平台、农业数字平台以及区域公共服务平台发展，增强小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连接能力，降低农业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成本。平台企业可通过订单农业、统一标准以及品牌运营等方式，提高农业生态产品供给稳定性与标准化水平，推动农业生态产品形成规模化与品牌化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应推动合作社、龙头企业与平台企业之间形成稳定协同关系，构建“平台＋合作社＋农户”等新型组织模式，提高农业生态产品供应链协同能力。同时，应加强农村数字人才培养，提高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平台运营与数字营销能力，增强农业生态产品市场组织化水平与市场竞争能力。

（四）强化全过程数字监管机制

农业生态产品生态属性具有较强动态性，其价值实现不仅依赖交易前质量识别，还依赖交易后全过程监督与长期信用维护。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全过程数字监管体系，提高农业生态产品市场治理能力。一方面，应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以及智能监测等技术在农业生态产品监管中的应用，加强对农业投入使用、生产环境以及流通运输等关键环节的实时监测，提高农业生态产品全过程风险识别能力。另一方面，应建立农业生态产品市场信用评价体系，完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与信用约束机制，增强农业生态产品市场契约执行能力。此外，还应加强数字平台监管，规范平台数据使用、流量分配以及市场交易规则，防止平台垄断、数据滥用与虚假营销等行为扰乱农业生态产品市场秩序。通过构建政府监管、平台治理与社会监督协同联动的数字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农业生态产品市场运行规范化水平，为农业生态产品价值持续稳定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五、结语

总体来看，数字化正在深刻重塑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并逐渐成为推动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农业生态系统持续融合，农业生态产品研发平台化、生产可视化、流通智能化以及消费精准化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农业生态产品生态属性也将逐步由“不可见”向“可识别”“可验证”转变，从而推动市场信任机制重构与生态价值有效显化。数字化不仅拓展了农业生态产品市场边界，也提高了农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对于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推动农民持续增收以及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加速演进背景下，加快构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生态价值转化为核心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不仅能够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也将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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