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的发布，文化数字化已从行业趋势上升为国家战略。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文明的物质与精神载体，其保护与活化利用是城市更新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课题，而数字化转型实践也成为检验文化产业数字化深度与效度的典型场域。

然而，工业遗产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呈现出高度复杂性。一方面，以北京首钢园、上海西岸等为代表的成功案例，在空间更新、科技赋能和业态创新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另一方面，大量项目仍面临“投入大、效果浅”“技术热、内容冷”的困境。这引发了一个核心的学术问题：技术潜能为何能在某些项目中成功转化为综合价值，而在其他项目中则效果不彰？影响这一转化过程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些问题尚未得到系统性的理论回应。当前研究或聚焦于具体技术的应用效果，或侧重于单一项目的经验总结，缺乏一个能够整合多维度影响因素并揭示其动态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本文所讨论的“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特指工业遗产空间的运营数字化，即数字技术在园区运营、业态组织、内容策划、用户互动与价值转化中的应用过程，不包括遗产本体的数字存档、数字修复与数字IP开发。

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为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成熟的结构。张振鹏将其引入文化产业数字化，指出技术是基础、组织是主体、环境是保障，这一逻辑不仅界定了各维度的功能定位，也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中多重因素并发作用的复杂因果机制。尽管TOE框架为因素分类提供了基础，但其更侧重于静态的“分类”，对因素间的动态“互动”机制关注不足。可供性理论（Affordance）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它强调技术与环境的潜在属性如何被行动者感知并实现，为理解技术价值转化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核心视角。孙凝翔和韩松对“可供性”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译名辨析与范式梳理，指出其核心在于主客体间的“关系属性”，而非客体的静态属性。这一“关系属性”视角强调：技术的潜在价值必须通过行动者的能动性感知与激活才能转化为实际效能，为本文超越传统的“技术决定论”，构建“技术—主体”的互动机制提供了核心逻辑起点。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整合TOE框架与可供性理论，构建一个用于分析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路径的开放性模型。该模型的核心贡献在于：第一，通过引入可供性理论，为TOE框架补充动态的“过程视角”；第二，突破单一主体预设，承认多层次主体激活技术可供性的可能性；第三，不预设唯一最优路径，容纳“殊途同归”的多元组态，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如fsQCA组态分析、多案例比较）提供理论基础探索与分析工具。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一）TOE框架：数字化转型的多维影响因素

TOE框架由Tornatzky和Fleischer于1990年提出，是一个基于技术应用情境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旨在分析组织采纳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该框架的核心思想是，一项技术能否成功应用并产生价值，并非仅由技术本身决定，而是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

该框架在文化产业数字化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张振鹏基于TOE框架系统分析了文化产业数字化的现实逻辑，指出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基础是数字技术、主体是产业组织、保障是产业环境，并深刻揭示了技术基础的“近与远”、组织主体的“功与过”、环境保障的“暖与冷”等多重辩证关系。这一分析不仅延续了TOE的经典维度划分，更通过“辩证关系”的阐释，揭示了因素间动态博弈的复杂本质，为理解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因素并发”机制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苏振和郭峦在提升文旅融合效率的研究中，基于TOE框架筛选出信息化、技术创新、财政保障、消费水平、城镇化等五个组态要素，并发现技术创新对融合效率的制约作用明显，且存在多条等效的驱动路径。这一研究实证了TOE框架在分析“殊途同归”现象时的解释力，即不同因素组合可达成相同效果。

TOE框架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更在于其体现了“多重因素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系统思维。在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中，该框架可以帮助研究者系统梳理可能的影响因素：技术维度包括数字基础设施、VR/AR/数字孪生等技术工具的适用性与成熟度、技术迭代速度等；组织维度包括管理者的数字化认知与领导力、组织的资源禀赋与结构、创新文化与激励机制、人力资源水平等；环境维度包括政策法规支持、财政资金保障、市场需求与公众认知、区域协同与竞争态势等。傅才武和明琰进一步揭示了数字信息技术会触发文化市场结构和文化产业结构的“链式反应”，并在此过程中重建文化生产的全新生态圈。这一过程表明，环境维度并非静止的外生变量，而是与技术、组织持续互动并重构的共生系统，从而为TOE框架补充了至关重要的动态视角。

（二）可供性理论：从技术潜能到价值实现的动态机制

“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由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James J. Gibson）于1979年提出，指环境为动物提供（offer）或供应（furnish）的东西。吉布森将其定义为：“一个具体环境的affordance，就是它为动物提供的东西，它准备提供或供应了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它意味着动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complementarity）。”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它既不是纯客观的物质属性，也不是纯主观的心理感知，而是一种基于主客体交互关系涌现出的行动可能性，打破了传统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孙凝翔和韩松对affordance概念在中文传播学界的译介与应用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从“可供性”到“示能”的译名之辩背后，实则是研究范式的深刻变迁。他们明确指出：第一，affordance的本质是一种“关系属性”而非“客体功能”，意指环境与行动者之间的互补性；第二，该概念包含具身性（强调知觉与行动的强耦合）、物质性（强调技术/环境客观潜能的实在性）和主客体对称性（打破人与物的二元对立）三项关键特质；第三，将affordance译为“示能”更能体现客体的能动性（“展示其所能”）和关系的平等性，有助于超越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框架。这一辨析为本文在组织层面应用该概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可供性理论被用于解释技术价值实现的动态过程。欧阳桃花等以李渡酒业为案例，揭示了工业遗产资源“基础可供性—交互可供性—延伸可供性”的演进机制，表明可供性的实现是一个逐层激活的过程。蔡家玮等在数据要素价值化研究中，同样发现了“物理可供性—功能可供性—持续可供性”的三阶段演进规律，验证了可供性层级跃迁的跨领域普适性。

（三）TOE与可供性理论的互补性与整合框架

TOE框架与可供性理论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的结合可以形成“结构—过程”的双重分析视角。首先，在静态结构与动态机制之间，TOE框架提供了影响因素的分类结构，能够回答“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的问题；而可供性理论则强调技术、环境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属性，能够解释这些因素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被感知、激活并转化为实际结果。其次，在宏观条件与微观行动之间，TOE框架主要关注技术、组织与环境等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结构性条件，而可供性理论则进一步揭示管理者、用户、社区等行动者如何与技术和空间环境发生互动。最后，在因素分类与过程演进之间，TOE框架提供了维度划分，可供性理论则补充了可供性层级跃迁的动态模型，从而使本文能够同时把握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的前因条件、激活过程与价值产出。

傅才武课题组指出，传统类型技术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文化体制已无法完全适应数字信息技术的“变轨”发展要求，新兴文化业态的成长推动了传统文化业态的边缘化进程。这一发现与本模型的核心命题高度一致——单一的技术供给如果在组织调适和环境支撑上缺失适配性，则无法实现高水平的绩效产出。

现有研究已将二者结合应用于创新采纳、数字治理等领域，但在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研究中，这种整合尚不充分。多数研究或停留在对TOE影响因素的简单罗列，或孤立地讨论某项技术的可供性。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将二者进行系统性整合，构建一个既能框定影响因素，又能揭示动态过程的分析模型，以更全面地回应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

二、分析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本文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路径的开放性模型。模型由三个核心模块构成：影响因素域、可供性激活过程与价值产出。

（一）模型的核心模块

1.影响因素域（技术—组织—环境三维度）

本模块基于TOE框架，系统梳理关键影响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宏观与中观条件。具体维度及可能的影响因素如表1所示。

维度	可能的影响因素
技术（T）	数字基础设施完备性、VR/AR/数字孪生/新兴数字技术的可用性与适用性、技术成熟度与成本效益、数据标准与兼容性
组织（O）	管理者数字化认知与领导力、组织资源（资金、人才）禀赋、组织结构特征（扁平化/科层制）、创新与激励机制、组织学习能力
环境（E）	政策支持力度（如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财政专项资金保障、社会认知与市场需求、区域协同水平、行业竞争压力与同群效应

2.可供性激活过程

本模块旨在阐述技术潜能被激活并转化为价值产出的动态演化机制。借鉴既有研究对可供性层级演进的发现，本文将激活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同时强调该过程具有非线性和循环往复的特征：

（1）感知。行动者（如管理者、创意团队）识别并理解技术/环境所蕴含的潜在可能性。

（2）尝试。进行小规模的试点项目或开发最小可行产品（MVP），探索技术应用方式。

（3）调整。根据试点反馈，修正应用策略、技术组合或组织流程。

（4）扩散。成功的经验在组织内部或跨组织（如生态伙伴）间传播与复制。

（5）制度化。成熟的技术应用模式被纳入常规运营体系，成为组织惯例。

需要指出的是，可供性激活并非由单一主体完成，而是在多层次主体的共同参与中展开。针对现有研究多将“组织”视为唯一的价值实现主体这一局限，本文模型展了主体的边界，强调激活主体的多元异质性。在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情境或不同阶段，主导主体呈现为多层级嵌套结构：其一是个体层面，主要包括具有数字化认知和创新意识的管理者、关键创意人才或技术负责人；其二是组织层面，主要包括整个企业管理团队、特定项目部门或跨部门协作团队；其三是用户与社区层面，主要包括游客、文化创客、原厂职工和本地居民等参与者；其四是生态层面，主要包括政府、平台企业、内容创作者、高校及周边产业主体等协同网络。

3.价值产出

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的最终成果体现为多维度、多主体的价值共生，而非单一的经济指标。换言之，数字化转型的成效不能仅以门票收入、商业租金或投资回报率等经济指标加以衡量，还应关注其在文化传承、社会联结与长期运营能力方面的综合影响。

具体而言，经济价值主要体现为门票及二次消费收入增长、商业租金提升、品牌溢价形成以及投资回报能力增强；文化价值主要体现为工业遗产真实性的保护、工业文化记忆的再阐释、文化IP的挖掘传播以及公共文化教育功能的实现；社会价值则体现为社区认同感与凝聚力的增强、就业机会的创造、城市形象的提升以及代际文化连接的形成；可持续价值则强调遗产空间能否形成相对独立于持续外部补贴的良性运营模式，并在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与长期发展韧性方面保持稳定。

（二）模型图示

该模型以“影响因素域”（T-O-E）为前因条件，三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技术可供性存在的结构性场域。随后进入“可供性激活过程”，由不同层次的“激活主体”驱动，经历“感知—尝试—调整—扩散—制度化”的非线性演化路径（包含循环往复与阶段跳跃），最终指向多维度的“价值产出”。该图示逻辑清晰地呈现了从“静态结构条件”经由“动态行动过程”通往“多维价值结果”的完整因果链条。

（三）模型的开放性命题

基于上述模型，本文提出以下开放性命题，可供后续实证研究检验与修正：

命题一（整体性命题）：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是技术、组织、环境因素与可供性激活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任何单一因素通常不构成高绩效转型的必要条件，转型成功往往依赖于多重因素的并发协同。

命题二（路径命题）：在中国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存在“政策驱动型”与“市场运营型”两条典型路径。前者以环境维度中的政策支持、重大事件和公共资源配置为核心条件，通过外部制度机会带动空间更新和数字化应用；后者以组织维度中的运营能力、内容策划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为核心条件，通过持续经营和市场化业态组织实现价值转化。二者虽依赖的主导条件不同，但均可能导向高水平的综合价值产出。

命题三（过程命题）：从技术可供性到价值产出，必须经历一个“激活”过程。该过程的启动与推进效率，受管理者认知、组织资源与环境机会的综合影响。

命题四（主体命题）：在不同情境 or 不同演进阶段，激活可供性的主导主体可能不同（个体、组织、用户/社区或生态系统）。不存在普适的、唯一最优的主体模式，主体角色的适配性决定了转型的深度。

（四）模型的案例化说明：以首钢园为例

为进一步说明模型的解释力，本文以北京首钢园为例进行简要分析。首钢园作为中国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与城市更新结合的典型案例，其转型过程体现了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的协同作用。

从影响因素来看，技术维度上，首钢园依托数字孪生、智慧园区管理、冬奥科技展示与沉浸式体验等数字技术，为工业遗产空间的再利用提供了基础支撑；组织维度上，首钢集团逐步从传统生产主体转向城市更新与园区运营主体，其资源整合、业态导入和品牌运营能力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条件；环境维度上，北京冬奥会这一国家级重大事件、北京城市更新政策以及石景山区位条件，共同构成了首钢园转型的外部机会结构。

从可供性激活过程来看，首钢园首先通过场馆改造、基础设施升级和数字化管理系统建设形成基础可供性，使原有工业空间具备重新开放、展示和运营的条件；其次，通过冬奥赛事服务、文体活动、商业消费、展览演艺和公共休闲等多业态联动，形成交互可供性，使游客、企业、社区和运营主体在持续互动中共同激活空间价值；最后，首钢园的影响力进一步延伸至科幻产业、城市更新示范、文化旅游消费和区域品牌塑造等领域，体现出延伸可供性。

从价值产出来看，首钢园不仅通过商业租赁、活动运营和品牌传播实现经济价值，也通过保留高炉、冷却塔、厂房等工业景观形成独特的工业美学叙事，增强了工业遗产的文化识别度。同时，其转型带动了石景山片区更新和公共空间再造，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而从长期看，首钢园由单纯依赖事件驱动转向市场化运营 and 复合业态经营，也体现出可持续价值。由此可见，首钢园案例较好地呈现了“影响因素域—可供性激活过程—价值产出”的完整逻辑链条。

四、结论与展望

（一）理论贡献

本研究构建的“TOE-可供性”整合分析模型，在以下四个方面拓展了现有研究的理论边界：

第一，为TOE框架补充了动态的过程视角。将可供性理论的“激活过程”内嵌于TOE框架中，有效克服了传统TOE研究将其仅作为“变量分类框”的静态局限。模型明确区分了“前因条件（影响因素域）”与“因果机制（激活过程）”两个分析层次，不仅回答了“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更深刻揭示了“因素如何通过动态互动产生结果”，从而增强了对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这一复杂非线性过程的解释力。

第二，深化了可供性理论在组织研究中的应用。借鉴孙凝翔和韩松对“可供性”概念的范式梳理，本文厘清了其“主客体对称性”“具身性”“物质性”的核心特质，并将其与产业组织层面的分析相融合，突破了心理学实验室的原始语境和传播学中的功能主义滥用。同时，模型明确提出激活主体的多层次性（个体、组织、用户/社区、生态），拓展了传统可供性研究的“组织中心主义”视角，为理解不同项目中主导驱动力的差异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

第三，容纳了“殊途同归”的复杂因果关系。模型摒弃了单一最优路径的还原论假设，明确承认多重并发因果的存在，即不同维度的因素组合均可导向高水平的转型绩效。这一框架为采用组态分析（如fsQCA）等新兴方法探讨多元路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苏振和郭峦在文旅融合效率研究中的发现形成理论呼应，推动了该领域因果推断逻辑的多元化。

第四，提供了一个可操作化的分析脚手架。模型明确了需要考察的三个核心模块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影响因素→激活过程→价值产出）。这不仅为后续的案例选择、数据编码与实证分析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探索方向，也提升了相关研究的可复现性与学术对话性，有助于形成累积性的知识增长。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属于理论建构与模型开发范畴，虽力求逻辑自洽，但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模型尚未经过大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其普适性有待验证；其次，受限于文献梳理的边界，列举的影响因素可能未完全穷尽所有情境变量；最后，可供性激活阶段的划分及其微观互动机制仍需更细致的颗粒度分析。

基于此，未来研究可沿以下四个方向深化：

第一，组态分析（fsQCA）。以多个工业遗产项目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系统检验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下的多个条件如何组合，能够产生高水平的综合价值产出，从而实证地识别出几条典型的转型路径。

第二，多案例比较研究。选取“组织主导型”与“生态协同型”、或“技术驱动型”与“文化驱动型”等不同类型的典型项目，进行跨案例比较，揭示不同主导模式下可供性激活过程的阶段特征与关键转折点。

第三，机制深化研究。针对特定激活主体或特定激活阶段进行纵向单案例追踪，深入揭示其背后的微观行为机制。

第四，量表开发与量化检验。将模型中的核心概念操作化为可测量的量表，在更大样本中进行验证，推动该领域从定性分析向混合方法研究发展。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工业遗产数字化转型研究方兴未艾。本文构建的模型旨在成为一个开放、可扩展的理论“容器”和“脚手架”，期待后续研究能以此为起点，不断丰富、修正和迭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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