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六个方面对教育家精神作出深刻阐述，为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教育强国注入了精神动力。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的振兴，乡村教育关乎乡村人才的质量。当前，乡村教育的发展面临着两大突出问题：一是由于工作环境艰苦，待遇较低，身份认同感不强，乡村教师队伍稳定性较差。二是乡村教师在教育教学和参与乡村振兴实践中缺乏持续的专业发展与系统培训，难以跟上教育现代化步伐，不清楚如何有效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在此背景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知识团体“乡村建设学派”尤为值得关注，而晏阳初和梁漱溟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场乡村建设运动可视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前奏，尤其是晏阳初和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所展现的教育家精神，为破解当今乡村振兴发展面临的人才与教育困境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经验，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

一、“乡村建设学派”教育家精神的内涵

乡村建设学派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挽救中国乡村于崩溃边缘之际，通过乡村建设来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晏阳初和梁漱溟作为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展现了独特的精神特质。

（一）赤诚报国

晏阳初将农民贫困视为中国问题的根源，主张振兴国家必从农村入手，亲率知识分子深入定县翟城村，时人调侃为“博士下乡”；他立下“不做官、不发财、终身献给劳苦大众”的志向，提出“换上一副农夫眼镜”以融入乡土。梁漱溟则认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结构与伦理价值的根基，毕生追问“中国问题”，以民族自救为使命，在邹平躬身实践。二人以赤诚报国之心，用新道德改造封建陋俗，其“心系乡民、志在乡土”的理想信念，为当代乡村教师扎根乡土、克服职业倦怠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二）知行合一

晏阳初在定县实验中系统推进社会调查，成果凝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并创造性评选“表证”农家作为示范，化解村民抵触情绪；他创立“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及“导生传习制”，主张乡村教育要简单化、经济化、实际化。梁漱溟则在邹平构建融传统乡治与现代教育于一体的组织体系，注重拜访乡贤、组建“风俗改进会”，主张“从老根上发新芽”，建立“新礼俗”，创造性地提出“政教养卫合一、以教统政”的组织原则。二人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自主创新的本土化思路，为破解当今乡村教育改革困境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兴乡济世

晏阳初自称一生受“三C”（孔子、基督、苦力）影响，坚信“有教无类”，毕生奉献平民教育，不仅在中国推广定县经验，更将其传播至亚非拉多国，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梁漱溟早年钻研佛学，后转向儒学入世精神，投身乡村建设，主张乡村建设必始于乡村教育，强调“化农民”为根本途径，认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乡村教育是拯救中国的关键。二人以兴乡济世为弘道追求，通过振兴乡村实现国家复兴，其“文化改造”与“人的改造”并进的思想，为当今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深厚的精神与文化资源。

二、“乡村建设学派”教育家精神的当代价值

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从结果上看，乡村建设运动的结局还是失败了，满怀抱负的晏阳初和梁漱溟没能够看清乡村建设的本质，最终沉没在革命的潮流之中。但从过程上看，二十余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和梁漱溟在实践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教育家精神，对于当今的乡村振兴仍具有时代价值。

（一）乡村教师：推动乡村教师队伍“留下来”

在当今城市化高度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教育资源更倾向于往城市发展，而乡村教育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面临着严峻挑战。乡村教师作为教师队伍体系中特殊的存在，在教学设施、工作环境、薪资待遇、专业发展、生活条件等方面都不及城市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乡村教师离任意愿占比甚至达到47.6%。许多乡村教师游离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存在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割裂，工作和生活两场域分离让乡村教师难以坚定地留任乡村。然而，晏、梁二人却以“逆城市化”的姿态主动嵌入乡土社会。他们关心乡村民众和乡村教育，怀揣着“兴乡兴国”的理想，舍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号召知识分子下乡，让一大批知识分子自愿扎根于乡村来办乡村教育，为乡村教育带来了生机。晏阳初和梁漱溟自觉地承担了建设乡村、救亡图存的使命，让贫苦大众也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民族和国家需要的时候贡献力量，展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晏阳初和梁漱溟的教育家精神为乡村教师“留下来”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和信念支撑，激励乡村教师承担起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的使命。可以看出，晏阳初和梁漱溟的教育精神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也为解决当前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性问题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二）乡村教育：推动乡村教育的本土化改革

城乡教育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状导致乡村教育改革经常被视为城市教育改革的“附庸”，而不是内生于农村教育的需求,使得农村教育在教改中始终跟不上城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但由于乡村教育环境跟城市教育环境存在显著的差异，二者改革的侧重点本应不同，若将城市教育改革的模式简单套用于乡村，将导致乡村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会遭遇认知与行动上的偏差。晏阳初和梁漱溟在进行乡村建设时展露出“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绝不能走捷径，需要脚踏实地，深入基层，了解农民的生活，理论建设必须符合乡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梁漱溟同样强调，乡村教育的发展要根据乡村社会的实际需求，要针对乡村社会的各类生产和农民生活实际需要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晏阳初和梁漱溟坚持“求实求新”，倡导走中国特色的乡村教育发展道路，不要盲目追随西方的教学方式，而是根据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和创新。因此，晏阳初和梁漱溟的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强调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自主创新的教育本土化改革道路为破解当今乡村教育改革困境提供了重要思路。

（三）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

近年来，随着越多越多的乡村年轻人选择离开家乡，迁往城市生活和发展，导致乡村文化缺少应有的人才去继承和保护。同时，城市现代文化加速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侵蚀，农民也逐渐淡化了传统伦理观念，转向了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如果农民对乡村文化失去信心，那么乡村社会就会缺少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从而难以实现乡村振兴。对于乡村文化建设，晏阳初和梁漱溟主张“文化改造”与“人的改造”齐头并进。晏阳初提出“从根本上求创应”，一是要进行传承，二是要进行创造，三是要进行适应。对于传统的乡村文化，不是要原封不动的保留，而是要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使现有的乡村文化通过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并获得新生命。梁漱溟则强调批判继承和博采众长，既要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又要防止全盘学习西方文化。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运用了《吕氏乡约》，进行了符合实际需要的改进和创新，并通过“寓教于乐”的方法传递乡村文化。同时，他们注重教育对人的改造，晏阳初主张用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来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梁漱溟通过精神讲话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提升农民的精神境界。晏阳初和梁漱溟的实践为当今乡村文化的振兴提供了精神和文化资源，助推了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四）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乡村振兴重要的方法论路径。晏阳初和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也注重乡村治理。从治理的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与乡村治理是相互补充的，通过平民教育来推动乡村治理，通过乡村治理来推动平民教育。梁漱溟设立乡农学校，后来更名为民众学校，更加突出人民群众的地位。同时，他们也重视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乡贤在乡村建设中的带头作用。从治理的方法看，晏阳初和梁漱溟注重乡村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在晏阳初看来，“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治理模式是不可或缺的整体；梁漱溟主张“政教养卫合一”的组织原则，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晏阳初和梁漱溟也强调教育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将教育与乡村治理相结合，认为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顺利进行乡村治理的基础。尽管新时代对乡村治理体系提出新要求，乡村治理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也与当时晏阳初和梁漱溟应对的挑战有所不同。但二者在解决同一领域问题的方法上依旧具有共性。因此，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治理理念对当今乡村治理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乡村建设学派”教育家精神的践行路径

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学派教育家的精神遗产，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蕴含着眼于当下的实践智慧。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深刻理解并创造性转化这一精神财富，将其内核融入当代乡村发展的具体实践，是回应现实挑战、探索中国特色乡村复兴道路的必然要求。

（一）构建理想信念教育机制，助力乡村青年教师留下来

乡村教育作为一项极为复杂而艰巨的实践活动，教师在职业生涯中难免会产生职业倦怠。理想信念则有助于乡村教师维系持久的职业热情、抵御职业倦怠，为其提供内在的精神支撑与持续发展的动力。乡村教师的理想信念是使乡村教师摆脱纯粹物质功利的诱惑，坚定扎根乡村并热情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理想信念也是晏阳初、梁漱溟坚持乡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最大的目标是‘造人’，必使从事农村工作的人，有热诚的信仰，有牺牲的精神。”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需要构建理想信念教育机制。首先，要引领乡村青年教师从“小我”走向大我。乡村青年教师是乡村教师中最有活力、最有培养潜质的力量，但同时也是最不稳定、最容易流失的群体。要帮助乡村青年教师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发乡村青年教师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其次，各级相关部门应基于乡村教师的工作实际与发展需求，设计具有针对性、贴近性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将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等主题有机融入培训体系，并采取乡村教师易于接受、乐于参与的教育形式，避免形式主义加重教师负担，确保理想信念教育落到实处、发挥实效。最后，要构建乡村青年教师生活保障体系。相关部门要实施更具倾斜性与激励性的绩效工资政策，将薪酬分配向条件艰苦的一线乡村学校、教学业绩突出的青年教师倾斜，并为长期游离在生活场域与工作场域之间的乡村青年教师设立专项的乡村服务津贴与交通、住房等生活补助，从物质层面切实增强乡村青年教师的获得感与职业安全感。

（二）完善乡村教育体系，深化乡村教育本土化改革

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只有乡村教育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培养优秀的“三农”人才，乡村振兴战略才能拥有持续不断的动力。当今乡村教育教学改革被迫跟随城市教育教学改革，而乡村教育又天然不具备城市化教学改革的条件，这既让乡村教师难以发挥自身的潜力与才华，又因城市教育的虹吸导致有能力的乡村家庭选择将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从而加速乡村优质生源的流失，最终造成乡村教育的恶性循环。因此，乡村教育教学改革亟需探索符合乡村实际需求的发展路径。首先，乡村教育教学改革应依据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政策制定者要秉持“知行合一”的理念，深入基层调研，准确把握乡村居民的生活状况与发展需求，并以此制定具体的改革措施。其次，乡村学校应积极开发校本课程。晏阳初和梁漱溟在组织乡村教育的课程内容时强调因地制宜，依据生活和环境需要设置课程内容。因此，乡村学校可与发展情况类似的周边学校合作，组织教师共同开发适本土化教材，设计适合本土的教学方法。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培养具备乡土情怀、扎根乡村的新时代乡村教师和乡民，增强对乡村建设的认同和参与。最后，晏阳初和梁漱溟亦主张对西方现代教学方法要进行乡村本土化改造，使其适应乡村实际条件。因此，还需要综合考量乡村教育教学的客观条件，对城市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方法进行本土化改良，让乡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能够实施下去。

（三）传承创新乡村文化，焕发乡村文化新活力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内核与重要支撑。晏阳初主张“创应式”发展路径，即先要继承传统文化，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来适应社会发展。梁漱溟则主张将“批判继承”作为基点，“博采众长”作为生长点，“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作为支撑点的乡村文化发展思路。因此，乡村文化一是需要批判与传承。首先要系统地挖掘和保护乡村优秀文化资源，特别是那些面临传承危机、亟待抢救的传统技艺、优秀礼俗与历史建筑。可通过创建乡村文化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电子存档等方式，实现文化资源的永久性保存与活态传承。其次应建立健全文化传承机制，设立乡村文化传承人制度，鼓励和支持具有传统技艺和文化知识的乡村能人、文化名人担任传承人，并定期开展文化传承活动。二是需要创新与适应。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农民作为乡村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主体，需要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增强农民对乡村文化的主体意识，培养乡村文化人才。为此，需充分发挥基层政府、村两委和乡村教师群体的组织与引导作用，鼓励支持开办读书会、文化展览、文化宣讲、文化表演等教育活动，动员农民积极参与，增强其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乡村文化还需积极吸纳现代文化元素与科技成果，运用现代科技，对乡村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

（四）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以人为本促进乡村发展

有序的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晏阳初和梁漱溟看来，坚持以人为本是乡村治理的本质要求，发挥乡贤的引领作用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方法，注重乡村治理的整体性是乡村治理的总体策略。农民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必须将其置于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乡村治理才能顺利进行。为此，应构建畅通的农民诉求反馈渠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见与意愿，激发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同时有效发挥村委会和村党委的组织与协调功能，健全直接选举、村民会议等基层民主参与方式，拓宽农民在村级事务决策与管理中的参与途径，增强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在此基础上，乡村治理还应充分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新乡贤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不论是乡村能人，还是离乡的成功人士，均可称作新乡贤。”应建立新乡贤理事会、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协同沟通机制,设立新乡贤名誉奖励制度，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和发展事务，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此外，乡村治理机制建设要注重治理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综合治理反映了乡村治理内容的综合性和治理机制的联动性,体现了乡村治理的系统思维,是基层政府应对复杂、模糊的基层事务的重要方式。”在乡村治理机制设计和实践中应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多方治理主体进行系统谋划、综合施策，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结构。在自治方面，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鼓励农民自我管理。在法治方面，完善乡村治理相关法规体系，加强对各类主体行为的监督与规范。在德治方面，应大力发挥乡村教师和新乡贤等群体的引导作用，提升村民的整体道德素养，塑造风情气正的乡村治理文化。最终形成以农民为中心、新乡贤为引领、三治融合的乡村综合治理新格局，推动乡村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1] 王晓生,邬志辉.乡村教师队伍稳定机制的审视与改进[J].教育科学,2019,35(06):71-77.
2. [2]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J].社会科学战线,2000(03):232-243.
3. [3] 叶敬忠.乡村振兴战略:历史沿循、总体布局与路径省思[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64-69+191.
4. [4] 何树虎,邬志辉.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的实证研究——基于“离”与“留”强意愿的对比[J].教师教育研究,2021,33(01):51-59.
5. [5] 房慧,张九洲.新课改的“四个问题”与“四个瓶颈”[J].辽宁教育研究,2008(08):43-44.
6. [6] 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求实,2019(02):97-108+112.
7. [7]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二卷）[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8. [8] 韩俊.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根本遵循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J].管理世界,2018,34(08):1-10.
9. [9] 肖正德,谢宜珍.新时代乡村教师理想信念教育：价值意蕴、现实问题及破解对策[J].中国教育学刊,2024(03):89-96.
10. [10] 张贤金,吴新建.职业认同视角下乡村青年教师专业发展困境与破解路径[J].教学与管理,2025(30):61-64.
11. [11] 朱启臻.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03):19-25.
12. [12] 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1):20-29+144-145.
13. [13] 杜鹏.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控机制与优化路径[J].中国农村观察,2019(04):5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