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赛珍珠兼具中美双重文化背景，其代表作《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成为西方了解20世纪初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文本，助力其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该作品在国内译介过程中反响不一，不同时期译本可反映社会文化心态、民族身份认知及中西文化互动关系的变化。本文以谭载喜文化回译理论为基础，选取1933年胡仲持译本与1988年王逢振、马传禧合译本，对比分析两本翻译策略差异及成因，探讨译者主体性、时代语境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为中国题材外语文本回译及跨文化传播中的民族形象建构提供参考。

一、文化回译理论阐释

（一）文化回译的内涵界定

“回译”最初指将已翻译成B语言的A语言文本再翻译回A语言的过程，其主要价值在于检验翻译的准确性。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陈志杰、潘华凌（2003）提出“文化回译”概念，特指“将以A文化为背景、用B语言书写的文本，翻译回A语言”的跨文化实践，见图1。其核心不再局限于语言对等，而是聚焦文化身份重构、自我认知反思与跨文化博弈（谭载喜，2018）。

相较于普通文学翻译，文化回译的特殊性与《大地》的文本属性高度契合：《大地》由西方作家书写中国乡土文化，属于典型的“异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叙事”，其回译过程必然涉及“他者塑造的中国形象”与“本土期待的自我形象”的碰撞，而文化回译理论聚焦的“重构/还原”二元策略，恰好为解读这一碰撞提供了精准的分析框架，可有效揭示译本差异背后的文化逻辑。

（二）文化回译的核心策略：重构与还原

谭载喜（2018）将文化回译的策略分为两类：还原式回译和重构式回译，二者差异源于译者对“异文化笔下自我形象”的态度与时代诉求。还原式回译是译者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弱化本土立场干预，力求忠实再现原文的文化表征、叙事逻辑与价值倾向，完整还原异文化视角下的源文化形象，核心是“忠实原作，还原他者观察”；而重构式回译是译者以本土文化立场为核心，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需求，对原文内容进行选择性省略、改写、泛化，消解不符合本土身份期待的负面表征，重构契合时代价值观的文化形象，核心是“以我为主，改写他者叙事”。

文化回译不仅是一种翻译行为，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和话语重构的过程。巴斯内特指出：“文化回译总是发生在一个连续体中，而不是真空中；译者会受到文本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巴斯内特，2001）。两种策略无绝对优劣之分，均是译者在特定语境下的理性选择，受宏观时代语境与微观译者主体性双重驱动：时代语境决定了本土社会对“自我形象”的期待，译者主体性则决定了其对异文化文本的解读立场，二者共同作用，最终导向重构或还原策略，这也为后文分析《大地》两译本的策略差异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大地》创作背景

《大地》于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之一。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曾评价道：“没有哪本书像《大地》那样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可以说，赛珍珠为整整一代美国人创造了中国的形象。”（伊萨克斯，1958）作品以写实笔触描绘中国农民与土地的羁绊、家庭伦理、生存苦难，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神秘、落后、野蛮”的刻板印象。

《大地》之所以能如此生动地刻画中国形象引起美国轰动是源于作者赛珍珠的特殊文化背景。她出生于美国传教士家庭，幼年随父母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38年。她精通中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形成了独特的“双重视角”（姚君伟，2001）。这种双重身份使她能够既以西方人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又能深入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核。但是这也造就了《大地》叙事的“双重矛盾性”：一方面，她基于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真实还原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生活细节与农民的精神世界，赋予文本浓郁的东方色彩；另一方面，她始终无法脱离西方文化的价值立场，对中国封建习俗、底层民众的描写，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与片面化解读，形成真实细节加偏见叙事的文本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大地》的回译无法简单追求“语言忠实”，译者必须在“还原西方偏见叙事”与“重构本土认同形象”之间做出选择，这也是选取《大地》作为文化回译研究对象的核心价值所在。

三、译本选择与两译本文化回译背景对比

（一）译本选择

《大地》的中文译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30-1940年代的“赛珍珠热”时期，1950-1970年代的沉寂时期，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重新发现时期（梁志芳，2013）。其中，1933年胡仲持以“宜闲”为笔名翻译的版本是最早的全译本，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到1949年已再版12次，成为当时流传最广的译本。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王逢振和马传禧合译的《大地三部曲》，该译本是19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中文版本。两译本分属不同历史时期，策略差异显著，为对比分析文化回译策略与时代语境的关联提供了典型样本。

翻译从来不是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要理解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差异，必须从宏观社会文化语境和微观译者主体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二）宏观社会文化语境

1930年代，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文化景观。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高举反封建的大旗，致力于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障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在揭露自身弊病的同时，不丧失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这一贯穿整个1930年代的文化悖论，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翻译实践。胡仲持对《大地》的翻译及其对原著内容的删改，正是这一宏观文化语境下的产物。

而19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过去被否定的作家和作品。此时的翻译更加注重文学性和学术性（高原，2022）。王逢振和马传禧的译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他们力求忠实于原作，还原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

（三）微观译者主体性

胡仲持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和记者，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情怀。他在《大地》译本序言中写道：“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不免带着西洋人的偏见，但大体上还能写出中国农民的生活真相，使我们得以窥见外人眼中的中国”（胡仲持，1933）。他认为赛珍珠对中国的某些描写带有西方人的偏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采用了“叛逆式创作”的手法，对原作进行了选择性的改写，以重构一个更符合当时中国民族形象的文本（杜雨薇，2020）。

王逢振和马传禧则是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他们接受过系统的翻译训练，主张翻译应忠实于原作。王逢振在译本序言中指出：“尽管过去对赛珍珠有过种种批评，但她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她，完整地翻译她的作品”（王逢振，1988）。受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他们将《大地》视为一个历史文化文本，力求通过忠实的翻译，还原其本来面貌。

四、核心文化特征的回译策略对比

通过对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胡仲持的译本主要采用了重构式的文化回译策略，而王逢振和马传禧的译本则主要采用了还原式的文化回译策略。这种策略差异在以下四个核心文化特征的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封建落后性形象的重构与还原

赛珍珠在《大地》中描写了许多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现象，如男人留长辫子、农民愚昧无知、土匪横行等。对于这些描写，胡仲持采取了选择性省略和泛化处理的策略。

例1：

英文原文：Then with swift fingers he unplaited the long braid of hair that hung down his back, and taking a wooden comb from the drawer of the small, unsteady table, he began to comb his hair.

胡仲持（宜闲，1933）译本：于是他从立脚不稳的小桌的抽斗里取了一个木梳，开始梳理他的头发了。

王逢振、马传禧（2008）译本：随后他很快地用手解开垂在背后的辫子，从破桌的小抽屉里拿出一把梳子，开始梳理他的头发。

例2：

英文原文：At this the young man turned on him with scorn and replied, "Now how ignorant you are, you who still wear your hair in a long tail!"

胡仲持（宜闲，1933）译本：年青人一听到这话，便嘲笑似的转过脸来看他，回答道：“你这个人真是不懂事！”

王逢振、马传禧（2008）译本：听到这话，那个青年蔑视地转向他答道：“唉，你多么愚昧呀！竟然还留着长辫子！”

经统计，胡仲持译本中完全删除了所有关于“长辫子”的描写，共涉及17处原文内容。他要么通过省略直接删除相关信息，要么通过泛化将“辫子”译为“头发”。此外，他还将“ignorant”译为“不懂事”，弱化了对农民愚昧无知的批判。王马译本则完整还原细节，忠实再现原文对封建习俗的描写。

例3：

英文原文：Now these things, the red beard and the red length of cloth were sign and symbol of a band of robbers who lived and marauded toward the northwest, and many houses had they burned and women they had carried away, and good farmers they had bound with ropes to the threshold of their own houses and men found them there the next day, raving mad if they lived and burnt and crisp as roasted meat if they were dead.

胡仲持（宜闲，1933）译本：原来红胡子和红布这两件东西，是在西北一带抢掠的一帮土匪的标记，他们是曾经烧房屋，掳妇女，绑有钱的农人的。

王逢振、马传禧（2008）译本：那些红胡子和红布条是土匪的标记和象征，这些土匪在西北地区活动和抢劫。他们烧了许多房子，抢走了许多女人，把一些无辜的农民用绳子捆绑在他们自己家里的门槛上，第二天有人发现他们时，活着的会疯了一般地又喊又叫，死了的则是遍体鳞伤，活象烧烤过的肉。

从文化回译理论视角看，胡译本的处理是典型的重构式回译：面对西方文本中“封建落后”的负面中国形象，他基于1930年代民族自尊的时代需求，通过省略、泛化、弱化等改写手段，消解不符合本土期待的负面表征，重构“文明、理性”的民族形象，契合“以我为主，改写他者叙事”的核心逻辑；而王马译本则严格遵循还原式回译原则，弱化本土立场干预，完整保留原文的负面描写，忠实还原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封建形象，践行“忠实原作，还原他者观察”的策略内涵，二者差异完全符合谭载喜提出的文化回译二元策略划分。

（二）诗意乡土意象的消解与再现

《大地》中充满了对中国农村生活的诗意描写，特别是农民与土地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瑞典学院在授予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时，特别提到了她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而真正史诗般的描述”（徐清，2000）。胡译本剥离情感色彩，消解诗意；王马译本还原情感，再现乡土意境。

例4：

英文原文：And if he grew too weary in the day he laid himself into a furrow and there with the good warmth of his own land against his flesh, he slept.

胡仲持（宜闲，1933）译本：如果他日间太疲乏了，他将身子躺在畦沟里，在那里，趁着自己的田地碰着自己皮肤的那暖气，他便睡过去了。

王逢振、马传禧（2008）译本：如果白天活干得太累了，他就躺下来睡在垄沟里，他的肉贴着他自己的土地，感到暖洋洋的。

例5：

英文原文：He had no articulate thought of anything; there was only this perfect sympathy of movement, of turning this earth of theirs over and over to the sun, this earth which formed their home and fed their bodies and made their gods.

胡仲持（宜闲，1933）译本：他对于任何事物都没有什么明晰的思想了。他所怀抱的只有对于劳动——对于将这形成了他们的家，养了他们的身体，造了他们的神的土地一锄一锄地翻掘起来这一种劳动的完全的同情。

王逢振、马传禧（2008）译本：他好像把什么都忘了；有的只是这样在一起干活时的愉快。他们把自己这块地对着太阳翻了又翻——正是这块地，建成了他们的家，为他们提供食物，塑成了他们的神像。

乡土意象是《大地》中“正面中国形象”的核心载体，其回译处理同样体现了两种策略的差异：胡译本对诗意意象的消解，本质是重构式回译的延伸：1930年代反封建语境下，译者更关注“剔除落后、强化理性”，对西方文本中带有“浪漫化乡土”色彩的意象刻意弱化，避免弱化反封建的时代主题；王马译本对乡土诗意的精准还原，则是还原式回译的体现：改革开放后，学术理性回归，译者重视西方文本中对中国乡土文化的正面书写，完整还原异文化视角下的乡土诗意，客观呈现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形象，契合还原策略“忠实原作全貌”的要求。

（三）方言运用的本土化与标准化

《大地》以赛珍珠曾经生活过的安徽宿州为原型，描写了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胡仲持在翻译过程中，大量使用了他家乡浙江东部的方言词汇。王马译本采用标准普通话，兼顾普适性与准确性。

例6：

英文原文："There is nothing to sell except the girl," she answered slowly. Wang Lung's breath caught. "Now, I would not sell a child!" he said loudly.

胡仲持（宜闲，1933）译本：“除了这个女小囡，没有一样好卖的东西，”她缓缓地回答，王龙呆了一会。“现在，小囡我是不卖的！”他高声说。

王逢振、马传禧（2008）译本：“除了这个小女孩没有可卖的东西。”她慢慢地回答。王龙吃惊地吸了一口气。“不——我不会卖孩子的！”他大声说。

例7：

英文原文：And from that time on the boys were no longer called Elder and Younger, but they were given school names by the old teacher.

胡仲持（宜闲，1933）译本：从那时候起，两男孩子便不再叫作阿大阿二，却由老先生给了一个学名。

王逢振、马传禧（2008）译本：从那时起，两个男孩子也不再叫“大小子”和“二小子”了，而是由老先生给他们起了名字。

胡仲持使用了“小囡”“阿大”“阿二”等浙江东部方言词汇，地域色彩浓厚。王马译本用北方口语化标准表达“大小子、二小子”，贴合故事背景，避免地域隔阂。

方言选择的差异，是译者主体性影响文化回译策略的体现：胡仲持作为浙江籍译者，将其个人文化背景与1930年代“民族文化本土化建构”的诉求结合，在重构式回译中融入自身地域文化，通过方言强化文本的本土归属感，是“以我为主”重构叙事的微观表现；王逢振、马传禧作为当代学术型译者，秉持还原式回译的客观立场，刻意规避个人地域文化干预，采用标准普通话贴合文本的北方背景，弱化译者个人色彩，忠实还原原文的地域语境，符合还原策略“中立客观”的原则。

（四）西方人形象的调适与忠实

《大地》中饥荒南行情节，描写王龙夫妇对西方妇女的认知，折射中西文化隔阂。胡译本改写叙事逻辑，王马译本忠实还原本土视角，再现文化隔阂。

例8：

英文原文：But neither Wang Lung nor his wife felt that the foreigner dropped silver because of any goodness of heart but rather because of ignorance and not knowing that copper is more correct to give to beggars than silver.

胡仲持（宜闲，1933）译本：然而外国人的丢角子是出于慈悲心，并不是因为不知道拿铜板来给乞丐比角子更合适的缘故，这一层，王龙和他的妻子却都没觉得。

王逢振、马传禧（2008）译本：但是，王龙和他老婆都觉得外国人给银钱不是出于什么善心，而是因为他们无知，不知道给乞丐铜钱比给银钱更合情理。

胡仲持通过调整语序，颠倒了原文的意思。原文是从王龙和阿兰的视角出发，认为外国人无知；而胡仲持的翻译则变成了从作者的视角出发，认为外国人慈悲，王龙和阿兰忘恩负义。这种改写反映了胡仲持对西方文化的复杂心态，他既希望向西方学习，又不愿意接受西方人的优越感（李娟娟，2023）。

而王逢振和马传禧则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准确地传达了王龙和阿兰对外国人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句话并不是要表现西方人的仁慈，而是要表现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

五、结语

本文以文化回译理论为框架，对比分析《大地》胡仲持译本与王逢振、马传禧译本的翻译策略，揭示了重构式回译与还原式回译在封建形象、乡土意象、方言运用、西方人形象四个维度的具体差异。研究表明，翻译绝非中立的语言转换，而是深深植根于时代语境的文化实践：1930年代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胡译本通过重构策略消解负面形象、强化民族自尊；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语境下，王马译本以还原策略追求客观真实、回归学术理性。

两种策略的差异，本质是不同历史阶段中西文化关系、民族身份认知的投射。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化外译与回译面临新的使命：既不能片面迎合西方话语陷入“他者化”，也不能盲目回避自身问题陷入“自我美化”。当代译者需立足文化主体性，以理性包容的态度辩证审视异文化笔下的中国形象，在忠实原作与文化建构间寻求平衡，通过高质量翻译实践构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推动中西文化从单向传播走向平等互鉴，为跨文化交流与人类文明互鉴提供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 [1] 巴斯内特.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 [2] 陈志杰,潘华凌.回译——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汇处[J].上海翻译,2003(03):55-58.
3. [3] 杜雨薇.译者的文化立场选择——胡仲持与王逢振《大地》译本比较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05):756-768.
4. [4] 高原.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化与再经典化——以《大地》译介为例[J].文学评论,2022(04):112-121.
5. [5] 胡仲持.大地[M].上海:开明书店,1933.
6. [6] 李娟娟.文化回译中的还原、重构与反哺[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
7. [7] 梁志芳.“文化回译”研究——以赛珍珠中国题材小说《大地》的中译为例[J].民族翻译,2013(01):10-17.
8. [8] 梁志芳.文学翻译与民族建构：形象学理论视角下的《大地》中译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9. [9]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900-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0. [10] 谭载喜.翻译与国家形象重构——以中国叙事的回译为例[J].外国语文,2018(01):1-10.
11. [11] 王逢振,马传禧.大地[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12. [12] 徐清.土地的诗学——论赛珍珠《大地》中的土地意象[J].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2):35-40.
13. [13] 姚君伟.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14. [14] 查明建,谢天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15. [15] Buck, P S. The Good Earth [M]. 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1931.
16. [16] Isaacs, H R.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M].New York: John Day Company,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