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约翰·威廉姆斯的小说《斯通纳》是其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主要讲述了出身美国密苏里州的平凡家庭的威廉·斯通纳是如何在失败婚姻、职场排挤、世俗裹挟中坚守对文学与学术的赤诚本心，直至自己的生命最后。在主角斯通纳众多的人生悲剧中，他与自己妻子伊迪丝的婚姻悲剧是整部小说的核心矛盾之一。而妻子伊迪丝的偏执与分裂的人物性格成为葬送两人爱情生活最主要的诱因，其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刻画使得该角色成为小说中最为典型的精神分析样本。

在现阶段国内对于小说《斯通纳》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主要是针对主角斯通纳的研究。如柳梦茹、吴敬辉从存在主义的“世界荒诞、人生孤独、个体于他者、个体觉醒，自由选择”三个角度对主人公的人生经历进行解读和分析。除此之外对斯通纳的研究还包括新现实主义，空间叙事，情感叙事等多重研究视角。小说中的女性角色的研究仍然是少之又少，仅有邢秀梅从规训和代际传递两个角度对伊迪丝和女儿格蕾丝的悲剧性命运进行剖析，以及仲伟琼、张荣升从女性主义视角来解构小说中社会秩序对小说中的女性——伊迪丝以及凯瑟琳命运的限制和压迫。但是在既往的研究中学者大多着眼于宏观制度层面上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剖析，忽略了外部压迫是如何内化为她的人格表征，并最终转化为对丈夫和女儿的施暴机制的心理动因。通过借助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旨在系统拆解伊迪丝偏执与抑郁人格的形成、演化与固化的运行逻辑，继续补充其在小说中既是悲剧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人格特质的心理动因。

一、童年创伤：偏执分裂位置的早期固着

从客体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伊迪丝的病态人格特征并非是突如其来的无源之水，而是原生家庭中结构性压迫的深层产物。婴儿在早期面对内部死本能的破坏冲动和外部挫折时，会产生强烈的“被破坏焦虑”，从而会下意识地使用分裂策略，将事物绝对化地割裂为“全好”和“全坏”来抵御这些焦虑。

克莱因认为，偏执分裂位置，是个体早期处理原始恐惧的一种防御性心理机制。所谓的原始恐惧，就是在有机体内死本能的运作下，感觉如同灭绝或者死亡的恐惧，以被害恐惧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于个体迫切需要处理这些焦虑，促使早期的自我必须发展一套基本的机制与防御，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个体的破坏冲动，即个体的死亡本能，被部分向外投射，且投射的对象往往附着在外部的客体。

这种基于破坏冲动下的自我分裂与投射是偏执分裂位置阶段最显著的特征。在小说《斯通纳》的语境中，伊迪丝的病态人格表征实际上是对20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僵化伦理对女性自然情感与生命活力的极度扼杀。

（一）冷漠的童年家庭环境：情感隔离防御机制的形成

客体关系理论重构了弗洛伊德式传统精神分析对人早期心理发展的理解。克莱因将研究的方向由原来传统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转向对原始客体关系的探索，认为人类从出生起就本能地寻求与客体建立关系，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快乐和满足。克莱因的理论核心在于揭示婴儿如何通过幻想机制处理与客体之间的爱恨冲突，并在此过程中构建内在世界。在偏执分裂位置中，克莱因认为，偏执是源于婴儿对“被迫害”的原始焦虑，出于对被外部坏客体摧毁的被害恐惧。分裂则是为应对这种被害焦虑而生成的一种割裂心理体验的防御策略。小说中，伊迪丝的人格特点是对克莱因偏执—分裂位置的一种教科书式呈现。虽然威廉姆斯是通过刻画伊迪丝的成年生活来将她的偏执特征刻画出来，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其成年后的行为模式来追溯至她的童年经历。克莱因的偏执分裂位置理论强调婴儿在早期对“好客体”和“坏客体”的认知是以一种极端的二元对立的形式存在的，即将外部客体分为“全好”和“全坏”两类客体。这种分裂的心理体验往往源自于个体在面对无法整合的情感冲突时所采取的心理防御策略。在小说中，威廉姆斯是这样描述伊迪丝的童年的：

“她的童年时代非常规矩，甚至在最寻常的家庭生活的某些时刻都是如此。父母彼此相敬如宾；伊迪丝从未看到过他们之间表达那种无论是生气，还是怜爱的自然流露的温馨。生气就是好几天客客气气不说话，怜爱就是一句彬彬有礼的倾心话。她是独生女，孤单就是人生最初的状态。”从这部分的描述可以发现，伊迪丝成长于一个高度仪式化的家庭中。威廉姆斯在刻画这段家庭关系时，频繁使用了带有明显疏离感的词汇，如“相敬如宾、彬彬有礼、孤单”等，这些本该在传统意义上充满亲近的词汇放到小说文本的语境中却充满了强烈的讽刺意味—至亲至爱的家人平日相处竟不能随性而为，恭敬如陌生人。这看似体面的家庭环境叙述实质上却暴露出了伊迪丝童年家庭环境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情感真空地带。表面上来看，家庭氛围中的“相敬如宾”是美国中产阶级区分引以为豪的文明标志，但实际上这些僵硬的仪式却在幼年伊迪丝的人格意识中构筑起一堵无形的墙，伊迪丝的情绪需要内敛，她的言行需要克制而不允许被自由表达，她的想法需要被禁锢在自己的心里而不允许被随意表露出来。因此在小说的语境下，这些仪式上的文明必然带来本能情感中的压抑，高度仪式化的家庭环境对个体来说会迅速异化为一种压制本能情感需求的微观规训结构。由于伊迪丝未能获取能够涵容其情绪的“好客体”，而在面对由父母创造的无法提供情感滋养，限制情感流动的“坏客体”时—即压抑的家庭环境，伊迪丝为了避免自我被这种结构摧毁，被迫启动了极端的“分裂”防御机制，即将自己真实的情感压抑并隔离，仅保留符合父母期待的“温文尔雅”的躯壳，这也是小说中伊迪丝偏执分裂位置固着的起因。

但是另一方面，其父母在童年时期对她的过度保护，比如：“伊迪丝在自己的道路上会受到保护，免遭生活可能投向她的粗俗事件。”这些保护措施又会促使伊迪丝将父母理想化为“全好”的客体，这种矛盾的心理认知导致了伊迪丝的人格特征始终固着于偏执分裂状态。由于“全坏”和“全好”是同一个客体的矛盾事实，在童年时期，伊迪丝逐渐失去了对“好客体”和“坏客体”之间的分辨能力，这种心理认知状态模糊了伊迪丝对外部客体的认知状态，从而加剧了她内心世界中对外部客体认知的分裂固着的状态，这种心理认知状态由于长时间未得到改善，导致伊迪丝长时间停留在偏执分裂位置，这种心理位态特征具体外显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以及对自身情感需求的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心理位态会逐渐强化以情感压抑和人际距离感为代表的心理防御策略。因此在小说中，伊迪丝与斯通纳的初次见面，伊迪丝便展现出了一种冷漠的状态，如：

“她好像没有听见斯通纳的话，打开车门，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寒风从门道里扫出来，碰触到斯通纳发烫的脸。伊迪丝回头望着他，眨了几下眼睛；她淡白色的眼眸若有所思，而且几乎可以说很大胆了。她终于点了下头说：‘好的，你来吧。’她没有微笑。”

从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来看，伊迪丝在文本中的表现，也侧面地反映出因为童年创伤而对与外部客体构建地联系地情感冷漠的延续。威廉姆斯用“一动不动”与“没有微笑”等动词连描写伊迪丝对斯通纳请求的反应，这绝不是单纯的刻画女性的矜持，而是偏执防御位置下心理防御机制过载的躯体化表现，面对斯通纳这一陌生的外部客体，成年后的伊迪丝失去自己整合情绪以及与外界互动的能力，她习惯通过童年时期家庭环境培养下的麻木冷漠的状态来回应潜在的情感链接，这也预示了其未来在亲密关系中深层的情感无能。

（二）母爱的背叛：人格的自我解体

如果将情感压抑的家庭环境看作是伊迪丝的偏执分裂位置固着的土壤，那么家庭中母亲对伊迪丝的背叛则进一步的将伊迪丝禁锢在偏执分裂之中。在小说中，伊迪丝的母亲并未在伊迪丝成长的过程中扮演正向的支持角色，其常常以一种被动顺从的形象屈服在自己丈夫的权威之下。因此，伊迪丝的母亲在家庭中常常作为一种父亲权威的某种延伸，一方面，她支持自己的丈夫对伊迪丝的教育理念，比如在伊迪丝记忆中：“母亲对她的监管很严，在她还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就会在旁边坐上好几个小时看着她画画或者弹钢琴，好像两个人都没有别的正事可干。”另一方面，由于伊迪丝的母亲对于自己婚姻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满，认为结婚是她个人的一种职责，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不满与日俱增，导致其在培养伊迪丝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将这些不满和痛苦以一种期望地形式投射在伊迪丝身上，伊迪丝母亲这种既痛苦又对生活感到不满的情结，成为其不断压迫伊迪丝的源动力之一，克莱因认为：“这种将客体认同为‘被自我怨恨的部分’，会导致主体对他人的强烈憎恨。与自我有关的是，当自我过度分裂并且将碎片驱逐到外界时，会相当程度地弱化自我的功能，因为在心理中，情感与人格中地攻击成分是和力量、潜能、强度、知识以及许多其他个体欲望的品质密切相关的。”

由于感受到母亲对自己的压迫与敌意，伊迪丝不得不再次被动地采取情感隔离的方式应对来自母亲的恶意。在母亲温柔却窒息的监控下，伊迪丝早已将母亲内化为一种“攻击性客体”，但是由于自身需要从父母汲取足够的安全感，又不得不将父亲和母亲在一定程度上视为好客体。由于无法整合对父母的矛盾观点，自我整合恨与爱的功能出现紊乱，因此伊迪丝在面对来自父母的高压控制时始终未能采取正确的方式进行表达与抗争。伴随自身压抑的攻击性力比多无法释放，伊迪丝不得不将自身对父母的恨意以及自我的攻击性以情感疏离的方式向外部投射。

这种过度地自我分裂与投射，大幅度削弱了伊迪丝的自我功能，导致了其主体性的彻底消解。这也从深层心理逻辑上解释了，为何伊迪丝在遭遇极度的精神痛苦时，始终未能表现出任何实质性的逃离或反抗，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伊迪丝对自身的人格欲望的过度向外界暴力分裂与投射，导致其主体失去了人格欲望与心理力量的支撑，造成了自我主体性的缺失，因此即使在面对高压控制的环境下，伊迪丝也很难成长出反抗的情绪，反而滋养了对专制环境依赖的心理人格。同时对父母的矛盾认知不断撕裂着伊迪丝对“全好”或者“全坏”客体的划分，可以观察出虽然伊迪丝对父母总是百依百顺的态度，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曾展现出人格挣扎的痕迹，例如在商讨与斯通纳的婚期时，伊迪丝就罕见地提出与父母意愿相反的想法，这说明其内心对父母的态度也是复杂且矛盾的，但是由于未能及时整合这些矛盾的情感，这也为后来向抑郁位置过渡失败埋下了伏笔。

二、婚姻困境：抑郁位置过渡失败

抑郁位置是克莱因在其客体关系理论中提出另一关键心理发展位置。克莱因认为：在抑郁位置阶段，自体对被投射客体的爱与恨的部分已经不再被感觉为互不相干了，结果是自体害怕失落的感觉增加了。这种状态类似于哀悼和强烈的罪疚感，于是自体便发展进入到了抑郁为主的阶段。因此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这两个发展阶段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位态之间的调整存在着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两种心理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

同时克莱因强调：如果偏执分裂位置不能正常发展，同时，个体由于其内在与外在的某些原因，自身无法应付抑郁焦虑的冲动，那么将会发生恶性循环。因为如果被害恐惧与相关的分类机制过于强烈，自我将无法修通易于位置，迫使自我退行到偏执分裂位置，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较早期的被害恐惧与分裂现象，埋下日后各种形式的精神分裂症的基础。由于这种退行发生的时候，不只是在分裂位置上的固着点被强化了，还有可能发生更为严重的崩解的危险，从而导致了增强个体的抑郁特征。

（一）婚姻初期的抑郁位置过渡尝试与失败

随着小说情节的继续深入，伊迪丝的偏执分裂心理位态特征并未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消失，相反，分裂防御机制反而继续存在于伊迪丝的后期婚姻生活，同时这种心理防御机制也在不断地阻碍伊迪丝向抑郁位置过渡。在小说中，尽管伊迪丝的心理状态始终在偏执分裂位置中固着，但她在婚姻生活中却显示出某种向抑郁位置过渡的努力。比如，在确定婚礼日期时，伊迪丝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与父母相反的意见，以及在与斯通纳度蜜月期间，伊迪丝出现过短暂享受与斯通纳建立联系的情感体验，如“在火车上，在好奇又赞赏地看着他们的陌生人地包围中，伊迪丝兴致勃勃，甚至很开心。他们经常爽朗地大笑，手握着手，谈论着即将到来地日子。”根据克莱因地客体关系理论，伊迪丝得以改变的核心在于，她在婚前将斯通纳幻想为帮助她逃离父母控制的理想化“全好”客体。并且在后续情节中伊迪丝展现出了一种强烈地修复意愿，比如伊迪丝为布置新家抱有极大热情，在婚后也开始展现出与婚前大相迥异地社交意愿。伊迪丝愿意做出尝试的根源在于当个体内心世界中的理想的自我被投射到另一个人时，该个体就会变得几近完全爱着、赞赏着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拥有该个体“好”的部分。

但是，与此同时，伊迪丝在向抑郁位置过渡的过程中的尝试伴随着强烈的强迫控制倾向，如在与斯通纳商讨购房事宜时，伊迪丝展现出一种与优雅相悖的软暴力来屏蔽斯通纳的意见。此外，伊迪丝在婚后的社交生活也展现出令人不适的两面性——客人在场时，伊迪丝神采飞扬，轻松自如地和客人聊天。但是当客人退场时，她便开始尖酸地议论刚刚离去的客人，想象着龌龊的侮辱和轻蔑。因此，伊迪丝在向抑郁位置过渡的尝试过程中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分裂特征，根据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

分裂的客体关系会导致个体出现孤独感与分离的恐惧，在一段客体关系中，攻击性元素居多，个体便会将客体投射为自身攻击性的一部分，出于担忧自体被外在客体攻击迫害的原因，主体会打断向抑郁位置过渡的进程，整合爱与恨矛盾情感的能力过程被强行中断并造成事实上的削弱，进而造成了自我过渡的弱化，感觉没有东西可以支撑自我，于是自体便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孤独感以及情感维度上的抑郁倾向。

同时个体的心理位态也会退行至偏执分裂位置中，这也标志着个体向抑郁位置过渡的失败。

在小说中，伊迪丝抑郁位置的失败几乎是对客体关系理论的教科书式演绎，伊迪丝在通过做出修复尝试后，她的努力并未得到她的理想化“全好”客体斯通纳的回应。斯通纳对伊迪丝的被动回应加剧了伊迪丝对自己存在虚无性的感知，失去了“全好”客体的回应也就失去了向抑郁位置过渡的锚点，因此她无法继续独自完成“恨被接纳后重建爱”的抑郁位置关键转变。但是由于童年时期由自己的父母强行建构的传统“完美女性”的内在客体的原因，伊迪丝被剥夺表达自身情感的权利，他对斯通纳的真实愤怒被传统女性的道德义务所压抑，导致其自身产生严重抑郁与自毁倾向，这也是伊迪丝在小说中经常尖叫，情绪崩溃以及疾病的心理根源。同时，这种自毁倾向宣告着伊迪丝在婚姻初期中的向抑郁位置过渡的尝试的失败。

（二）母职困境：母性能力的结构性缺损

母性能力结构性缺损是伊迪丝的抑郁位置过渡失败的另一个标志。在婚姻后期中，伊迪丝对自己女儿格蕾丝的态度是复杂且矛盾的。实际上，威廉姆斯在描述伊迪丝决定生育孩子时，就已经为其对孩子的情感疏离埋下伏笔—伊迪丝并不是出于身为母亲的复杂情感而决定生育格蕾丝的，而是出于一种满足社会规范要求而决定的。

这一决定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伊迪丝在婚姻初期抑郁位置过渡失败的再证明，她的决定始终遵循社会规范而不是出于对自身情感的考量，说明其未能发展出抑郁位置的整合情感的能力。在女儿格蕾丝出生后，伊迪丝在抚养前期始终仅履行社会规范层面要求的母职，如伊迪丝只会偶尔抱抱自己的女儿，但是大部分的照顾工作又会抛给斯通纳来完成，面对自己的女儿，伊迪丝每次都无言无语很不自在，好像孩子是别的什么陌生人。在后期在养育格蕾丝的过程中，伊迪丝则暴露出一种“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模式下的强迫倾向，比如伊迪丝在后期渴望获得对格蕾丝的教育的绝对控制权，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伊迪丝对母性天职的呼应，实际却是伊迪丝将女儿视为丈夫斯通纳的客体延伸，通过控制女儿达到间接攻击斯通纳的目的。从客体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固着于偏执分裂位置的人格存在着一种紊乱的客体关系，即由于自体的暴力分裂和过度投射，导致受到投射的“他人”会被自体认为是迫害者，出于担忧被外在客体迫害的焦虑，自体会调动体内的攻击性以及破坏冲动以抵御这种焦虑。由于伊迪丝曾将斯通纳视为脱离父母掌控的“全好”客体，但是她对斯通纳在后续婚姻中的攻击冲动与控制，使其陷入被斯通纳报复迫害的担忧与焦虑中，因此，一方面伊迪丝对于女儿培养并不是出于对自己母性的呼唤，而是将格蕾丝视为可以帮助自己缓解被外在客体迫害焦虑幻想的工具，这种将格蕾丝工具化的想法也直接导致了，伊迪丝无法接受格蕾丝具有独立人格这一客观事实——格蕾丝要么是可以绝对服从她的理想化的“好孩子”，要么是不服从管教的“坏孩子”，另一方面，伊迪丝对格蕾丝的分裂态度，是对自身与客体之间关系破裂的证明，伊迪丝不仅缺乏整合对自己丈夫与女儿爱与恨的情感能力，而且也削弱了自己同理想化客体关系的修复欲望，造成了客观的抑郁位置过渡失败的事实。

三、结语

偏执与抑郁人格的形成与伊迪丝个人经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由于受到童年的家庭环境的高压控制以及父母对她情感保护的缺位，社会规训，以及丈夫斯通纳对其情感联系的迟钝回应等因素的影响，伊迪丝终其一生始终未能发展出整合自身的复杂情感的能力，即从偏执分裂位置向抑郁位置过渡的能力。从而导致自身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僵化，迫使自己陷入无人回应的人际孤岛。在婚后，虽然伊迪丝也曾显示出她具备与外部客体构建客体关系的潜能，比如尝试亲近自己的丈夫斯通纳，通过布置新家来帮助自己融入婚姻生活等，但是这种修复行为与尝试始终被客体迫害焦虑所吞噬。这源于她既没有意识到自身缺陷，也没有意愿承担真实情感联结的责任。伊迪丝的人格缺陷印证了克莱因的核心观点，即当个体固着于偏执分裂位置时，其自身将陷入“迫害性焦虑”与对“理想化需求”贪婪的恶性循环之中。此外，伊迪丝伪装在情感冷漠下的深度抑郁，本质是与真实客体之间构建联系的焦虑性回避。伊迪丝的人格悲剧折射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即当我们试图在与客体关系的联系中逃避真实的自我时，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困在偏执分裂的牢笼中。

参考文献：

1. [1] 姜莉,杨梦园. 精神生态视域下的《斯通纳》[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01):66-69.
2. [2] 李静. 《斯通纳》之弗洛伊德解读[J].现代交际,2020(23):99-101.
3. [3] 柳梦茹,吴敬辉.论《斯通纳》中男主人公的存在主义困境[J]. 海外英语,2025(18):187-189.
4. [4] 梅兰妮·克莱因. 嫉羡与感恩[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5. [5] 王国芳. 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进展路径[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114-119.
6. [6] 熊卫. 精神分析学中的客体关系理论[J]. 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0(04):193-198.
7. [7] 邢秀梅. 无声的崩毁：《斯通纳》中女性角色的悲剧性探析[J]. 今古文创,2025(26):29-31.
8. [8] 约翰·威廉姆斯.斯通纳[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9. [9] 仲伟琼,张荣升. 后现代视域下学院派小说《斯通纳》中女性成长解读[J]. 英语广场,2023(26):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