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各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农耕与游牧文明交汇、作为多民族共生互动的关键区域，所孕育出的陕北民歌承载着浓厚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交融印记，是研究区域文化互帮互鉴的鲜活载体。

《绣荷包》作为陕北民歌经典小调，历经地域传播与文化融合，与多民族音乐风格、民俗内涵相互融合。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展开系统性研究有助于揭示陕北民族文化共生历程，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此，本文以陕北地区《绣荷包》为研究对象，挖掘其文化底蕴、艺术表达中包含的交往交流交融内涵，探析其文化价值，进一步丰富陕北民歌艺术研究，为新时代传承民族民间文化、深化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参考。

一、民歌《绣荷包》的历史起源与发展演变

（一）民歌《绣荷包》的历史起源

《绣荷包》的起源根植于中国民间民俗与口头艺术的共生。其雏形源于古代女性“绣荷包”的手工艺实践，荷包兼具盛放香料、装饰物品的实用功能，与作为定情信物、祈福载体的情感属性。女性在刺绣过程中随口哼唱抒发情意，逐渐形成以“绣荷包”为主题的口头小调。

清代是《绣荷包》从口头传唱走向文献记载的关键时期。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王廷绍辑《霓裳续谱》首次收录其名称“绣荷包”，歌词以女性绣荷包时的见闻与情思为核心，虽未附曲谱，但明确标注的“秦吹腔花柳歌”，表明其已作为独立曲牌在民间流传。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绣荷包》歌词版本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八年，被记录在由华广生撰写的俗曲集《白雪遗音》中，其中还标有“湖广调”的标注，歌词一共有十二段，以“十二月绣荷包”为叙事线索，聚焦婚恋思念主题，演唱风格具有口语化与互动性特征。此外，一些清代文人笔记如《画舫余谈》中有明确记载，提及《绣荷包》新调流传甚广，“继则坊市妇稚亦能之”，清晰体现坊市妇孺皆能唱的盛况，印证了其在清代从民间小调向社会流行乐曲的传播态势。清代对《绣荷包》的文献记录与传播，不仅是其艺术形态发展的关键节点，更为后世研究民间俗曲的演变、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史料依据。

（二）民歌《绣荷包》的发展演变

民歌《绣荷包》的发展离不开地域特色、经济形态及社会文化深度等元素，其核心呈现出“题材聚焦世俗情爱、曲调随地域文化多元衍变、传播随时代发展持续拓展”的演变趋势，是民间音乐在不同时空场景下的动态发展样态。

清代是《绣荷包》的起源与初步传播期。商品经济繁荣催生了市民文化需求，《霓裳续谱》首次收录其曲名，以直白的情爱歌词、简洁曲调契合大众审美，迅速在京城普及。此时曲调以秦吹腔为基础，融入京城方言韵律，与清代荷包作为定情信物的民俗文化相呼应。

清末至民国，《绣荷包》随人口流动与商贸往来向全国扩散，形成鲜明地域特色。江南地区依托丝绸经济，曲调婉转细腻，歌词元素融入苏绣、荷花尽显水乡清雅。西北黄土高原受农牧文化影响，曲调高亢奔放，以信天游结构为基础，歌词质朴直白，融入独特地域符号。西南民族地区则融入本民族山歌韵律元素，形成独特的“汉调苗韵”。

新中国成立后，《绣荷包》在传承中创新。早期融入劳动生产、家国情怀等题材，贴合时代语境。改革开放后，借助非遗保护与文艺汇演，各地版本强化地域特色，同时通过现代编曲技术拓宽传播渠道。当代，其传播突破地域限制，题材也从情爱拓展到乡愁、非遗传承等维度，成为承载地域记忆的文化符号。

二、陕甘地区民歌《绣荷包》的音乐分析

（一）地域与方言对歌曲的影响

1. 陕北《绣荷包》

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物产资源匮乏。历史上，不少人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踏上“走西口”的征程寻找生机。居住在黄土高原的陕北人民有着不怕苦不怕累，豪爽大气又淳朴保守的性格特征。男子们离家后，女子们难有重逢之机，于是便通过绣制荷包来抒发相思之情，寄托对爱人早日归来的期盼。深山里的人们常以吆喝的方式交流，山间回荡形成的回音悠扬持久。久而久之，高声吆喝成了当地独特的交流习惯，造就了陕北民歌自由高亢、振奋激昂的风格，也直接塑造了《绣荷包》的音乐特质。

为了让歌声在辽阔高原上传得更远，歌曲音色有着高亢、嘹亮、清晰、旋律线条起伏大的特点，四度音程跳进十分常见，且前奏相对高昂激越，其中高音居多能够模拟出黄土高原的空间纵深感。同时高音区的延长音、频繁出现的装饰音，像“初一到十五”的“五”字，会用长拖腔结合波音，既保留了高原放歌的“粗犷感”，又将相思的绵长情绪拉满。

陕北方言声调的起伏顿挫塑造旋律的独特韵律，嘹亮宽广的发声方法则赋予演唱独特的音色质感。“儿化音”通过优化节奏重音增添情感亲昵感，“叠词”丰富拓展乐句结构、强化情感递进，让口语性表达升华为音乐性。凝练直爽的句式对应紧凑的节奏型，语气词与旋律技巧的协同运用，丰富了歌曲的情感层次。方言的音乐化改编大多复刻了黄土高原的生活语境，承载着地域婚恋民俗与民间生活，使歌曲成为地域文化的听觉载体。

2. 甘肃《绣荷包》

甘肃省《绣荷包》版本众多，甘肃平凉庄浪民歌《绣荷包》是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代表性传统小调，与当地社火民俗深度关联。庄浪社火文化源于宋、元，之后因市民对生活娱乐的需求而普及，现当代形成含固定脸谱、服饰、道具及演出时间的民俗表演形态。每年正月十二，为纪念北宋的刘沪将军，民众会聚集在水洛城观看社火，这为《绣荷包》赋予了民俗、历史等文化内涵。从体裁属性看，庄浪《绣荷包》归属于小调类传统民歌，形式规整对称、歌词押韵且意韵深厚，兼具西北音乐风格与思想艺术性。其以爱情为主题，生动呈现了当地社会风俗与日常生活气息，是地域文化的典型音乐载体。

庄浪方言对《绣荷包》的音乐表达亦有深度塑造。声母相混、韵母发音饱满厚重的特点，使歌曲咬字既具有农耕文化的质朴硬朗，又因口腔共鸣的独特性形成温润的音色质感。语调层面，方言淳朴厚重的语调趋势，直接影响旋律走向，乐句结尾多契合日常口语的韵律逻辑，呈现出往下走的趋势。方言化咬字融入歌词，不仅拓展了节奏层次，又将庄浪人质朴含蓄的婚恋情感，通过方言特有的韵律传递出来，让歌曲成为地域语言与音乐交融的鲜活载体。

（二）调式调性与旋律的关系

1. 陕北《绣荷包》

采用富有变化的再现单三部曲式，调式调性为C徵调式。陕北《绣荷包》在音乐形态与文化表达上深具地域特质，旋律上具有显著的起伏变化，具有浓厚的陕北民歌小调风情，在曲调开头就给人一种高亢、嘹亮的感官感受。曲调是典型的陕北民歌特点，多采用四度音程。歌词与乐句结构上，单乐段由四个乐句构成，整体呈现对称整齐的形态，多以五字短句为主干。下句通过“稍书书”“带信信”等句式变体，既维持了结构的稳定性，又丰富了节奏层次与情感递进度。文字表达层面，以“三月桃花开”这类简洁的五字叙事开篇，既交代时间背景、铺垫后续内容，又生动凸显出陕北女子含蓄聪慧的性格特质，使歌曲成为承载地域人文精神与情感内涵的典型音乐载体。

2. 甘肃《绣荷包》

甘肃庄浪版《绣荷包》采用上下乐句加补充乐句单乐段曲式结构，调式调性为D商六声加清角。庄浪《绣荷包》节奏较为紧密，以八分音符为主，前十六后八，前八后十六的节奏型，和八分音符为主。在旋律上，以二度为主，四度、八度为辅，旋律起伏不大。音调以朴实厚重为主，悠扬悦耳。音乐故事内容主要写女子绣荷包前的准备过程，调式中清角音的色彩点缀，既符合庄浪方言的语音韵律，又与当地社火、刺绣等民俗活动的艺术气质相契，让音乐成为地域文化与个体情感交融的听觉媒介，使“准备”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行为，而是升华为承载民俗记忆与审美意趣的文化表达过程。

（三）演唱特征与情感的融合

1. 陕北《绣荷包》

陕北民歌通常以小调和山歌的形式出现。《绣荷包》这首小调，在陕北地区流传，极具典型的曲调高亢、音域宽广等陕北民歌特点。作品以要荷包、绣荷包、捎荷包为主题脉络分三大段落，速度随情感逐渐变化。起始段旋律悠扬抒情，速度平缓，彰显陕北女子直率质朴又不失细腻柔情的情感底色。中间段“绣荷包”以轻快速度呼应女子劳作的愉悦心境。末段情感激昂至巅峰，速度亦推向欢快且充满活力的极致，完成情感的层层累加与升华。衬词的独特处理，不仅增添了音乐的灵动感，还让旋律更加流畅，口语化的表达也让整首歌曲洋溢着一种质朴又热情的独特感情。像“哎”这一衬词并无实意，但将其巧妙运用，却使得句子与句子之间增添了几分女子的俏皮与爱情的美好之意。

2. 甘肃《绣荷包》

从当地艺人演唱《绣荷包》来看，这首民歌采用的是原生态的唱法。《绣荷包》这首庄浪小调音区较窄，音域不宽。演唱作品时要遵循作品的地方风格和当地方言特点。在语言方面，庄浪方言与普通话区别较大，发声时舌位和喉位较低，音色相对浑厚低沉，声调与声母皆存在差异。演唱时以自然真声为核心发声形态，喉咙保持松弛且适度打开的状态，塑造出温润醇厚的音色质感，真声的扎实感与音色的醇厚性，精准传递出女子情感的真挚与郑重。拖腔、滑音等润腔技法更具地域音乐韵味，将婚恋互动中的亲昵感转化为富有情感的音乐故事，将庄浪女性绣荷包时的专注情态、思念情郎的温婉情愫，与黄土高原的厚重民俗底蕴、农耕生活的质朴相契合，使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与丰富的情感内涵交融共生。

三、陕甘两地民歌《绣荷包》的异同

（一）相似性：民俗文化与音乐艺术的共源共生

二者均以“绣荷包”为情感载体，紧扣民间婚恋习俗的核心诉求，将女性对情郎的思念、期盼等情感具象化。同时，均深度依赖方言作为艺术表达的核心载体，通过方言语音、语调、词汇的音乐化转化，使音乐元素兼具地域性与通俗性的特点。

在音乐形态上，均遵循西北民歌旋律贴合地域环境、节奏呼应生活节律的创作规律，调式选择均植根于北方民族调式体系，契合民间传唱的实用性需求。在演唱实践中，均注重声腔与情感的双重构造，通过音色、速度、润腔技法的调整传递情感层次，体现了民歌“以声传情、以情表意”的本质特征。并且依托口头传唱与民俗活动实现活态传承，传承过程中既保留核心音乐元素与文化内涵的稳定性，又允许艺人根据地域审美与个人风格进行适度改编，形成核心不变、形式多元的传承格局。

（二）差异性：地域文化塑造出独特的艺术分支

1. 地域文化差异

陕北版植根黄土高原“地广人稀、生存艰辛”的地理语境与“走西口”迁徙文化，核心情感是离别相思的炽烈，凸显出“外放型”的文化特质。庄浪版依托陇东农耕文明与社火民俗，情感内核是日常相守的内敛温情，彰显“内敛型”的文化品格，二者分别对应西北地域“迁徙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两种生存形态。

2. 音乐本体特征差异

调式上，陕北版以C徵调式为主，兼具高亢明亮与婉转柔和的色彩，适配情感的起伏波动。庄浪版采用D商六声加清角调式，清角音的点缀增强了农耕文化的厚重感与仪式感。曲式上，陕北版为再现单三部曲式，以叙事性递进构建音乐画面。庄浪版为上下乐句加补充乐句的单乐段结构，以规整循环呼应农耕生活的秩序感。旋律技法上，陕北版以四度音程跳进、长拖腔为核心，模拟高原回声的空间质感。庄浪版以二度级进、方言衬词为主要手段，契合梯田耕作的平缓节律。

3. 情感表达模式差异

陕北版情感表达偏向高亢奔放，通过高音区拓展、真假声转换、速度动态变化，传递思念的焦灼与期盼的急切。庄浪版情感表达偏向绵长含蓄，以自然真声为核心、稳定速度为基础，通过温润音色与细腻润腔，将情感沉淀于日常叙事中。

四、陕甘两地《绣荷包》中蕴含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地理交通驱动的音乐元素传播交融

陕甘两地《绣荷包》的“和而不同”，本质是西北地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陕甘两地同属黄土高原文化，地域相连、山川相通，历史上既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也是丝绸之路的核心通道，地理交通的便利性为音乐元素的传播提供了天然条件。陕北黄土高原的“高亢音腔”与庄浪所在陇东的“质朴旋律”存在明显的互渗痕迹。陕北版中部分平缓级进的旋律片段，与庄浪版的旋法逻辑高度契合，庄浪版中偶尔出现的小幅度音程跳进，也渗透出陕北演唱风格的缩影。这种音乐元素的双向流动，打破了地域壁垒，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格局。

（二）民俗文化互渗催生的表达范式融合

陕甘两地虽有农耕与迁徙文化的差异，但在民俗内核上存在深度共通性。婚恋民俗中“以信物寄情”的传统、节庆活动中“歌舞助兴”的习俗，都存在明显的互鉴痕迹。两地歌词中出现的“荷包”“牡丹”“情郎”等核心意象，是农民间文化与婚恋民俗共通性的直接体现。这种民俗文化的互渗，使得两地民歌在主题选择、表达场景上形成共识，推动了情感表达范式的交融共生。

（三）艺术表达互鉴实现的文化认同凝聚

在长期的传唱与演变中，陕甘两地《绣荷包》形成了艺术表达的互鉴机制。陕北版的张力型发声与庄浪版的质朴型演唱，在润腔技法上相互吸收，陕北版融入庄浪版的细腻滑音，庄浪版借鉴陕北版的拖腔延长，丰富了各自的艺术表现力。调式选择上，二者均以北方民族调式为基础，核心音级的一致性使得音乐具有同源性的听觉认知。这种艺术表达的互鉴，不仅强化了两地民歌的内在关联性，更凝聚了西北地域民众对“思念”与“期盼”等共同情感的文化认同，彰显了中华文化“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核心特质。

五、结语

《绣荷包》作为西北民歌的典型代表，承载着地域民众的情感与记忆，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鲜活载体。陕北与庄浪版本在长期传唱中，既坚守自身艺术特色，又相互吸纳，为传统民歌注入新的艺术活力，实现了优秀文化在传承中的创新发展，让民族文化瑰宝在时代浪潮中生生不息。歌曲《绣荷包》的艺术风格不尽相同，主要源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语言文化、演唱风格的差异，人们对音乐的感受存在差别，还要融入风俗传统、语言文化。两地《绣荷包》的艺术互鉴，打破了地域文化的边界。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深化了西北地域内部的文化关联，更以“思念”“期盼”等共同情感为纽带，凝聚起更广泛的文化认同。彰显出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在交流中相互促进，在交融中共同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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