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恐”已成为当代大学生自我描述的高频词汇。2021年一项覆盖255所高校的调查显示，87.76%的大学生自认有“社恐”。然而，这一数字远高于实际社交焦虑的检出率，中国大学生社交焦虑检出率约为38.6%，而采用临床诊断标准的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更低。Tang等人的一项元分析显示中国年轻人社交焦虑障碍患病率为2.1%。这意味着，“社恐”在日常语境中已被泛化使用。这种泛化给辅导员的学生工作带来了概念泛化导致帮谁不清、角色模糊导致怎么帮不明、干预断裂导致帮到底不够的困境。基于上述困境，为此，本研究在调查大学生社交焦虑核心心理诱因的基础上，构建“识—疏—导—固”四步工作体系，并在实践中检验其可行性。

一、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核心心理诱因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是指在社交情境中个体因预期或实际受到他人评价而产生显著恐惧和回避行为的心理状态。近年来，围绕社交焦虑的形成与维持机制，研究者从认知、情绪、行为和发展等多个层面展开了深入探讨。综合已有文献，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核心心理诱因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负面评价恐惧

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是指个体对他人可能给予负面评价的预期性恐惧，是社交焦虑最核心的认知特征之一。Clark和Wells的认知模型指出，社交焦虑个体持有“他人会对我做出负面评价”的核心信念，这一信念激活一系列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包括自我聚焦注意、威胁性意象和安全行为等，从而维持焦虑循环。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FNE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得到了广泛验证。徐运宏等以大学生为样本，发现FNE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高FNE的个体往往低估自己的社交能力，从而加剧社交回避。Liu等对871名中国青少年的调查则发现，FNE和社交焦虑在自我同情与孤独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表明FNE不仅直接影响社交焦虑，还通过增加孤独感间接加重社交困境。这些研究一致表明，FNE是社交焦虑最核心、最稳定的认知诱因。

（二）自我概念模糊

自我概念清晰性（Self-Concept Clarity, SCC）是指个体对自我认知的清晰性、一致性和稳定性。低SCC的个体对“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缺乏清晰稳定的认知，自我评价容易受外部反馈波动，在社交情境中更倾向于依赖他人评价来定义自我。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李甜甜等对890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SCC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且存在多重中介路径：低SCC既通过增加FNE间接加剧社交焦虑，也通过降低自尊和自我效能感产生间接影响。Fang等对1021名大学生的调查则发现，SCC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与社交焦虑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低SCC的个体更容易因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而加重社交焦虑。这些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模糊是社交焦虑的重要身份层面诱因，与FNE形成交互强化关系。

（三）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困难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指个体对情绪发生、体验和表达进行监控与调节的过程，包括两种主要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个体存在情绪调节策略的偏向性使用。Werner等采用情绪调节访谈法评估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情绪调节模式，发现他们显著过度使用表达抑制，而较少使用认知重评。Dryman和Heimberg的系统综述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模式：社交焦虑与表达抑制的过度使用和认知重评的使用不足均存在可靠关联。O'Toole等发现，社交焦虑个体的情绪调节灵活性受损，表现为在不同情绪强度和类型情境下难以灵活切换调节策略。张少华等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的实验研究进一步发现，社交焦虑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灵活性受损，具体表现为在负性情绪情境中策略选择范围狭窄，过度依赖回避和抑制策略。这些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个体不仅存在特定策略的偏向使用，更存在策略选择和灵活切换的整体困难。

（四）安全行为依赖

安全行为（Safety Behaviours）是指社交焦虑个体在社交情境中采取的旨在预防或减轻预期负面结果的行为，如避免眼神接触、提前准备发言稿、选择角落座位等。Clark和Wells在其认知模型中将安全行为列为维持社交焦虑的核心机制之一：安全行为虽然短期内降低焦虑，但长期来看阻止了个体获得负面结果并未发生的纠正性经验，从而维持甚至加剧了对社交威胁的预期。

（五）转型期社交生态断裂

大学入学是个体从中学到大学的重要转型期，这一转型伴随着社交生态系统的根本性变化：原有的同伴网络被打破，新的社交关系尚未建立，个体需要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定位自我。Arjanggi和Kusumaningsih的研究发现，社交焦虑是影响大学新生适应的显著因素，高社交焦虑的新生在学业适应、社交适应和情感适应方面均表现较差。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大学转型期的社交生态断裂具有特殊性。中学阶段，学生的社交圈主要由班级和宿舍固定，社交模式相对被动和封闭；进入大学后，社交场景急剧扩展到社团、课堂讨论、小组作业、师生互动等均要求主动的社交参与。这种从被动嵌入到主动建构的社交模式转变，对自我概念模糊和负面评价恐惧较高的个体构成了挑战。

（六）五大诱因整合理解

上述五大诱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负面评价恐惧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彼此强化的动力系统（见图1）。从Clark和Wells的认知模型来看，这五大诱因分别对应模型中的不同环节：FNE对应核心信念层，自我概念模糊对应自我加工层，情绪调节困难对应情绪反应层，安全行为对应行为反应层，转型期断裂对应情境触发层。这一整合理解为后续干预体系的设计提供了明确的靶点：干预需要同时针对认知、自我、情绪、行为和情境五个层面，而非仅聚焦于单一层面。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混合方法设计，旨在系统考察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核心心理诱因及其相互关系。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某高校536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12份（有效率95.5%）。其中男生238人（46.5%），女生274人（53.5%），平均年龄20.3±1.8岁。访谈采用目的性抽样，依据IAS得分选取12名得分≥49分（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其中男生5人、女生7人。半结构化访谈聚焦社交焦虑的触发情境、内心体验和应对方式，每次访谈约45-60分钟，经受访者同意后录音并转录。

（二）测量工具

1. 社交焦虑

采用Leary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测量社交焦虑水平。该量表共15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一点也不符合，5=极其符合），得分越高表示社交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负面评价恐惧

采用Leary编制的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测量负面评价恐惧水平。该量表共1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一点也不符合，5=极其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对负面评价的恐惧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3. 自我概念清晰性

采用Campbell等编制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Self-Concept Clarity Scale, SCCS）测量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该量表共1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其中部分项目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概念越清晰。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4. 安全行为

采用Pinto-Gouveia等编制的社交恐惧安全行为量表（Social Phobia Safety Behaviours Scale, SPSBS）测量安全行为依赖程度。该量表系统评估个体在社交情境中采取安全行为的频率和类型，得分越高表示安全行为依赖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5. 社交适应

采用方晓义等编制的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中的社交适应分量表，测量转型期社交适应水平。该量表基于中国大学生群体开发，具有良好的文化适切性。社交适应分量表得分越低表示社交生态适应越困难，即转型期社交生态断裂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三）数据分析

问卷数据采用SPSS26.0进行统计分析，访谈资料采用Braun和Clarke的六步主题分析法进行质性分析，通过反复阅读、初始编码、主题搜索、主题审查、主题定义和报告撰写六个步骤，提炼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核心心理诱因。量化与质性结果相互印证，以实现对研究问题的三角验证。

三、研究结果

（一）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变量	量表	M	SD
社交焦虑	IAS	38.56	10.23
负面评价恐惧	BFNE	35.78	9.45
自我概念清晰性	SCCS	36.42	8.67
安全行为依赖	SPSBS	28.34	7.92
社交适应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社交适应分量表）	42.15	9.83
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困难	ERQ（反向计分）	31.26	8.14

（二）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各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变量	1 IAS	2 BFNE	3 SCCS	4 SPSBS	5 社交适应	6 情绪调节困难
1. IAS	1	-	-	-	-	-
2. BFNE	0.62***	1	-	-	-	-
3. SCCS	-0.48***	-0.39***	1	-	-	-
4. SPSBS	0.55***	0.51***	-0.29**	1	-	-
5. 社交适应	-0.41***	-0.33***	0.44***	-0.37***	1	-
6. 情绪调节困难	0.46***	0.38***	-0.35***	0.43***	-0.31***	1

注：*** p <0.001, ** p <0.01, * p <0.05。

（三）访谈结果

综合问卷数据与访谈资料，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核心心理诱因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访谈结果与量化发现高度一致。

四、“识—疏—导—固”四步工作体系的构建

基于五大诱因的整合理解，本研究构建“识—疏—导—固”四步工作体系，遵循三个原则：分级干预（不同严重程度对应不同层级）、角色适配（辅导员与咨询中心各司其职）、心育与思政融合（在心理疏导中自然融入价值引领）。

（一）识：精准识别，分类分流

1. 三分法快速判断

基于唐信峰的“社恐”三分法，辅导员可通过3个关键问题快速判断学生类型，如表3。

判断问题	社交焦虑型	社交苦恼型	社交掩饰型
你在社交场合中会感到紧张害怕吗？	是，明显紧张	不太紧张	不紧张
你觉得自己的社交能力够用吗？	觉得不够	觉得够用	觉得够用
你说自己“社恐”，是在表达困扰还是开玩笑？	真的困扰	不喜欢太多社交	自我保护的说法

2. 辅导员识别社交焦虑的5个行为信号

在日常观察中，以下信号提示学生可能属于社交焦虑型：频繁缺席需要发言的课堂或活动；在群体中始终沉默，避免眼神接触；总是低头看手机，但并非在处理信息；被点名时出现明显的生理紧张（脸红、声音颤抖）；主动回避任何可能被评价的场合（面试、汇报、竞赛等）。

3. 分流路径

社交焦虑型个体应进入疏流程；社交苦恼型个体建议采取社交减负措施（例如合理设定社交边界、选择低频深度社交模式），无需进行心理干预；社交掩饰型个体应尊重其自主选择，无需干预。

（二）疏：初步疏导，建立信任

“疏”由辅导员执行，采用个别谈话形式，2-3次，每次30分钟。包含四个模块：模块一：正常化，帮助学生理解社交焦虑是普遍现象，不是个人缺陷。模块二：心理教育，用通俗语言解释焦虑的认知－情绪－行为循环。模块三：动机激发，引导学生思考不改变的代价和改变的可能。模块四，转介评估。评估社交焦虑的严重程度，判断是否需要进入团体辅导。以下情况建议转介咨询中心：1.IAS ≥60分；2.社交焦虑严重影响学业和日常生活；3.伴有明显的抑郁症状。

（三）导：团体辅导，深度干预

“导”由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执行，采用6周社交探索工作坊方案。方案名称刻意避免治疗、矫正等医学化标签，降低参与门槛。团体规模8-12人，每次90分钟，由受过CBT训练的心理咨询师带领。辅导员的角色是组织者（招募和协调）、观察者（关注成员在团体外的表现变化）和后续跟踪者（辅导结束后的回访），而非治疗师。团体辅导的干预设计方案见表4。

周次	主题	核心活动
第一周	相识与安全感建立	正念身体扫描+名字故事破冰
第二周	看见我的焦虑模式	绘制个人焦虑循环图
第三周	挑战内心的批评者	认知重构+微型行为实验
第四周	走出安全行为陷阱	逐步暴露练习（如眼神接触3秒）
第五周	重建社交中的自我	曼陀罗绘画：社交中的我与理想中的我
第六周	整合与未来展望	复盘+制定个人行动计划

（四）固：巩固与长效支持

第一层：社交练习伙伴。团体辅导结束时为每位成员配对一位“社交练习伙伴”，双方约定每周进行一次低压力社交活动（如一起吃饭、散步聊天），在真实情境中练习团体中学到的技能。第二层：线上打卡社群。建立微信群，成员每周分享一次“社交挑战”经历，带领者定期发布正念练习音频和认知重构小贴士。第三层：辅导员季度回访。辅导员在团体辅导结束后第1、3、6个月分别进行简短回访，了解社交适应情况，及时发现复发迹象。回访采用非正式谈话形式，避免被监控的压力。

五、实践应用与效果

2024年9月至12月，在某高校2024级新生中试运行“识—疏—导—固”四步工作体系。具体流程如下：第一，在新生入学心理普查中嵌入“社恐三分法”筛查问题，从512名新生中识别出高社交焦虑学生67人（13.1%），其中符合社交焦虑型特征者42人。第二，辅导员对42名社交焦虑型学生逐一进行初步疏导谈话，其中28人同意进入团体辅导，14人选择个别咨询或暂不参与。第三，将28名学生分为2组，分别由2名心理咨询师带领社交探索工作坊，每周1次，共6周。同时设等待对照组14人。第四，团体辅导结束后，为28名成员配对社交练习伙伴，建立线上打卡社群，辅导员在第1个月进行回访。

（一）社交焦虑水平变化

采用IAS前后测对比，干预组社交焦虑得分显著下降（t =4.32, p <0.001），对照组前后测无显著变化（t =0.87, p =0.39）。干预组与等待对照组的后测差异显著（F =8.94, p <0.01）。这一结果与郭明春等在中国大学生中实施的整合悲悯心训练的团体认知行为干预效果一致，也与Cui和Tang的三日密集团体CBT随机对照试验结果相吻合，进一步支持了CBT取向团体干预在中国大学生社交焦虑干预中的有效性。

（二）自我效能感变化

干预组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上升（t = -3.56, p <0.01），表明团体辅导不仅降低了社交焦虑，还提升了学生的整体自我效能感。这一发现与付梅等关于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的负相关关系研究相呼应，也与Chen等关于社交焦虑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模型一致，提示提升自我效能感可能是社交焦虑干预的重要中介路径。

六、讨论

本研究在社交探索工作坊的每个模块中融入了价值观教育内容，但这种融合不是外在标签的叠加，而是基于一个核心认识：社交焦虑的深层诱因本身就具有价值观维度。恐惧负面评价的背后是“人的价值由他人评价决定”的价值观问题；自我概念模糊的背后是“我是谁、我的价值从何而来”的人生观问题；安全行为依赖的背后是“面对困难是回避还是突破”的态度问题。心理疏导与价值引领在深层是同构的。认知重构帮助学生从他人评价决定自我价值转向多元价值、自我定义，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引领；暴露练习帮助学生走出安全行为，这不仅是行为改变，更是勇于面对人生态度的培养。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试运行仅在一所高校进行，样本代表性有限，结论的推广性有待多校验证；第二，等待对照组样本量偏小，且未完全控制等待效应；第三，巩固阶段的效果缺乏长期追踪数据，目前仅有1个月回访，无法评估6个月以上的维持效果；第四，识阶段的三分法筛查尚属初步，未来需开发标准化的快速筛查工具并检验其信效度。未来研究方向：一是开发社恐光谱快速筛查量表，为辅导员提供3分钟可完成的标准化筛查工具；二是通过多校联合试运行检验四步工作体系的可复制性；三是探索线上CBT模块作为团体辅导前置或补充的可行性，降低社恐学生进入团体的门槛；四是建立辅导员与咨询中心的制度化协作机制，明确角色分工和转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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