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既是落实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美育目标的关键路径，也是塑造国民文化认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作为连接传统音乐文脉与当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纽带，民族音乐教育不仅承担着传递民乐技艺的任务，更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培育青少年文化归属感的使命，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传承创新战略与基础教育美育体系的完善程度。学界对这一价值的认知已形成共识，吴跃跃在《论民族音乐教育》一文中强调：“民族音乐教育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已远远超过了自身价值。总的来说，它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审美观，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以及学习传统文化都有着潜移默化、积微成著的作用”。政策层面亦对此作出明确指引，2021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中指出，中华传统艺术主要载体形式包括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经典艺术作品，具体包括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舞蹈、戏曲、曲艺、美术、书法，以及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画、影视作品等。这进一步印证了民族民间音乐在艺术教育与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为此，本研究利用CiteSpace6.4R1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以展示当前研究的进展，并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提出展望。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在“大数据”时代，各类信息层出不穷，为充分挖掘、利用信息的重要价值，信息可视化技术顺势而生。在各种可视化软件中，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所开发的CiteSpace独出心裁。CiteSpace作为学术研究的技术手段，其应用价值越来越受学术界青睐。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CiteSpace”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截止到2025年9月15日检索到文献类文章共有19982篇，足以见得该研究工具已在学术领域广泛应用。因此，为探究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研究历史与成果，并为发展趋势提供参考，本文运用CiteSpace6.4R1软件对近三十年（1998—2024）发表的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研究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

本文以中国知网文献为数据源，利用高级检索方式，在对话框中输入主题词“民族音乐教育”，来源类别选择“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截止到2025年9月14日检索出相关文献435篇。同时，对检索结果进行整理和去重，并对个人学术成果、个人感言、会议纪要、研讨会综述、书评等无关文献进行剔除，检索出有效中文文献339篇。最终用CiteSpace6.4R1软件将已下载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二、研究概况与分析

（一）发文量年度分析

发文数量的变化可以呈现出某一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度。图1是2010年以来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的发文数量年度分布图，总体上看近二十年的发文量呈现“先波动上升后持续下降”的态势。2010年发文量为22篇，2011年有所回落至8篇；随后2012—2013年快速攀升至峰值，两年均达到32篇，这一阶段的发文量激增，可能与当时民族文化传承相关政策的推动、学术研究热度的集中释放等因素相关，直观反映出该领域在这一时期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后，发文量开始显著下滑，2014年降至14篇，2015年进一步跌落至6篇；尽管在2016年、2018年等年份出现小幅回升，但整体下行趋势并未改变，2019—2024年发文量持续走低，从2019年的10篇逐步减少，2024年仅有3篇，成为观察期内的最低值。这种发文量的变化轨迹，既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热度的阶段性起伏，也为后续探究其背后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因素提供了数据线索。

（二）研究作者分析

在CiteSpace6.4R1软件中，以作者为分析对象进行运算后得到了作者合作网络共现图谱（见图2）。图中字体的大小反映了作者发文数量的多少，连线的数量反映了作者之间合作的频率。由图2可知，以谢嘉幸、张应华为代表的学者对我国民族音乐教育开展了多方面研究。谢嘉幸、张应华二人主要对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实践策略进行了探究，认为以不同的文化群体为参照，将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视为一个系统的话，由55个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共同构成的教育教学，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有效路径。尹爱青对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民族音乐文化进行了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而民族音乐文化也是学校音乐教育的充实和深化。强调要抓好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工作的落实，注重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内容的选择等。刘洋对中国民族音乐在高校钢琴教学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前高校钢琴教学受西方体系主导，存在民族民间音乐融入不足、重视程度低、教学体系不完善及教材匮乏等问题，导致学生对民族音乐内涵理解不深、学习热情不足。从研究者的合作情况来看，作者合作网络整体较为松散，多数节点之间的连线稀疏。以两两合作为主，如“张应华与谢嘉幸”等组合，呈现出小规模的合作单元；仅有少部分作者形成了稍具规模的合作簇，例如以“李爱青”“韩彦婷”“李小举”为核心的小范围合作群体，以及“李燕芳”“陈福美”“万鸽”组成的合作小网络，但这类合作簇的覆盖范围和连接密度仍有限。整体而言，该领域研究者的合作紧密程度较低，跨团队、跨区域的深度合作尚未形成主流，反映出民族音乐教育研究在学术共同体建设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需进一步强化研究者以及院校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研究。

（三）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的历史演进

本研究以关键词为分析单元，借助CiteSpace6.4 R1软件开展可视化分析，生成关键词时间线图谱（见图3）。从图谱的节点分布、聚类特征与时间演进规律来看，民族音乐教育研究可划分为快速发展期与热度调整期两个阶段，各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研究特征：

1. 快速发展期（1998—2010年）

此阶段关键词节点密集、跨时段连线繁多，形成了以“民族音乐”为核心聚类，“少数民族”等多维度聚类协同发展的格局。从时间线可见，1998年后“音乐教育”“民族音乐”等核心节点率先凸显；随后“传承”“创新民族文化”“多元文化”等节点相继出现并快速拓展，反映出学界对民族音乐教育的关注从基础概念探讨，逐步延伸至文化传承路径、多元创新实践等方向，学术热度呈快速攀升态势。

1989年《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前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中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重视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的教学，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情趣高尚的艺术教育”。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明确提出“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的基本理念。这些政策促使了一批学者对学校民族音乐教育展开了研究，聂英强调应树立起一种以民族音乐教育为本的观念和意识，提高对民族音乐教育在高师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认为中国民族音乐的继承与发扬，关键的课在高师的“民音”与“合奏”，即民族民间音乐课与民族器乐合奏课，这引起了后续研究对“民音”与“合奏”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教育实践的研究与关注。例如，学者隶月与寒山对贵州民族音乐教育进行了论述，文中谈到贵州省艺术学校和贵州高等艺术专科学校开办了“芦笙班”“侗歌班”等特色民族音乐教育课程，以更好地传承当地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但同时也指出了课程设置的不足之处，缺乏民族历史文化知识方面的课程以及民族的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课程，比如侗歌专业，作为侗族大歌的专业表演者，诸如侗族历史文化、侗族文学、侗族语言、侗族社会、经济方面的课程设置是很有必要的。这一视角下，学者们也在后续研究中对民族音乐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开展了进一步探索。

2. 热度调整期（2010—2024年）

与快速发展期相比，本阶段关键词节点的新增速度有所放缓、连线密集程度有所降低，但研究向更细分的领域深化。“本土音乐”“高师”“民族声乐”“特色音乐教学”等聚类的节点在这一阶段逐步清晰，意味着研究从宏观的民族文化层面，转向高等教育场景、民族声乐等具体艺术形式以及特色教学模式等更具针对性的方向，呈现出“聚焦细分领域、深化特色研究”的趋势，是对前期广泛探索的进一步深耕与调整。

这一转向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政策与实践动因。200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明确提出“专业课程由必修课、选修课及地方和学校课程组成，其中地方和学校课程应根据区域性、民族性音乐教育的要求和学校特色开设课程”。此后，各地高校的音乐教育者及众多学者围绕高等教育阶段本土民族音乐教育的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传承内容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的思考与研究。学者张艳对高校民族音乐教育开展的问题与策略进行了研究，她指出高校民族音乐教育开展存在着“音乐教师对民族音乐的认识不够深入、民族音乐教材资源不足、民族音乐课程设置不足、教师的民族音乐专业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措施，引发了学者们对于高师民族音乐教育的实践思考。2020年教育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高等教育阶段开设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育为重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艺术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艺术课程”。指引教育工作者将艺术课程的推进聚焦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引发了学者对本土民族音乐文化课程与教学的进一步思考。

（四）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共现频次与聚类关联特征是识别研究热点的核心依据。本研究借助CiteSpace6.4 R1软件生成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4），通过节点规模和聚类网络的关联密度，系统梳理出民族音乐教育领域的核心研究热点：

1. 民族音乐与文化传承研究

“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本土音乐”“民族文化”等关键词形成紧密共现集群，且节点规模突出，直观反映出“民族音乐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承”是领域核心热点。研究既从宏观层面探讨民族文化精神、传统曲目民族器乐与声乐等的代际传递逻辑，也聚焦“本土音乐”“内部传承”等具体维度，深入探索不同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域音乐文化的保护性挖掘与活态传承路径。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llan Merriam）曾提出，音乐具备十大社会功能，其中之一便是音乐为文化的延续和稳定服务的功能。学者们在研究民族音乐教育者中，也着重强调了其文化传承的重大作用。尹爱青指出，民族音乐文化承载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独特的文化印迹，展示了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的各个民族的情感世界，表达了深刻的人文精神。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对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精神的延续，乃至整个民族的繁荣和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陈鹏指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育存在“民族性与时代感结合不强、人才匮乏、课程与教材建设不足、缺乏与少数民族语言结合”等问题，并提供了相应实践策略参考。

2. 教育实践与课程建设研究

“音乐教育”“课程设置”“教材资源”“高师教育”“教育课堂”等关键词构成关键聚类，体现学界对“民族音乐教育落地教学实践”的聚焦。研究覆盖高等师范院校、民族高校等多元教育场景，既探索课程体系构建、教材资源开发，也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张昱煜对中西民族音乐教育课程观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二者存在“课程标准不同、课程价值取向不同、音乐教育模式不同、音乐课程结构不同”的区别。其中，课程标准不同体现在：西方受多元文化论的影响，对民族音乐教育持平等态度，寻求各种文化差异并实施多样化的课程标准。而我国国内大多数院校音乐教育都基于西方音乐理论体系构建，民族音乐更多地作为补充内容，且对于民族音乐教育的文化性和独特性并没有合理的标准。王芳和肖文礼对中国民族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进行了研究，指出“在中国民族音乐课程资源开发研究工作中，音乐教育工作者需要重视‘家门口’这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资源，充分发挥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将‘家门口的民族音乐’纳入到课程资源当中，将弘扬当地民族音乐文化与民族音乐教学充分结合起来”。由此可见，科学且富有创造性的课程建构是推动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核心抓手，唯有通过系统整合地域民族音乐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教学趣味性的课程体系，才能真正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建立对民族音乐的认知认同，进而从关注走向喜爱、从喜爱迈向主动传承。

3. 多元主体与区域特色研究

“少数民族”“民族地区”“西南地区”“内蒙古”“民族院校”等关键词的共现，凸显“区域与民族差异下的特色研究”。不同民族地区依托独特自然文化生态，民族院校凭借特殊办学属性，成为研究焦点，前者聚焦地域音乐资源的教育转化，后者探索民族院校教育机制的优化路径。张闽、赵洋洋论述了多元化音乐教育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及保护，文中提到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优秀独特性，并未在现阶段的多元化音乐教育背景下得到重视，西方音乐成为学习主题，而我国民族音乐呈边缘发展的态势。并指出要逐步扩大民族音乐自身的影响范围，与学校音乐教育相融合，借助现有学校教学资源、平台、手段等，实现民族音乐的进一步创新及传承。郭强在论述多元教育理念对高校少数民族的音乐教育运用启示中指出：少数民族音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是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在高等艺术教育中运用少数民族音乐是对多元音乐教育理念的实践，有利于实现高等艺术教育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张明在论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谈道：多元化的这一理念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奠定了思想基础，将传统民族文化与多元化音乐文化教育理念相结合，可以为传统民族音乐文化注入新生命与新活力，更有利于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让其更符合时代需求与现状。通过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唯有依托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深度整合区域与民族的特色音乐资源，才能让民族音乐教育既扎根于独特的文化土壤，又在多元融合中实现创造性传承与发展。

4. 创新发展与时代融合研究

“创新”“多元化”“大数据”“教育改革”等关键词的涌现，反映新时代背景下民族音乐教育的创新探索取向。研究既以多元化理念整合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等多元文化，又尝试借大数据等技术赋能教育；还从教育改革等视角思考民族音乐教育适配时代需求的转型方向，推动传统与现代的创新融合发展。朱叶莉、黄雪洁在论述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创新思路中指出，民族音乐课程的建构应该遵循以下几项原则：提倡民族地区色彩、尊重音乐的多元文化特性、尊重中国的多元文化特性、音乐教材突出民族特色。俞婕认为可以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将本土民族音乐教育进行创新实践，例如联合国内互联网音乐平台建设本地民歌基因库，以方便教师筛选和运用经典民族音乐开展教学。权美兰、徐慧颖提到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将传承和创新相结合，表现在构建完整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培养创新型民族音乐教育师资、打造民族特色的音乐教材等方面。可见，这些探索共同为民族音乐教育打通了传统内核与时代表达的连接通道，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的实践赋能，既守护了民族音乐的文化根脉，又使其在新时代教育语境中焕发生机，为民族音乐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路径指引。

通过上述的知识图谱结果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研究呈现出“热度阶段性调整与研究深度持续深化”并行的特征。一方面，发文量自2013年峰值后逐步回落，2019—2024年持续走低，且作者合作网络松散、机构协同不足，反映出领域学术热度的阶段性波动与学术共同体建设的滞后性；另一方面，研究脉络从早期对民族音乐教育基础概念、宏观文化传承的广泛探索，逐步聚焦于高师教育、本土音乐、民族声乐等细分领域。但需明确的是，发文量的回落并不意味着研究价值的弱化，相反，当前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愈发凸显。首先，从政策层面看，2020年《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民族音乐等艺术经典纳入大中小幼美育体系，《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版）》中指出中高学段学生要“听赏具有鲜明主题思想和文化内涵的民族民间音乐及其他结构稍复杂的经典音乐作品，以中国作品为主”。2022年《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强调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传承，这一系列政策为民族音乐教育领域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与制度支撑。此外，从实践层面看，民族音乐在基层学校的课程落地不足、数字技术与教学的融合仍停留在表层、区域特色音乐资源的教育转化机制不完善、非遗传承人协同教学的长效模式缺失等现实问题，亟待通过学术研究提供理论解答与实践路径。因此，后续民族音乐教育研究需以政策为导向、以问题为核心，既要弥补学术共同体松散的短板，强化跨学科、跨机构、跨区域协同，也要聚焦实践，通过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等研究范式为民族音乐教育的课程优化、技术赋能、文化传承提供扎实支撑。

三、研究结论与未来路径

（一）树立合作意识，构建协同研究网络

通过知识图谱的作者合作与机构合作特征可见，当前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研究领域存在“学术共同体黏性不足”的问题，作者间多为小规模、临时性合作，机构间尚未形成长期稳定的协同机制，跨区域研究力量也较为分散。未来需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为核心，推动作者与机构多维度合作，鼓励学者依托学术研讨会、国家级科研课题等载体，打破个体研究壁垒，组建涵盖音乐教育、文化人类学、数字技术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团队。支持高校音乐院系与民族文化研究机构、地方非遗保护单位、中小学实践基地等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此外，针对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内蒙古草原音乐等区域特色资源，可以搭建跨区域联合研究平台，通过资源共享库建设、联合调研项目开展等方式，强化不同地域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互补性研究，为民族音乐教育的多元化、系统性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合作支撑。

（二）加强实证研究，提升研究实践效能

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研究存在实证探索薄弱的范式失衡问题，现有成果多集中于政策文本解读、中外民族音乐教育模式对比等理论推演层面进行理论思辨，缺乏综合的实证研究。未来需强化实证研究，增加基于田野调查、教学实验等实证探索。其一，深化“田野调查型”实证探索，聚焦民族音乐原生文化场域，如深入西南侗族聚居区记录侗族大歌的“家庭—社区—学校”联动传承机制，在内蒙古草原追踪长调民歌的非遗传承教学实践，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口述史记录等方式，挖掘不同民族、地域音乐文化活态传承的底层逻辑，为教育内容设计提供“在地化”依据；其二，推进“教学实验型”实证研究，在幼儿园、中小学、高校等不同教育阶段设置对照实验，如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对比“传统讲授式”与“非遗传承人进课堂”两种模式对学生民族音乐认同的影响，通过前后测问卷、课堂行为观察、长期兴趣追踪等数据，检验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为民族音乐教育的实践优化提供扎实依据。

（三）丰富研究视角，拓展跨学科研究维度

从现有研究成果的内容特征来看，当前我国民族音乐教育研究多局限于“音乐教育学”这单一视角，核心议题集中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优化等传统范畴，对民族音乐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学习者的心理认知规律、数字时代的传播逻辑等复杂维度挖掘不足，导致研究对实践问题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存在局限。未来需以学科交叉、问题联动为导向，推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深度融合。其一，引入文化人类学视角，聚焦民族音乐的文化本体研究，解析不同民族音乐，如侗族大歌、蒙古族长调等在特定地域文化生态中的生成逻辑与传承机制，通过调研民族音乐传承人、社区民众、学校师生的文化实践互动，挖掘民族音乐教育与民间文化语境的内在关联，避免教育内容脱离原生文化土壤。其二，依托教育心理学理论，深化学习者主体研究。可运用学习动机理论探究青少年对民族音乐学习兴趣不足的深层原因，并针对性设计激励策略，例如，借助沉浸式体验的VR技术，设置虚拟民族音乐课堂、非遗传承人互动教学等场景，增强学习者的兴趣。通过多学科视角的交织，推动民族音乐教育研究从单一教学问题解决转向多维联动的综合研究，为实践提供更系统、更全面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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