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托孤一词最早出自《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这里侧重于君主将遗孤委托给大臣，之后泛指在父母去世之时，将年幼的子女托付给他人来抚养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古代帝王在临危时，有时会面对嗣君年幼或资历尚浅的情况，为此君主需要选择臣子进行托孤，命其辅佐新君。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力交接方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三国演义》中有多起托孤事件。通过这些托孤事件，作者塑造了心目中君臣关系理想范式的正面与反面案例。书中的托孤事件，无论成败，都存在各种不足或弊端，从而暴露了封建社会人治模式下政治伦理的固有困境。本文拟对《三国演义》中的主要托孤事件进行梳理，并分析其中构建的理想君臣关系以及体现出的封建政治伦理困境。

一、托孤书写的叙事模式

《三国演义》中共有七起典型的托孤案例，即孙策托孤于张昭和周瑜，刘表托孤于刘备，曹操托孤于贾诩、曹洪、陈群和司马懿，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和李严，曹丕托孤于曹真、陈群与司马懿，曹叡托孤于曹爽和司马懿，孙权托孤于诸葛恪。在“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下，作者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对三国时期的托孤情节进行了一定再创造，使得小说中刘曹孙三家的几起托孤各有其特点与成败，反映出三家政权不同的立足方式与其存在的弊端。

（一）蜀汉托孤：情感维系，高度集权

根据《三国志·先主传》与《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章武三年（223年）刘备于白帝城逝世，临终时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并命尚书令李严为副。临终时，刘备嘱托诸葛亮：“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个“取”字为何意，不同学者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可以取而代之”之意，有的说是“可以自行选择嗣君”之意，有的则说是“可以自行决定”之意。但在小说中，刘备临终前告诉诸葛亮，“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里明确告诉诸葛亮，他可以自己当蜀中之主。相比之下，小说中的改编明确了刘备的意思，更体现出了刘备对诸葛亮的深厚信任，在刘备生命的最后体现了其仁人厚德的君子形象，也体现了小说对于明君贤臣关系的真切渴望。

这次托孤所依靠的是刘备诸葛亮二人之间的君臣情义。刘备对诸葛亮有三顾知遇之恩，而在诸葛亮辅佐下，刘备得以建立基业。二人一路相随，情意深重。刘备临危时言诸葛亮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则“汗流遍体，手足失措……以头叩地，两目流血”。刘备更是让刘禅兄弟三人以父事诸葛亮，将君臣之义进化为拟血亲情，对李严、赵云等臣子，也是以君臣之情，故交之义感其心，突出一个“情”字。日后，诸葛亮主导了蜀汉朝政。虽然大权在握，诸葛亮却始终保持忠诚，为蜀汉南征北伐，君臣之情成为维系这场托孤最重要的纽带。

（二）曹魏托孤：心存猜忌，相互制衡

曹魏集团的人员构成可分为两部分，一为曹氏宗族，二为外姓士族。在曹魏三代托孤的大臣中，二者始终兼有，前者如曹洪、曹真、曹爽，后者如贾诩、陈群、司马懿。因为曹魏君主对所托大臣并非完全信任，因此如此安排以实现相互制衡，而他们所猜忌的主要对象就是司马懿。

《三国志》中记载曹操曾交代自己葬礼的仪制，“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而未有关于托孤的话语。小说中则丰富了这一过程，曹操临终时命曹洪和司马懿等人辅佐曹丕，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曹操临终时说自己曾梦到三马同槽的情节，为日后政归司马氏埋下了伏笔。小说后文借华歆之口交代了，曹操生前曾说：“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之兵权，久必为国家之大祸也”，这个判断影响了之后曹魏君主对司马懿的怀疑态度。但是司马懿才干过人，深有韬略又是肯定的，所以曹操对司马懿既任用又提防。

曹丕称帝后，司马懿先是建议发兵五路，合击蜀汉，之后贾诩、曹仁等亡故，司马懿更是在曹丕伐吴时留守许昌来主持国政，这时的司马懿逐渐进入了曹魏政权的核心，成为曹魏重臣。曹丕临危时，将司马懿也与曹真、曹休、陈群共同作为托孤大臣。这里的托孤情节上，史书与小说并没有太大出入。

但曹叡继位后，对司马懿却一直心存猜忌，于是削夺其兵权。但日后曹真、曹休等招架不住诸葛亮的北伐攻势，司马懿不得已被重新起用。但即便被起用之后，司马懿也被曹真等一直提防。这一过程中，司马懿逐渐萌生异志，并最终逐渐掌握魏国军政大权，同时注重结交高柔、蒋济、郭淮、孙礼等文臣武将，培养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为日后政变打下了基础。

到了曹叡的托孤，小说写得很简略，史书中所写却耐人寻味，《资治通鉴·魏纪六》中提到明帝病重时，“乃以武帝子燕王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辅政”。然而侍中刘放和孙资与这几个大臣不睦。二人于是怂恿明帝放弃曹宇，言曹爽可担大任，之后推举司马懿。在明帝改变主意之后，他们又再次进言，甚至强行扶着皇帝的手写下诏书。小说中将这一段简化，只提到了燕王曹宇，却创造性地虚构了曹叡以刘备托孤故事告以司马懿的情节，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日后曹魏内部政治斗争的背景，却增添了小说的感染力，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刘备托孤的影响力之大。而曹叡去世后，曹爽贪图享乐，庸弱无能，虽然也猜疑司马懿，并夺其兵权，但谋略与城府皆不如司马懿。最终司马懿反扑，发动高平陵之变，将曹爽三族及门人斩杀，制衡的天平彻底失效，曹魏三代的托孤最终宣告失败。托孤链条的断裂，直接导致曹魏政权崩塌。

（三）孙吴托孤：权臣主导，成败各半

小说中描写东吴政权的笔墨较少，同样是权臣主导朝政，但托孤的成败十分明显。小说中写孙策托孤与史实相差不远，但并无明确托孤于周瑜的交代，张昭则是首席托孤大臣。而小说中为凸显孙策与周瑜的意气相投，以及周瑜的雄姿英发和对早期东吴的重要性，写孙策嘱托孙权外事可问周瑜，并深以周瑜不在身边为遗恨。

孙策在江东创立基业之后，便一直重视对当地士族以及寄居江东的名士的招纳，其中张昭便是代表。而周瑜作为江东英豪，与孙策自幼相交，情意深重，因此孙策在临危之时，命张昭和周瑜共同辅佐孙权。孙策对于三人优点很清楚，认为孙权有能力简拔并驾驭群臣。张昭作为江东名士，在当地影响极大，且长于内政，托孤张昭有助于安定江东内部。周瑜则擅长军事，可以抵御外敌。因此孙策嘱托孙权：“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郎。”而三人也不负所托，张昭在内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周瑜在外领兵作战，安定边境，而孙权广纳贤士，形成了江东人才济济的盛况。从短期来看，这次托孤是成功的。

而孙权托孤于诸葛恪，却最终失败了，问题便出在托孤大臣身上。历史上，吴大帝共托孤诸葛恪、孙弘、滕胤、吕据和孙峻五人。而孙弘在大帝崩后不久就被诸葛恪杀害。之后孙峻杀了诸葛恪，孙峻弟孙綝掌权后又先后铲除吕据、滕胤，政治斗争比小说中描绘得更加复杂。小说中用更多的篇幅来描写诸葛恪独断专行。诸葛恪急躁尖刻，专横跋扈。东兴之战失利后，诸葛恪排除异己，大失人心，最终死于孙峻之手。孙峻死后，孙綝又成为权臣，欺凌君主，无所不为。孙亮欲除掉孙綝，失败后被废为会稽王，孙休被立为帝。直到孙休在丁奉、张布等人的辅佐下除掉孙綝，吴国的同室操戈才告一段落，吴国此时也已经元气大伤。

除魏蜀吴三家之外，在《三国演义》“献荆州粲说刘琮”一回中，也写到了荆州刘表托孤于刘备的情节，这次托孤也失败了。《三国志》中记载刘备投靠刘表后，刘表待之甚厚，却不能用之。小说中写刘表病危时欲将荆州和刘琦托付给刘备，刘备却不忘其恩义而力辞。但是刘表目光短浅，只知坐守荆州。在选择继承者的问题上，长子刘琦性格软弱，刘表更喜欢次子刘琮，想废长立幼，怕有违礼法，想立长子，又恐怕刘琮之母蔡氏引起萧墙之祸，且蔡氏一族倾向于降曹，因此犹豫不决。刘表不会同意降曹，因此托孤于倾向刘琦的刘备，深层含义是想以此平衡二子之间的力量，并抵御曹操，临终时也想写遗嘱让刘备辅佐刘琦为荆州之主。但是蔡氏抢先控制了局面，软禁了刘表，待其死后，假写遗诏，立刘琮为主，并驱赶刘琦，最终向曹操投降，使得刘表的基业覆灭。

综上所述，可知魏蜀吴三家的托孤各有特点。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主要依靠的是二人之间的君臣情谊，而诸葛亮之后对蜀汉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治理。曹魏三次托孤都选择宗族与士族并重，以此来相互制衡，并且不同于蜀汉君臣的肝胆相照，曹魏君臣之间则是暗流涌动，各怀猜疑。孙吴则更多是作为曹刘两家的陪衬，同样是权臣主导，但是成败各半。至于刘表无法管理好自己的家事，在身后事的安排上也犹豫不决，其托孤之举也必然失败。

二、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式

魏蜀吴三家的君臣关系历来为人关注，如清代赵翼曾评价：“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而小说中，作者吸收先秦儒家思想中关于君臣关系的精华，在其尊刘反曹的情感倾向下，将刘氏父子与诸葛亮的关系塑造成了书中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式，关四平先生在其著作中曾言小说中通过刘备与诸葛亮的“鱼水之谊”和刘禅与诸葛亮的“骨肉之情”构建起了封建帝王与士人关系的优化模式。这种理想范式可以从托孤事件中的三个主体来体现：先主胸怀天下，深仁厚德，对臣子推诚相待，知人善任；臣子忠心耿耿，不忘所托，且才能卓著，清正廉洁；嗣君信任大臣，使其尽其所能，为国效力。

首先是对先主的塑造。“白帝城先主托孤”中，刘备在托孤诸葛亮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待人披肝沥胆的明君品质。面对诸葛亮时，刘备首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羞回成都与丞相相见”，同时不忘毕生“同灭曹贼，共扶汉室”的理想，这是蜀汉集团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刘备至死还念念不忘，可见其胸怀天下的志向。刘备还给予了诸葛亮极高的评价与期望，“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则可见其知人善任。此外，刘备还能知人之短，这也是其知人善任的一方面。关于马谡，诸葛亮认为其乃当世英杰，唯有刘备看出其言过其实，可见其识人之能，这一点上诸葛亮也略逊一筹。

在托孤时，刘备嘱托诸葛亮：如果刘禅不可辅佐，则其可自为成都之主，同时嘱托刘永和刘理，让其拜诸葛亮为父，对诸葛亮的信任是全书中任何君臣关系都无可比拟的。

再看其他几起托孤事件中的先主形象，与刘备相比起来便有诸多不足。孙策虽然骁勇善战，但如郭嘉所说：“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并且缺少仁德之心，杀道士于吉时，曾言杀此人“何异屠猪狗”，言语中是对生命的漠视。杀死于吉是为了加强自己在江东的权威，但也摧毁了百姓的精神寄托，作者在这里对其持批判态度。孙权早年不失为“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但是战略眼光也不甚长远，最典型的便是袭荆州，杀关羽，致使孙刘联盟破裂。并且晚年逐渐昏聩，废太子孙和，动摇国本，选择的托孤大臣诸葛恪并不可靠，使东吴国力渐衰。

再看刘表，坐拥荆州却胸无大志。在托孤之事上，刘表在选择继承人上时当断不断。而对相托之人刘备，刘表也非完全信任。当初刘备酒后说希望拥有自己的基业，刘表闻之变色，心中不足，可见刘表虽与刘备兄弟相称，但若刘备真要取而代之，刘表则不能容忍。正如曹操所说：“酒色之辈，非英雄也。”

至于曹魏更是与蜀汉相差甚远。曹操虽有雄才大略，但缺少仁德之心，征战时屠杀徐州百姓，在朝时欺凌君主，弑杀皇后贵妃，对待臣子心怀猜忌。曹丕心胸狭窄，残害手足兄弟，篡汉自立，且好大喜功，发兵伐蜀与亲征伐吴，皆大败而回。曹叡晚年大兴土木，拆取承露盘。在后宫杀死毛后与宫人，在朝斩杀大臣，更设油鼎以烹谏臣。在托孤之时，曹魏三代君主也未对大臣倾心以待。曹操生前便怀疑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久必成事。曹叡继位后，便中诸葛亮反间计，削去司马懿兵权。

其次是对托孤大臣的塑造。先看蜀汉方面，在白帝托孤之后，诸葛亮的形象由一个顶级谋士逐渐发展成为千古能臣、贤臣与忠臣的楷模。其一，诸葛亮大权在握，却丝毫不僭越。刘禅继位后，“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器用、词讼等事，皆从诸葛丞相裁处”。先是退去曹丕五路大军，之后通过南征孟获，诸葛亮更是将军事大权也掌握在手。当刘禅受奸臣挑拨，召回诸葛亮而贻误战机时，但诸葛亮面对后主却始终毕恭毕敬，苦口婆心地劝谏，始终保持做臣子的本分。

另外，诸葛亮还具有大公无私，严明清正的高尚品格。面对战败的马谡，诸葛亮毅然斩之，并上书自贬。诸葛亮死后给后主的表文中也说：“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先帝、陛下也。”这些都表明诸葛亮具有一位贤相应有的清廉公正的品格。

而最重要的是，诸葛亮用一生去践行“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承诺。两篇《出师表》中，诸葛亮都言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北伐途中，刘禅听信谗言，欲召回诸葛亮，“建功与忠诚发生矛盾时，诸葛亮毅然放弃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而坚持了矢志不渝的忠诚，并且没有为自己找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类的借口。”在五丈原禳星时，也说是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可以说，因为用一生去践行当年托孤时的承诺，诸葛亮成为千古忠臣的楷模。

反观其他几家的托孤大臣皆不能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张昭和周瑜虽辅佐孙权保住了江东。但张昭缺乏战略眼光，赤壁之战时力主降曹。周瑜忠勇兼备，但心胸狭窄，命不久长。在谋略上也不及诸葛亮。之后的诸葛恪、孙峻、孙綝等大臣性情暴躁，专横跋扈，欺凌君主，智谋上未称上品，忠诚上更有缺失。

曹魏集团中，曹真、曹休在朝中与司马懿貌合神离，曹爽更将司马懿置于闲职，并派人监视探查，司马懿在不断的猜忌中渐生反意，而曹真等人城府谋略又与其相差甚远。最终司马懿发动政变时，曹爽更是草包，只愿做一富家翁，最终身死族灭，政归司马氏，曹魏江山名存实亡。

最后再看嗣君一方。刘禅虽然才能平庸。但是他可以做到对诸葛亮十分信任，给了诸葛亮施展才能的极大自由。尽管在北伐进程中，刘禅曾受人挑唆，短暂地怀疑过诸葛亮，但是他可以听进诸葛亮的进谏，保持对诸葛亮的尊重，彼此之间的关系十分和睦，这一点在托孤事件中是十分难得的。

而其他托孤事件中的嗣君也在托孤事件中存在各种不足。曹芳即位后，曹爽掌握大权，而曹爽死于司马懿之手后，曹芳也成了真正的傀儡，最终被司马师废掉。东吴的两位幼主孙亮、孙休，与诸葛恪、孙峻、孙綝等大臣之间，君臣关系极度恶劣。君主虽然聪慧，但饱受欺凌。至于刘表的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前者性情软弱，沉迷酒色，后者被蔡瑁张允操纵，没有实权，最终被杀死。

通过对蜀汉君臣关系理想范式以及其他几家君臣关系中文化内涵的探究，可以看出罗贯中对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君臣思想的继承以及对用权术防范和驾驭臣子的法家思想的排斥。孔子曾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求君主对臣子以礼相待，大臣以忠诚事君来回报；大臣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强调大臣与君主以行仁政为共同的理想目标；谈及如何事君，孔子有言：“勿欺也，而犯之”，即不欺骗君主，而又直言敢谏。而孟子在谈及君臣关系时，比孔子更具民主色彩，曾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视君臣为相互平等的关系。若君主对臣子真心相待，则臣子尽忠事君，反之臣子则背君而去，甚至以君为仇。刘备父子在托孤上对诸葛亮及众大臣推诚相待，而大臣们也都倾尽心力，以兴复汉室为愿，这都是对先秦儒家思想中关于君臣关系的思想精华的文学再现。

与之相反，法家思想认为君臣关系仅仅是相互利用的利益关系。臣子时刻都想扩大自己的利益，从而威胁君主。君主要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威和对臣民的掌控力。为此，君主要对臣子防范，同时运用严苛的律法和高超的权术来驾驭臣子。这种思想在小说中曹魏、刘表这几起托孤事件中的君臣身上得到了体现。

在这些托孤案例中，虽然最终刘禅还是葬送了蜀汉江山，但刘备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所体现出的信任与忠诚，使得这一案例成为体现封建士人心中古代君臣关系的理想范式，超越了以往“兔死狗烹”式的君臣关系，同时也是作者尊刘贬曹思想倾向的重要体现，是作者吸取先秦儒家君臣平等的精华观念，排斥法家君主极端专制思想的结晶。

三、托孤书写的政治困境

托孤作为封建皇权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非常规交接方式，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古代帝王托孤多以失败告终。《三国演义》中的托孤也是成少败多，即便短期成功，也无法复制，且难保长久，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里“人治”模式下的政治困境。

首先是托孤缺乏制度保障，单纯依靠道德契约，这种道德契约十分脆弱，即便成功也无法复制。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所依靠的就是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与二人间的君臣水鱼之情。张昭作为南渡避祸的士人，孙策以礼聘之，对其有知遇之恩。周瑜孙策意气相投，名为君臣，实为兄弟。接受托孤之后，张昭帮助孙权主持军马大事，而周瑜自巴丘归来，也表示愿肝脑涂地，辅佐孙权，既是报答孙策的知遇之恩，也是践行彼此的兄弟之义。这两起托孤从以情相托的角度看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却难以复制。

反观曹叡托孤于司马懿。曹叡临终时对司马懿仍不放心，但也知司马懿作为三朝老臣，在朝中很有威望，并且其军事才能可保江山无虞。因此继续将司马懿作为托孤大臣。在托孤之时，曹叡握着司马懿的手托以后事，令其辅佐曹芳，嘱咐曹芳：“仲达与朕一般，尔宜重敬之。”之后“命懿携芳近前。芳抱懿颈不放”，使得司马懿就如同曹芳的一位至亲长者。最后曹叡更是近乎恳求地说：“太尉记之，不可忘也。”使得整场托孤的氛围感人至深。但是这种情感维系效果甚微，此时司马懿已怀有二心，之后发动政变，夺取了魏国大权。

其次是君主为防患于未然，在安排托孤大臣时，往往令其相互制衡。但这种制衡机制也极易引发权力冲突，这种冲突可以是臣子与臣子之间，也可以是臣子与君主之间。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同时安排李严为其副手，但李严和诸葛亮之间的合作并不顺利，二人之间职责并不明晰。诸葛亮平定南方时，进一步将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李严被逐渐边缘化。在后续的北伐中，诸葛亮命李严在后方筹备粮草。李严长于军事，但在北伐大业中，李严被置于后方，心中定有不满，二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李严先是筹办粮草却迟迟不到，之后更是谎称东吴进犯，最终诸葛亮不得已将李严废为庶人。

曹魏方面，曹丕托孤曹真与司马懿。二人在抵御诸葛亮北伐时摩擦不断。司马懿处事圆滑，老于世故，嘱托韩暨不要向曹真点破是自己的计策，又在去曹真府中取帅印时，三度假意推辞。而曹真性情急躁，心胸狭窄，在郭淮点破坚守不出乃司马懿之计后，仍要出战，以致失败，最后忧闷成病，被诸葛亮以书信骂死。曹真、曹休先后身死，削弱了曹氏宗族的力量，为日后司马懿篡权减少了障碍。

再看孙吴方面，诸葛恪手握大权，自东兴之战失利后，气急败坏地在朝中大肆铲除异己，逐渐威胁到皇权，孙亮曾言：“朕见此人，甚是恐怖，寝食不安。”之后孙亮在孙峻等人辅佐下除掉了诸葛恪。孙峻死后孙綝为丞相，仍然缺乏对其的制约，使得孙綝又权倾朝野，甚至废掉孙亮改立孙休为帝。

第三，嗣君才干不足，或年纪太小，往往导致托孤大臣过度包办，从而造成两难的局面：若大臣选择放权，则被认为有负先帝所托；若大臣过于集权，则难以抵挡权力对其的腐蚀，或者被认为是架空皇帝，功高盖主。诸葛亮对蜀汉忠心耿耿，但是其高度集权也引起了朝中的议论。在北伐之时，就有宦官进谗言，说诸葛亮必将篡国，刘禅也心生猜忌，召回诸葛亮。但诸葛亮若放权，刘禅才能不足以守江山。因此诸葛亮只能事事皆由己出。这样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诸葛亮忽略了对刘禅以及自己接班人的培养，使得刘禅只知吃喝玩乐，越发庸碌。另一方面诸葛亮也因过度操劳，积劳成疾。而诸葛亮死后，姜维独木难支。可以说，因为刘禅自身才不配位，而诸葛亮又被忠义之名所束缚，导致蜀国的衰弱成为一种无解的困境。

又如刘表的儿子刘琦和刘琮。刘琦性格软弱，面对继母蔡氏的猜忌无可奈何，只能在外避祸。即便是赤壁之战后重回荆州，刘琦也是沉溺酒色，不久自死。而刘琮则是被蔡瑁和张允扶持起来的傀儡，面对曹操攻势，意志不坚定且年幼无实权，最终身死族灭。

与之相比，吴国孙亮则十分聪慧。书中曾插入孙亮断蜜中鼠粪的故事来体现其智慧，但即便如此，也没有摆脱被权臣诸葛恪欺凌，和被孙綝废掉的命运。推其原因，皆因为大臣被权力腐蚀，但君主力量太过弱小而无力对其掌控。

第四，托孤承诺与现实情况差距过大。诸葛亮的过度包办使得蜀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但深究起来，诸葛亮也是十分无奈的。虽然蜀中沃野千里，人才济济，但与魏国相比，终究是不及。而刘备伐吴失败，又损失了大量兵力，蜀国国力太弱，使得诸葛亮“隆中对”的构想再难实现。但即便如此，诸葛亮依然选择履行对刘备的承诺，为兴复汉室竭尽心力，最终魂归五丈原。这使人认识到，即便完美如刘备与诸葛亮一般的君臣关系，也无法扭转历史的发展趋势。

纵观《三国演义》中的数起托孤事件，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从过程上是成功的，但蜀汉二世而亡，最终结果却失败了。孙策性情暴躁，缺乏仁德之心，孙权晚年也逐渐昏聩，其成功也是短暂的。至于其他的托孤则更难称得上成功，大多失败了。这使得《三国演义》具有深刻的悲剧意蕴。一生以仁义著称，匡扶汉室的刘备含恨而终，贤臣诸葛亮一生呕心沥血，最后也无力回天。而无能的刘禅、残暴的孙皓、傀儡的曹奂和窃国的司马氏却皆得善终。这既是作者呼唤太平盛世与明君贤臣无果后的失落，也象征着代表传统儒家道德规范的仁义忠信在乱世中逐渐走向衰亡，是作者基于当时社会现实进行的深刻的反思。

四、结语

《三国演义》中的托孤书写，通过对蜀汉理想范式的建立与对普遍困境的展示，谱写了一曲君臣关系的悲歌。作者既表达了对“君明臣贤”“君仁臣忠”的政治理想的向往，也以极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写出了这种理想在封建社会人治模式下实现的困难性与脆弱性，是对权力、人性与道德之间复杂关系的具象表达。因此分析托孤书写有助于我们解读《三国演义》中政治伦理，加深对《三国演义》的思想主旨与主题意蕴。

参考文献：

1. [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2. [2] （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释.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3] （明）罗贯中著.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4] （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 [5]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6] 关四平.封建帝王与士人关系的优化模式——《三国志演义》中刘氏父子与诸葛亮关系的文化透视[J].北方论丛,1994(05):35-41.
7. [7] 林宪亮.论《三国演义》之“白帝城托孤”[C].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黑龙江省文学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2011.139-144.
8. [8] 方勇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9. [9] 高旭.论韩非的君臣观[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6):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