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柏人城始建于春秋，最初属晋国。公元前606年，晋文公讨伐卫国占领邢地，柏人归属为晋邑。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柏人遂归赵国，成为仅次于都城邯郸的第二大城市，是该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柏人城遗址在2022至202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联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柏人城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并发掘出百枚戳印陶文。陶文被如此重视的原因既关乎于其本身在文字发展史、先秦历史与地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在书法史与艺术价值方面的重要性亦不言而喻。中国书法的载体丰富多样，在陶制载体上通过刻画、钤印、书写、模范等方式完成的陶文材料，使得书法的学习资料更加丰富多样，王恩田就曾指出：“（陶器文字）又往往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演变，真草隶篆，一应俱全。因此，陶文可以说是一部书法篆刻艺术史。”黄宾虹在《陶玺文字合证》中亦表明：“古匋拓片文字，即可实证钤印之用，书体中有雄浑、秀劲约分两种，皆足为书法源流之参考。又刻笔画极细者，尤恣肆有奇致。”古陶文作为陶器上的钤印痕迹，解读其印面中边框与印文的和谐统一、疏密错落的协调关系，对篆刻理论和实践皆有着极大的借鉴与促进作用。而此次柏人城遗址新见百余枚戳印陶文，皆是作为此番表述的有力印证。

一、边框与印文的和谐统一

边框是印章形态的基本构成要素，古陶文因其陶质材料的特殊性，使其边框形态呈现出比铜质玺印更为丰富多样的面貌。陶器经烧制后质地坚硬但脆性较高，在长期埋藏过程中，印迹边缘常因风化剥蚀、水土侵蚀而出现自然崩缺、剥落等现象。这种“残破”并非制作者的本意，却创造出人工难以企及的审美效果。同时钤印时陶坯尚软的可塑性为边框形态提供了更多偶然性。陶坯在未烧制前质地柔软，具有一定的可塑性。陶工钤印时施力不均，往往导致文字笔画向边缘方向“溢出”，与边框浑然一体，形成“字破边”或“边破字”的视觉效果。这种不经意间或无意的状态，恰恰为古陶文营造出边框和印文的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

而此次新见所的近百余枚陶文中在边框建构上，呈现出厚边细文、自由写意的两种建构特点，

（一）厚边细文的框文建构

厚边细纹的边框建构往往带给印章印面“外紧内松”的视觉效果和艺术特征，柏人城遗址新见陶文中具有该建构特征的印面形态，其多呈长条形，边框粗厚，内部文字紧凑排列，边框宽于印文笔画，起到稳定印面、收束字形的作用。粗厚的边框支撑印面，细劲的文字附着其上，形成刚柔相济的结构关系。如“柏人”、陶文，其印面边框粗厚，宽度约0.3厘米，四边基本等宽，形成坚实的封闭轮廓。边框线条方正刚硬，四角转折处呈明显的直角，转角锐利，无圆转处理，体现出燕国地处北方的雄强气质。文字笔画纤细劲挺，笔画宽度仅约0.1厘米，与粗厚的边框形成鲜明的“厚边细文”对比。从钤印效果来看，边框印迹深陷、清晰完整，而文字笔画相对浅出，形成“边框深陷、文字浅出”的层次感，这既保证了陶器上印迹的辨识度，也创造了其独特的审美效果。又如“事地”陶文，此陶文印面呈方形，边长约1.6厘米，边框宽约0.25厘米，内部“秦宋”二字笔画皆为细文，形成强烈的粗细对比。边框四角略圆，线条匀净，与内部文字的纤细形成和谐的统一。《晋系陶文集成》著录此类私玺陶文百余种，边框皆作厚实处理，文字皆纤细劲挺，显示出晋系陶文的统一风格。其中一例“赵平”陶文，印面稍大，边长约2厘米，边框宽约0.3厘米，内部“赵平”二字笔画简略，保持着细劲的特征，与厚实边框形成对比。边框四角方正，转角锐利，体现出晋系陶文边框的刚健气质。张颔《晋国陶文研究》指出：“晋国陶文边框之厚实，与晋国青铜器纹饰之精细相表里，皆体现晋文化精致而不失雄强的审美取向。”

柏人城遗址新见陶文中所呈现的厚边细文的边框建构确立了印面的视觉重心与秩序感，粗厚的边框形成坚实的视觉效果，边框的厚重与文字的纤细形成强烈对比，既强化了印面的整体感，又避免了单调平板。同时又创造出“实中见虚”的审美层次，为印面带来了“雄强”与“精致”统一的呈现。吴昌硕“仓石”一印正是这种边框建构的实例典范。

（二）自由写意的框文建构

自由写意的框文建构在柏人城遗址新见陶文印面中，呈现为文字与边框背景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不过多受边框的束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陶文研究》在整理临淄出土的古陶文时指出：“齐系陶文边框处理最为自由，民间陶文多无边框，文字布局随意自然，体现出齐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这一特征广泛地出现在齐系陶文的边框形态建构之中。齐系乡里陶文多为陶工自刻的陶质母玺钤印而成，这类母玺本身形制不甚规整，钤印时又往往随意为之，导致印迹边缘参差不齐，甚至完全没有明确的边界线。清代学者段玉裁注云：“印陶之制，官营者整饬，民营者恣肆，齐地尤甚。”

而在柏人城遗址此次新出百余枚戳印陶文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自由写意”的框文建构的陶文，“左尹”陶文即属于边框残缺处理的典型代表。此方陶文的边框在印面四角或边缘部位自然消失。据相关资料统计，此类古陶文完整闭合者不足三成，边框在上方完全缺失，下方只留一丝痕迹，形成似有若无的边界感。存留的边框线条粗细不均，与内部文字笔画的粗细形成自然过渡。边框宽度与文字笔画粗细相当，体现出陶文虽无完整边框，但仍保持字框相称的基本规范。其印面所存边角并非方正刚硬，而是因钤印时的轻微移位而产生圆转或钝化的效果。这种处理避免了陶文之中四角锐利的刚硬感，又不同于完全随意的状态，体现出柏人城遗址陶文工中见放的审美取向。

“事地”陶文同属自由写意框文构建的陶文系列，印面形制相近，呈近方形，长约3.0至3.2厘米，宽约2.6至2.9厘米。边框处理亦甚为自由写意，同样呈现出齐系陶文“边框多作残缺处理”的典型特征。此陶文的边框仅在左侧和下侧有所保留，上侧和右侧基本完全缺失，形成“半包围”的开放边框结构。这种处理方式在齐系陶文中较为常见，存留的左边框线条粗重有力，宽约0.1至0.12厘米，与内部文字的粗重笔画形成呼应；下边框则较为纤细，宽约0.08厘米，与文字下部笔画自然衔接。边框宽度的变化，体现出钤印时施力不均的自然效果。印面左上角边框较为完整，转角呈自然圆转；右下角边框缺失一半，与文字笔画融为一体；右上角则完全无边框，形成开放的视觉效果。这种有收有放的处理，使印面既保持了一定的边界感，又避免了封闭带来的压抑。

吴昌硕治印，就从这种自由写意的边框建构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其多数印章的边框建构皆做出了大量的残破处理，如其“俊卿之印”四角皆有不同程度地将文字笔画与边框融为一体，就是这种自由写意的边框建构的经典之作。

二、疏密错落的协调关系

柏人城遗址陶文在印面章法布置上呈现出疏密错落的协调关系，其涉及了文字与文字之间、文字与边框之间的位置关系与组合方式。这种疏密错落的协调关系可归纳为两种：一种表现为秩序中的疏密协调，以“紧凑”与“均衡”为核心的结构性秩序，另一种表现为自由错落的疏密节奏，是以“自由”与“错落”为核心的表现性秩序。这两种特征关系的形成，并非单纯的制作工艺问题，而是与各地域的审美传统、文化传统及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

（一）秩序中的疏密协调

秩序中的疏密协调是古陶文章法布置的常见类型，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字与边框的空间关系，建立起稳定、有序的章法结构。这一类型在柏人城遗址所新见的百余枚陶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可分为“紧凑排列”与“匀齐布局”。

紧凑排列的布局安排多呈现在“陶（匋）工”一类，只有两字或三字的古陶文之中，即便算不上条形，但也都是上下排列的布局。方形印基本都是“左（右）宫”一类的内容，内容均在三四字左右，三字都是1、2式的布局，四字都是2、2式布局。“匋（陶）攻丁”戳印于陶豆柄部，印面呈长方形或条形，文字纵向排列，字距极小，几乎笔画相连，形成“密不透风”的紧凑效果。上下两端与边框距离紧凑，左右两侧与边框距离相对疏朗，形成上下紧凑、左右留白的空间格局。而戳印“陶工（某）”的陶器共60件。此类陶文印面呈条形，三字纵向排列，字距约0.05厘米。与“陶工丁”不同的是，“陶工攻”陶文上下留白略有差异，“陶”字与“工”字紧密到互相穿插在一起，“攻”字与“工”中间则留有小隙，形成上紧下松空间格局，使印面产生视觉延伸感。

匀齐布局的空间秩序多表现为其文字排列整齐，行距匀称，字距一致，体现出“严整有序”的审美取向。这种空间秩序的建构与“重法度、尚实用”的传统密切相关，是“秩序”之美在古陶文中的集中体现。“梪市”陶文属于市府控制的制陶作坊产品戳记。据考古研究，古代制陶业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中央官署控制的制陶业，其产品戳记一般由官署名和人名组成，如“右司空婴”“左司高瓦”等，不见亭名、里名；二是市府控制的制陶作坊，其产品戳记是在人名前冠以市亭名，或仅市亭名，如“安陆市亭”“栎市”等。“梪市”即属于后者，体现了古代“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制度在地方制陶业中的推行。“梪市”陶文印面形制是典型的晋系二字印陶，呈长方形，有着边框方正平直的普遍特征，这种规整的印面形制为匀齐布局提供了稳定的空间框架。“梪”字与“市”字左右并列，二字间距均匀，四边留白匀齐。文字居中布置，上下留白与左右留白形成均衡的视觉关系。这与晋系陶文中均衡的空间关系是相对应的，晋系“容□”陶文中，二字左右平均分布，上下留白较为匀齐。文字笔画纤细，与厚实边框形成对比，空间布局均衡稳定。反映了晋人重精致、尚雅致，在均衡中求变化。

柏人城遗址新见陶文中所呈现的紧凑与均衡的章法建构，其核心在于通过印内的比例协调、布局的匀齐整饬，建立起稳定、有序的视觉结构。这种章法处理以“秩序”与“均衡”为核心，突出了一种艺术上的“中庸”。对印章中文字排布过密显闷塞，过疏显松散有着指导意义。正如黄牧甫在其“十六金符斋”一印中的处理，印内空间与印文的匀净线条达成和谐统一。

（二）自由错落的疏密节奏

自由错落的疏密节奏是柏人城遗址新见陶文空间布局的另一重要类型，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字大小、位置、间距的自由变化，创造出疏密对比强烈、空间节奏鲜明的印面效果。

柏人城遗址所新见陶文中，地名是晋国民营制陶业中常见的一类，也是其陶文的空间秩序自由错落的典型代表。“柏人市”三字陶文，上下排列。“柏”“人”二字有部分虚化掉，“市”字更是全部消失，但依然可以看出印文是中宫收紧的放射状布局，主要是由于“人”字往中宫挪移的效果，这是母玺本身就有的章法，不是因变形中的移位所导致，虚化的空白处恰巧给印面增加了虚实的效果与空间感，“柏”字字形硕大，而“人”“市”两字字形却都呈收缩状，文字大小对比夸张，这种大小参差的布局，与官营印陶的匀齐整饬形成鲜明对比。其空间布局上又错落有致，该陶文中，“柏人”两字排列紧密，“市”字居于下方，相对疏朗，形成密与疏的空间节奏。这种疏密对比的处理，使印面产生呼吸感，气韵生动。而“邾刃”陶文则是柏人城遗址陶文中较为特殊的典型代表。其章法布局体现出与官营、民营陶文不同的空间特征，文字排布如乱石铺街，但又互相联系，右边框由于抑印是用力过重变得极为粗重，加强了印面的虚实对比，印面的变形也比较严重，导致边框、文字都有移位与错位，使得左边两列印文堆紧密，为最右列留出空间，形成疏密对比，印文与边框之间也有粘连现象，加强了斑驳的艺术效果。

错落与疏密的章法建构为篆刻创作提供了突破机械均匀的布局理念。传统印章讲究字字匀称、行行整齐，这种规范固然能产生秩序之美，但过度追求整齐则易陷入呆板。齐系印陶“文字大小不一、位置或正或欹、间距或疏或密”的自由处理，为篆刻创作带来了更多意趣。正如邓散木在《篆刻学》中论古玺章法时指出：“吉金文字之不可及处，在能散而不乱……明明四字印，要看去如三字或五六字，如此方不落呆板。”这一论述正是对错落章法的精辟概括。通过文字大小的悬殊对比、位置的偏移错落、间距的疏密变化，在看似无序的铺陈中获得整体统一，实现“乱中有序”的章法境界。

三、结论

柏人城遗址新见百枚戳印陶文，作为战国时期赵国地域特有的钤印遗存，为印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域。这些陶文并非刻意雕琢的艺术创作，而是在制陶生产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历史印记，其边框形态与章法布局兼具偶然性与审美价值，深刻诠释了“印外求印”理念的实践路径。从印学价值来看，这批陶文在两方面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一，边框建构上，“厚边细文”所营造的雄强与精致并存的视觉张力，以及“自由写意”边框所呈现的残缺与开放的审美意趣，突破了传统玺印边框规整闭合的局限，为篆刻中边框处理提供了“实中见虚”“似有若无”的新可能。其二，章法布局上，秩序中的紧凑与均衡体现了法度与中庸之美，而自由错落的大小参差、虚实对比则展现了“乱中有序”的空间智慧。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战国时期官营与民营制陶业的不同审美取向，更启发后世篆刻家摆脱机械均匀的布局模式，在疏密对比中获得气韵生动。

综而言之，柏人城陶文的印学意义在于：它将民间陶工的实用钤印行为，转化为富含形式美感的艺术资源，为“印外求印”提供了来自生产生活领域的原始范本。这批资料的出现，既丰富了战国陶文研究的学术内涵，也为当代篆刻创作在边框残破、文字挪让、空间节奏等方面的探索，注入了鲜活的古典基因。

参考文献：

1. [1] 邓散木.篆刻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
2. [2] 陈国成.中国古代印论的理论渊源与框架结构研究[D].吉林大学，2012.
3. [3] 陈国成.中国印学理论体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4. [4] 葛稚楠.明清时期“印外求印”研究[D].渤海大学，2017.
5. [5] 沙孟海.印论史[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
6. [6] 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7. [7] 唐存才.战国陶文及其艺术内涵管窥[J].中国书法,2017(01)：192-196.
8. [8] 王恩田《陶文字典》[M].济南：齐鲁书社.2007.
9. [9] 吕金成.印学研究—陶文研究合辑[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10. [10] 吕金成.夕惕藏陶[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