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俗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的结晶，承载着族群记忆、伦理规范与审美理想。在白族文学中，民俗不仅构成了文本的“背景色”，更常常成为推动叙事、塑造人物、表达主题的核心要素。白族女性作家以其独特的文化身份——既是白族文化的内部承继者，又是女性经验的言说主体——为民俗书写提供了别样的叙事可能。她们笔下的民俗，既是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也是审视传统、追问现代、表达女性意识的叙事资源。

一、视角的选择：女性视点与民俗呈现

叙事视角是连接叙述者、文本世界与读者之间的关键纽带。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将叙事视角区分为“内聚焦”“外聚焦”与“零聚焦”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视角选择决定了读者获知信息的范围与方式，也影响着被叙述对象的呈现形态。在白族女性文学的民俗书写中，叙事视角的选择尤其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关乎民俗事象的呈现方式，更关涉女性作家如何定位自己与民俗世界的关系——是沉浸其中的参与者、保持距离的观察者，还是游走于两者之间的复杂主体。

（一）内聚焦于民俗生活的日常化呈现

内聚焦叙事是指叙述者仅限于呈现某一人物所知、所感、所见的内容，读者通过该人物的感知滤镜进入故事世界。在白族女性文学中，内聚焦视角的运用使得民俗不再作为“被展示的奇观”，而是作为人物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被呈现。这种视角策略的深层意义在于：它解构了将少数民族民俗“对象化”“他者化”的凝视姿态，将民俗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实践。

白族女作家景宜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是运用内聚焦视角进行民俗书写的典范之作。小说以白族女性白姐的视点展开叙事，通过她的眼睛看、耳朵听、心灵感受，呈现白族社会中一系列民俗事象。研究者指出，小说中白姐、老海东、月恩等人物形象的原型均可追溯至大理白族神话传说，小说主线——爱情悲剧——的原型亦出自白族民间传说中的爱情悲剧。然而，景宜并未将这些神话传说作为“知识”来介绍，而是将它们编织进白姐的日常感知之中。当白姐面对爱情的抉择时，她不是在“学习”关于爱情的白族神话，而是在神话所奠定的情感结构与价值秩序中感受、挣扎、抉择。神话在这里不再是被叙述的对象，而成为人物感知世界的基本框架。

这种内聚焦的运用实现了民俗生活的“日常化呈现”。在白族女性作家的笔下，赶街、对歌、祭本主、过火把节等民俗活动，并不以“民俗志”的方式被详尽描摹，而是通过人物的日常感受被带入叙事。例如，一位白族老人在火把节前夕准备松香粉的情节，通过孩童视角的呈现，获得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读者不是在“观看”一个异民族的节日，而是在“经历”一个孩子对节日的期待。这种日常化呈现的意义在于：它使民俗摆脱了“文化标本”的僵化状态，还原为民俗学意义上“活态”的生活实践。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看，内聚焦视角还赋予白族女性作家以独特的言说位置。白族社会长期处于汉族儒家文化与本土民族文化交汇的历史场域中，女性往往被置于“双重边缘”的位置——既是被主流文化凝视的“少数民族”，又是被白族父权传统规训的“女性”。内聚焦叙事使女性人物从被凝视的客体转变为感知世界的主体，她们不再仅仅是民俗仪式的参与者或承受者，而是以自己的感知、情感与判断来体验民俗、理解民俗、质疑民俗的主体。

（二）外聚焦与民俗仪式的客观性保留

与内聚焦的沉浸式呈现不同，外聚焦叙事将叙述者严格限定于外部观察者的位置，仅呈现人物的外部行为与对话，而不进入其内心世界。这种视角选择在呈现某些特定类型的民俗事象——尤其是具有高度仪式性、公共性和神圣性的民俗活动——时，具有独特的叙事效果。外聚焦视角保留了对民俗仪式的“客体性”呈现，使得仪式的外在形式、空间布局、时间流程、参与者的行为规范得以被客观描摹，而不被某个特定人物的主观感知所过滤。

在白族民间叙事长诗传统中，外聚焦视角的运用已有深厚积淀。以白族民间长诗《青姑娘》为例，全诗分为序歌、主调和尾声三大部分，其中序歌部分记述白族青年男女在每年正月十五日举行悼念青姑娘的活动。这一部分的叙述采取外聚焦视角，客观呈现悼念活动的仪式流程：人们如何聚集、如何领唱、如何祝祷，叙述者不介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让仪式本身以其完整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这种外聚焦的运用，使得《青姑娘》中的民俗仪式获得了一种近乎民族志式的客观性，增强了文本的文化记录功能。

当代白族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同样可以见到外聚焦视角的灵活运用。景宜的《节日与生存》一书探究传统节日节庆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作家以外部观察者的姿态审视白族节庆民俗，将节日的起源、流程、功能置于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加以考察。这种外聚焦式的呈现方式，使节庆民俗从具体的族群经验中适度抽离，获得了更为普遍的人类学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外聚焦视角并不意味着叙述者对民俗的冷漠旁观。恰恰相反，正是在外聚焦所建立的“距离感”中，民俗仪式的庄严性、神秘性与规范性得以被完整保留，读者被置于类似人类学田野工作者的位置，在观察中生成自己的理解与判断。这种视角策略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尊重民俗仪式的自足性，拒绝将仪式简化为人物心理的外化或主题思想的注脚。

（三）多重视角的转换与民俗认知的立体化

单一视角的运用有其局限——内聚焦容易陷入主观偏狭，外聚焦则可能流于表面客观。白族女性作家在民俗书写中常常综合运用多种视角，通过视角的转换与切换，实现民俗认知的立体化。这种多重视角的叙事策略，既是叙事技艺的精进表现，也深刻呼应了白族文化的“多元混融”特质——白族文化本身就是多种文化元素交汇融合的产物，单一视角本就难以穷尽其丰富内涵。

刘永松的长篇小说《牧鹤的女人》是运用多重视角进行民俗书写的典型文本。小说以大理鹤庆地区两个白族青年女性的人生成长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在少数民族地区重男轻女的保守思想观念下，新时期女性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故事。小说中，“鹤”意象频繁出现，与两位女性人物命运联系紧密。这一意象承载着深厚的白族文化内涵——在白族文化中，鹤象征着高洁、长寿与精神的自由。然而，刘永松并未停留于对这一民俗意象的单一阐释，而是通过诗鹤与铁男两位女性人物迥异的命运轨迹，呈现了“鹤”意象在白族社会中的多义性：对于诗鹤而言，鹤是冲破世俗枷锁的精神指引；对于铁男而言，鹤则成为传统期望的重负。小说在诗鹤与铁男的视点之间来回切换，每一次视角转换都使“鹤”的意义获得新的阐释维度。

视角转换的叙事效果不仅在于认知的叠加，更在于认知的辩证。当读者先通过诗鹤的眼睛看到“鹤”作为自由象征的意义，又通过铁男的体验看到“鹤”作为传统规训的力量时，民俗意象本身的复杂性便被揭示出来。这种立体化的民俗认知恰恰是单一视角难以达成的。

二、叙事时间的调控：民俗时序与故事节奏

叙事时间是叙事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热奈特区分了“故事时间”（事件发生的自然时间顺序）与“叙事时间”（文本中呈现的时间顺序），两者之间的差异——即“时间倒错”——构成了叙事艺术的重要维度。在白族女性文学的民俗书写中，叙事时间的调控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白族民俗本身有其内在的时间性——节庆有节律，仪式有程序，生命有周期，这些民俗时序为作家调控叙事节奏提供了天然的参照框架。

（一）民俗节庆时间与叙事节奏的呼应

白族拥有丰富的传统节日体系：春节、本主节、绕三灵、火把节、石宝山歌会等，每一个节日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节点与情感基调。白族女性作家在叙事中常常将关键情节安排在这些节庆时间点上，使民俗节庆的时间结构与故事的情节节奏形成有意味的呼应关系。

本主节是白族最重要的社区性节日之一。以大理周城村为例，白族本主节在每年农历正月十四至十六日举行，第一天迎本主，第三天送本主，节日期间全村组织游行、文娱等各项活动。当白族女性作家将本主节纳入叙事，这一节庆时间往往与人物命运的转折点重合——或许是在迎本主的热闹中两个人物初次相遇，或许是在送本主的余韵中一个秘密被揭开。节日的时间结构——开幕、高潮、落幕，与情节的发展阶段形成隐喻性的对应，使得叙事节奏获得了一种“自然的”支撑。

“绕三灵”被誉为大理白族人民的“狂欢节”“情人节”，其时间定在农忙之前的春季，具有游春歌舞、祈神祭祖的多重功能。当绕三灵进入白族女性文学的叙事，这一节庆时间往往承载着多重叙事功能：它是恋爱的背景，是逃离日常的出口，也是族群认同的确认仪式。春季的生机与青年男女情感的萌发形成同构关系，叙事节奏在节庆的热烈中自然加快。

冯娜的诗集《无数灯火选中的夜》中有大量篇目涉及白族节庆民俗的书写。她的诗句“夏天有麂子/冬天有火塘/当地人狩猎、采蜜、种植耐寒的苦荞”，将白族人的日常生活安置在季节的更替与节律之中。在冯娜的笔下，节庆时间不是被单独标出的“特殊时刻”，而是与日常时间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白族人的生命节律。这种处理方式使叙事节奏获得了“呼吸感”，既有节庆的激昂，也有日常的舒缓，张弛有度。

（二）倒叙与插叙：民俗记忆的追溯性叙事

倒叙（analepsis）与插叙是叙事时间调控的重要手段，它们打破线性时间流，将过去的事件引入当下的叙事进程。在白族女性文学的民俗书写中，倒叙与插叙的运用尤为频繁，这并非偶然：民俗本身就是“记忆”的载体，它储存着族群的过去，并在每一次实践中被重新激活。因此，当人物在当下遭遇某种情境时，一段倒叙往往自然浮现，将与之相关的民俗记忆带入叙事。

白族民间叙事长诗传统为这种追溯性叙事提供了丰富的参照。长诗《黄氏女对金刚经》在白族文学史上流传极为广远，其叙事结构大量运用倒叙手法，将人物前世的因缘与今生的遭际交织呈现。白族女性作家在吸收这一叙事传统的同时，赋予倒叙以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当一位白族女性人物在火把节的篝火旁回忆起自己儿时听祖母讲述的本主故事时，这不仅是叙事时间的倒转，更是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被文学化地呈现。

景宜的小说创作中，倒叙与插叙的运用尤为娴熟。她的《古代民歌和十四岁的孩子》《骑鱼的女人》等作品，往往以当下的某个民俗场景——一首民歌的响起、一次祭仪的进行为触发点，通过倒叙将人物的个人史与白族民俗的集体记忆相联结。这种叙事策略使民俗不再仅仅是文本中的“背景知识”，而成为人物生命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物不是“知道”民俗，而是“生活在”民俗之中。

插叙的运用则常常承担着“文化补注”的功能。当叙事推进到某个需要民俗知识才能充分理解的场景时，作家会适时插入一段相对独立的民俗叙述，解释相关习俗的起源、意义与变迁。这种插叙既不妨碍主线叙事的流畅性，又保证了读者对民俗内涵的充分理解，实现了叙事效率与文化深度的平衡。

（三）顺叙与线性时间中的民俗传承叙事

顺叙是叙事最基础的时间组织形式，但“最基础”并不意味着“最简单”。在顺叙的线性时间框架中，民俗往往以“传承”的方式被呈现——祖辈传给父辈，父辈传给子辈，一代又一代，民俗在时间的线性流动中被传递、被转化、被赋予新的意义。

白族女性作家在运用顺叙进行民俗书写时，格外关注“代际差异”这一维度。同样是过一个火把节，祖母、母亲与女儿三代的体验与理解可能截然不同：祖母关注仪式的神圣性，母亲关注家庭的团聚，女儿则可能关注节日的审美与社交功能。顺叙的时间跨度使这种代际差异得以被充分展开，随着叙事时间的推进，读者看到同一民俗在数十年间如何在保留内核的同时不断调整其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

刘永松的《牧鹤的女人》以顺叙为主要叙事框架，讲述了两位白族女性从少女到成年的成长历程。在这一线性时间结构中，白族民俗既作为稳定的文化底色始终存在，又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意义，童年时的民俗是游戏的背景，青春期的民俗是爱情的舞台，成年后的民俗则成为责任与传承的载体。这种顺叙中的民俗书写，使读者能够清晰看到民俗如何在人物生命中发挥持续而动态的影响。

顺叙的运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叙事效果：它赋予白族文化一种“历史感”。当读者跟随叙事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看到同一民俗事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白族文化便不再是静态的“传统”，而是一个始终在生长、在变化、在与现代对话的活的文化系统。

三、叙述者干预：叙述者对民俗世界的意义建构

“叙述者干预”是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指叙述者通过评论、解释、判断等方式介入叙事、影响读者认知的行为。在民俗书写中，叙述者干预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民俗事象往往承载着特定族群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对于外部读者而言，这些知识并非自明的，需要叙述者的阐释与引导。白族女性作家通过三种主要的叙述者干预方式——知识补注、价值判断与事象扩充，完成对民俗世界的意义建构。

（一）民俗知识的叙述者补注

叙述者补注是民俗书写中最常见的干预形式，指叙述者在叙事进程中暂停情节推进，直接向读者解释某一民俗事象的来源、含义与功能。这种干预方式的合理性在于：民俗知识具有高度的文化特殊性，如果不加解释地直接呈现，外部读者可能难以理解其深层意义。

在《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中，景宜的叙述者就频繁采用补注的方式介绍白族民俗。研究者指出，景宜小说中的民俗文化书写体现了“继承与超越”的双重特征——她既忠实于白族民俗的核心内涵，又赋予其新的文学表达。叙述者的补注往往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嵌入叙事：当人物对话中提及某个习俗时，叙述者会以一小段说明性文字解释该习俗的来龙去脉；当场景描写涉及某个仪式时，叙述者会补述该仪式的文化功能。这种补注既保证了叙事的流畅性，又确保了民俗知识的准确传达。

叙述者补注的运用策略在不同作家之间呈现出微妙的差异。有些作家倾向于将补注集中在文本的特定位置（如开篇或章节开头），形成“民俗知识模块”；另一些作家则倾向于将补注打散，均匀分布在叙事进程中，使民俗知识像“背景音乐”一样始终存在。前者适合民俗色彩极浓、需要读者提前建立知识框架的文本，后者则更契合追求叙事流畅性的作品。

（二）叙述者的价值判断与立场表达

如果说知识补注侧重于民俗事实的传递，那么价值判断则涉及叙述者对民俗事象的态度与评价。白族女性作家在民俗书写中并非始终保持价值中立，她们常常通过叙述者的评论，明确表达对某些民俗事象的肯定、质疑或批判。

这种价值判断的干预，尤其集中在对白族传统性别规范的审视上。白族社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性别规范体系，这些规范既有保障族群延续的积极功能，也有限制女性发展的消极面向。白族女性作家作为女性经验的言说主体，对这一问题有着天然的敏感与自觉。

《牧鹤的女人》中，叙述者对“重男轻女”旧观念的批判立场贯穿始终。小说描写大理鹤庆一个小村庄里两个女孩在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压迫下不断抗争的故事，叙述者以明确的同情立场呈现女性人物的处境，并对压抑女性的传统观念进行尖锐批判。这种价值判断的干预，使民俗书写超越了单纯的文化记录功能，成为社会批判与女性觉醒的文学表达。

但值得注意的是，白族女性作家的价值判断并非单一维度的“传统批判”。她们同样能够看到民俗传统中蕴含的女性智慧、女性力量与女性创造力。以白族民间叙事长诗中的“妇女崇拜”现象为例，《青姑娘》《黄氏女对金刚经》《望夫云》等经典长诗均以妇女形象为主体进行叙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白族文化中尊崇女性的传统维度。当代白族女性作家在书写民俗时，既勇于批判传统中压抑女性的部分，也善于发掘传统中尊重女性、赋予女性力量的部分。这种辩证的价值立场，使她们的民俗书写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面貌。

（三）民俗事象的叙事性扩充

叙述者干预的最高形态是对民俗事象本身的“叙事性扩充”。所谓扩充，是指叙述者在保留民俗事象核心要素的前提下，通过想象与创造，赋予其更为丰富的情节、更为深刻的内涵或更为具体的形态。这种干预方式超越了“记录”与“阐释”，进入了“再创造”的领域。

白族作家景宜的小说创作集中体现了这种叙事性扩充。研究者发现，景宜小说中部分人物及主线情节的原型为大理白族神话传说，但她并非简单复述这些传说，而是将神话元素与当代生活经验相融合，创造出既有传统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新的叙事。这种扩充使古老的民俗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也使小说在文化传承与艺术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

叙事性扩充的另一重要形态是对民俗意象的深度开掘。刘永松在《牧鹤的女人》中对“鹤”意象的处理堪称范例。小说从故事中重复出现的“鹤”意象入手，分析白族文化中“鹤”意象内蕴，并逐层分析“鹤”意象在小说中的深层内涵。在白族文化中，“鹤”本就有高洁、长寿、自由的象征意义，但刘永松将其与白族女性的人生命运深度绑定，使“鹤”的意象获得了社会批判与女性觉醒的全新维度。当女性人物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时，“鹤”本身的含义相应地发生变化，这种动态的意象处理，使一个固定的民俗符号获得了叙事性与生长性。

白族民间长诗传统为这种叙事性扩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青姑娘》《黄氏女对金刚经》《鸿雁带书》等作品本身就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被扩充、被改编的产物。当代白族女性作家继承了这一“开放性”的传统，将古老的民俗事象作为创作的起点而非终点，在传承中实现超越，在对话中完成创造。

四、结论

白族女性文学中民俗书写的叙事策略，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与叙述者干预三个维度上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面貌。这些策略不是孤立的技术操作，而是一个有机的叙事系统，共同决定了民俗在文学文本中的存在形态与意义生成方式。

内聚焦视角的日常化呈现与外聚焦视角的客观性保留，分别呼应了民俗作为“活的生活”与“化的传统”的双重属性；多重视角的转换则使民俗认知摆脱单一视角的局限，获得更为辩证与立体的维度。叙事时间的调控，尤其是民俗节庆时间与故事节奏的呼应、倒叙插叙对民俗记忆的激活，使民俗的时间性从“背景”进入“前景”，成为叙事结构的有机构成。叙述者的知识补注、价值判断与事象扩充，则在事实传递、立场表达与意义创造三个层面上，完成了对民俗世界的全面建构。

从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上看，这些叙事策略共同表征了白族女性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文学实践。在文化同质化压力日益加剧的今天，“如何讲述本民族文化”成为一个具有紧迫性的命题。白族女性作家既不是以“文化代言者”的姿态将民俗展示为异域奇观，也不是以“文化守成者”的姿态将民俗固化为博物馆藏品，而是通过自觉的叙事策略，使民俗在文学中获得既有深度又有活力的存在。她们的作品证明：好的民俗书写不是对民俗的“再现”，而是对民俗的“再创造”，是作家以叙事为媒介，与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的深度对话。

这种对话仍在继续。随着更多白族女性作家的涌现与叙事实验的深化，白族女性文学中民俗书写的叙事策略必将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形态。对研究者而言，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叙事学探索，既有助于深化对白族女性文学自身规律的理解，也有助于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思考文学、民俗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联。

参考文献：

1. [1] 苏雄娟. 白族作家景宜小说的民俗文化[J].2019.
2. [2] 荣真. 神话——原型批评视域下白族作家景宜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解读[J]. 大众文艺,2022(07):28-30.
3. [3] 刘永松.牧鹤的女人[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
4. [4] 张永权. 生动呈现白族妇女成长的命运史[N]. 文艺报,2022-11-07(007).
5. [5] 《牧鹤的女人》中“鹤”的意象[N]. 云南日报,2024-07-06.
6. [6] 景宜. 节日与生存[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7. [7] 冯娜. 无数灯火选中的夜[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
8. [8] 白族民间叙事诗《黄氏女》的比较研究[J]. 民族文学研究,1993(03).
9. [9] 董秀团. 白族民间文学的多元混融特质及对边疆民族文学发展的启示[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11(03):108-115.
10. [10] 拍热扎提·阿不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N]. 新疆日报(汉),2024-12-05(001).
11. [11] 大理市周城村白族本主节田野调查[R]. 中国社会学网,2011.
12. [12] 罗芳.论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叙事特征——以董秀英、黄雁、景宜为例[J].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24(02):4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