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聊斋志异》其作者蒲松龄生活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并深入骨髓的时代。同其他读书人一般，一生中都致力于科举，深谙孔孟思想，后因仅考中秀才，长期在乡村做私塾先生。在面对科举制度和社会不公的压迫，以及怀才不遇的心境时，蒲松龄借助乡村多种民俗信仰、宗教信仰以及多神崇拜的氛围，以幽冥狐鬼来纾解心中愤懑和隐射批判社会乱象。蒲松龄终其一生都未脱离儒家的精神轨道，做私塾先生数十年期间仍以儒家经典授业，即便是科举失意，依旧以儒家“为政”理想为己任，不断教化世人，因此儒家思想是他理解世界，批判人事，寄托理想的根本框架。

一、儒家伦理纲常的延续

蒲松龄十分推崇儒家的仁孝思想，在生活中也亲身做到孝悌仁义，孝敬父母，谦和兄长的模范，因此在他的故事里穿插着许多关于仁义孝悌的情节、至孝感天的故事。

“百善孝为先”，孝道为百行之首。首篇《考城隍》中的秀才宋焘在考中河南地区的城隍时，第一时间祈求先在老母亲身边尽孝，待送走母亲之后再就任城隍一职。《席方平》是尽孝篇章中的代表作，本篇描述了席方平为父申冤，勇闯地狱，不畏酷刑，其孝心与刚烈终究惊动神明二郎神，昭雪冤屈。《耿十八》中写道，耿十八死后因为担心家中老母无人照顾，牵挂不已，受东海匠人点拨死而复生，继续在母亲膝下尽孝。《陈锡九》一篇是“善莫大于孝”的典型。陈锡九家道中落，父亲被害，岳父悔婚，逼女改嫁，其女违抗父命誓不改嫁。在这种种打击之下，陈锡九乞食千里寻父遗骨，最终“孝行已达天帝”获得黄金万两，家道复兴。

《阎罗宴》中的邵生由于恭谨孝顺得到了阎罗的回报。《水灾》中的孝子在面对水灾时优先救助老母，孝感动天，在面对地震时“城郭尽墟，仅存一屋，则孝子某家也。”《孝子》中蒲松龄虽然批判了周顺亭割骨疗亲“愚孝”的行为，但并没有否认“孝”本身的内核，而是想通过这篇文章传达他要承担宣传教化正确儒家伦理观念的理想。

“不孝有三，无后乃大”。儒家传宗接代的观念在蒲松龄的多篇文章中直接或间接地展现出来。《段氏》中的段氏临死之前对女性晚辈留下嘱咐“汝等志之：如三十不育，便当典质钗珥，为婿纳妾。无子之情状实难堪也！”此篇描述了无子嗣引发的家族危机。段瑞环老年无子，诸侄争相觊觎财产，夫妻备受欺凌。之后得妾室生子，血脉得以延续，家族纷争才得以平息。该片深刻展示了封建宗法制度下“有子则安，无子则危”的伦理困境。不仅如此，在蒲松龄笔下，儒家宗嗣理想甚至延伸到了冥界。在《土偶》一文中，王氏夫死，冥司念其苦守贞洁，遣其夫鬼魂还阳与其生子，以此传宗接代。

关于冥间延续香火的还有《湘裙》一文，晏仲恍惚中步入阴间，遇见其兄晏伯，早早死亡而且在人间没有后嗣的哥哥晏伯在阴间得以买妾生子，延续血脉。此篇同样描绘了兄弟之间无法割舍的友爱情谊，子嗣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中，不仅仅代表了传宗接代，同时也暗含了财产继承和分配问题。晏伯无子，家产应当全部由晏仲继承，然而晏仲却自愿为哥哥晏伯立嗣，放弃全部财产继承权，是极为难得的兄友弟恭的表现。

对于兄弟之间相互友善与爱护的情感，蒲松龄在《张诚》篇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彰显了张诚、张讷、张别驾三兄弟之间难以割舍的兄弟情义。张讷被后母虐待也未对张诚心生怨怼，依旧关爱张诚，张诚体谅兄长的不易，偷偷帮助张讷砍柴。而在张诚被老虎叼走，父母都以为张诚死去后，张讷依旧不放弃，四处寻找张诚，最终不仅找到了张诚，还找到了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及兄长张别驾，一家人从此团聚。

在夫妻关系伦理方面，蒲松龄刻画了许多强调忠诚和坚贞不渝的夫妻之情。《瑞云》中名妓瑞云貌美冠绝，选中了家境清贫却才华出众的贺生，贺生同样为其倾心，但奈何过于贫困无法为其赎身。后来瑞云碰到一个奇怪的秀才，那秀才伸出一指按在瑞云额头，口中道“可惜”，在这之后瑞云容颜骤衰，身价顿跌，被逐出教坊，沦为后厨佣妇；书生贺生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嫌弃其相貌丑陋，而是卖掉全部田地财产将瑞云买回家，二人结为夫妇；瑞云感其深情，进门后不敢以妻子的身份自居，只愿意做个小妾，而将妻子的位置留给别人。贺生却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二人相守如初，不以荣辱易心。《鸦头》中的狐女鸦头误入妓院却洁身自好誓不接客。在遇到憨厚老实的王文之后，二人一见钟情毅然私奔。两人在汉江口开了个小饭馆相守度日，后来鸦头被抓走，王文“誓不再娶”，苦苦寻找鸦头。直到十余年后，儿子王孜长大成人射死恶人救出母亲，这对被迫分离十几年却始终彼此守候的夫妻终于得以团聚。在所有描写夫妻忠贞不渝的篇章中，蒲松龄以“一日夫妻，百日恩义”作为夫妻伦理的第一要义，又以“人生所重者知己”将“恩义”提升到了精神层面的共鸣与相知。

除了与父母子女与夫妻之间的情感之外，蒲松龄还描绘了朋友之间可歌可泣的情义。如《田七郎》中的猎户田七郎为报武承休知遇之恩，帮武承休手刃仇人，最终以死相报，践行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信义。而蒲松龄也在结尾处说道“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朋友不仅仅指田七郎与武承休的同性情义，异性之间也有感人至深的知己之义。《娇娜》讲述了一段超越世俗男女之情的知己故事。书生孔雪笠与皇甫公子结下深厚情谊，后来孔生胸口生疮，公子表妹娇娜前来医治。后来皇甫一家遇到雷霆劫难，孔生持剑守护。当娇娜被抓走时不顾自身安危击退鬼物，自己却遭雷击身亡。娇娜为救孔生，不顾“男女授受不亲”，吐出修炼的珍贵“红丸”渡入孔生口中将其救活。孔生与娇娜的感情超越了占有和普通的爱慕之情，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契合。《红玉》展现了狐妖红玉的侠义之情。红玉最初与冯生私定终身，但是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二人无法结成连理。于是红玉将两人之间的私情转化为君子之义，主动帮助冯生物色佳偶，并赠与白银四十两帮助冯生娶妻。在冯生遭遇变故，父亲妻子皆含冤而死，儿子失踪后，红玉化身“虬髯豪客”，替天行道，诛杀冯生仇敌，并帮助冯生抚养孩子。在冯生历经磨难洗清冤屈之后，又带着孩子归来帮助冯生重振家业。以上故事中的情义早已超越世俗名分，升华为一种纯粹而永恒的精神共振。这种精神共振，在蒲松龄笔下并非孤例，而是贯穿在整部作品中的情感暗线。

二、仁政理想与吏治批判

对于儒家道德伦理的倡导和赞扬中，也寄托了蒲松龄对于理想中的士人人格。在当时残酷的专制制度压迫之下，蒲松龄仍旧追求儒家的“仁政”，反对统治阶级的昏庸弊政，提倡“学而优则仕”，抒发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各种积极入世的科举文人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也借此揭露贪官污吏、腐朽官场等社会现象，抒发胸中对不平事的愤懑。

《聊斋志异》的许多篇幅和情节都表现了蒲松龄对于科举的痴迷与执着。以及蒲松龄对“怀才不遇”者的深切同情和背后的儒家入世理想。在《叶生》中，蒲松龄塑造了一个死后化为魂灵仍不舍功名追求的书生形象，这实际上是他对自身的写照。《褚生》中的褚生实际上是鬼魂，但是坚持求学不辍，最终成功参加科举中第。《于去恶》则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阴间科举体系。于去恶在阳间屡试不第，却在阴间参加考试并获得了功名。《王子安》中生动的刻画了举子在等待放榜期间的焦虑之情，对功名的渴望已经深入骨髓。

《聊斋志异》中绝大多数读书人都热衷于应举，他深知功名非为私欲，而是士人践仁履义的必由之路，因此他对这一态度本身是基于充分理解和肯定的。但是并非是自身执着便能成功，蒲松龄在表达对科举理想的追逐时，也描绘了科举积弊的黑暗现实。蒲松龄对科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试官的无能与腐败，科场不公的揭露，八股取士对人士的摧残。

在《司文郎》中，盲僧以鼻嗅文便能断定文章高下，辛辣讽刺了考官“目不能识文”的昏聩无能，以及科举制度下“文章优劣与功名得失无关”的残酷现实。《贾奉雉》中的才子贾奉雉因不满于科举制度的颠倒黑白，愤懑出家，经历种种磨难最终与妻子一同挣脱枷锁，开启逍遥仙途。蒲松龄在嬉笑怒骂中揭示了科举对文化和文人的戕害。《三生》篇通过兴于唐“三世不解”的怨毒，影射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考官昏聩无能的社会积弊。篇章中的地方长官参与科举考试的评判工作却“不识文”，导致许多名士因考试不中郁闷而死。蒲松龄在文章中借“三世轮回”不仅告诫世人不可为恶，同时也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

蒲松龄如此执着科举入世，也是为了践行儒家的“仁政”理念，然而现实却非如此。《梦狼》篇中，蒲松龄以“官化为虎”“吏化为狼”的笔法，将官吏比作吃人的猛兽，揭露了当时部分官员鱼肉百姓，贪婪凶残的吃人本质。同时借贪官白甲之口，指出了官吏贪腐背后的心理状态“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最后通过“善恶有报”的观念传递了作者对于正义的渴望，给予后世警告。在这篇故事之后，蒲松龄增加了一则“附则”，记录了邹平县李匡九和县令扬大人的案例，说明了即使官员不贪婪，但是其手下的差役也像饿狼一样对百姓敲诈勒。进一步强调在那个时代，整个官僚体系，从上至下腐败现象普遍，权利缺乏有效监督，百姓生活福祉无人问津。

《红玉》中的冯相如被恶霸乡绅打残，父亲去世，妻子被抢，去衙门告状，层层伸冤，然而都没有结果“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之后又被冤枉入狱，多次遭受严刑逼供。《席方平》中蒲松龄更是以阴司比喻阳世，借魂魄告状之奇诡，描述了吏治之腐朽。席方平之父被冤害，他魂赴冥府申冤，却见阴司官吏与阳世无异，阴间城隍、郡司、冥王层层受贿，互相推诿责任，甚至酷刑逼迫席方平。然而席方平不屈不挠，最终上诉至二郎神座前，得神明相助才沉冤昭雪。《促织》则更有趣味，用“蟋蟀”讲述了背后“官贪吏虐”的残酷现实。皇帝痴迷蟋蟀，各级官吏层层摊派，压榨百姓。读书人成名之子因不慎弄死蟋蟀，自杀未遂后魂魄化为蟋蟀，战无不胜，成为皇帝心头之好。一纸征役令，最终令稚子化虫，孩子的命家竟然比不上一只虫子的命。而那些官吏权贵并非在征虫，而是在征百姓的命。

蒲松龄借这些荒诞叙事，揭露了黑暗如墨的官场，官官相护、上下勾连已成痼疾，盛世的表皮下肌理早已溃烂。因此蒲松龄塑造了一系列正面人物，急切的希望为官者能够仁爱为民。

在《胭脂》一文中，蒲松龄表达了对清官的呼唤之情。清官施愚山通过智慧与细心，明察秋毫，平反冤案。没有因秀才宿介不端正的品行而妄下判断，凭借自身智慧在错综复杂，多线交织的疑案中抽丝剥茧，成功抓捕真凶。在这期间，即使一开始是产生了误判，也并非因为县官贪赃枉法，昏庸腐败，而是因为案情复杂“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整章篇幅都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为官清廉”的政治理想。蒲松龄也在文中对施愚山大加赞赏，称他为“真宣圣之护法”，爱才公正，可以说是至圣文宣王的护法神。

《折狱》中的费祎祉亦是如此。蒲松龄通过讲述两则公案，凸显了费祎祉的仁爱之心及勤政爱民的优秀品德。赞叹费祎祉仁爱又有智慧，讽刺某些官吏“堂上肉鼓吹，宣阗旁午，遂嚬蹙曰：‘我劳心民事也。’云板三敲，则声色并进，难决之词，不复置念，耑待升堂时，祸桑树以烹老龟耳。”断案人不是对案件默然不顾，就是抓数十人用刑逼供，胡乱判案，既无智慧又无仁爱。

三、狐鬼形象中的理想人格投射

蒲松龄使用大量狐鬼仙妖的角色来承担儒家的理想人格。当现实社会无法为这些理想人格提供生存的土壤时，便把这些理想放在了异类的世界。首先是对于“学而优则仕”的人格追求。《叶生》《储生》《于去恶》等故事中都塑造了为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进取精神，“死而不已”的书生形象。生前无法实现的科举，死后仍旧坚持求学。

其次是对理想女性的塑造，将狐鬼等异类形象塑造成儒家美德的化身。如《红玉》中的狐女红玉助夫挣业、抚养子嗣、不争名分；《辛十四娘》中的狐女勤俭持家、规劝丈夫、未雨绸缪。这些角色身上的品质都是儒家“贤内助”的最高标准。此外《婴宁》篇天真烂漫、爱笑成痴完全不守闺秀规矩的婴宁又体现了不受礼法约束的自由精神。

再者是对异类中符合儒家理想道德的角色塑造。《红玉》中的狐妖红玉，拥有一颗炽热而坚定的赤子之心以及坚贞正义的君子之德。耿直刚正的冯翁，因为礼教拒斥红玉，间接导致家族后继无人。飞黄腾达的宋御史则是草菅人命的“真禽兽”。相比之下，红玉作为“异类”，却成了最具有人情味和最完美的道德担当，她匡扶正义，又极具情义，和污浊的人类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是对清官与能吏的刻画，将儒家“为政以德”“清正廉明”的仁政理念投射到阴间去，靠神明来惩恶扬善，维持公平正义。《席方平》中的二郎神明察秋毫，惩办枉法官吏，《公孙夏》中查处腐败毫不手软的关帝，都是是蒲松龄仁政理想的幽冥寄托。

儒家的理想化人格在蒲松龄笔下由人间转移到阴间、人类转移到异类、富贵转移到底层、现实转移到梦境，他不仅仅是写鬼写妖，更是在用异界的善来折射人间的恶，用想象中的美来补偿现实的残缺。

四、结语

《聊斋志异》以谈狐说鬼之笔，寄寓了蒲松龄一生的孤愤和理想。《聊斋志异》中的儒家思想并非正统观念的简单复现，而是呈现出“尊崇与批判”两种结构。蒲松龄既以儒家伦理为价值评判标准，又在科举吏治等具体问题上表现出对儒家理想与现实巨大落差的深切忧愤。这种矛盾的张力非但没有消解小说的儒家底色，反而使其思想内涵更加深邃，情绪更加生动。同时蒲松龄将儒家思想从庙堂话语转化为民间叙事，而狐鬼妖精的奇幻想象又为儒家思想的展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当儒家理想在现实人间无法安放时，蒲松龄将其迁移到了幽冥世界。以上种种结合都更好的服务于孤愤情怀的抒发与现实社会各维度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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